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燕玲

今天是母亲节。本来，近年从西方“侵浸”入我国来的节日，对于我们这样年龄的人来说是没有多少记忆的。只是这两年，每年这天，在我一大早煮完早餐时。儿子都出其不意地伸出来一枝头天晚上悄悄备下的鲜花，用一只晶莹剔透的玻璃杯装着水养着的，欢快地祝我：“妈妈，母亲节快乐!”打开电视，翻开报纸，“母亲节，你送何礼物给母亲”、“如何让母亲在母亲节玩得更高兴”、“××化妆品，让你母亲在母亲节更年轻更美丽”等文字不断进入眼球，你想不记得这个日子都难了。

有人说，母爱，是最伟大的；母爱，是世界上最沉重的词。我说，母爱，还是一个人永生的记忆。

今天，我想说的主角是一位母亲，不是我母亲，在我心中却有着如我母亲一样的分量。她就是我的堂姨妈。我叫她姨妈，她是我母亲的堂姐，但仅比我外祖母小七岁。外祖父与外祖母结婚不久，由于外祖父不满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九个月后，我的母亲来到人世间，在姨妈的帮助和安慰下，外祖母将我母亲养到七岁，就撒手去了。外祖母临死前，满面泪水拉着姨妈的手，断断续续地对姨妈说：“月娥啊，把她送回她外婆家去吧。你要经常去看她，一定要让她读书，她可是黄家的后代。”姨妈泣不成声地点着头。

不久，姨妈出嫁了。但是。定期去看望母亲，成了姨妈的一种习惯。母亲渐渐长大了，读完了小学。又到县里读中学。在母亲成长的岁月里，姨妈像母亲一样关心着她，胜过疼爱自己的孩子。姨妈非常重视母亲的学习。姨妈对母亲说得最多的话就是：“煊娥，记住你妈妈的话，好好读书。”母亲读中学时，已是解放战争前夕，母亲跟随她的几个表哥们参加了革命，经常半夜三更还在外面贴传单、开会。解放前夕，母亲被抓进了国民党的监狱，姨妈去探监时还给母亲带上书本。

我们姐弟三人，都是在姨妈的照顾下长大的。解放后，母亲因为曾被抓进国民党监狱的“历史问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均“中靶”。因此。我们姐弟三人，是由姨妈带大的。母亲生姐姐时，姨妈的两个儿子都没有成家，姨妈离开儿子千里迢迢来到我们家，里里外外地忙，一年就回一次老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弟弟出生的时候，正是我国生活最贫困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父母都还戴着“右派”的帽子。弟弟刚半岁，就有人来勒令姨妈回老家。姨妈咬咬牙叫母亲给弟弟断了奶，抱着弟弟挥泪与我们告别回了家乡。两年后带回一个长得不胖但很结实的男孩来，把母亲两年来的苦相思一下子赶跑了。两岁多的弟弟刚刚学会说话，竟然能奶声奶气地读上七八首唐诗，还认识了不少字，这当然是姨妈的功劳。

“文革”中，父母被关在“牛棚”，没有工资，只有少得可怜的生活费。姨妈白天冒着生命危险出去探听父母的消息，照顾我们三姐弟的生活，督促我们上学学习。晚上自己布置我们写作业，还在宿舍旁边的空地上种了一些蔬菜和红薯、木薯之类以补贴生活之用。在那个扭曲人性和灵魂的年代里，在别人的白眼下，姨妈担当起我们母亲的角色。我们姐弟三人把姨妈看成为我们遮风挡雨、御寒抗热的天使，只因为有了姨妈用母亲一样的情怀来精心呵护和教育，我们姐弟三人才能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不迷失方向，坚持看书学习，能够健康地成长。

我的母亲逃过一劫又一劫，赶上康健盛世，今将杖朝之年仍健在：姨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已去世。今天此文。是为纪念姨妈——我的另一位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