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朦胧诗”的兴起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相隔了一段时间的距离。但新文学传统中作为重要思想范型的内容如“人的文学”、“立意反抗”等,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仍然在“朦胧诗”中得到再次显现。文章即从以上两个方面阐释了“朦胧诗”中显现的新文学传统因素和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

关键词:新文学传统 “朦胧诗” 人的文学 反抗意识

中图分类号: I 20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2-1578(2009)5-0192-02

1 引言

新文学之“新”相对于古典文学之“旧”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区别。但它们之间更有内在的思想、意义、审美标准上的相互对立和区分。自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以来,新文学在整体的创作面貌与品质上,确立了自己更接近西方文学传统的新的实质性身份,而与传统的中国文学历史产生明显断裂。

从今天的角度去看,新文学的概念意义至少应该包括如下两点内容:首先是白话形式,然后是现代内容。这里的现代不仅仅代表着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外在指称,更主要是就新文学表现内容与古典文学相比所具有的新质内容而言的。具体说来,可以简要归结为两点:人的文学和反抗意识。前者主要表现为确立“人”的价值,发掘文学表现人性的重要意义;后者则由“五四”文学革命后主流文学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及情感思想的显著倾向中提炼而来。凭此两个特征,我们才说新文学传统的生成,结束了一个旧文学时代,又开创了一个新文学时代。

“朦胧诗”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界出现的一个诗歌创作流派,甫一出现,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其作者大多数是敏感而沉思的青年,如顾城、北岛、杨炼等。当这些诗歌正式出现在媒体刊物上时,此前习惯了“旧”民歌思维的人群中,立即爆发出来一片责难声,因为朦胧诗歌的思考方法和抒写方式远远超出了他们早已习惯了的接受期待。的确,它们的内容朦胧、晦涩,或过于强调主体意识。但却正是这些备受责难,古怪难懂的另类诗歌获得了广大青年们的热爱,并吸引着他们参与到诗歌的创作与阅读中来。不可否认,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跟其时的社会生活内容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朦胧诗”能够正式登上文学舞台,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受国内改革开放氛围所带来的新生活的影响和激发。但另一方面,“朦胧诗”在自身存在意义的实际操作上,又确实预示和引领了一个新文学时代的到来——短短几年过去,创造者们以自己也难以相信的轻快方式完成了一项“大功告成”的任务:在他们这些诗歌开辟的道路上,蜂拥了无数相同相类的后来追求者与爱好者。

“朦胧诗”产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而追溯起新文学传统形成的真正源头,则要回首到二十世纪初的前二十年。本文之所以把朦胧诗与新文学传统并列在一起,主要是感觉到朦胧诗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崛起”的内在原动力跟它的母体——新文学自身传统中的坚强脉息是有关联的,即朦胧诗思想价值与情感意识的指归,体现了新文学在它成长阶段(整个二十世纪,包括眼下的将来)的生生不息的活力。

2 从“人的文学”,“立意反抗”这两个思想范型对朦胧诗和新文学传统的内在联系的探讨

第一,“人的文学”的思想内容,经由“文学革命”先驱者们的宣讲,在各种新文学立场表达中有过各种清晰表述和确认。例如周作人就提出“‘人的文学是以合乎人性的人的灵肉一致的生活为是的文学”、“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 “文学革命”的其他主将如胡适、陈独秀等也有相近的言论,就是后来其他实践者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的同仁们,在实际文艺创作中,也都没有摒弃这个定义在文学功能表达上的潜意识指导作用。也正因为如此,相较于旧文学精神支点“文以载道”之“封建道统”的价值理念,新文学之“新”才在精神内涵、价值立场上形成自己的实质性内容,而不仅仅是“白话”与“文言”之言语形式的区别。也正是考虑到“人的发现”、“人的文学”在新文学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才被考虑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起始的真正端点。这和现代社会人类哲学思维中主流价值观念的发展是暗合的,因为现代思想的主要支撑点就是肯定人的价值。

由于中国的二十世纪时代不是平稳的,在民族危机、国家利益、集体主义成为时代主潮时,“人的文学”这个概念几乎成为文学语言表述中长期被回避的词语。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思想领域内的“拨乱反正”开始,——“人的发现”这个现代思想的主要命题终于再次浮出生活水面,成为当代文学表达中的主要内容。

“朦胧诗”的兴起和当年“新文学”的肇始情形有点相似,先行者们在崭露头角时遇到了不少“传统习惯”的责难和阻碍。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先前意识形态禁锢下的“宣传体民歌式”的审美趣味,表现在实际创作中就是“战歌”思维的直接抒情法。而较少受这种趣味与思维限制的人,主要是逐渐清醒并且面对现实又无比困惑的青年一代,他们心底埋藏着对当时诗坛“战歌声一片”的不满,觉得这些诗无美可言,内心深处自有一套他们认为更贴近诗歌本身的诗意的表达方式。这些诗从他们心里流出,并加以头脑深沉思考之力的浸染,一出来就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和现代色彩。受时代环境的局限的影响,这些“新异”诗歌竟然被部分诗人目以为“朦胧”、“晦涩”、甚至“不健康”的代名词。

如今我们早已淡忘了“朦胧诗”刚面世时的尴尬。今天的诗歌表达中“个人的存在”几乎如家常便饭一样自然正常,这在“朦胧诗”初期,却不是那么的容易。当初围绕“朦胧诗”的论争中,有篇文章有这样一种表述:“……给新诗提出了一个富有挑衅性的问题:新诗能不能有诗人自己对于人、对于生活、对于政治独立的思考、评价和把握的形成?能不能有超出于那些传统的英雄主义感情的颂歌主题的,更广阔的表现普通人的、也是诗人自己的愤懑、痛苦、忧虑等等情感领域的天地?”这句话的意思归结到一点就是“人该不该成为诗歌表现的核心”。放在当下,这是个无须回答的问题。但它表明了 “朦胧诗”在当时时代环境下的崛起带来的“人的意义”的思考,实际上是新文学传统这条脉息在沉寂多年以后再次苏醒并勃发生命力的表现。著名批评家孙绍振在一篇文论中说朦胧诗人“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但以历史眼光看,这个美学原则其实不算是“新的”,而是“旧”新文学传统的某些思想范型的复兴罢了。

第二,新文学的倡导及其传统的形成当然不是现代化历史进程上的“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历史背景的,简单说来就是国势衰微、民族危机所引发的处于世界落后地位的焦虑感,促使知识分子对“器”之利用选择的深沉思考。出于这个目的,“文学革命”才提倡以新文学、新思想代替旧文学、旧道德,最后祛除附着于其中的旧病沉疴。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要摈弃旧文学赖以存身的“文言文”,以决绝态度运用一种新言语工具来“重起炉灶”,即使这种工具当时看起来如此幼稚,甚至低俗。因此新文学从一采用白话文起,实际上就开始了对传统古典文学的全面背离与反抗,更遑论“文学革命”主将们将批评和否定矛头以“挑战书”宣言形式直指“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桐城派”、“文选派”、“江西派”等旧文学的实质性内容。陈独秀在他著名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三大推倒”、“三大建设”,正是从一破一立鲜明、坚定的角度来揭示当时新文学发轫之处所应采取的积极“战略措施”,因为非如此,何以得立身之地。如今回首总结新文化运动的条条框框时,不外乎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确定它的绩效,形式即新言语工具的运用,内容则是新思想观念的表达。正是这两方面共同对旧文学发起“背离”、“反抗”的冲击,并摧毁其阻力,才使后来的新文学潮流“浩浩荡荡”奔流到今天。

实际上,“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在时代力量及社会思潮的裹胁推动下,内化为一种现代思想的必备要素而被积淀保留下来,成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新文学传统的“反抗”意识由理性追求转化为实质性操作时,它的影响力也就无时不在,深潜于文学作者思想意识的内部,随时代、社会的具体环境而时隐时现地表露出来。

“反抗”意识作为一种被压迫受压抑的现代理性力量再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显露出来——就是带着先锋、另类色彩的“朦胧诗”的“崛起”。毋容置疑,“朦胧诗”的“反抗意识”也有近似新文化运动发起之时以“古怪”、“背离”姿态来战取自己生存地位的意图或倾向。因为它也遇到来自外界惯性势力的阻碍,那就是十七年文学传统下的“战歌思维”和“直接抒情法”。

“朦胧诗”虽然以晦涩、新颖、多重、个人化的情感思想内涵,在当初遇到批评,但总的说来,其思想价值理念是体现了现代文学传统的终极指向的,所以,“朦胧诗”才能浮出生活水面,逐渐成为社会人群正常接受的主流诗歌写作和欣赏方式。“朦胧诗”正是一个被人忽略的新文学传统在特定时代得到显性表现的明证之一。

参考文献:

[1]周作人.人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4.

[2]刘登翰.一股不可遏制的新诗潮——从舒婷的创作和争论谈起[J].福建文艺,1980,(12).

[3]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J].诗刊,1981,(3).

作者简介:黄菲蒂(1982-),女,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