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石絮

清乾隆四十六年三月，甘肃循化厅新教和旧教之间产生冲突，并引起械斗，情势危急。乾隆急忙调军驰援，前线先后传来两份加急军事奏折，但乾隆却从普通的奏折中读出了另外一层味道，并顺藤摸瓜，由此牵连出了隐藏了七年之久的惊天大案。那么，这场被皇帝称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的贪腐大案，究竟有着怎样的惊天内幕?

一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在甘肃河州府管辖的循化厅(今青海省循化县)，当地撒拉族的新教和旧教之间产生冲突，并引起械斗。因甘肃地方官员支持旧教，派兵镇压新教，新教教徒在首领苏四十三的领导下。杀死领兵镇压的兰州知府，进逼并很快围住兰州，情势危急。

陕甘总督勒尔谨匆匆向乾隆皇帝报告军情，承诺在半月内平息叛乱。谁知，半个月后勒尔谨自己反被困在城内。乾隆担心作为大清国西北防线的兰州有失，急忙调陕西、四川等地军队驰援，并派宠臣和珅前往兰州督战解围。

没想到，和砷并没有给乾隆带来喜讯。四月中旬，乾隆收到了来自前线的加急奏折。奏折里，和砷说一到甘肃境内就遭遇大雨，道路泥泞，军队行动迟缓，难以急速解围。乾隆无奈，只好又派另一宠臣、都统阿桂督师驰援。十天后，皇帝又接到阿桂的加急奏折。这份奏折与此前的奏折一样，也说甘肃阴雨连绵，无法行军，请求皇帝宽限时日。

一前一后两份普通的奏折，向乾隆报告了兰州前线的军情。但谁也没有想到，老谋深算、嗅觉敏锐的乾隆却从中嗅出了另外一种味道。数年来，朝廷每年都要接到甘肃遭遇罕见旱灾，田地干枯，庄稼颗粒无收，民不聊生，请求朝廷赈济的报告。而从眼前这两份军情奏折看，甘肃的雨量似乎并不少啊。

这个问号一直存在乾隆脑中，久久难释。雨量丰沛的悬疑还没有答案，接下来的事件，让乾隆再也按捺不住了。

兰州事件平息后，勒尔谨因为处理叛乱不力，被停职抄家。在抄家时，发生了令人费解的事：作为总督，勒尔谨的家产仅值7000多两白银，而从他的一个叫曹禄的家仆那里却查出两万多两银子。乾隆怀疑勒尔谨有贪污行为并转匿赃银的行为，于是着令进行追查。

而甘肃省的二把手、布政使王廷赞在平息叛乱中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被乾隆要求进京述职。谁想，这个本来很平常的诏见，却让王廷赞惊恐万分。动身赴京前，他特意呈递奏折，称甘愿将自己历年积蓄下来的四万两白银上交国库，充作军饷。这一举动，让乾隆疑窦丛生：清朝官员俸禄很低，按照规定，一品官员每年俸禄为白银180两，二品官员为155两，即便加上禄米和几千两的养廉银，每年收入也屈指可数。而王廷赞作为二品官员，家庭背景也很一般，却能一下子拿出四万两银子，这的确让人费解。

王廷赞的奏折。让乾隆一下子联想到王廷赞的前任、现任浙江巡抚王亶望。

王直望是前甘肃布政使，因为工作出色，于四年前，也就是四十二年(1777年)被提拔为浙江巡抚。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南巡到浙江，他为做好接待，极尽奢华，把皇帝所经线路弄得金碧辉煌，连一贯喜欢铺张的乾隆也觉得有些过分，责怪他不该如此兴师动众，浪费银两。

这事倒还没有什么，但随后的事情却不可小视了。之后，王直望因母亲去世，回家丁忧。丧满后，他被允许到浙江为海塘工程效力。

乾隆四十六年正月，乾隆派阿桂到浙江视察海塘工程，发现杭嘉湖道长官王燧当年借皇帝南巡之名，虚报开支进行贪污，并牵连了王直望。乾隆派人赴浙江，调查王燧、王亶望是否确有交通情弊。案子还没有调查出眉目，王直望却抢先上奏，愿捐献50万两白银作为海塘工程费用，为国家贡献绵薄之力。

这一事件当时就让乾隆疑心顿起，尽管王亶望家庭有一定经济基础，但作为二品官员，他开口就拿出50万两白银，不能不令人怀疑。

同为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王亶望都出手阔绰，现在，将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联系起来，乾隆不由凛然：甘肃是众所周知的贫困大省，并无多少现成的油水可捞，这究竟是为何?两位市政使的表现，让生性多疑的乾隆果断下旨：严查!

是年五月十六日，乾隆任命依然驻屯在兰州的大学士阿桂为钦差大臣，会同新任陕甘总督李侍尧全权负责调查。与此同时，乾隆以最快速度下旨给闽浙总督陈辉祖，令其立即将王直望隔离审查。

一场大案就此拉开序幕。

二

为了使一些科场失意之人也能够进身仕途，从顺治六年(1649年)始实施了“捐监”制度。顾名思义，捐监就是通过向朝廷捐纳钱粮获得监生的身份和资格，即“令民输豆麦，子国子监生，得应试入官，谓之监粮”。

实行捐监的益处是很明显的。一方面，有了监生资格。就可以和秀才一样参加各省组织的乡试，进而成为举人，还有可能成为进士，进入仕途，也可以直接以监生身份捐纳官职。这样捐监就成为富家子弟步入仕途的捷径。另一方面，朝廷也可以由此得到大量粮食以充实国库。从这两个层面上说，捐监政策无疑是英明正确的。

但捐监的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有些地方对捐监者多收粮食，让百姓有苦难言，有些地方则在捐监过程中不收粮食改收银两，使充实粮库有名无实，而靠捐监做官的士子，一些人上任后大肆贪污以捞回本钱，让朝廷得不偿失。因此，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捐监政策被叫停。

捐监告停，对相对富足的省份影响还不是很大，但对于像甘肃这样的贫困地区来说，停止捐监后几乎举步维艰。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上奏皇帝，称甘肃全省存粮历年不足，在当地又很难购买到余粮，请求在甘肃重新恢复捐监。

乾隆收到奏折，很是谨慎，将奏折交给户部进行讨论。在户部尚书兼首辅军机大臣于敏中的推动下。乾隆最终同意在甘肃重新开捐。

在谕旨中，乾隆一再申明，之所以同意开捐，是出于“积贮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为了避免出现弊端，乾隆强调，鉴于甘肃缺粮。此次开捐只准收纳粮食，不准把粮食折算成银两收捐。

要想规避弊端又能发挥捐监功能。就必须有能干、会干，又忠心耿耿、清正廉洁的官员负责此事。乾隆挑来挑去，最终挑中了在浙江任布政使的王直望，任命他为甘肃布政使，负责甘肃捐监。

王直望能得此肥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父亲。王直望的父亲名叫王师，是江苏巡抚，为官清廉，为民谋利，在当时很有名气。王直望本人也是靠捐监走上仕途的，先后任甘肃山丹、皋兰知县，后来提拔为云南武定知府、宁夏知府，再后来就做了浙江布政使。

从浙江到甘肃，王直望干得有声有色，开捐仅半年，王直望就上奏说已经有19017人捐监。捐纳粮食827500石。

这两个数字让乾隆又惊又喜，觉得甘肃捐监“情理多有不可解处”。十一月十九日，他下谕给甘肃总督勒尔谨，提出了四个“不可解”的疑问：

其一，甘肃百姓贫困者居多，怎么会有近两万人捐监?如果是外省富商来甘肃报捐，京城也可以报捐，他们为何合近而求远?

其二，甘肃素来缺粮，百姓吃饭还不够，哪里

会有这么多的余粮供人采买?如果是富商从外地运至甘肃捐纳，那么甘肃路途遥远，所需的运费昂贵，商人岂能不知?

其三，捐监刚半年就已经收捐80多万石，一年就有160万石，每年赈灾也用不完。这样下去，粮仓储粮越来越多，需增建粮仓不说，粮食若受潮发霉，如何再用?

其四，每年冬春之交，官府都要借给百姓粮食作为种粮，口粮。这些粮食与其从百姓手中买来再借给百姓，何不让粮食在百姓手中自由流通?

勒尔谨很快回复：从报捐者看，大多是外省的商民，因为新疆平定不久，商贾开始往返经商，安西、肃州是必经之门户。近年来粮价下降，商贾们于是就地买粮捐监，这比返回京城捐监更为便捷，因而富商捐监非常踊跃。再者，甘肃虽然先前贫瘠，近年因连年丰收，家境殷实的百姓也不少，手中有余粮供人采买。遇到灾害，官府所得捐粮随时以赈灾形式发放到百姓手中，各取所需，“均称便利”。

这一复奏，乾隆没有看出什么破绽。但乾隆对捐监的弊端了解甚深，所以对甘肃捐监一直非常关注。为了防止官员浮夸虚报，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正月，他派刑部尚书袁守侗、刑部左侍郎阿扬阿赴甘肃检查。

袁守侗、阿扬阿到了兰州，深入州县检查粮仓存粮情况，发现所到各地粮仓俱满，就禀奏皇帝：“仓粮俱系实储在仓，委无实缺。井核对节年功用数目，亦相符合。”乾隆终于放下心来。

到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捐监在甘肃施行已经整整三年，可谓收获颇丰。三年来，共有15万余名商民捐监，收到监粮600多万石。这不仅在甘肃省史无前例，在全国也遥遥领先。乾隆大喜过望。擢升王直望为浙江巡抚。而承继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也不负众望。在他主持捐监的三四年里，共收纳捐粮500多万石，12万人成为监生。

六七年来，甘肃捐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地官员兢兢业业。使得粮仓满囤，遇到灾害，朝廷几乎不用拨发中央财政赈济。这足以表明甘肃捐监是成功的，乾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昵?

三

了解了甘肃捐监的来龙去脉，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这个案子。

钦差大臣阿桂、陕甘总督李侍尧遵旨开始调查甘肃捐监是否存在舞弊行为后，乾隆很快就接到第一份报告。报告提到两点：一是甘肃捐监并没有按照当初朝廷规定的“本色收捐”收纳粮食，而是直接折合成银两收取，二是通常捐监是由各州县分别负责，而甘肃全省捐监都由兰州府统一全权办理。

几天后，乾隆又收到了第二份报告。报告称，甘肃百姓议论纷纷，说王直望离开甘肃赴任浙江时，用了上百头骡子驮载家产。

收到第二份奏报的当天，乾隆立即降旨给刑部，要求立即提讯陕甘总督勒尔谨，着军机大臣立即审讯在京的王廷赞。十五日，乾隆又给闽浙总督陈辉祖急谕，要他会同钦差大臣杨魁当即提审王直望，严刑讯问，“令其据实供出，不得稍存徇隐。如果有通同舞弊情事，即将伊拿交刑部治罪”。

勒尔谨供称；起初奏请重开捐监时，遵旨征收粮食并将之交给布政使执行。后来他风闻有的地方在折收银两。还问过王直望，王直望说绝无此事。王廷赞上任后，才告诉他全省都在折收银子，之后他担心有州县收了银两不买粮人仓，交王廷赞认真督查，至于王廷赞如何操作，他毫不知情。

很明显。勒尔谨把责任全都推到了王直望、王廷赞两人身上。

王廷赞供称：折收银两在王亶望任布政使时就执行了，自己接任后曾报告总督勒尔谨，但本色捐监了一段时间，却无人报捐。只得重新恢复折收。当时每名捐生应捐粮食四五十石，王直望将粮食折算为白银47两，另外再加收办公费、杂费等8两，这样每名捐生捐银实为55两。

他还供出：之所以把各州县的捐监集中到兰州府统一办理，是因为很多商民都想在省城捐监而不愿去州县。为了确认州县是否买粮填仓。自己还派人进行检查，并按季节汇总，由道府核实。遇到灾害需赈济时，都记明支出数量，并无贻误。王廷赞还承认，他一个人不能到每个州县逐一核查，结果大多以道府奏报为准。

供词呈奏上去之后，敏锐的乾隆从王廷赞的供述中察觉到了疑点。六月十日，他降谕驳斥王廷赞的供词“殊不足信”。他认为，按照王廷赞的说法，每名监生捐纳55两白银，足够购买粮食填仓，说明当地粮价不算很高，粮食生产也应该丰收，但为何每年都要赈济?反之，如果每年赈灾属实，当地粮价必然高昂，55两的捐监定额肯定不够。这两者之间必有一个为假，王廷赞肯定没有讲出全部真相。

乾隆进而推测：恐怕其中难免有个别州县并不买粮充仓。倘果真如此，真是让人不寒而栗。他最担心的捐监舞弊，或许真的发生了。

六月十三日，闽浙总督陈辉祖的奏折送到乾隆面前，王直望供称：到任负责捐监事宜始，已有州县收取银两，他还派人查禁。但经过考察发现，甘肃官仓储粮极少，赈灾又必须急筹多储，越多越好。他担心遇到灾害来不及收粮，就想只要收了银子，再购粮入仓。为此，他对折收银两的州县也就不闻不问，还信誓旦旦称自己绝没有“分肥入已得拥厚资情弊”，而且自己在调任浙江之前，已经把库存的170万石粮食账目清晰地交接给了继任者王廷赞。

乾隆对王直望所供疑问更深：既然王直望想凭多收捐粮邀功求赏，改收折色，说明甘肃粮食充足，随时随地可以买到，那为何每年还要赈济抚恤呢?而且捐监应当听从捐生自行捐纳粮食，才能保证百姓不会买到高价粮，哪里用得着官府全部包揽?

三位主犯的供词让乾隆窥探出更深邃的内容。这个案子绝不像所供认的玩忽职守和失职渎职那么简单，其背后应该有惊天大案，遂下旨：“情弊甚大，不可不彻底清查。”并严旨要求阿桂、李侍尧等人认真调查。

六月十七日，乾隆接奏报，称：六月初六、初七、初八连续三天，兰州又降下大雨，雨势滂沱，直至初九日方晴。

这一奏报让乾隆疑心更重。难道甘肃官员常年谎捏旱情，以折收监粮而从中谋利?次日，乾隆令刑部再审王廷赞，并嘱咐说，因王廷赞此前守兰州有功，如果他能据实招供，可以将功抵罪，还说“伊之生死，总在此番实供与否”。同日，乾隆还急谕闽浙总督陈辉祖，让其再审王亶望，如果仍不吐真情，则押解至京交刑部审讯。

种种迹象表明，乾隆要大干一场了。

这次，王廷赞为争取宽大处理，供出了王直望的贪污经过：王直望在任职期间，经常有人给他送礼。还供出自己在任时，每位捐生又多增一两“心红纸张费”，也就是说，捐生应捐纳5 6两银子才能成为监生。

相对于京城的审讯，阿桂、李侍尧在兰州的调查更为复杂、繁琐，两人通过对比甘肃历年捐监数目和赈灾实际用粮数目，发现许多疑点。如乾隆四十一年，王直望共收监生6.3万多人，折收粮食250万石，该年赈灾发放粮食170万石，无论捐监人数、发放粮食数量都为历年之最。而再看其他年份，就很容易发现：哪一年捐监的人多，哪一年的灾害就重，赈灾动用的粮食就多。这一点在各州县也是如此，这一下让王直望露出了马脚，说明当地官员涉嫌借赈灾为名，侵吞捐

银，冒销灾款。

二十七日，对甘肃按察使福宁的审讯更说明了这一点。福宁供称：甘肃捐监从一开始就折收银两，全省皆知。两个布政使不仅知晓，而且还从中策划谋利。王直望把收来的银子都交给兰州知府蒋全迪管理，发给州县的银两数目也由王亶望说了算。他还供称，各州县的粮仓均在当地，但拿到银两后却不买粮填仓，只要胡乱填上表格数据，应付过去检查就行了，全省上下都是如此。

福宁的供述将王亶望的画皮一下子揭穿。但因为福宁不是州府官员，对如何借赈灾冒销银两供述不清。阿桂又提审了巩昌府知府宗开煌。他的供述将王直望的作弊过程完全揭开。

清朝对赈灾审查格外严格，先是各省上报灾害情况，之后朝廷派官员与当地布政使、道府实地察看受灾情况，确定灾害等级。发放钱粮时，道府官员要前往监督，布政使和总督、巡抚要随时抽查，发现作弊者立即严惩。

王亶望主持的赈灾却完全置朝廷规定于不顾。各州县受灾情况完全由王直望一人确定，确定后，有时由总督奏报朝廷，藩司再补办道府具结，有时则干脆取来空白单子直接信笔填写，发放赈灾粮食时也无人监视。

审讯至此，王直望冒赈情况已经基本明晰。乾隆接到阿桂的奏报，对王亶望此前避重就轻的态度怒不可遏，更对甘肃全省官员无一人举报疑惑不解。为此，乾隆一方面令当即查抄王直望家产，一方面着阿桂继续提审。

阿桂查访发现，甘肃捐监，捐生除了捐纳规定的5 5两银子外，还要再多交五两“公银”：二两打点户部的人物，二两给州县衙门，还有一两的杂费。这样每名捐生需交60两银子。王廷赞继任后，又增加一两杂费，每名捐生需交61两才能成为监生。

调查还得知：王亶望到任不久，就禀报勒尔谨，任蒋全迪为兰州知府，负责全省捐监，并从捐监杂费中抽出三钱给兰州府。

事情已经很清楚：王直望通过多收银两分给州县官员，以此来取悦全省官员，共同分肥。这表明，全省官员都参与了舞弊。

案子查到现在，乾隆才明白，整个案子仅仅查出了冰山一角，震惊之余，为了更快、更深地彻查此案，他专门对甘肃官员下了圣旨：“甘肃冒赈一案，官员若此时尚不据实供明，将来别经查出，则怙恶不悛，即概行正法，断不姑宽。各员如果能将田赈分肥各款逐一供认，据实祟明，毫无隐饰，尚可仰邀格外之恩。”意思很明显：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一场更大规模的调查就此展开。

四

一番惊心动魄、掘地三尺式的抄家后，王直望的家产估值白银300多万两!乾隆震怒，将王直望交军机大臣讯问。

此时，阿桂的审讯又获得突破。一些州县官员看到朝廷大手笔查办此案，心里发虚，主动供认他们在赈灾过程中都存在以轻报重、以少报多的情况，以期多冒销赈灾银两。此外，还查出一本前任皋兰知县程栋办理散赈时的点名清册。尽管清册已经残缺不全，但仍可以看出，当时的奏销之数远远超过实放之数。

阿桂奏明朝廷，请求将现任刑部员外郎的程栋革职逮京审讯，期望通过此举，“其舞弊分肥之处，自无难水落石出”。

在军机大臣的审讯下，勒尔谨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形和盘托出：王直望、王廷赞与通省官员勾通起来收折色银子，自己一概不知，只是风闻，派人去查也没有查出疑点。

王廷赞被查抄了家产后，十分配合军机大臣的提问，供称：接任布政使后，原本知道王亶望冒赈舞弊之事。只是他行迹诡秘，自己没有证据，所以不敢贸然禀奏朝廷。他还供称，王亶望对待各州县的态度有好有劣，对喜欢的属员会让他们多报销，对不喜欢的则处处压制。在甘肃有一句顺口溜流传甚广，说他“一千见面，二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送给王亶望1000两银子只能见到他一面，送2000两银子可以留下吃顿饭，送3000两银子才能去办事。王直望为了方便与州县联系索贿，特地设立了“坐省长随”，要求各州县都派人在省城驻守，一旦有需要，由他们联系所在州县。有属员给王直望送金银时，都要把银子装入酒坛，菜篮等封好，由坐省长随送入王府。

王直望已经在杭州接受了两次审讯，都没有太多进展，接圣谕，令着速解王直望赴京审查。经过一月的跋涉颠簸，王直望已经知道事情不妙，所以这次审讯表现得很配合。

王亶望对自己的作案实情供认不讳，基本对上了王廷赞的供述，并求速死。

尽管王亶望的供述使这个案子更为复杂，需要调查的还有很多，但涉及主犯的案情已经基本明晰。乾隆认为先对几名主犯议定罪行，可以对其他案犯起到震慑作用，有利于案子审理，于是着刑部速速对几名主犯定罪。

最后，王亶望被立即押赴刑场处斩，勒尔谨于家中自尽；王廷赞被执行绞刑。

至此，甘肃冒赈案的几名主犯被全部处死。而此时据案情被发现才仅四个月，几名封疆大吏骈首就戮，案情震惊全国。

五

在京城为案件几个主犯忙得一塌糊涂时，阿桂、李侍尧对甘肃涉案州县官员的审讯在两个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一是调查发现，王直望等人在冒赈过程中，装模作样地奏报朝廷，称捐监所收粮食数目巨大，现有的粮仓根本不够用，必须增建粮仓。为了将戏演得逼真。在王亶望的导演下，各州县纷纷上奏朝廷，申请增建粮仓。当时，地方建设粮仓，朝廷会拨发银两。这样，各州县先后26次向朝廷申请建仓，共获批建仓23座。自然，这些粮仓一个也没建起来，冒领的16万两建仓银却都落入了个人腰包。此外，赈灾需将粮食运至灾区。每石粮食都有搬运费，又称“脚价银”。王亶望等人虽收折色银两。却也假戏真做。给每石粮食都附加了脚价银。且亦都落人个人腰包。

二是查出了当年袁守侗检查失误的原因。袁守侗、阿扬阿奉旨前往甘肃省检查粮仓，州县为了应付检查，串通一气，在粮仓下面铺上木板或填上沙土，上面再覆盖粮食，弄得囤满仓溢。袁守侗只查看上面，自然轻易被骗。

这两个调查结果更是火上浇油，乾隆暴跳如雷。他猜到了甘肃官员可能冒赈，却万万没有料到他们如此胆大包天，居然敢谎领建仓银和脚价银。而袁守侗、阿扬阿的失职也让他很是愤怒。八月初九日。乾隆降谕：“袁守侗、阿扬阿系朕特派清查之人，岂无耳目，乃听任该省官员通同蒙蔽。”此贪污大案，袁守侗，阿扬阿难辞其咎，将两人交刑部严加议处。同时，着阿桂对那些侵冒建仓银者严厉查处。

八月中旬，阿桂初步确认了该案中贪污白银数额在1000两以上的官员名单。其中侵吞2万两以上的20人，1万两以上2万两以下的21人，1000两以上1万两以下的26人。

接到阿桂呈进的嫌犯名单，见多识广的乾隆也难以相信。按大清律例，“侵盗仓库钱粮入已，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拟斩监候”。现在，乾隆却顾虑重重，犹豫不决：此案贪污数额巨大，影响恶劣，理应严惩不贷，但如果一下子把这么多官员押赴刑场处斩，也绝非上策。思虑再三，他决定法外施仁：将贪污两万两以上者处斩，两万两以下者处斩监候，一万两以下者也处斩监候，但应禀奏有司定夺。此外，他还要求阿桂继续严查。把冒赈和冒领建仓银两案分别审理，冒领建仓银者罪加一等，从重计刑。

九月十五日，乾隆颁谕旨，即刻停止甘肃捐监。乾隆四十七年，按照上谕，判处斩监候的将于此年秋审时根据最新调查结果进行宣判。这几个月里，一些官员畏罪自杀，一些官员又被查出新的贪污行为，突破了两万两的死亡线。先前判定的斩监候也随之变化。

刑部整理斩监候人员名单时发现。应被处斩的人仍然很多。乾隆只得再一次法外施仁。调查、搜集这些人的功劳，有功劳者可以免死。乾隆四十七年十月，牵入此案的最后23名案犯被宣判。一批官员被押赴刑场正法。至此，历时一年五个多月的甘肃冒赈案终于尘埃落定，此寨共处死官员56名，被波及者更是难以计数。

平心而论，甘肃冒赈案的情节并不复杂，作案手段也并不高明，案犯也没有进行精心巧妙的设计，但案件却似瘟疫一般蔓延全省，历时七年之久却无一人举报。这表明，朝廷的监督监察机制出现了漏洞。作为按察使的福宁居然说。通省如此，我一人亦断不能从中梗阻，的确令人寒心。

清朝初期的监察系统主要是科道、巡方、推官等，负责监督各级行政部门，到雍正、乾隆时开始弱化科道官员的监察职责，代之以密折制度，即每位地方官员都有以奏折向朝廷揭发检举的权利和义务。这让皇帝认为自己有了顺风耳和千里眼，臣子的一举一动都在皇帝眼皮底下。可以高枕无忧，但甘肃冒赈案却给这一制度一记响亮的耳光。

造成密折制度失灵的原因显而易见，就是地方官员通过分肥私吞，互相庇护，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官官相护，自然无人去揭发。不仅如此，对待上面的检查，他们自然会想方设法去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道府官员对放赈程序从不检查，严重失职渎职，反而为了一己之私相互容忍、彼此袒护，这都表明监察制度已经形同虚设。

甘肃冒赈案对当今的警示意义是现实而深刻的。这一全体官员通同舞弊的大案发生的因由，已经不单单是官员个人的道德良心的原因。

编辑／赵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