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燕

中图分类号：J8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09）05-111-01

摘要中国传统戏剧中塑造了为数众多的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女性人物形象，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所具有的众多美德，同时又具有其时代特点，诸如节义女性的大量出现，更多的下层妇女开始登上舞台，人物塑造的类型化，以及女性世界折射出的社会文化内涵，使之成为中国戏剧中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群体。

关键词：中国戏剧；节义女性；下层妇女；类型化；文化内涵

戏剧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可说是一个崭新的品种，它带来了文体上的革命和俗文化的发展，尤其是这些作品中塑造了众多极富个性的女性人物形象，这在当时社会乃至对后世文学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古代戏剧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

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历代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主题。《诗经》和《楚辞》中对女性(女神)的描述相当广泛，原始母系社会对女性作为生命、权威和力量的象征的影响尚在，因而反映在诗骚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多是被崇拜、爱慕和尊敬的对象。进入封建社会的男权时期，女性逐渐成为群体中的弱者，统治者推行“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社会道德标准来约束妇女的思想与行为，只能依附于男性而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随着女性在阶级社会中地位的改变，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作品中相应地出现了大批封建制度下符合男权社会道德标准的女性形象。直到标志着中国戏曲开始成熟的元代戏剧出现。元代戏剧的闪光点不仅在于它奠定了中国古典戏曲融各种文学、艺术为一体的特征，更为重要的贡献是在内容上有了新的突破，在生活上更贴近人民，尤其是妇女。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一反传统的鄙视、怜悯、同情的态度，而是正面歌颂了女性的智慧和胆识，女性形象因此得以在元代戏剧中大放异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元代戏剧女性形象所达到的高度被认为是元代戏剧作家至为卓越的精神高度，代表了元代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

古代戏剧史上出现了很多因塑造节义女性形象而流传百世的名作，如《窦娥冤》《西厢记》《琵琶记》《汉宫秋》《梧桐雨》《蝴蝶梦》《墙头马上》等等。在作家文本创作当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既是一种对过往传统礼教控制下的既定形象的部分反驳，也是对前代文学作品创作中潜意识存在的对女性意识认可的追踪溯源，以及逐渐积累沿袭下的全面呈现。节义女性是古代作家久写不衰的主题，前人作品中出现了众多的经典形象。如关汉卿的《蝴蝶梦》改编自《列女传》中的《齐义继母》，对继母的心理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描写，亲子与继子谁生谁死，在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中凸显了继母王婆的贤德与慈爱；高明的《琵琶记》则取材于宋南戏《赵贞女》，将一出婚变悲剧改编为歌颂男子忠孝和女子贞烈的教化戏。马致远的《汉宫秋》则以历史上的昭君出塞故事为题材，对有关史实进行了创造性的改编，以胡、汉民族矛盾为背景，叙写了昭君为汉室江山挺身而出，毅然出塞和番，以至投江殉国的悲剧故事，歌颂了昭君崇高的民族气节。《白兔记》通过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与李三娘悲欢离合的故事，表达了“贫者休要相轻弃，否极终有变泰时”的主题思想，刻画了李三娘忍辱负重、忠贞不渝、坚韧顽强的性格。也有不少节义女性形象，出自于元代戏剧作家的虚构、创造和演绎，而这类形象则大多源自现实生活的反映，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等诸多作品即是取材于下层社会普通百姓的故事。

更多的下层妇女开始登上舞台在唐代以前的叙事作品中，主人公多为才子佳人，门当户对，至唐传奇中方开始出现妓女形象；宋代的话本小说中有了几个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思想性格的市民女性；直至元代戏剧作家的笔下，方使得更多的下层妇女能够登上舞台。如《救风尘》的赵盼儿、《金线池》的杜蕊娘、《谢天香》的谢天香，都是青楼风尘女子；《诈妮子》的燕燕、《西厢记》中的红娘是婢女出身；《望江亭》的谭记儿、《窦娥冤》的窦娥、《蝴蝶梦》的王婆，都是受苦受难的普通民间妇女。从现存元杂剧剧目中爱情婚姻剧约占五分之一这一比例来看，剧中更多的下层妇女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在反抗外来阻力、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中已经登上了文学的大舞台，并且体现出初步觉醒的女性意识。

二、现当代戏剧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

“五四”以后，在新思潮的感召下，女性开始觉醒，具有“人”的独立意识的先觉知识女性出现，她们要求享有完整的人的权利，向男女不平等关系挑战，向所有造成女性附属性和居次要地位的权力机构、法律和习俗挑战。然而相对于男权社会的强大力量，那些先觉知识女性的力量显得极其单薄，她们的反抗使她们置于孤独无助的处境，陷入精神崩溃、走投无路的困境，进而走向自我毁灭。曹禺剧作中的知识女性繁漪、陈白露、愫方正是“五四”以后男权社会中具有“人”的独立意识的先觉者，她们的生存困境及悲剧正是男权社会女性命运的典型体现。

《雷雨》中的繁漪是一个极端受压抑却以激烈方式反抗压迫的形象，她以疯狂的报复来反抗周家对她的压制。繁漪是曹禺剧作中最具“雷雨式”性格的人物，用男权话语来说，她可称得上一个“疯子”，但她的“疯”是被逼的。她原是一个聪慧美丽、充满激情、渴望自由的大家小姐，受周朴园的哄骗嫁入周家，但周家如同“一口残酷的井”消磨着她的热情。繁漪受“五四”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开始有了自主的意识，无法忍受周朴园这种残酷的精神折磨，渴望正常的“人”的生活，极力想摆脱现实的生存困境，获得新生。她把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周萍的爱情上，然而软弱自私的周萍却再度将她引向绝望，致使她的精神崩溃，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疯子”，在绝望中采取了疯狂的报复，既毁灭了无辜的人，也毁灭了自己。

造成女性生存困境的原因首先源于她们自身的固有弱点。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古老中国里，男权文化一直占主导，社会、历史、法律、习俗等外在因素对女性自身的约束与限制，使女性作为弱势群体长期处于一种被压抑的文化状态。正是这些外在因素造成了女性自身的弱点，她们常常表现出目光短浅，行为盲目，狭隘偏执，无法在更广阔的天地展现自己，发展自我，而女性这种主体性的残缺与不足，使得她们的反抗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另一方面，男权中心的社会条件下，男子是经济的支配者，而女性只能成为支配经济的男性的从属者，她们在物质生活上不得不依靠男人。所以女性要反抗不合理的男权社会，首先必须摆脱男性的束缚，但她们要彻底摆脱男性的束缚，也就彻底失去了经济依靠，从而陷入生存悖论。曹禺笔下的知识女性正是陷入了这种生存的死胡同，曹禺先生正是以女性的生存困境揭示出女性悲剧命运。

参考文献：

[1]王一川.批评理论与实践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田本相.曹禺代表作[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