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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与《格列佛游记》讽刺艺术之比较

2009-07-30刘艳娥

文教资料 2009年11期
关键词:格列佛游记西游记

刘艳娥

摘要:《西游记》和《格列佛游记》均以杰出的讽刺艺术而垂名世界文学史。两者相比较,尽管其产生的年代和地域相距甚远,但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表现方式方面都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它们犀利辛辣的讽刺艺术。本文对这两部小说的讽刺艺术的异同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西游记》《格列佛游记》讽刺艺术一致性独特性

《西游记》是我国明代万历时期吴承恩创作的长篇小说,它无论是题材、艺术构思、形象塑造,还是审美情趣和讽刺风格,在中国小说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我国古代的四大文学名著之一。强烈的讽刺因素是《西游记》的重要构成部分,作者借解颐之言,变幻恍惚之事,加以铺张描写,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讽刺挪喻当时之世态。讽刺与浪漫主义的幻想相结合,构成了《西游记》独特的艺术风格。

《格列佛游记》则是18世纪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代表作。作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尖锐的批判性,深刻揭露了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种种腐败与丑恶,表现出深刻的现实主义力量。同时,小说在艺术上想象奇特、构思精巧,特别是小说成功运用讽刺的艺术手法,讽刺的形式和风格多姿多彩、蔚为大观。为英国的讽刺小说乃至世界的幽默讽刺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两部小说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地理位置、时代背景、文化习俗时代,但是它们存在着许多突出的相似之处,诸如游记式的题材、作者进步的政治态度、漫画式的人物形象刻画、荒诞的表现方式和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等方面,这在以往的研究著述中均有涉及,本文立足两部作品典型的艺术风格一讽刺——表现出的一致性与独特性试作比较分析。

一、相同处

(一)两部小说都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讽刺,锋芒直指社会的统治阶层。

《格列佛游记》中,作者一以贯之的是毫不留情地对18世纪前半期的英国社会进行全面的批判。尤其对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毒辣、荒淫、贪婪等作痛快淋漓的鞭挞。

在斯威夫特笔下,小人国的国王仅比他的臣民高出一个指甲,却狂妄地自命为头顶天的宇宙统治者。以其无常的喜怒决定老百姓的命运。大臣们无需德才兼备,只要凭借高超的跳绳技巧就可获取重要官职或得到皇帝的宠爱。比别人跳得高出一英寸并能在绳上翻筋斗的家伙就可以当财政部长。许多大臣为此不惜跌断手脚,甚至丢掉生命来取悦皇帝。作者借用这种愚蠢的选拔官员的做法讽刺了英国统治者的昏庸和朝廷内官员的无德无才。在大人国,格列佛长篇大论地向大人国国王介绍英国的历史、制度和现状,可是从大人国的眼光看来,英国处处充满了贪婪、残暴、伪善、淫欲、阴险等黑暗。作者借国王的话尖刻无情地讽刺了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第三卷作者把矛头指向了荒谬绝伦、怪诞不经的发明:有的研究如何从黄瓜里提取出阳光,有的研究怎样把人的粪便还原为食物,有的研究怎样把冰烧成火药等。尖刻地讽刺了这些整天从事实验研究的脱离实际、沽名钓誉之徒,戳穿了英国整个资产阶级学术界以学术为投机。对人民进行欺骗而牟取暴利的重要黑幕。作品最突出的是格列佛在慧驷国的遭遇。这里,人类被慧驷——马统治着,而人则被称为“耶胡”。“‘耶胡互相仇恨胜过它们仇恨任何别的动物”,它们会为争夺食物而互相残杀,它们狡猾、狠毒、阴险而且记仇,它们身体强壮、结实,但是性情懦弱,结果弄得骄横、下贱而残忍。这里,作者将矛头直接指向罪孽深重、愚蠢肮脏、毫无理性的整个人类。而作者在与“耶胡”的接触中,对其同类也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这种情绪既是作者对人类道德堕落的悲观失望,又是作者自身对人类重新审视与反省的观照。

相比之下,《西游记》对现实的揭露、对统治者的讽刺更为生动有力。作品里所描写的天上人间,实际上都没有一块干净的乐土,天宫和地府,看上去似乎十分神圣威严,便在威严的外衣之下隐藏着腐败和丑恶。唐太宗魂游地府时,判官崔珏因为生前是“先皇帝驾前之臣”。更因收到当朝宰相魏征的求情。而他与魏征又是“八拜之交,相知甚厚”(十一回)所以就私改生死簿,让唐太宗延年二十,还魂阳世。乌鸡国那个狮猁怪。霸占王位,害死国王,就因为他“官吏情熟”,与神佛阎王有亲,所以乌鸡国王“无门投告”,有冤难伸(第三十七回)。唐僧师徒历尽千辛万苦,到了西天“极乐世界”,就因为“不曾备得人事”,阿傩、伽叶二尊者便“措财作弊”,不肯“白手传经”。为了取得真经,唐僧只得把那只“沿途化斋”的饭碗紫金钵盂都献出去(第九十八回)。这些描写,实际上是当时社会那种官官相护、徇情枉法、贪赃行贿的黑暗腐败现象的反映,以及对他们无情的讽刺。与此同时,《西游记》还尽情地嘲弄、讽刺了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荒淫残暴,人间帝王或崇信道教或沉迷女色,文中简直找不出一个称职的皇帝;至于昏聩无能的玉皇大帝、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要将小儿心肝当药引子的比丘国国王,则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在这些统治者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人间那些昏庸贪婪、作威作福的封建帝王和官僚的丑恶面目。《西游记》描写取经途中遇到的许多妖魔鬼怪,有的是自然界的险阻和困难的神化,但更多的是象征危害人民的社会恶势力,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作者都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二)两部小说都对宗教进行了嘲弄与讽刺。

斯威夫特在小说《格列佛游记》中,将矛头指向了教会。尤为突出的是在小人国,作者用“大端派”和“小端派”的分歧暗指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以国王为代表的、吃鸡蛋时先磕破小端的“小端派”极力攻击遵循古制的“大端派”为异端邪说,由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引起的争论最终导致了战争。作者在这里以犀利的笔锋讽刺了英国教会的虚伪,以及由教会间无谓的冲突而发生的种种无谓的战争。教会之争如大、小端派之争一样,皆是无知、无耻和无意义的争斗。然而就是这种微不足道的争论竟然导致了内斗外战,这便说明了小人国实质上就是当时英国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

《西游记》的宗教色彩更为浓重,文中对于宗教的讽刺处处可见。作品中的道士都是反面角色,车迟国僧道斗法、五庄观偷果逢难等情节,都把道士描写成奸佞狡诈、鼠肚鸡肠之状。通过对他们的揭露,斥责了妖术的虚妄、道教的可笑,如第四十四、四十五回写虎力、鹿力、羊力三大仙化为道士,在车迟国以妖术取信国王,迫害和尚,使一国和尚死的死,不死的做苦工,受尽折磨,欲死不得欲逃不能,而且迫害所及,就是秃子、毛稀的也都难逃。这正是时代“缉事人四出,道路(路人)惶惧”,“一家犯,邻里皆坐”口的特务统治的写照。作者关于车迟国王受惑于道士的艺术构思,是有现实的社会根据的。作者生活于明世宗时代,史书记载,明世宗就很崇奉道教,他先后封道士邵士节、陶仲文为“真人”,官至礼部尚书,他还自号“灵宵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这些描写,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有着真实的社会内容,讽刺了当时的黑暗现

实,对当时的黑暗现实提出了控诉。

(三)都是通过描述荒诞的异族、异国讽刺社会现实。

《西游记》和《格列佛游记》在对统治阶级的残暴与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批判上是一致的。两位作者都通过讽刺和滑稽的形式来表现严肃崇高的主题,将幻想与现实、虚构与真实巧妙地统一起来,做到了庄谐交融。两部作品虽以讽刺作为主体性艺术手段,但又遵循真实是讽刺的生命的原则,具有生活的真实感和现实的生命力,在讽刺性艺术形象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性主题。

《西游记》以善意的嘲笑和辛辣的讽刺相结合贯穿始终,寄予了作者对于笔底世界的鲜明爱憎。行文中穿插了大量的游戏和调侃的笔墨,使全书充满着喜剧色彩和诙谐气氛。这种戏言,有时是信手拈来,只是为了调解气氛。增加小说的趣味性;有时则对刻画性格、褒贬人物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有时也成为讽刺世态的利器:还有的戏谑文字实际上是将神魔世俗化、人情化的催化剂。

而《格列佛游记》更多地以理性的批判与狂怒的讽刺为其主要特点。作者在对当时英国的议会政治和反动的宗教势力进行无情、辛辣的讽刺抨击时,有时直言相讥,有时利用异邦人的唇舌,有时隐喻挖苦。有时以兽讥讽人,而在有关行政、司法、立法制度、侵略战争和殖民主义等方面,作者借用寓言故事,运用“狂怒”的文字,激烈地抨击这些罪恶,以达到最大化的讽刺效果。

二、不同处

(一)从叙事角度来说。

《西游记》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叙事,《格列佛游记》则是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叙事。叙事角度上的差异,实际上也是铸就这两部小说不同的讽刺艺术品性的主要因素。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主观叙述和客观途述,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是叙事模式构成的三要素。采用第一人称的小说虽限制了叙述者的视角,但更利于主观叙述,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直接表达作者的观点。《格列佛游记》虽情节上离奇,但读者仍能获得一种现实真实感,这与第一人称的运用有很大关系。第三人称叙事可以是全知也可以是限知,但一般忌讳作者的直接介人。第三人称叙事者主要不是一个思考者和行动者,而是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无论对于作者还是读者,第三人称叙事总比第一人称叙事便于较为客观地审视人物、理解人物。

《西游记》主人公孙悟空是作者大力歌颂的正面人物。孙悟空的形象是在不断地和妖魔鬼怪的斗争中逐渐成熟、充实、完善的。他的成长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石猴出世始。到大闹天空、被压五指山下止,这个阶段相当于孙悟空人格成长的童年阶段。在第二个阶段,作者从另一个角度着重写孙悟空在取经途中如何降妖伏怪,逐渐展示孙悟空的性格,突出他的智慧。以前只是折腾造反,现在是在斗争中讲究策略方法,如在狮驼洞变成小虫钻入狮魔王的肚子里将其制服:在和金角、银角战斗中,变换着手法把紫金葫芦、净瓶骗到手,孙悟空越来越机灵。斗争的策略也越来越成熟。

而《格列佛游记》中,主人公格列佛不仅是故事的直接参与者,而且是故事的叙述者和评论者。作品的反讽意蕴是借格列佛之口表达的。由于小说的讽喻性,主人公的性质也就和一般写实小说不同。格列佛虽然是一个旅行者和叙述者的形象,但并不是一个性格独立自足的人物。文中,主人公只起到游客、向导的作用,其思想成长并不是主题。他只是属于讽喻性情节中那种典型的天真的叙述者——不谙世事、头脑单纯。他承担的任务主要是产生反讽效果。他扮演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贬式佯装和夸耀式佯装的角色。在整个大的反讽语境中,叙述者不仅仅是反讽的工具,他自己往往也难免成为反讽的对象。

(二)从小说体裁来看。

《西游记》是一部古典神魔小说,一个现代神话,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作品始终坚持真与幻相统一的艺术。《西游记》以诡异的想象、极度的夸张,突破时空,突破生死,突破了神、人、物的界限,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小说在整体上是“幻”与“真”相结合的。这种结合表现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很好地做到了物性、人性与神性的统一,使得作品中的神魔形象给人一种真实、亲切的感受。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实则是现实社会的投影。如在孙悟空的形象创造上,就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孙悟空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拿起金箍棒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又如取经路上遇到的那些妖魔,或是自然灾难的幻化,或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他们的贪婪、凶残、阴险和狡诈,也正是封建社会里的黑暗势力的特点。

《格列佛游记》则是一部奇幻小说,虚构了一个个神奇的完整世界。这些世界显得无比真实,拥有教科书般详尽悠久的历史、地理和文明。每一种生灵都有专属于自己的语言。在这些虚构的世界里。你甚至可以对他们进行严谨的考证。虽然作者展现的是一个虚构的童话般的神奇世界,但它是以当时英国社会生活的真实为基础的。由于作者精确、细腻、贴切的描述,读者感觉不到它是虚构的幻景,似乎一切都是真情实事。例如。在描述小人与大人、人与物的比例关系时,一概按一与十二之比缩小或放大。小人国里的小人是格列佛的十二分之一:大人国的大人又比格列佛大十二倍。格列佛的一块区区手帕,可以给小人国皇宫当地毯;大人国农妇的那块手帕,盖在格列佛身上,就变成一床被单了。在描述宫殿的建筑、城镇的结构时,作者还有意运用了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医药诸方面的知识与数据。这样,就使人物及整个画面、场景真实、和谐、统一。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和感染力。人们可能产生一种感觉,仿佛他们是真实存在的,只是被历史遗忘而已。

综上所述,尽管创作的国度和年代都不相同,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文化背景及个人经历不同,对社会的着眼点也存在异同,但《格列佛游记》与《西游记》两部作品皆是婉而多讽、戚而能谐,其构思虚中有实,描摹幻中有真,寓讽刺于叙述、想象中,将奔放的想象、奇特的构思和象征、影射、夸张、反语等多种手法相结合,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画卷,从而于讽刺中表达真情实感,抒发作者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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