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松

王松简介

王松，生于1956年，北京人。1982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大学毕业后历任教师、天津市文联《艺术家》杂志编辑，1990年调入天津市作协。著有长篇小说《食色》《春天不谈爱情》《欲望如歌》《落风的街》《欲望都市》《动机》《从良》《夜·色》《浮·游》《蛾的飞翔》等十余部，作品集有：《王松作品集》（四卷）、中短篇小说自选集《阳光如烟》《蟾蜍怒放》。电影评论《共和国不会忘记》获1988年全国优秀影评奖，喜剧小品剧本《假作真时》获1992年全国喜剧小品优秀奖，中篇小说《红汞》获2002年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2002年获天津市首届青年作家创作奖提名奖，2004年获天津市第二届青年作家创作奖。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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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父是在一天上午病倒的。发病很突然。

据老干部疗养院的人说，院方对他的病情很重视，一发现有半身麻痹和偶尔神志不清的症状，立刻征求他本人意见，问是否要转去“特护病房”，因为那边的医疗条件更好一些。但岳父坚决不同意。岳父认为自己长年住在干疗，已经耗费了国家大量钱财，而一旦转去特护病房，所需费用无疑更会成倍增加。他对疗养院的人说，现在他的工作关系是在医科大学，而医大的教学条件还很差，教师们想搞个课题经费都成问题，他一个离休下来已经没什么用处的人，怎么可以再去浪费学校那点有限的宝贵资金呢？

岳父还说，他现在的身体不仅不能再革命，甚至可以说是已经背叛了革命，对于这样一具自绝于党和国家的躯体，要它还有何用！治疗就更没必要了。

岳父的态度如此坚决，院方自然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据院方估计，出事应该是在下半夜。

那天早晨，几个护士来给我岳父的房间打扫卫生，发现他仍然躺在床上昏睡。起初她们以为他是偶尔精神不好（以往也有过类似情况），也就没太在意。后来到将近中午时，见他仍没有醒来的迹象，才发觉有些不对了，当即就将护士长和主任都叫过来。经诊断，我岳父患的是“出血性脑血管病”，也就是人们俗称的“脑溢血”，已经陷入昏迷。当天中午，我们接到通知赶来老干部疗养院。院方先向我们交代了病情，然后建议我们不要再转去别的医院，说这种病是老年性常见病，他们干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这里毕竟比普通的地方医院条件要好。主任还特意向我们强调，说从病人目前的症状看，预后恐怕不很乐观，接下来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很难预料，让我们家属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然后又说，现在的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住病情，尽快让苏老苏醒，这样昏迷下去不是好事。

关于脑血管病的知识，我多少懂一点。其实人的思想强大，而肉体却很脆弱，无论多健康的人，只要在床上连续躺一星期，浑身的肌肉立刻就会松弛甚至萎缩，健将级运动员也不例外。这也就是说，人的昏迷持续一段时间之后，造成的后果很可能是不可逆的，即使被唤醒，也很难再重新站起来。那种关于某某“植物人”在昏迷多长时间之后又苏醒并重新恢复体能的病例，毕竟是极为罕见的特例，否则也不会被人们当成奇迹。

所以，我对疗养院的韩主任说，我们家属有这种心理准备。

韩主任思考了一下又说，现在要将苏老唤醒，仅凭药物恐怕是不行了，最好能寻找到一种什么方法，比如他平时爱听的音乐，或是什么特定内容的歌曲。

这时我妻子突然想起来，说对了，我父亲最爱听的就是50年代前苏联的流行歌曲，再有咱们这里一度流行过的一盘录音带，叫……《红太阳》？

《红太阳》？韩主任听了点点头，似乎也知道这盘磁带。

我妻子说，他那时一听到这些歌曲，就会随着哼唱起来。

韩主任想了一下说，这倒可以试一试，我曾在一份医学文献上看到过，用音乐唤醒深度昏迷的病人，这种临床病例在国外是早已有过的，你说的这些歌曲现在肯定已出了CD或VCD，我这就让人去找，再想办法给病房搞一台影碟机来。

于是当天下午，在我岳父的病房里，伴随着电视机上抒情的画面，就响起了深情而又略带感伤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和《小路》一类前苏联歌曲，忽而又转为《红太阳》，那种独特的轰轰烈烈的旋律充满激情，也极具感染力。

2

一天深夜，我家的电话突然响起来。

妻子拿起电话，听筒里竟然传来我岳父的声音。他听上去很虚弱，呼吸也很重，但神志似乎已经清醒，只是喃喃地说着两个字：泰山……泰山……

然后，电话的那一端就没有声音了。

这一夜，我们都没有再睡。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岳父在电话里所说的“泰山，泰山……”，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如果仅从字面理解，“泰山”无非有三种含义，其一，就“山”本身而言，自然是指东岳泰山；其二，就价值而言，是“重如泰山”；其三，是一种约定俗成，也就是人们习惯对岳父使用的一种尊称。但是，如果再仔细想一想，这三种含义又似乎都不着边际。首先我岳父正在昏迷，他不会半夜苏醒过来，打电话告诉我们在山东的泰安有一座泰山。其次，“重如泰山”多指牺牲的烈士，我岳父平素戒骄戒躁，一向自律自谦，也不会以如此隆重的说法来比喻自己，何况他也还没到这种时候。再次，如果他想明确一下他与我的关系，重申他是我的“老泰山”，似乎就更没这个必要。应该说，我们翁婿之间一向很融洽。

这就使我怀疑，是否妻子听错了？

但妻子却肯定地说，那个电话里的声音就是她父亲。她说，她从懂事以来，第一个留在记忆里的就是这个声音，她怎么会听错呢？就这样一直到天亮，我们仍没有想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时电话再次响起来，是干部疗养院的韩主任。

韩主任兴奋地问我们，上午是否有时间过去？

我立刻告诉他，我们正准备过去。

他说那好，你们赶紧来吧，见面再说。

我妻子抓过电话，迫不及待地问，出什么事了吗？

韩主任说好事啊，好事，苏老昨天夜里醒过来了！

在这个遍地洒满明媚阳光的早晨，我和妻子以最快的速度赶去干部疗养院。韩主任告诉我们，我岳父能醒过来简直是一个奇迹，他与干疗里的几位康复医学专家仔细研究过了，但谁都找不出答案。事情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这些天在病房里播放歌曲，始终没见有什么成效。那天夜里，当班的小护士实在闲得无聊，就偷偷将一张自己带来的VCD插进影碟机来看。这张影碟是一部叫《人猿泰山》的美国片子，讲述的是一个很离奇的故事：一个人在他很小的时候，由于一场突发的灾难被独自抛在深山丛林，就这样与野物为伴，过着半人半兽的生活渐渐长大，成了一个长发披肩腰围树叶在悬崖和枝头上行走如飞的野人，还学会了各种兽语，能与丛林中的所有动物亲密相处。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重新回归现实的文明生活，却已经与这一切都格格不入。最后，他终于放弃了优越的地位、富有的生活和美丽的恋人，又重新回归丛林去了。那天夜里，就在当班的小护士将这部片子看到接近结尾处时，奇迹发生了。据这小护士事后讲，当时她很清晰地听到，我岳父在她身后的床上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她一回头，才发现我岳父正大睁着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看得很入神。

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夜里的那个电话是什么含义。

我想，我岳父在电话里所说的“泰山，泰山……”，应该指的就是这个泰山。韩主任也兴奋地点点头，说对，苏老醒来之后，一直都在喃喃自语着“泰山”这两个字。接着韩主任又说，他已经为我岳父做了初步检查，现在各方面体征包括“霍夫曼反应”都已趋于正常，等后面详细的检查结果出来，就可以为他制定具体的康复方案了。

韩主任搓着两手说，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一部电影，竟然使一个昏迷了长达数百小时的脑血管病人苏醒，这在世界医学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啊！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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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没见过岳父年轻时的照片。在我的想象中，他那时应该是一个相貌俊朗的青年，性格多少有些内向，甚至接人待物时还会显露出一些羞怯。这种性格在当年那些有钱人家的阔少爷中应该并不多见。所谓“少爷脾气”，多指骄纵任性、颐指气使，不含有任何谦和的成分。所以，我想，从这一点看，岳父在那时应该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人。

我一直认为岳父的性格比较独特。

岳父从没向我提起过自己的身世。据说他出身河南一个正宗的地主家庭，家里骡马成群，使奴唤婢，拥有百顷河套良田。相传那时在黄河上使船，顺风顺水走上半天，还没有走出他家的地界，可见那个时候，他家在黄河岸边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豪富大户。关于这些事，我还是从他一个嫡侄的口中听说的。他这个嫡侄与他的年龄不相上下，算是小叔大侄，当年随他一起从封建家庭里跑出来，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一直到解放战争的后期随大军南下入川，就留在了重庆，再后来还成为重庆市的一个什么局长（后来由于长期抽烟饮酒，而且沉溺于腐败，终于患恶性病下世）。当年他经常出差来北方开会，每一次都不忘来看望一下他的叔父。所以，我也就有了几次与他长聊的机会。

据他这个嫡侄讲，那时他们家不仅骡马成群、良田成片，在镇子上还拥有几条街的房产。我岳父还曾有过一个二哥，好像是他父亲的养子，当时从北京的洋学堂毕业出来，想去日本留洋继续读书。我岳父的父亲为给这养子筹集川资路费，一咬牙竟整整卖掉半条街，由此可见他家当时的经济实力。后来这养子在日本学业有成，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出来，又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相传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他多少还有一些名气，与当时客居日本的郭沫若、鲁迅等名士都有过往来。后来我岳父曾去日本看望过他（据我妻子说，他这段东渡扶桑的经历，几十年来从未对人说起过，就连他们几个孩子都不知他当年竟还去过日本）。当时我岳父东渡有两个目的，一是遵从父训，去探听一下二哥在日本的行迹；二来也想身临其境感受一下，看日后是否有可能也去那边读书。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一到日本就感觉极坏，认定自己与这个岛国格格不入，所以没住多久就待不下去了，决定买张船票回国。

据我岳父的嫡侄说，他在临回国之前，遇到了一件意外的事。

那时我岳父已是一个翩翩少年，身材相貌也都不俗，所以走在当时的日本街头就很有些招眼，显得卓尔不群又气度不凡。只是由于喝黄河水长大，牙齿不太好，不仅缝隙较大，颜色也有些发黄。于是他二哥就对他说，日本的齿科技术很好，你这次回国之前，可以顺便在这里治一治牙齿。就这样，他二哥便将他领去了一间私人牙医诊所。

日本人将牙科称为“齿科”。我岳父去的那间私人齿科诊所，主治医生是一位年轻貌美的日本姑娘。那时日本就已有了去“牙蚀”的医术，这位年轻的女医生两手比画着，用很生硬的汉语告诉我岳父，说他的牙齿条件很好，所以治起来并不困难，只要去一去牙蚀就可以了。我岳父点头，表示听懂了，说那就去一去牙蚀吧。

我岳父一边说，还腼腆地笑了一下。

女医生也抿嘴一笑，又用力看了我岳父一眼，就让他坐到治疗椅上。

我想，那肯定是一次精心而又漫长的治疗过程。后来，这位女医生一边为我岳父清洗牙齿，忽然又说了一句什么，但由于戴着口罩，声音就有些含混不清。站在一旁当助手的小护士却听懂了，扑哧一下笑出声来。我岳父看看这女医生，又看了看那个小护士，不知她两人在说什么。于是那小护士就晓事地用汉语说，纯子小姐说，您长得真帅。

我岳父一听，脸腾地就红起来。

于是，原本去牙蚀三次即可，而这位叫纯子的女医生却足足让我岳父去了十三次。到最后一次，也就索性羞答答地向他敞开了心扉，说出自己对他的想法。那一天我岳父已经买好回国的船票，所以他二哥也陪他一起去了诊所，打算待他治完牙齿，兄弟二人再去街上买些东西。这位纯子小姐提出的事，我岳父的二哥倒并没有感到意外。他自己虽然没做过去牙蚀的治疗，却也知道没有要跑十三次的道理，又听说这位牙医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心里便已有数。那时的日本女孩都喜欢中国小伙子，觉得他们不仅身材高大，性情也很温和，所以嫁中国人也是一种时尚，就如同今天的中国女孩都想嫁给欧美人。

当时纯子小姐表示，这间齿科诊所是她１８岁时父母送她的生日礼物，如果我岳父同意娶她，他就将成为这间诊所的主人。纯子小姐说着，就已从我岳父脸上的神情看出，他似乎并无心仪之意；于是又连忙问我岳父的二哥，他是不是嫌自己的年龄大了一些。我岳父的二哥只好婉转地告诉她，年龄大一点倒无所谓，中国婚俗也有女长男幼的习惯，只是他天生不喜欢日本女孩，这就没办法了。不料我岳父已看出来，他二哥并没有完全说出自己的意思，于是索性就直接对纯子小姐说，其实他是很喜欢纯子小姐的，他不同意这门亲事，主要是因为不喜欢这个国家；现在日本人在中国东三省做下的事已经让中国人忍无可忍，接下来两国之间说不定还会发生什么事，在这种时候，他怎么可能再娶一个日本女人做妻子呢？

旁边的小护士，立刻将这些话都翻译给了纯子小姐。

这一来就无话可说了。据说我岳父临行前的那天晚上，纯子小姐在东京一个叫浅草的地方请我岳父吃了一顿饭，并深情地告诉他，她会在她的小诊所里等他，一直等到日中关系缓和下来，到那时，她相信他一定会回来找她的。

说到这里，她还轻轻握了握我岳父的手。

时至今日，我不知这位纯子小姐是否仍在东京浅草的那间小诊所里等待。不过我岳父的牙齿至今仍很坚固，这倒是一个事实。他的那些牙齿不仅锋利，而且色泽美白，这在与他同龄的老年人中极为罕见。我想，这一定与当年那位纯子小姐的医术有关。

2

我岳父从日本回国，翌年考入河南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

这时日本人已打进中原，豫中平原烽烟四起，到处是飞机轰炸，到处是连天炮火，到处是四散奔逃的难民，到处是唱着救亡歌曲挽手游行的青年学生。我岳父的热血也随之沸腾起来，扔下学业投身抗日救国运动。此时我岳父的嫡侄也已考入这间高校，而且他叔侄学的是同一专业。据他的嫡侄说，后来出了一件事，从此改变了他们叔侄的命运。

出事是在那一年的春天。一个漫天飞舞着杨花的下午，我岳父和几个同学刚从街上募捐回来，就听说有人找杨蔚然。当时来给我岳父送信的是一个叫宋长天的学生组织小头目。这个宋长天一直对我岳父心怀不满。那时我岳父自认为出身封建地主家庭，有些自卑心理，因此也就没参加任何学生组织。宋长天却认为我岳父是自命清高，瞧不起人，不屑与他们这些工农子弟打成一片，因此平时动辄对我岳父冷嘲热讽，话里话外也经常吹毛求疵。

这时这个宋长天看了我岳父一眼，又问，你家里跟日本人有关系？

我岳父愣了一下，想想说，我有个二哥，这些年一直在日本读书。

宋长天哼一声又问，他现在为日本人做事，你怎么从来没提起过？

我岳父越发有些摸不着头脑了，说我二哥在日本上学，怎么会跑回来为日本人做事？

宋长天冷笑一声说，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但愿你不是装糊涂。他这样说罢就转身走了，走出几步，又回头对我岳父说，我们现在不仅锄汉奸，也正挖学贼呢！

我岳父憋了一肚子气，赶到接待处一看，果然是他二哥从日本回来了。而更让他大吃一惊的是，他二哥竟然还穿了一身日本人的黄军服，戴着战斗帽，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这在当时救亡歌声四起的大学校园里，其扎眼程度可想而知。

我岳父忍着气问他，来找自己有什么事。

他二哥说，现在时局动荡，别再读书了。

我岳父问，不读书，干什么？

他二哥说，你年轻有为，又才华横溢，我已在日本人那里为你谋了一个很好的差事。然后又说，日本人现在刚刚正式开到中国，我给他们当翻译，知道他们那里正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你过去之后不会受委屈的，肯定能有用武之地。

我岳父听了冷笑一声说，跟谁用武，跟自己的同胞吗？

他二哥脸一红说，明说吧三弟，这也是爹的意思，是他老人家让我来找你的。

我岳父将信将疑地问，爹会让我去给日本人做事？

他二哥说，爹倒没有这样说，他只是让我给你找个事由，好尽早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他二哥又说，他老人家养了我这些年，又供我留洋读书，我要报答他。

我岳父捺着性子对他说，当初在日本，你知道我为什么急着回来吗？

他二哥说，你不说我倒忘了，人家纯子小姐还在东京浅草的齿科诊所苦苦等你呢，这次我回国之前，她特地来找我，还让我给你带来一封信……

我岳父立刻打断他，脸色难看地说，别再跟我提那个纯子小姐了。实话告诉你，我当初急着回来，就是看不惯你讨了日本老婆，说话办事都像个日本人。

他二哥说，日本人有什么不好，人家日本就是比咱中国先进，咱们不仅现在离不开日本人，将来你等着瞧吧，恐怕再过几十年还会更离不开人家呢！

大概就是这几句话，一下将我岳父激怒了。

据我岳父的嫡侄回忆，当时他刚好推门进来，正听到他二叔说的这番话，接着就看见我岳父猛一挥手在他二哥的脸上狠狠打了一拳。由于这一拳用力过猛，他二哥又没有防备，所以一下就被打得趔趄着栽倒了。也就在他栽倒时的一瞬，额角又在尖硬的桌角上狠狠撞了一下，顿时将太阳穴撞开一个大洞。他二哥倒在地上，伤口立刻血流如注，嘴里好像又嘟哝了一句什么，然后翻着两眼用力地蹬了蹬腿，就气绝身亡了。

我岳父的二哥在临咽气时究竟嘟囔了一句什么，一直是一个谜。据我岳父的嫡侄说，当时他分明听见，他二叔躺在地上一喘一喘地说：“三弟……我兜里……还有给你带来的500元钱……你拿去吧。”但我岳父却坚决否认。我岳父始终坚持认为，他二哥在临死前说的是：“三弟……你还是……跟我走吧……别再任性了。”这两句话从字音到字意乃至字数显然都大相径庭，就不知究竟是谁听错了。不过据我岳父的嫡侄说，事后他确实从他二叔尸体的衣兜里翻出500元钱，但当时身边有很多人，所以就没有声张。直到后来过了很久，他才不动声色地将这笔钱交给我岳父，只说是家里让人捎来的。

在那个漫天飞舞着杨花的下午，我岳父的嫡侄跑来是给他报信的，当时宋长天已召集起学生组织的全部人马，正拎着木棒朝这里滚滚而来，口口声声嚷着要痛打日本人的狗汉奸。我岳父听了只是凄然一笑，看看躺在地上的二哥，嘴里喃喃地说，要来……就让他们来吧，反正……我已经把他打死了……就在这时，门砰的一声被撞开，宋长天率领一伙人挥舞着木棒闯进来。但是，他们一见横躺在地上的尸体，立刻都愣住了。

这件事在当时不胫而走。尽管我岳父是失手将他二哥打死的，但传出去就已成为大义灭亲的义举，不仅轰动了整个校园，还一时成为这座城市里街谈巷议的话题。我岳父也因此被人们当成一个大义凛然的英雄到处传颂，还上了当时的抗日报纸。接下来，他的人身安全也就受到威胁。迫于日伪军警的压力，学校当局只好明确表态，开除杨蔚然学籍，听凭军方发落。这一来我岳父的处境一下就更加岌岌可危，整天被军警特务追来追去。

这件事很快引起学校地下党的注意。经过多方考察，组织上认为我岳父符合条件，于是立刻派人与他接洽，提出可以送他到解放区去。我岳父一听当即表示同意，并提出是否可以带他的嫡侄一起走。那时由于抗日需要，解放区正缺少思想进步年轻有为的大学生，组织上一研究也就同意了。就这样，我岳父和他的嫡侄从此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3

据我岳父的嫡侄回忆，他们出发好像是在那年夏季的一个雨夜。当时同路的还有几个年轻人，大都是学校里的进步青年，其中有一个叫王遇春的，是宋长天的表弟。这个王遇春好像是因为失恋，痛定思痛之后想跺脚远走他乡，就被他表哥送入这个投奔抗日解放区的队伍中来。临行前，带队同志先向大家宣布纪律，每人都要严守组织机密，遵守组织纪律，绝不允许单独行动，路上如遇有意外情况，一定要沉住气，服从命令听指挥；而且告诉大家，现在既然走上革命道路，就要做好随时为祖国和人民牺牲自己的心理准备。

最后，组织上又向每个人申明，最重要的一条纪律是，在临走之前，谁都不准跟家里打招呼，更不准对父母说出具体去向。我岳父叔侄俩这时都已经热血沸腾，当即向上级表示，一切服从组织安排。我岳父还很自豪地对带队领导说，他由于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二哥（尽管是失手误杀），已跟那个地主家庭彻底决裂，今后他们不会再认自己，当然，自己也决不会再回去看他们。我岳父这种坚决的态度，当即受到带队领导的肯定。带队领导对我岳父说，他的事上级组织都已听说了，组织上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希望他到解放区后能努力学习，在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同时尽快提高思想认识，争取在工作上早日取得更大进步。

但是，他们刚出发没多久就出了问题。

问题是出在王遇春的身上。这个王遇春由于失恋，精神遭受很大打击，所以一路上总是提不起精神，经常独自呆呆地出神。一天来到一座小城，他却突然兴奋起来，频频向带队领导试探着询问是否要在这里住下来。带队领导说，前面不远就是敌人的封锁线了，大家需要准备一下，所以，要先在这里住几天，具体何时动身视情况再定。

当晚临睡前，王遇春偷偷对我岳父说，他要独自出去一下。

我岳父一听立刻爬起身，当即对他这种自由主义的行为提出严肃批评，说出发前组织上已有明确规定，谁都不准擅自离队，更不准私自出去单独行动。

王遇春说，你不向领导报告，就不会有人知道。

我岳父说，但问题是，我一定要向领导报告。

王遇春无奈，只好向我岳父讲出实情。原来他出身一个破落的小业主家庭，家里过去有个制衣作坊，后来倒闭了，他父亲就沦为一个穷裁缝。他失恋的女友是他表妹，他们表兄妹二人如同梁山伯与祝英台一般同窗读书几载，待他表妹到了及笄年龄，家里却将她许配给一个绸缎商人。他与表妹苦苦央求家里，希望能成全他们的好事。但他表妹的父母却对他说，如果你真爱你表妹，就该让她嫁给那个绸缎商人去过好日子，你家里现在已经穷得只剩了一堆烂布，表妹真跟了你，难道后半辈子让她去跟你受罪吗？就这样，王遇春只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表妹被那个绸缎商人用一顶花红小轿抬走了。他自己一跺脚，也就转身投奔了革命队伍。王遇春告诉我岳父，他表妹就是嫁到了这个小城，这也是注定他们的缘分未尽，他想去看一看她，或许能将她说服，就带上她一起去投奔解放区。

我岳父听了说，你没权力这样做，带谁去解放区，是要经过组织严格审查的。

王遇春说，那我也一定要去见见她。

我岳父说，你不能去。

王遇春忽然冷笑一声说，你凭什么管我，你以为你有这个权力吗？说穿了你不过是封建地主家庭的一个狗少爷，能带你去解放区，已经是瞧得起你了；而我再怎样说，家里也算穷苦人，是正经的无产阶级，你不觉得这样干涉我的事，有点自不量力吗？这一下我岳父就无话可说了，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王遇春满怀热望地投入夜色。

但在这一晚，我岳父还是及时向组织上报告了此事。带队领导闻听，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次行动原本是绝密的，倘若敌人一旦察觉，不仅全队会陷入险境，再想穿越封锁线也就更加困难了。于是当即决定，提前动身，连夜闯过敌人的封锁线。正在商议之际，就见王遇春满脸伤痕、一步一跌地跑回来。原来他刚到表妹那里，两人拉着手还没说几句话，就被人家丈夫发现了；那个愤怒的绸缎商人当即让人将他拉到街上一通暴打，并声称下次再看见他，一定要将他的狗腿敲断。带队领导一听，预感到情况危急，立即就带领全队人员趁夜色出发了。果然，那一晚他们前脚走，后脚住所就被一伙军警特务包围了。待穿过封锁线之后，再回头看一看，小城那边就已是警笛大作枪声响成一团。

王遇春就这样，还没到解放区就先在路上受到处分。

第三章

1

1949年解放时，我岳父是挎着盒子枪带着警卫员来到这座城市的。

这一点如果不是他亲口对我说，我绝不会相信。我想他那时一定是一个身材修长步履矫健的年轻干部，英姿勃发，而且略带一些文职气派。但是，他那时脸上的神情我却怎么也想象不出来。因为那个时候的他，与几十年后相差实在太悬殊了。

我妻妹曾说，我岳父这些年是汽车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资历越来越高，薪水与人家相比却越挣越少。在我刚与妻子谈恋爱时，曾无数次偷偷地观察过这个未来的岳父。我发现他二女儿为他总结的这四句话不仅精辟，而且还是一个谜团，一个人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上，就是存心跟自己过不去，故意糟蹋自己，也不至于将自己的处境搞到如此糟糕的地步。我妻妹不无伤感地说，其实他这些年的生活始终在沿着一个方向发展，就是潦倒。

这究竟是为什么？

时至今日，我仍然想不明白。

2

我岳父应该是这座城市的第一批进城干部。

当时国民党的市政府已被解散，人民政权刚刚建立，正是百业待举百废待兴之际，各行各业都需要有经验有能力的管理干部。由于我岳父在解放区时曾负责过卫生队工作，对医务系统的事比较熟悉，就被派去“市卫生领导小组”（即市卫生局前身），担任副组长。那天我岳父去市府大楼走马上任，一进办公室突然愣住了。他的顶头上司，也就是“市卫生领导小组”的正职组长，正面带微笑地从办公桌后面慢慢站起来。

我岳父立刻认出来，这个人竟然是王遇春。

我岳父与王遇春已经多年不见。那一次他们到达解放区，只在一起集训了几个月，然后大家就被派往不同的战线各奔东西了。后来听说王遇春改名叫王纯，在工作和学习上表现都很积极，加之出身穷苦家庭，个人政治条件也很好，不仅很快入了党，而且很受上级器重。虽然一直做文书工作，有一段时间还被派往高级首长身边参加过很重要的政治活动，那个令人不愉快的处分，也就早已将功抵过了。这时我岳父与他见面，走过去一握手就明显感觉出来，王纯对当年的那件旧事还没有忘记，心里仍然存着芥蒂。

王纯的脸上皮笑肉不笑，声音却很热情。他问我岳父，你当年好像还有一个侄子呀，他现在怎么样，去了哪里？我岳父说，他后来正式进了战斗部队，到解放战争时期已升任团长，后来随大军南下，到解放重庆时，就留在那边的地方工作了。

王纯听了笑着说，好啊好啊，大家的进步都很大嘛！然后又问我岳父，这几年在革命熔炉锻炼得如何，过去剥削家庭的资产阶级意识是否都已改造干净了；又说他已看了我岳父的档案材料，为什么至今还没解决组织问题。我岳父当即很严肃地向他指出，在革命队伍里，用这种口吻和腔调对自己同志说话是很不合适的，更何况他还是上级领导。然后，又很认真地说，他始终认为入党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尽管自己至今仍没在组织上入党，但从投身革命队伍的那一天起，就已在思想上入了党。这几年，他每时每刻都在心里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只是觉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实在太完美了，应该具备的条件也实在太高了，他虽然一直都在不懈努力，但至今仍觉得自己没达到要求，所以，也才没向组织上提出这方面的申请。王纯做出一副豁达的样子说，不管怎样说，咱们当年总算是一起参加革命的，往后就好办了，有我在，会想办法尽快为你解决组织问题的。

我岳父听了却摇摇头，为他纠正说，组织问题不需要领导为我“解决”，如果有一天，我认为自己符合条件了，我会主动向组织提出申请的。

王纯立刻哈哈大笑起来，然后意味深长地说，你的老脾气还是没改啊！

我岳父也笑了笑，说是啊，我这个人原则性很强，这你应该是知道的。

王纯点点头说，往后你毕竟是我的副手，但愿咱们能合作愉快。

3

后来没过多久，我岳父与王纯之间果然就发生了不愉快。

那是在他接手工作不久之后的一个下午，秘书小刘忽然来找我岳父，有些为难地说，有个乡下妇女，哭哭啼啼地来找王纯书记（王纯时任“市卫生领导小组”组长兼支部书记），可王纯书记却避而不见。我岳父听了说，这有什么奇怪，王纯书记工作很忙，不可能一一接见来访者，你让她到这边来，我接待一下就是了。一会儿，秘书小刘就将这妇女领过来，待听她说明来意，我岳父才意识到，自己遇到的是一件极为棘手的麻烦事。

原来当年王纯书记从家里跑出来，还不仅仅是因为失恋，也为逃婚。当时他的家里已经为他娶了一个媳妇，王纯书记跟人家睡了几天之后，突然又向家里声明，说自己失恋了，然后又与这媳妇睡了一夜，一跺脚就从家里跑出来。现在这个哭哭啼啼找来的妇女，就是他当年扔在家里的那个媳妇，人家说如今孩子都已十多岁了，自己这些年又一直在家里替他照顾父母，可他最近却突然寄来一封信，说是要与她解除婚姻关系。这女人说，这样做事哪里还像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就连他父母都气得快要不认这个儿子了。我岳父听了也感到很气愤，认为王纯书记这样处理个人问题确实很不应该，是彻头彻尾的“陈世美行径”。我岳父想，当初你如果真的不同意这门婚事，可以向人家女方正式提出退婚，这样还可以保持人家黄花闺女的本色，但先跟人家睡了觉，又声称这是封建包办婚姻要求解除关系，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一个革命者怎么可以做这种“先尝后不买”的事呢？

我岳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极不道德的行为！

但是，当我岳父向王纯书记当面指出之后，王纯书记却大为光火，当即质问我岳父，为什么要干涉他的私人生活。我岳父耐下心来说，他这也是出于对革命同志的关心和爱护，我们干革命的人更要注意检点自身的行为，不能做有违良心的事情。没想到王纯书记一听这话更加恼羞成怒，当即拍着桌子指责我岳父，说他是想借这件事故意整人，是小题大做，是借题发挥。事后很多同事都说我岳父为人太实，甚至还有人说他多事。但我岳父却怎么也搞不懂，这样简单而又明显的一个是非问题，大家怎么就分辨不清呢？

第四章

1

这以后没过多久，秘书小刘又来找我岳父，请他帮自己拿个主意。原来那段时间，王纯书记总是借各种理由找她谈话，要么就让她到他的办公室去帮着整理材料，借机与她搭讪，很明显是有追求她的意思。秘书小刘问我岳父，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理？那个时代已经很开化，尤其在革命队伍里，如果哪个男同志爱上了哪个女同志，或是哪个女同志爱上了哪个男同志，就可以明目张胆堂堂正正地去追求，似乎比今天还要来得坦然。这一次我岳父接受了教训，考虑一下就对秘书小刘说，这是你和王纯书记个人之间的事，而且也属于你的私事，我不好参与意见。没想到秘书小刘一听这话脸上突然飞红起来，跟着眼圈也红了。

她对我岳父说，我心里是怎样想的，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这时我岳父已是将近三十岁的男人，如果说对男女之间的风情之事一点不懂，那是不真实的，他听了秘书小刘的话先是愣了一下，跟着也就明白了。

秘书小刘是在一次卫生系统的舞会上对我岳父说这番话的。这次舞会是特意为招待苏联专家而举办的。当晚来这座城市支援建设的苏联专家们都到了，卫生系统的年轻姑娘们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光彩夺目，大家搂在一起，随着一曲又一曲的苏联流行歌曲跳着，尽情联欢着。而就在这一晚，我岳父也成为最受大家瞩目的人物。

舞会开始前，负责司仪工作（相当于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的小孔姑娘先笑着向大家宣布了一件事，说是杨蔚然杨副主任（当时对市里各种领导小组组长的称呼，都习惯叫主任）为了适应新中国新工作新生活的需要，已正式决定为自己更名改姓，从此不再姓杨，而姓苏，并为了纪念中苏两国之间的友谊，取名就叫“苏联”！当时是在那样一种场合，又正是那样一种气氛，这个消息一经公布，其反响的热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大家立刻高呼：“中苏友谊万岁！万万岁！兹特拉夫斯德乌耶姆（俄语万岁的意思）！”一时各医院的年轻女医生和护士们，以及护校的女学生立刻就将我岳父团团包围起来，大家争相拉他去跳舞，有的还趁跳舞之机在他耳边留下自己的姓名和单位电话。秘书小刘自然有独特优势，她是我岳父手下的秘书，只说一句有事要向苏主任请示，就踩着舞步将他拉到一边去了。但是，秘书小刘还是没能竞争过当晚的舞会司仪小孔姑娘。就在她向我岳父说着王纯书记的事，并让他为自己拿主意时，小孔姑娘已经滑着步子走过来，轻轻一拉就将我岳父抢走了。据我岳父回忆，小孔姑娘那一晚穿的是件白裙子，上面是雪白的尖领衬衣，胸前还扎了一个大大的蓝色蝴蝶结，笑起来咯咯地响，舞起来满场飞，真像是一只花蝴蝶啊！关于这个情景，我岳父曾向我们讲述过很多次，每一次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口水。现在想起来，我才明白一件事，当年那一场舞会的意义确实非同寻常。对于我岳父来说，甚至是他一次重大的人生转折。

首先是生活上的。

那一晚之后，秘书小刘就与小孔姑娘展开了一场拉锯式的争夺战，争夺的对象自然是我岳父。这场争夺先是在暗中进行，渐渐就成为半公开的秘密，再后来便已激烈到近乎白热化的程度。我岳父当然不是那种坐收渔利的卑劣小人，更不会借此机会将自己身价炒起来两边讨便宜，他被夹在两个女人中间，只是感到有些茫然不知所措；而且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如果让他选择，也真的很难取舍。秘书小刘自然不用说，不仅长相漂亮，落落大方，而且从头到脚还是一副很清纯的样子，属于那种让男人看了就想怜惜一下的女孩。而小孔姑娘则又是另外一种类型，她性格外向，热烈，有激情，思想要求进步，而且有着很强的工作能力，是当时护士学校的团总支记兼党支部文体委员，还曾在全市卫生系统的歌咏比赛大会上得过女声独唱第一名。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样的女孩自然更具吸引力。那时小孔姑娘经常给我岳父打来电话。但我岳父办公桌上的电话不是直拨，要先由秘书小刘接听之后视情况再给他转过来。这一来小孔姑娘就显然要吃亏了。秘书小刘每次一听出是她的声音，立刻就说苏主任不在，要么说他正在开会，或者故意把电话转到王纯书记那里去。

就这样，王纯书记渐渐地就有了察觉。

这时王纯书记正对我岳父憋着满腹妒火，因为秘书小刘已直截了当回绝了他，并开诚布公地向他承认，自己爱的并不是他，而是苏联苏副主任。这一来就更加大大地刺伤了王纯书记的自尊心。那时秘书小刘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单纯女孩，她当然不懂也不会想到，一个男人是决不允许自己所爱的女人以否定自己的方式来肯定另一个男人的，尤其是像王纯书记这样的男人。所以，当王纯书记得知还有护校的一个女孩也正在追求我岳父时，当即就决定将此事做大。

于是没过多久，我岳父就被上级领导找去谈话了。

2

这是一次很不愉快的谈话。

上级领导在一个下午将我岳父找去之后，先是劈头对他说，一个革命队伍里的同志，首先要有高尚的无产阶级情操，其次更应该恪守最起码的道德规范。上级领导这样说罢，又提醒我岳父，如果一个同志连这最起码的一点都做不到，那就值得怀疑了。

我岳父听了一时摸不着头脑，眨眨眼问领导，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上级领导也不隐讳，直截了当问我岳父，你最近是不是在谈恋爱？

我岳父想了想说，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究竟算不算是谈恋爱。

上级领导说，你看，这就是问题了，谈就是谈，没谈就是没谈，如果你是认真的，又怎么会说出“不知算不算”这样的话来呢？不要忘记，你是一个男同志，你玩儿够了，乐够了，可以一拍屁股说不算谈恋爱，可人家女方怎么受得了？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岳父听出话音有些不对了，立刻问上级领导，我……跟谁玩了？

上级领导说，你现在脚踩两只船，一方面跟底下的秘书小刘有瓜葛，另一方面又跟护校那个叫孔玲的团书记纠缠不清，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大家谁还不知道？

我岳父一听这话，啪地一拍桌子就站起来，生气地说，这话是谁说的？怎么还是公开的秘密？都有谁知道了？截至目前，我与秘书小刘和护校小孔都还没有正式明确恋爱关系，更没有对她们做过什么，这你可以去问她们自己，你们当领导的说话要有凭据！

这一来我岳父就犯了大忌，当领导的都有一个忌讳，最讨厌下级在自己面前大嚷大叫，更讨厌别人拍自己的桌子。于是这场谈话一下就陷入了僵局。最后上级领导就拿出撒手锏，干脆明确地告诉我岳父，这件事是王纯书记汇报上来的；王纯书记还说，他当年曾与你有些个人恩怨，恐怕直接找你谈，会引起误会，让你觉得他是在故意整你，所以才将此事汇报到领导这里，希望领导能挽救你一下。上级领导说到这里，又很认真地告诉我岳父，说王纯书记还说，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同志犯生活上的错误。

我岳父一听这话，心里才完全明白了。

上级领导最后又说，王纯书记还提出建议，当然也是组织上出于对你的爱护，经我们研究，决定将你从市卫组调出来，去医药卫生专科学校（即医大前身）工作。

我岳父听了笑笑问，撤我的职？

上级领导说，不要把话说得这样难听，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做什么不是为人民服务？你参加革命这些年了，又是从解放区过来的，这点觉悟还没有？

我岳父很认真地说，这个道理我当然明白，我也会绝对服从组织安排。不过有一点必须讲清楚，我苏联没做错什么事，如果说这次调动带有处分性质，我是决不能接受的。

上级领导一听就哈哈大笑起来，说没有，当然没有，这次调动可以明确地说，完全是出于工作需要，医药卫生专科学校那边刚刚建校，人员配备还不齐，现在正需要充实力量，调你过去也是担任领导工作。领导说罢就站起来，一边朝外送着我岳父，又拍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小苏啊，你这个同志哪样都好，就是脾气，嗯……往后可得改一改啊，否则……

我岳父立刻站住问，您能不能说得再具体一点，我要改哪方面呢？

这一下倒把上级领导给问住了。领导又嗯嗯了两声说，比如，比如你这个认真劲吧，有时候就挺让身边的同志难以接受，郑板桥先生曾说过一句话，难得糊涂嘛！

我岳父立刻说，可是毛主席也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又怎么解释呢？我岳父说，我现在虽然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共产党员，可在工作上认真一点，总不应该算是缺点吧？上级领导一听脸色就又有些难看起来，点点头说，是啊是啊，不算缺点，当然不算缺点。

3

在这个下午，我岳父回到办公室正收拾东西，又被王纯书记用电话叫过去。王纯书记显然已经知道我岳父要调走的事，一见面就问我岳父，临走还有什么事要交代。

我岳父说，没什么可交代的了。

然后又笑笑说，如果说有，也只有一句感激的话。

王纯书记问，感激谁？

我岳父说，当然是你，没有你的建议，我怎么会调到医专去工作呢？

王纯书记尴尬地笑了笑，走过去把办公室的门关上，然后才又走回来说，蔚然啊。

我岳父立刻给他纠正，是苏联。

王纯书记说，我觉得还是叫蔚然亲切，请允许我这样叫你。

我岳父坚决地摇摇头说，不，我不允许。

王纯书记无可奈何地一笑说，好吧，那就叫你苏联，你不觉得咱们两人的缘分很有意思吗？他见我岳父好像没有听懂，就进一步说，当年你让我受处分，是因为女人问题；现在我让你调离这里，又是因为女人问题，其实归根到底都是因为你太固执。古人云，进一步山穷水尽，退一步海阔天空，你怎么就不能退一步呢？

我岳父面无表情地说，王纯书记，你的话我还是不明白。

王纯书记说，过去的事就不再提它了，只说眼前，那个护校的小孔姑娘我亲眼见过，多漂亮的一个女孩啊，人家向你投怀送抱你还嫌不够，干吗非要再扯上一个小刘呢？

我岳父说，明白了。

王纯书记一笑说，你要是早明白就好了。

我岳父看着他说，我什么时候非要扯上小刘了？今天我可以告诉你，在此之前，我确实没想清楚在她们两人中间究竟该选择哪一个，现在想清楚了，如果你王纯书记有本事，你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追求小刘，我决定选择护士学校的小孔了。

王纯书记一听这话惊愕地睁大眼，将信将疑地问，你是……开玩笑？

我岳父说，从咱们认识那天起，我跟你开过玩笑吗？

王纯书记说，可你这样决定，有什么道理呢？

我岳父说，道理很简单，如果在我面前摆着两条路，而这两条路又都可以走，那么，我宁愿选择一条不妨碍别人的路，我祝你成功，也祝你幸福。

我岳父这样说罢，就转身大踏步地朝门外走去。

就在这时，王纯书记突然又将我岳父叫住，有些激动地说，苏联同志，你……调去的那所医专学校，也许我能说得上话，今后如果遇到什么事，只管来找我。

我岳父看看王纯书记，没再说话就出去了。

第五章

1

其实我岳父还是错了。

在那个时候，他并没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这两条路，无论选择了哪一条都会伤害到别人。他只想到王纯书记的感情，却没有顾及秘书小刘的感受。当然，如果要求他一个人使王纯书记、秘书小刘和护校小孔三个人都达到满意，都不受伤害，那就有些难为他了。

很多年后，我曾经亲眼见过这个当年的秘书小刘。

这时她是以王纯局长夫人的身份来我岳父家做客的，尽管已是五十多岁的妇人，但仍能依稀看出，年轻时的确是一个很漂亮、很有韵味的女人。那一次我岳父留王纯局长夫妇在家里吃饭，王纯局长酒醉之后曾说过一句话，他说，就因为那一次我岳父临调走之前说的几句话，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幸福，仅凭这一点，他也要永远感激我岳父。当时他说得很动情，却并没引起大家的注意，也没有人能听懂，但我在一旁却全明白了。因为这些年闲聊时，我岳父已将他过去的事情断断续续地给我讲了一些。他说得无心，我却听得有意，而且我岳父并没意识到，我在这方面的记忆力比常人要好一些。

其实王纯局长应该感激我岳父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在“文革”期间，曾有“造反派”、“政工组”等许多形形色色的人来向我岳父搞过“外调”，专门审查王纯局长当年穿越敌人封锁线时去见他表妹那件事的详细经过，因为有很多人认为，王纯局长那一次的行为极其可疑，甚至有通敌之嫌。当时尽管我岳父也已经自身难保（一个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竟然还一直没有入党，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但仍然非常肯定而且客观地为王纯局长作证说，当时王遇春同志只是一个很单纯的进步学生，除去怀有一腔爱国热情，对个人的情感问题也比较看重，这的确是事实，但别的任何政治背景都没有，他绝不会也不可能通敌。

也正因为我岳父这几句掷地有声的话，才将王纯局长“保”了下来。

2

有一件事，我存在心里很多年，却始终没有问我岳父。

当年他放弃了秘书小刘而选择了护校的小孔，时至今日是否后悔了呢？就因为他那一次高尚的选择，没有伤害王纯书记，最后却伤了自己。应该说，就生活问题而言，我岳父这一生不仅谈不上幸福，甚至有些可悲。他与护校小孔算起来，结婚至今５０年，但两人离婚却已将近３０多年，也就是说，分开的时间竟比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还要长。当然，他们两人离婚后都没有再婚，孩子们也始终两边照看，就这样若即若离地过了几十年。

我绝对认为当年的护校小孔是一个好人，而且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她有着很强的事业心，敬业，热爱工作——尽管她有个性，尽管她曾经比我岳父还要“马列”，甚至“马列”得让人有些害怕——当然，我岳父更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但两个好人到一起，也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生活中有一个令人无奈的公式——好加好，未必等于好。

是的，那个当年的护校小孔，就是我现在的岳母。

关于我岳父和我岳母离婚这件事，也始终是一个谜。既然他们当初是自由恋爱，而且还有过那样一段曲折的经历，就不能说没有感情基础；况且他们还共同养育了四个儿女，其中我妻子比她大妹大两岁，她大妹比她弟弟大三岁，她弟弟又比她小妹大一岁，这说明，当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的感情是非常亲密的。我妻子的姨母——也就是我岳母的妹妹，曾经对我说起过这样一件事：当年我岳父和我岳母刚结婚不久，一次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当时买的是对虾，每人一只。那个时候经济条件还很差，家里能吃一次对虾是一件很不得了的大事，我岳母忽然用筷子将她那只虾夹到我岳父的碗里，说自己不爱吃这东西。当时她的心思显而易见，自然是自己舍不得吃，想将这只虾省给自己的丈夫。但她妹妹却立刻啪地将筷子放到饭桌上，正色对我岳母说，二姐你这样做就不对了。我岳母的脸顿时红起来，连忙说，我不爱吃虾，我……真的不爱吃虾。她妹妹说，你如果真的不爱吃，也应该将这只虾让给咱娘，当着娘的面省给我姐夫，这件事好像没有道理。

那次只为这一只虾，竟害得我岳母整整哭了一个晚上。

我妻子的姨母是将这件事当成一个笑话说的，以此来说明，那时家里的经济条件有多么困难，但我却听出了另一层含义，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夫妇在那时的感情确实很好。据我妻子说，当初他们离婚是我岳母首先提出来的，主要理由是我岳父缺乏上进心，多年来不仅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进步，工作成绩也是平平。而那时我岳母的进步却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突飞猛进，不仅已升任护校的教务主任，而且年纪轻轻还担任了全国护理学会的常务理事。所以，用她那时的话说，她对我岳父的这种不思进取简直无法容忍。

我想，也许这就是他们分开的主要原因。

3

那一次我岳父离开“市卫生领导小组”，当天就到医药卫生专科学校这边来报到。

就这样，他又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那天医专接待他的是一位副校长。这个副校长与他寒暄几句之后，就说要带他去见一见学校的正职校长兼党委书记。我岳父跟随他走进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定睛一看，这位医专的正校长兼党委书记竟然是当年的宋长天，也就是王纯书记的表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