索　穷

历算学家贡嘎仁增已经年近七旬，每天还步履蹒跚地到藏医院历算研究所上班。他现在的工作主要是指导历算所的历本编纂，还包括免费为来自农牧区的历法学徒讲课，对来自西藏各地的客户提供历算服务，他的办公桌上永远摆放着版本不同的多种历书以便于随时翻阅、查找。他也是这些西藏畅销书的主要作者之一。

新的藏文历书上市了。

2009年2月1日，街市上的行人多是“猫农闲”的乡下人。我在西藏的民营书店“古修那”看到20分钟时间一共卖出3本历书，有一个叫边巴次仁的买主，来自羊卓牧区，他是和儿子一起搭伴来的。边巴次仁身上挂着一件藏式毛毯，打算出售，他手里还托着一个木制的糌粑碗和一对老式的旧耳环。边巴次仁说自己没有什么文化，但“马马虎虎”能看懂历书，“如果有的地方看不明白，请村上识字的人帮我看”，买历书是他年底的一项习惯性消费，“只要看到就买”，差不多等同于生活用品。另一个买主是当雄的母女俩和一个九岁大的男孩，我问家里谁会看历书，老妇人指了指男孩：“他”。听到奶奶的话，拖着鼻涕的男孩点头表示肯定。对一个九岁的孩子会看历书的说法我将信将疑，但也由此可推断西藏历书在民间的普及性和广泛的使用。

西藏人的宇宙观和历书的“同源特征”

历书是藏民族宇宙观的一个缩影。

贡嘎仁增说，西藏历史上关于宇宙和人类起源的神话和传说是很多的，在《郎氏家族史》记载：“五大(地、水、火、风、空)之精华形成一枚大卵，卵的外壳生成天界的白色石崖，卵中的蛋青旋转变为白海螺，卵液产生出六道有情。卵液又凝结成十八份，即十八枚卵，其中品者系色如海螺的白卵……”，它的基本原理是宇宙万物起源于“空”，后来发生变化，产生了轻而震荡的“气流”

(即风)；又由轻而震荡的“气流”产生“火”，火为热性；风与火触动产生“微尘”；此微尘慢慢增大，并在“火”的作用下，冷热不均，变冷的出现湿润，由湿润产生“水”；风、火、水3种物质互相接触，微尘逐渐下降凝结为“土”。藏传时轮历的“四轮伞动说”认为：天穹像一把大伞，它被风力推动不停地右旋，即顺时针方向旋转。其中央最高处与须弥山顶相接，四周渐低，最低处与马首火山的顶端相接，高75000由旬。伞面是凹凸不平的。12宫犹如伞的12条肋骨，27宿则如镶嵌在伞面上的宝石，其位置是固定不变的，只是被伞转动右旋，每昼夜1周。这种旋转运动是极为显而易见的，三月叫做“显见行”或“风行”，这就是现代天文学上常说的“周日视运动”。

贡嘎仁增进一步解释：“我们西藏的天文历算，就是通过对宇宙中星体的运转以及对季节变化的各种数据进行计算，分判一岁中的年月日时，预推各种星体的位置来了解事物的善恶，帮助群众在生活中避恶扬善的一门独特的学科。”它总结了上观天文，下查地理的各种经验，是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与自然进行交流的智慧结晶。

早期的西藏历法源于古老的物候历，这从流传在西藏民间的天文谚语中可以窥见一斑。例如，藏族古老的谚语说：

观察禽鸟和植物是珞门法，

观察星与风雪是羌塘法，

观察日月运行是苯象法，

观察山湖牲畜是岗卓法。

从上述的四句谚语中可以了解到人们是根据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认识观测物候的——“珞巴族、门巴族地区”在西藏的东南脚下，气候温暖、湿润，能生长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季雨林，农作物可以一年两三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善于观察一年中禽鸟的去来和植物的生长；“羌塘”在西藏高原的北部牧区，多风雪、海拔高、空气稀薄，在空旷的牧场上夜间易于用肉眼观察各种星宿，那里的牧民善于用星光和云团掌握近期的天气变化情况。等等。藏族古代就发明了许多气象预测方法，如通过观察植物、动物、河水、星体、冰床、云的颜色和形状、风的方向等来判断气象变化；通过对狐日、鸟日、正日等期间天气状况的观察和分析，结合狮座图、乌龟图以及五星运动值等预测来年天气状况，诸如有无雪灾、冰雹、霜露、旱涝及地震等自然灾害。又根据野鸭、杜鹃鸟、燕子等候鸟的季节性活动时间来安排西藏各地的早、中、晚播等农事事宜等等。这种方法至今仍然广泛使用于广大的农村牧区，在民间有非常深厚的基础。贡嘎仁增介绍，以前，船夫能从船桨头摇起的水涡上寒气的大小判断天气的冷暖，牧民“冬宰”时能从牛羊血液在手腕上凝结的时间来判断气温的瞬间变化，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气象知识。当时的西藏历法是以日月的运行周期为基础，通过观察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以各种物候为参照物，在生产和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也是藏历中最具有本民族成分的部分，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其动物部分中有水鸥至、燕子归、马熊产仔、食骨雕筑巢、雪猪眠毕等内容；在植物部分中有桃树花开、草子初结、草山转色、树胶放出等内容。与植物的季节相应的还有采药的季节等。在物候观测的结果上逐渐形成天文历书。

13世纪，西藏的第一本历书问世，名为《萨迦历书》。此历书的内容包括了气候、季节变化以及各种事态善恶的日期等等，为农牧民的生活、生产和出行活动，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而且，西藏历书来自汉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文化同源的特征比较明显”，这是收藏家黄敏的看法。特别是1916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拉萨创立了医算院(即“门孜康”)，颁布了以《敏林历书》为蓝本的《门孜康历书》，就再不允许敏竹林寺擅自发行自己的历书，他们每年只能制作三本历书，一本奉送给噶厦政府，一本交到拉萨门孜康，一本则自己留底，在拉萨的一些藏族人家里还能找到个别的敏林历本。西藏历书收藏者黄敏认为这是西藏历书与中国古代历书同源的一个证明：因为在中国古代“编制(历书)时分御览本和颁行本两种，孟冬之朔(农历十月初一)，钦天监将时宪书的御览本及刷印的颁行本进呈皇帝、后妃，同时将刷印本颁发各衙门。因需求量大，所以直隶、盛京、吉林、黑龙江及蒙回各旗，由钦天监颁发，其余各省自行印刷，颁发各府州县。由此分出，时宪书的御览本为正本，颁行本为其副本。而各省自行印刷颁发的可以说副本中的副本”。她还介绍说，在古代，历代封建王朝都设有专掌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历法的官职。秦、汉朝时设太史令执掌天象历法，唐代时则设太史局，后又改名司天台，宋、元两朝时有司天监，到了明、清两代改名为钦天监，设有监正、监副等官职。许多勤政的皇帝，在岁末都将历书给朝廷大臣各送一份，以示恩泽。因为历书是皇帝所送，故此叫它做“皇历”。历文中说：“钦天监奏准印造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历日印信，即同私历。”可见古代关于历书的法律相当严厉，民间如私造历书，即有被杀头的危险。西藏历书从内容到形式，体现了与中原文化的渊源关系，这一点在《舂牛图》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我们在藏医院资料室看到一本1923年的门孜康历书，上面的芒神画得跟内地水乡牛背上的牧童

一模一样，图上的几龙治水几牛耕地均来自汉历，只是芒神改为藏族的形象而已。生活中的历算学

“西藏人的生活处处离不开历算，我每天都看历书，它是我出门的‘拐杖”。说话的是德庆卓噶老人。

民俗学者德庆卓噶西藏人对天文现象的观察历史悠久，在农村、牧区，很多人会辨识星体，并用朴素的天文知识安排一年四季的劳作时间。譬如，有一首歌谣唱道：

姑娘的命运，

像昂宿星星；

升落辟天空，

无人感谢我。

昂，二十八宿之一，它从升起方位运行到降落方位，好像将天空对辟两半，是极度夸张的修饰词，其意即妇女从早到晚不停地劳动。

但从中可以看出普通百姓对宇宙星空的了解程度。

2009年3月15日是拉萨市城关区冲堆村一年一度的春耕节，主持仪式的副村长尼顿介绍：“今年(土牛年)的历书上分别写着卫藏地区宜于早播、中播、晚播的时间，并且建议要选一个属相是土兔年(11岁)或火土年(23)、铁鸡年(24)，无分男女，父母双全、身体健康、姓名吉祥的青年为舂播撒种”，他指着一个面带羞涩、身着盛装的漂亮姑娘：“她就是今天的主角了!”

贡嘎仁增先生说：“中国是农业国度，务农不可误了节气，错过节气播种轻则减产，重则颗粒无收。藏历历书在西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方面也起着一定的指导和参考作用。”农业方面，它给农民提供了当年的雨水、霜露、干湿、地力肥瘦、早中晚播时间以及风、雪、雹等方面的气象预报，成为他们生活的良师益友。牧业方面，它给牧民群众提供了当年的牧草长势情况，风灾、雪灾方面的预报以及各种节气、宗教民俗节日的具体时间等，甚至还有牧民迁场时间，骡马驯化时间等方面的具体服务，深受牧民朋友的欢迎。

然而在过去，历算科学并没有普及到广大的农村牧区，虽然那里的需求最大。由于历书发行有限，有文化的农民又不多，所以，藏文历书并没有走到生产生活第一线。只是偶尔敏林寺的医算喇嘛路过农村时，村里的长老会捧上哈达和供奉，向喇嘛们小心咨询“今年的‘窍藏(意为吉祥方，藏俗所说万事如意的吉利方位)在何方?年景如何?雨水多吗?”如果得到简单的解答，就很满足，不敢有更多的奢望。

为了让农牧民更容易地接受历书，人们可是想了很多办法。过去，拉萨八廓街的露天书摊上很少见到当年的历书。传说八廓一带有这样的习俗，每当新年的历书出来后，门孜康的一位喇嘛就把《春牛芒神图》画在一张大纸上，挂到八廓街上的人行道上(有人说是大昭寺的过道里)，对着图画，用诗一样的语言给街头的行人讲解来年的天气形势和农事方面的寓意，听的人总是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满满的，这曾是拉萨一般老百姓(特别是农牧民)了解历书内容的主要机会。图画中的主角是一位牵着黄牛的牛倌(芒神)，身后有农田、房屋，天上有云团、飞龙，远处有山梁、树木。画中人物的穿着、打扮、性别、年龄和黄牛走路的姿式、颜色、形态等每年都各不相同，是按照预先得出的天文观测结果而绘就的，象征着来年的天气形势。绿色的牛头，说明春天要刮大风；黄色的四肢，表示山谷、低洼地里今年的收成不错；蓝色的腹腔，预示着雨水丰盈、涝害多。对着历书，他们还能朗朗上口地念出诗一样的句子来——“牛王皮毛呈红色，青稞晚熟产量减，雷电雨水冰雹来”，“(牛倌)单穿左边靴，右脚靴子挂腰间，妇女忙来男儿闲”；“牛倌走在牛王前，庄稼早熟利于畜”，“牛王张嘴往前跑，人口兴旺乳品多”等等。

另外，在日常生活中，婚丧嫁娶、送往迎来都用得着历书。在西藏城乡一些地方，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凡事都忌讳“恶毒”日，尤其是办大事，更加要回避自己的“凶曜”，如果自己不知道何日是自己的凶曜，就要向懂历书的人问清楚再行事。另外，人们忌讳在“不吉祥”的年月日时结婚、建房。如果事情特殊，无法回避，便要举办消障除灾的宗教仪式。事实上，一部完整的西藏历书除了授时、测定方位、气象服务等内容，还应该包括五行、七曜、九宫、十二生肖、二十四节气、六十胜周、春牛芒神、韵律占、身命气运、堪舆风水、合婚五行、生死卜算等内容。

“择日”作为流行中国民间社会的一种重要数术，对民间社会生活起着强势的范导作用，在传统文化气息浓郁的拉萨更是如此。拉萨人无论是乔迁、动土、结婚、送葬、出行都要向历算师要个结果。因此，贡嘎仁增老人除了上班、带课，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接待这样的“顾客”。他有时候实在忙不过来，就把“单子”拿回家里，晚上把算出的结果写在纸上，让他们第二天排队领取。

历算科学的现在式

关于历书的科学性，争论了很多年。但把它的原理用通俗的语言讲述出来又比较难，贡嘎仁增说他在晚年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历书通俗化，让更多的人读起来不费劲，同时又能经得起生产实践的考验。

因此，很多年来，贡嘎仁增先生致力于天文历书“科学性”的研究工作，他个人最重要的论文也是关于这方面的。

贡嘎仁增认为，首先，藏医与天文历算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其次，藏医与历算有着相同的理论基础。例如五行学说的提出，五行学说是藏医历算理论的基础，是藏医与历算的总体性理论，藏医与历算是西藏传统文化中的一对“孪生姐妹”。

根据西藏自治区气象局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黄晓清介绍，2008年前，西藏气象台每年3月和9月各举行一次长期趋势预测会商，都会邀请西藏藏医院历算所的专家和有关方面人员参加，3月份的会商以汛期预报为主，9月份的会商以雪情预报为主，“在这两个会议我们多要听取传统天文历算专家的意见。我们气象台方面主要根据大气的环流变化和相关的观测数据给出我们的结论。藏医院天文历算所的专家是按照他们传统的办法，得出他们的意见，定性不定量。从我的经验看，我们两家虽然各自的方法不同，在某些时段上偶尔会有误差，但在大的趋势上是比较一致的。天文历算它有经验的成分，也有科学的运算，那么我们气象台的预报特别是在做中长期趋势时也不仅仅局限于可预见的，也要参考四十年来积累的气象数据。应该说经验也是天气预报准确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像一个从医几十年的医生凭经验就能判断一个病人的大概病情一样，一个优秀的预报员，经过长期的磨炼和积累，他们的经验在预报中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共同的东西更多，互相学习、借鉴和合作的空间是很大的”。有时，自治区有关方面也会组织气象局和历算所的专家参加政府的气象会商会议，共同分析一段时间的气象形势，不管意见是否相同，都会得到相同的重视。假如说有什么不同，历算所的东西可能范围更广，说的更“大”，更具象，更注意关注动植物生长的细微变化所带来的信息，而气象台的预报则更量化，更具体，也可能更理性一些，仅此而已，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比外界想象的还要融洽。现在，贡嘎仁增的儿子、拉萨市气象台的晋美正在从事相关领域的实践探索。1996年预报科成立时他被派到藏医院进修

藏族历算，把每年的长期预报送交市气象台作参考，寻找现代科学和传统历算的合作之道。活着的历书

在门孜康创办初期，历书的发行量从2000册到5000册不等，有的分送给各宗，有的出售给群众，如今能找到的很少。1959年以后还出过一阵方形的历书，里面有毛主席的语录，如果从收藏角度讲应该是别具价值。

20世纪初期，西藏社会还流行一种“印度历书”，是一个叫达然瓦的印度人从印度编制发行的，他的祖籍应该是西藏阿里库奴地方，有藏族血统。

这以后，著名藏医历书大师钦饶罗布和他的徒弟、现代藏医学学科带头人强巴赤烈先生对藏族天文历算学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钦饶罗布大师发表了《历算类别要义》、《汉地历算缩论》等著作，他培养的弟子有尼木吉杰寺的历算师洛桑克觉、山南达杰林寺的历算师强巴曲扎、贡嘎曲德寺的历算师楚噶曲觉等。强巴赤烈先生在60多年的从医生涯中主编《西藏天文算学总汇》，全书五卷约有600万字，被列为国家“八五”重点图书。他修订的《时轮历精要》，将罗盘应用于日月食月报，在培养历算人才等方面均有突出贡献。

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门孜康历书》从1967年起停止发行达7年。当1974年《门孜康历书》恢复发行时，它的名字被后来的收藏家称为——“文革”历书。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属于传统文化范畴的西藏历书突然遭遇“四旧”、“封建”之嫌当然不奇怪。其中的个别内容在当时的背景下确实难逃这样的指摘。总之，从1967年到1973年，西藏历书停止发行，沉寂达7年之久。

1973年，自治区召开“四干会议”，很多来自一线的基层干部有机会发表意见，他们代表农民向自治区革委会反映了许多农村的情况，其中就说到由于传统历书停止发行，给农牧业生产带来的不便。结果是会议决定恢复发行传统的藏历历书，通过新华书店系统保本销售。

但是，当新的历书摆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很多人还是觉得出乎意料。首先，新历书的内容有很大的变化，增加了西藏历书中从未有过的一些新内容，包括把毛泽东语录用大号加粗字印在扉页，将《东方红》、《国际歌》等“流行歌”连谱带词登在书中，农牧业生产情形搬上封面，等等。而且，开本一改沿袭上百年的长条状(或经函式)弄成时新的立方体，装帧、设计脱胎换骨。80年代以后还出过长方形的历书，但由于在语言、叙述等方面做了通俗化、口语化的处理，文化水平不商的一般老百姓反而觉得当时的历书“好看”、“易懂”。

1927年的门孜康历书为62页，而藏历第十七饶迥火猪年(2007年)的历书则扩展到195页，时间相隔80年，历书内容多增100多页。我们看到增加的内容包括“逐日细说”、“藏历、公历对照表”等实用知识，还将很多一般人比较难理解的韵文体内容转写为散文体，方便读者阅读。

历算学者贡嘎仁增说，首先，旧历书和新历书的读者对象就不一样。过去，门孜康历书印制5000册，到了寺院和贵族手中，可他们不放牧，不耕作，总之，我们的历书无法做到为生产一线的农牧民服务。“但是现在不一样，不但西藏农牧民的文化水平空前提高，精神生活需求日增，我们的发行渠道也畅通了。我记得1984年的历书印制30万册，1985年出了20万册，以后虽然有所减少，但始终保持在20万册上下，仍供不应求。这说明我们的服务对象在扩大，农牧民群众对我们很信任。”

西藏的天文历算工作者一方面努力贴近时代，扩充历书的内容，争取满足群众在天文、历算方面的新需要；另一方面，努力探索西藏天文历算的科学性，提高气象预报的准确度和可信性，每年组织天文历算专家到农村牧区，听取群众的反馈意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自然界学习，使西藏历书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更好地为西藏人民服务。

贡嘎仁增感叹，过去我们受条件限制，所谓“拳头长，袖口短”，想做什么事情使不出劲，现在，国家重视天文历算学的发展，我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可以说几百年来现在是西藏天文历算事业发展最好的时期，日益受到重视的历书工作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缩影。

1991年，西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刚祖编写了一本《怎样看藏历》，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并且在后来多次再版，总印量达到40000册，创造了本版图书的发行之最。为什么一本科普图书如此受到读者的欢迎?刚祖认为这和藏历历书的一些基本特点是分不开的。首先，西藏历书在农牧区非常受欢迎，个别农村地区甚至达到户均一册的程度，农牧民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历书的内容，它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其次，长期以来藏历知识为很少部分人掌握，藏文历算著作的传统写法是一种口诀式的，其目的是便于背诵、记忆，由于每节的音节数目必须相同，难免有缩减之处，其中又夹有大量的代用的词藻、异名，因而难于理解。如果不经过老师的口头讲授，再经过自己的实践，即便是藏文水平较高的人，也很难入门，对一般人的理解带来很大的困难。希望自己能看懂历书，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有这么一本书他们就能方便地看懂历书了。农牧民对气象历书是有依赖性的，在农牧区“罗陀”——历书被习惯性地读作“列陀”——“列”是劳作的意思，“陀”是指记录，被当作生产指南来使用，贡嘎仁增还特别提到，有关西藏天文历算学的古籍资料非常丰富，但其中很多都流散于民间各地，虽然对这些珍贵的资料进行及时的搜集和整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从2006年到现在为止，西藏天文历算研究所利用政府下拨的支持经费完成了对布达拉宫等地收藏的约十二万页历算古籍资料的扫描工作，“迄今为止搜集到的藏族古代历算资料数量非常惊人，绝大部分都是手抄本，很多是孤本和善本”，抢救和出版这批书是迫在眉睫的任务，整理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之中。

在现代天文气象科学日新月异和广泛普及的今天，“西藏传统天文历算与现代科学相得益彰，此项工作的开展对西藏天文历算学的保护和继承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藏族传统科技的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中国天文学和历法史学的研究等各个领域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西藏天文历算学领域则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对国内外天文历算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是一部案头必备的书籍，具有重要的研究、参考和珍藏价值，对藏历气象历书更好地为人民生活服务、更准确地指导农牧业生产将起到促进作用。”贡嘎仁增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