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名潮大多伴随政治动荡 花销大迫使人们态度谨慎

本报驻英国、俄罗斯特约记者 纪双城 李亚龙 本报特约记者 郑润宇 金丰

就像中国人这些年兴起改名字一样，不少城市也希望通过更改城市名字来重新包装自己。近几十年来，世界上有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因政局变化带来的改名潮，有印度为“去英国殖民化”而出现的改名潮，也有韩国那样为方便“老百姓给看世界杯的外国人指路”而改名的现象。有些城市通过改名适应了政局变化，有的扩大了知名度，还有的认为“洗刷了被殖民的耻辱”，但是也有一些城市并没有从改名中得到明显好处。伦敦大学东亚学院中国文化研究学者詹尼·佩林说，像中国这样处于政治稳定时期，一些城市为了经济发展和提高知名度或者只是为了想要个好听的名字而改名的现象，在其他国家还不多见。

老外不赞成石家庄改名

在英国人出版的历史书或纪录片中，能够看到介绍北平改名为北京的讲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一些城市名称经历过几次改名潮流：建国初期，分别与朝鲜和越南相邻的安东和镇南关改名丹东与友谊关，从中体现出中国的睦邻友好；“文革”时期，一些县、乡镇和街道也掀起过改名潮，但在“文革”结束后大多被纠正回来；改革开放后，一批具有旅游资源和文化遗产的城市又掀起了改名潮。韩国联合通讯社今年6月报道说，中国地方政府正掀起改名热，部分地方认为，将城市名称改为当地名刹或著名景点的名称，会提高城市知名度，从而有助于吸引国内外游客。文章举例说，“点燃地方城市改名之火的是安徽徽州市”，因为徽州有世界自然遗产黄山，早在1987年徽州就改名为黄山市，在吸引投资和游客方面大获成功。类似的还有四川的都江堰和九寨沟、湖南的张家界市、福建的武夷山市、海南的五指山市和云南的普洱市等。

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17日在报道石家庄改名争议时用的标题是《市名太土应改？官方：“石家庄”不改名》。文章说，因为河北省省会石家庄的名字在今天这个时代听起来显得有些“土”、不够响亮，一些人提出要改名。不过，有关官员已表态说，“石家庄这个名称不影响城市发展，不必为改名而花大钱。”因为据估算，如果石家庄更名，仅废旧换新一项至少需要人民币10亿元，而且“会带来其他不可估算的损失”。

英国新闻总署城市发展事务编辑马丁在听记者介绍了石家庄的“改名风波”后，连连摆手建议不要改。马丁说：“想简单改一个名字就让人们忘记这个城市的过去是不可能的。”他指着墙上的英国地图说：“英国人不是没有改过城镇的名字，在英格兰西北部的坎布里亚郡有个小镇叫塞拉菲尔德，但在1957年之前这里叫温德斯格尔。”原来，温德斯格尔1957年10月发生过核反应堆火灾事故，造成数十人患癌症死亡。为忘记这段历史，当地政府最后决定给小镇改了名字。马丁告诉记者：“我5年前去过河北唐山。30多年前的大地震都没有让唐山改名字，风调雨顺的石家庄有什么必要改呢？”伦敦大学东亚学院的中国文化研究学者詹尼·佩林也建议说：“‘庄这个字在英文里就是VILLAGE，西方人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在伦敦和纽约，地名带‘庄字的有很多。”

中国城市改名原因很独特

对于中国城市出现的改名潮，俄罗斯infox通讯社评论员叶普盖尼·诺维克夫并不十分赞同，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城市名称如果本身没有明显的不公正因素，如存在种族歧视、民族偏见、主权性污辱等问题，就不要轻易改变，尤其是大城市名称的改变会让这个城市显得文化底蕴单薄，缺乏深度，损伤的只有城市自己的独特完整性。

诺维克夫说，一个国家的城市名字如果随意改的话，体现的是对历史及自己的不尊重，如果改名的理由过于功利化和商业化，则显得目光短浅，改名的理由占不住脚，会给人“瞎折腾”的感觉。他认为，苏联时期的城市改名潮具有很强的盲目性。苏联时期城市改名的背后有当时强烈的政治意愿及领袖个人因素，而苏联解体前后的俄罗斯改名潮更多是去苏联化，恢复俄罗斯历史上的用法。最明显的即圣彼得堡和伏尔加格勒前后名字的大幅改动。

英国学者詹尼·佩林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以及前苏联在历史上有过多次改名的经历，多半是政治因素的考量，希望人们对旧制度或是旧时代能够忘却。但像中国现在这样处于政治稳定时期，一些城市为了经济发展和提高知名度或者只是为了想要个好听的名字而改名的现象，在其他国家还不多见。

在黄山市等城市改名并带来积极效应后，中国一些城市也想效仿。韩联社的相关报道说，在一些地方传出想改名的消息后，却遭到中国学者的批评，认为“为商业利益甚至是迷信轻易更改地名，不仅破坏文化和历史传统，还会失去所追求的价值”。韩国在进入新世纪后也改了些城市名字，但原因却与中国完全不同。为迎接2002年足球世界杯，把釜山、光州等城市的英文译名做了改变。韩国语言研究委员会解释说，更改后的译名更接近这些词在韩语中的发音，会方便当地居民给外国客人指路。

历史原因改名的现象最多

苏联时期城市名称的更迭基本上贯穿其70年的历史之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改名的规律是以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的姓名替代沙俄时期的城市地名。比如，1932年，为纪念苏联作家高尔基，古城下诺夫哥罗德市更名为高尔基市，苏联解体后又恢复为原名；1924年叶卡捷琳堡被更名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91年9月再次恢复为叶卡捷琳堡等等。改名次数最多的是圣彼得堡。1703年由彼得大帝建立的圣彼得堡曾经有过3个名称，1914年尼古拉二世将其更名为彼得格勒，1924年苏联苏维埃会议将其更名为列宁格勒，1991年9月又被改为圣彼得堡。历史画了个圈，又回到了起点。此外，伏尔加格勒州首府原名为察里津，1924年改为斯大林格勒，1961年改为伏尔加格勒。

关于这段反复改名的历史，俄罗斯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博士生尤·丽斯塔巴达娃认为：“苏联解体前后很多大城市以及城市街道恢复了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名字，在我看来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这些变更给国家和地方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开始人们也不习惯。但那个时候国家面临动荡，高层精英和普通百姓对很多事情开始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改名有其逻辑性，毕竟这些恢复的名称有其历史性”。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德·古特诺夫则认为：“更改城市名称是想将政治问题变成地理概念，是一种完全没有必要的类似于做无效广告的举动。把有限资源用于国家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才是更为理性的选择。”

为减少城市地名被反复更改的现象，俄联邦议会1997年12月18日通过了“地理对象命名法”，去年10月又对该法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命名法”规定：每次更名活动必须注明支出预算，并由地方立法机构进行鉴定；中心城市更名则要在该市进行全民公决，参加公决的人数要占市民人数的一半以上；在多数公民投赞成票之后，将议案提交国家杜马，通过后再由总统签字。为纪念18世纪后期叶卡捷琳娜二世通过战争将曾经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属地纳入俄罗斯帝国，一些俄罗斯人在苏联解体后曾热炒将“俄罗斯南部明珠”克拉斯诺达尔更名为“叶卡捷琳娜达尔”。结果在全民公决时，70%以上的市民反对。当地政府也进行了核算，更名涉及的支出大约1000万美元，此事后来也不了了之。

因为历史原因更改城市名不只是俄罗斯人的“专利”，这种现象在原东欧国家也存在。德国东部的开姆尼茨得名于流经该市的一条同名河流，但冷战时期它却有另外一个名字。1953年5月10日到1990年6月1日期间，开姆尼茨被改称“卡尔·马克思城”。

连国家首都的名字都发生改变的现象最近20年并不多。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为比什凯克，它在当地语言中的含义是“搅拌马奶的棒子”，吉尔吉斯族人自古以来就使用这个名字。当吉尔吉斯斯坦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后，为纪念在那里出生的苏联和吉尔吉斯军事家伏龙芝，比什凯克改名为“伏龙芝”。苏联解体后，吉尔吉斯斯坦1991年又恢复使用比什凯克这个充满民族特色的名字。城市的名字改了，但伏龙芝的纪念雕像依然矗立在城中心。

城市改名，民众并非都买账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地名中，有的受过殖民统治的影响。越南中部的顺化市是座历史故都，17世纪时曾叫富春。1883年，法国占领越南后，将富春改为顺化。英国殖民印度的时间前后有两百年，殖民者为图方便，把许多音节长或者难念的印度本土地名改成了符合英语习惯的名字，如“英国殖民印度的大本营”廓尔喀塔（Kolkata）改成加尔各答（Calcutta）。印度独立后，为消除殖民痕迹，政府开始着手改名运动，起初只是对首都新德里市内的一些路名进行“小改”。进入21世纪后，印度各邦政府掀起了一股“去英国化”的改名潮。如马哈拉施特拉政府宣布将最大商业城市孟买（Bombay）改为当地马拉提语的拼法Mumbai；印第四大城市、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马德拉斯改为泰米尔语的金奈。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最后也加入了这股浪潮，于2007年11月1日后开始有了一个新名字——“班加鲁鲁”（意为“煮豆子之地”）。同时换名的还有卡纳塔克邦其他7个城市。

班加罗尔改名时，当地政治精英、卡纳塔克发展组织主席斯达林嘎亚表示：“我们城市的名字都太英国化了，所有人都应感到羞耻，因此改名非常重要。”但对于政府主导的改名潮，也有印度百姓感到不适应。印度软件信息技术公司创始人默希认为，政府应将时间和精力用在思考如何促民生、谋发展上，而不是浪费在如何改名和研究拼法等小事上。当地业界也担心改名可能加大企业开支，认为班加罗尔已成为印度IT行业的品牌，要想让国际社会知道此“班加鲁鲁”就是彼“班加罗尔”，一笔高昂的广告费自然是少不了的。《环球时报》记者发现，在交谈中称孟买为Mumbai的印度人寥寥无几，很多人仍对Bombay这个旧名情有独钟。一位孟买人曾很干脆地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在孟买长大，这个称呼早已扎根于血液中，谁也改不了。有意思的是，记者发现迄今往来孟买的航班机票上，孟买的缩写仍是“Bom”，而非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