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庆新

任弼时是我党在区域执政时期接触经济建设工作较早的老一辈革命家。1940年他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除了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等党务活动上，还同时肩负着代表中央指导陕甘宁边区工作的职责，对边区的经济建设同样有着深入的思考与辛勤的付出。

参与领导经济工作

1940年3月26日下午，任弼时圆满完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任务和周恩来一起回到延安。不久，中央决定周恩来去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任弼时留在延安，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负责处理书记处日常工作，着力协助党中央和毛泽东筹备召开党的七大。从此，任弼时参与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而涉及中共区域执政时期的财政经济工作，则是1940年下半年代表中共中央指导陕甘宁边区工作开始的。

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它的建设对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区域执政具有代表意义。1940年8月8日，针对边区政府人才不健全的情况，有过在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工作经验的董必武向中央建议：要加强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建设，让边区政府成为真正的模范政府，须派得力的干部去任职。

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连续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将原有的边区党委改成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二是由任弼时负责指导陕甘宁边区工作。

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高岗为书记，谢觉哉为副书记，常委有林伯渠、谢觉哉、萧劲光、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刘景范等。政治局常委会还决定，原来由王明分工主管的边区工作，改由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指导。毛泽东指出：整个经济工作要实行自给的原则，要把经济工作当作党与人民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边区党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

任弼时受命后，一项重要工作即是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把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当作党和人民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在边区的6.5万名干部和部队要争取全部自给。

这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正面临严重危机。1940年入夏以来，边区遭受旱、涝、冰雹、大风等自然灾害，农业歉收。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停发八路军军饷，同时对根据地实行“断邮”和经济封锁，其他外援也无法汇兑和进入边区，一下子边区的经济外援全部被断绝。而陕甘宁边区，从1938年以来，脱产人员从1.6万激增至6.5万。在反摩擦斗争中，1939年秋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五九旅从华北调回陕北，只有140万人口的边区土地贫瘠，很难负担这么多人生活，财政一直入不敷出。

为此，精于组织工作的任弼时专门就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组织机构、各部门负责人的基本情况以及执行经济政策的情况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作了详细调查。在10月5日政治局常委会上，任弼时对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成立后的工作提出初步方案，从组织工作入手，明确了边区中央局的体制和职权；同时提出人事调整建议：调陈正人为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任作民为秘书长。为加强建设厅和民政厅的领导，高自立兼任边区政府建设厅厅长，刘景范任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陶铸到民政厅帮助工作。会议采纳了任弼时的建议，并拨70万元作为开展经济建设的资金。这次会议还决定由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统一负责盐的产运销工作，留守部队实行自给；拨款40万元给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实行屯田政策，做到生产自给。

此次会议后，任弼时又与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保安处、中共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及八路军留守部队负责人，多次研究大生产运动和财政统收统支问题。11月12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为达到吃穿完全自给，加紧经济建设，要求各级党委迅速制订细密的明年经济建设的具体计划，并要求在党内进行深入的动员，以达到边区人民经济建设的全面开展。

然而，正当人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陕甘宁边区军民怒火万丈，广大指战员甚至有“打过去”的想法。为了统一认识，在1941年2月召开的各县干部联席会议上，任弼时前后两次作重要报告，分析皖南事变后的国内形势，明确提出：不管时局如何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地位与意义都非常重要。如果形势好转，它是我们的大后方，它的影响可以扩大到全国；如果形势逆转，那陕甘宁边区就更重要了，我们党就要在西北创造一个大局面，消灭少数顽固派，继续支持抗战局面。然而，时局的“好转归根结底决定于我们力量的增长”，“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他强调，只有提高边区的生产，切实解决好人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才能有效巩固我们边区政权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初期留学苏联的任弼时，亲身经历过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联经济恢复时期的艰难岁月，曾在莫斯科度过每天只有两块巴掌大的黑面包的日子，深知经济建设的复杂与重要。因此他说：夺取政权固然不容易，但经济建设要比夺取政权难做百倍。

为此，他颇具远见地提出几点原则性主张：一、细致的经济建设工作已经提到我们党面前来了，“必须培养我们的干部，能够根据党的政策大胆地去创造”，“进行经济建设，就要重视技术工作，不但要依靠外来的技术人才，而且要大量培养党内的技术人才。”二、经济建设工作，要“有远大的眼光和长期的计划，可能开始时不会在短期内看到成绩，但我们不要怕这一点，我们要有决心，大胆地做”。三、党要改变工作作风。做群众工作“要从过去的粗枝大叶转到细密精致这方面来”。四、在乡村工作中，“一定要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不能妨碍老百姓的生产，“这是第一个原则”。五、边区的经济建设“主要的还是发展农业生产”。粮食生产增加了，对巩固政权和改善人民生活都有利。六、要建立经济统战工作。我们需要外面的东西，外面也需要我们的东西，像我们的盐外面都要。“在贸易往来关系上，建立经济统一战线。这工作做得好，也可以巩固我们政治上的统一战线，有利于抗战”。

1941年2月，任弼时格外繁忙。他除继续主持中央政策委员会讨论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条例草案，还召集陕甘宁边区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协调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经讨论，会议决定：驻边区的军队除粮食外，其余完全实行自给；边区政府要保证供给驻军不能自给部分的粮食；盐的生产归军队；边区政府要发展交通事业；要解决一万元经费。

主张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

1941年是陕甘宁边区解决财政经济困难关键的一年。击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对克服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投入了很大精力，为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时、李富春、高岗组成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林伯渠挂帅。除每星期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外，还增加了书记处工作会议。在一段时

间里，几乎每次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工作会议都要讨论财政经济问题。

对于采取怎样的方针以达到边区财政经济的完全自给，当时也是议论纷纷：有的主张把解决困难的基点放在节约和拖欠党政军的经费上；朱德、任弼时及边区中央局的一些负责人则主张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1941年3月5日，朱德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从发展经济入手建立自己的“家当”，通过增加生产，特别是民众生产，来解决财政困难。

任弼时通过分析边区社会经济现象，认为“从半自给过渡到完全的自给自足的转折过程中，困难是有的，但不是没有出路”。他认为“节省是对的，但基本方针放在节省和拖欠经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是整理税收，增发边币，军队组织人民运盐，以增加发展生产的资金。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有相当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款，以及国民党发给八路军军饷的节余部分，因此几年来取之于民的税收较其他根据地轻，商业税几乎分文未收。晋察冀边区每人每年民力负担为18元，晋西北临县为22.9元，陕甘宁只有8元。许多地方管理薄弱，有“财”无“政”，如加以整顿，每年可增加关税二三百万元，商业税七八百万元。在分析财政形势的同时，任弼时主张增发边币500万元，用300万元投资发展生产，并强调要早下决心，早发行，可以流动经济，各项生产可以马上展开，粮食的收购，冬装所需羊毛的收购就有了资金。

毛泽东支持朱德和任弼时大力倡导的发展方针，并责成边区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实施。于是，党政军民学齐动员，开展大生产运动。最先行动起来的是军队。保卫边区的八路军第三五八旅到陇东开荒种稻，很快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随后，机关、学校也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中央领导同志身先士卒，开荒生产，交公粮。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对面山沟里开了一块长方形的菜地，有空就去拔草、浇水；朱德带领身边的工作人员开了3亩菜地，种出的西红柿曾用来招待美军观察员，令他们惊讶不已；任弼时最突出的则是纺线。

老部下王震从南泥湾给任弼时送来一架平江式的手摇纺车，这让任弼时非常高兴。虽然他从未接触过纺车，又是深度近视眼，但并未降低他学习纺线的热情与决心。开始的时候由于左右手动作不协调，纺出的纱粗细不匀。身边工作人员见任弼时工作那么忙，视力又差，要为他纺线，被他拒绝了。幸亏任弼时身边有一位心灵手巧的老师陈琮英，陈琮英早年在长沙时曾在纺袜作坊当过女工。任弼时对陈琮英说，以前我教你学文化，学写字，今天学纺线我可要请教你!陈琮英欣然应允。从此，任弼时坚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学纺线。窑洞内光线不好，他就把纺车搬到窑洞外的空地上；白天没时间，晚上他就在煤油灯下练习。在陈琮英的指导下，任弼时终于出师了。

中央机关举行纺线比赛那天，在枣园的一片空地上整齐地摆放着几十架手工纺车，任弼时和周恩来等许多中央领导都参加了比赛。只听得“嗡嗡”的纺车声如同旋律强劲的生产进行曲响彻枣园上空。中午时分，纺线比赛结束。任弼时以他娴熟的动作和高质量的产品获得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不久，任弼时和周恩来纺的线还被送到边区生产展览会上展出，一时成为佳话，广为传颂。

关于食盐问题，任弼时和朱德等都认为是大有可为的。朱德提出开发资源首先要大力发展盐业与毛纺织业，特别是要“先从盐下手”。只要边区的食盐大宗输出，就能够为边区的经济建设积累资本。因为当时边区最丰富的资源是食盐、皮毛和甘草。其中又以食盐为最，有的好盐池，无需晒，池底即有大量的结晶盐，只要捞出来就行。而当时一些沦陷区和边区周边的陕甘乃至山西、河南、内蒙古等都需要边区的盐。若能运出边区就可以换来边区所需物资。那么食盐如何运出去?这成了一个关键问题。边区大部分群众没有运盐的习惯；因为运盐的启动资金须由群众自己垫支，部分群众对运盐积极性不高；加之毛驴驮运到边区境外销售也存在被罚没的危险。对此，任弼时主张盐的生产归军队经营，实行官督民运，由政府提供必要的资金，并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努力用盐的外销来平衡出入口。

所谓“出入口”，是指边区与国统区的商品交换。由于边币仅限于边区内部流通，在边区外无法使用，因此若要到边区境外购买所需商品，只能靠输出边区的商品换回法币，才可以实现。

1941年5月8日，中共西北局作出《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边区党政各级主要领导亲自抓食盐运销。

6月，各县的运盐队先后出发。当第一批运盐队回来后，任弼时立即听取各县汇报并作详细调查，包括出动劳力数、畜力数、每头牲口驮盐重量、沿途食宿与草料开支额，以及距盐池远近不同各运盐队分别所获纯利数等等。综合分析后，任弼时摸到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一般情况，延安的运盐队，一个劳力可赶2至3头牲口，盐运销后，每头牲口可赚100元。

8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毛泽东指出：陕甘宁边区财经问题主要有两个矛盾，即生产的人民与消费的人员的矛盾，8万干部和军队的生活所需80％靠140万的人民供给；其次是出入口不平衡，相差甚大(800万元)。解决的方针是发展经济和使出入口平衡。发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部分公营；平衡出入口，要使盐大量出口，现在采取的官督民运的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

任弼时报告过去发展经济未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为着自给自足，不得不发550万元投资，连盐的投资共800万元。这些资本还存在，渡过了半年来的困难。边币已发行到1500万元，为屯盐作资本200万元是对的。今年能运盐4次，其中3次可以放青，一次7万头牲口没草料，政府需要拿出钱买草料放在沿途，共需60万元。任弼时建议，为发展经济，财政上需再增加100万元作短期借款；农业开荒40万亩，以增粮10万担；取消一些不合理的工厂。会议决定增发屯盐资金100万元，财政透支100万元，并对经济工作实行详细检查，取得经验教训。

就这样，盐的运销不仅在1941年成为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最有效的办法，而且直至抗战胜利，边区每年运销食盐都在30万驮(当时一驮盐按150斤算)左右，始终是边区非农业生产的大宗和出口最大的物产，成为平衡出入口的主要因素。

积极发展的方针确立之后，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获得突出的成果：边区军民开荒10。万亩，粮食除自给外尚有余粮22万担；种棉15万亩，产棉约200万斤，已近半自给；运盐60万驮。1938年后白手起家的工业，已有1.2万人，日用工业品的自给程度正在提高。党政机关、部队及学校等的生产自给率达64％。

制定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

伴随着边区生产大发展的同时，

1943年下半年以来财政金融出现紊乱现象，物价波动，通货膨胀，以致党内外意见颇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这年底，在毛泽东的提议下，由任弼时具体负责，朱德、林伯渠、高岗、贺龙、李富春等参加，共同研究治理财政金融问题，并以此为中心议题，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于是，在1944年年初两个多月时间里，任弼时连续出席西北局常委会和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专门研究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并听取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银行行长王光亚、物资局长叶季壮、建设厅长高自立和边区副主席陈希云等对各自主管部门情况的汇报，获得大量的经济数据，在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找出问题所在。

由于边区的财政、金融、供给、贸易等机关没有领导过大规模经济活动的经验，政策不配套，部门之间工作不协调，如：贸易部门对出入口贸易没有实行保护政策，出入口不平衡，形成“入超”，奢侈品的输入也缺乏控制；财政部门没有致力于开辟财源，不顾情况地发行边币，没有依据自己可能的收入，求得收支平衡；在边币和法币的比价上，银行长期固定法币1元兑换边币2.1元的牌价，没有随着法币贬值而相应地浮动，形成边币贴本兑出，这些都成为影响金融波动的重要原因。另外某些公营商店为小公家利益，破坏法令政策，囤积居奇，买卖黑市，助长了物价波动。加之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加剧，国统区物价飞涨，但对边区输出的物资如盐等，却被国民党压价统销，造成不等价的交换。

1944年4月7日、8日，任弼时代表中央作关于经济问题的长篇演讲《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在客观地评估了1943年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空前成绩与财经工作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任弼时强调指出：必须向全党提出贸易、金融、财政问题的重要性。他说：这次金融波动，使我们大家认识到财经工作的复杂性。贸易、金融、财政工作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阻碍。每项有关经济的措施和政策的决定，都会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的生活和政府财政的收入；经济上的措施一旦弄错，就可以很迅速地招致极大的危害和损失。为此，任弼时要求边区党政领导学会经商、搞好贸易。他说：“须知商业贸易有数千年的发展史，积累了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学问，绝非一个门外汉所能立即精通的，我们必须认真地学，虚心地学，从ABC学起。”

为扭转1943年底财政金融的紊乱现象，任弼时提出了1944年边区财政、金融、贸易工作三点基本方针：第一，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第二，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第三，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任弼时认为解决当前财政金融波动问题，除了调整政策，理顺关系外，“最中心的紧迫任务就是更进一步地努力生产”，这是保障内外贸易平衡，稳定金融，提高边币信誉，稳固财政的物质基础。因此，他向边区党政军民各部门提出：今年再开荒100万亩，争取余粮一年，并能以部分粮食平衡出入口贸易；扩大棉田一倍，明年不再输入棉布；生铁今年自给一半，明年全部自给；发展手工业，组织生产、消费、运输、信用等合作社，扩大生产能力，增加税收，减少奢侈品的输入。要求各经济部门克服单纯营利观念，遵纪守法，“对内力求互助合作，发展经济；对外求得统一步骤，集中力量。”他说，国民党用经济封锁、贸易操纵、金融捣乱等办法给边区造成很大的困难，我们既要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贸易来往，又要善于作尖锐的斗争，要制订“主动的独立的方针和政策”。

在明确方针政策和任务后，任弼时特别突出强调干部问题。早在1943年初的西北局高干会上，任弼时专门作了一次《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讲演，他大声疾呼：我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既然是发展经济，那么就要求党政军民各种组织都要使它的组织、机构、人员、业务，能够适合于发展生产的新任务。在一些重要的领导和执行机关中，一定要配备有工作能力的和党性坚强的干部。为了加强对经济建设和经济组织的领导，任弼时甚至提出“可以把党性坚强的干部降级使用，从上级的比较次要部门抽调到下级的主要部门，从上级的不直接组织生产的岗位抽调到下面的直接组织生产事业的机关里去工作，也是应当的、必要的”。

在这次会议上，任弼时还提出：培养大批建设工作干部，各地党组织应当下决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够掌握政策而且党性又好的负责干部，让他们参加贸易、金融、财政机关的工作，以健全财经机构，“这不仅是为着解决目前的问题，还要使他们专门向贸易、金融、财政和管理企业方面去发展，培养成为我们建国的专门人才。这是在我们全党面前已经被提出来的严重任务。”

毛泽东在审阅任弼时的演讲后，批示印发5D00份，将其作为“党内高级干部读物”。由此，任弼时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的历史作用可略见一斑。

任弼时这篇演讲发表一年后，抗战胜利了。由于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一大批煤、铁、石油、金矿和盐等战略性的资源可供开发利用，但因8年战乱，农民负担普遍过重，农业总产只及战前的一半多。新形势下的财政困难再次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面前。

1946年4月下旬至5月初，中共中央又一次委托任弼时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负责人研究土地和财政、金融、贸易等经济问题座谈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和常委曾山以及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黎玉等。

在座谈的基础上，任弼时为中央起草了18条《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提出“目前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应当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农村副业，发展手工业，创办必需的轻工业。逐渐恢复现有的重工业，争取解放区在经济上逐渐走到自给。”为了调动农民经营土地的积极性，文件提出一系列的具体措施：组织起来，改良技术，繁殖耕畜，举办农业试验场；大力发放农贷，兴修水利；制造廉价农具减轻农民负担，减少劳力动员等。

文件还突出提到民主政权要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合作，以开发解放区的资源，繁荣解放区的经济。

由于民主政权既不可能举借外债，也没有强大的工商业基础来积累资金，因此，文件强调：“我们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的力量”，同时，在尊重主权与法律的条件下，除开有重大军事意义的企业外，“允许外国资本来解放区投资”，并允许外资独办某些企业，约定一定年限(10年至多20年)由政府收回；也可以合股经营，按股分利。

文件还强调指出，为了吸引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人民政权必须“保障私人资本企业在解放区能够获得不少于国民党区私人企业所得的利润，使国民党区域被压迫而趋破产的民族资本家乐于利用解放区原料、市场、劳动力和政府扶助等条件，来移置其资金机器到我们区域来开办各种企业，繁荣解放区的经济”。同时，“必须坚决向工人领袖及群众说明，无论公私企业，在规定工资、工时及其他工人权利时，必须以该企业在当地能够继续发展(扩大再生产)为标准。即是说，既要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又要使企业所有者有利可图”。

非常遗憾的是，饱含任弼时关于财政金融贸易问题真知灼见的这一文件，因全面内战在即而未能下发。60余年过去了，经历新中国的建立及改革开放30年巨大变革的我们，重温当年任弼时的见解，深深为老一辈革命家的远见卓识而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