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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0万美元购买“知识”

2009-07-21吴海涛

党员文摘 2009年6期
关键词:知识邓小平教科书

吴海涛

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被公认为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比这更早的改革之举,是编选了一年之久的“78版”中小学统编教材。它是在中国政治气候乍暖还寒时出生的,但它那焕然一新的面貌,无疑是改革早春的象征。

事关中国命运的教科书

1977年的中国,刚刚平息十年内乱,而此时亿万中小学生手中捧着的教科书依然是“文革”时期的产物。

“……通过计算,我们得知贫农张大伯被剥削的利息是33元。在万恶的旧社会,地主阶级不但用出租土地的方式剥削农民,同时还以放高利贷的方式吮吸贫下中农的血汗……”这是当时高中《数学》(上册)中的内容。

而那时的其他学科教科书也大抵如此,大段内容与学科无关,其指导思想就是强调阶级斗争的观念。一些文科教科书如《政治》、《历史》、《语文》干脆取消或者合并,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内容。为了突出“联系生产实际”、“为工农兵服务”的时代精神,许多省市取消了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取而代之的是《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物理部分讲“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化学部分讲土壤、农药、化肥,生物部分讲“三大作物(稻、麦、棉)一口猪”。

因为国家的教育系统被严重摧残,全国没有统一的课程和教材。各地掌管地方政府的革命委员会还各自为政,编出五花八门的教科书,但其中更多的是“四不像”。

直到邓小平再次复出(1977年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职位,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本刊注),事情才出现转机。

复出不久,邓小平即主动要求分管教育,并迅速启动两项大事: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重新编印全国通用教材。

在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邓小平说,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明确列出时间表,要求1978年秋季开学时中小学生要用上新教材。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立即组织教材编写队伍,并请求中央批准从各地抽调大批有经验的专家、编辑干部。一张张调令紧急发往全国各地,很短的时间内,200多人的编辑队伍就集结完毕。

“要紧”的政治任务

各路人马调集北京,首要的困难就是解决吃住和办公的房子。但是因为没钱,跑遍北京也没找到一个安身之处。恰巧,这时国务院秘书长(曾任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的追悼会在八宝山召开,许多领导人都去了。

教材编写工作的“总指挥”浦通修(曾任教育部副部长)赶紧瞅准机会,找到赴会的北京市领导谈房子的事。他们听完,指了指八宝山第一接待室说,小平、先念同志都在里面。于是,浦通修冒失地闯进去汇报。邓小平一听,说:“马上把北京市的负责同志叫进来。”然后对他们说,“马上办,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不久,200多人住进了西苑大旅社9号楼,后来又搬到更幽静的香山饭店。

正因为这是一件邓小平眼中“关键要紧的事情”,统编教材成了当时教育战线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副总理方毅亲自主抓,教育部为此还特聘了几名各学科的一流专家作为编写顾问,其中有苏步青、周培源、叶圣陶、吕叔湘等,阵容空前强大。

安顿下来的编辑干部们,很快分头忙碌起来。人教社的图书馆也几乎搬到了香山脚下。大家似乎都想把憋了十几年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

但是,新的难题又摆在了大家面前。这是个特殊时期,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尚未解决,而如何筛选教材更是敏感。比如历史教材,很多定论在“文革”期间已经混乱。以孔子及其思想为例,在建国之初,他被称为“伟大的教育家”,可是在“文革”时期,因“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孔子一下变成了“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那么现在,又该如何重新评价孔子呢?谁也作不了主。

于是,一份《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送抵中央,其中所请示的内容现在看起来似乎都很“小儿科”。比如关于历史教材,编辑们建议要实事求是,除阶级斗争为主体内容之外,还要适当反映封建王朝建立之初采取的一些积极的政治、经济措施;关于农民起义内部的斗争,要按历史事实叙述,摒弃“路线斗争”的提法等等。对此,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原则同意。”而在关于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革命领导人的问题,他特别强调:“我的名字不要出现,活人以少宣传为好。”这份《意见》及相关的批示,后来就成了基础教育和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的重要依据。

但这毕竟是政治气候还“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还是有时代的烙印。比如,关于孔子的部分,有这样的用词:“他提出了一套挽救正在崩溃的奴隶制的反动主张,创立了儒家学派……”而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还选择了不少类似《草原人民歌唱华主席》、《大寨花开红烂漫》的文章,致使在一年之后的修订版中,竟然有30多篇被撤换。

用10万美元购买“知识”

对于参与理科教材编写的编辑们来说,受意识形态表述的困扰要少一些,但却面临着其他问题。当时,邓小平的指示是“要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但何谓先进的科学知识?1949年以来,中国在科学上除了“两弹一星”和“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少数几项科技成果位居世界前列外,其他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困难再一次上交给中央。邓小平明确批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的东西。”这里的“外国”,已不仅限于社会主义国家。在邓小平的亲自指示下,尽管当时外汇储备十分紧张,但还是拨专款10万美元,责成中国驻美、英、德、法、日等国使领馆协助选购一大批最新的中小学教科书,尽快空运回国,供教材编写人员研究参考。而一年前,在国人眼里,“西方国家”几乎就等同于“反动的资本主义”。邓小平这一批示不亚于一场地震。

到1978年2月,引进的外国教材已达2200册。在研读了这些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各科中小学教科书后,编辑们发现,除去一些可预见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外,近30年的西方中小学教科书已然“换了人间”,很多内容让人耳目一新。比如在中学教材中引入微积分和概率统计的初步知识,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已经在西方国家达成共识。但中国1978年引入时,竟还被誉为中国数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

终于,在上下一心的努力下,1978年秋天,全国亿万中小学新生都如期领到了油墨喷香的新教科书。这就是建国以来第五套统编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它自1978年正式出版,直至1980年,小学、初中、高中才全套出齐,到1993年全面“退役”。其间,这套书虽经历了大小几次修订和改编,但基本风格与结构长期得以延续,影响了无数少年儿童学子。而高中部分的教材,更是一直被沿用到上个世纪末,前后使用年限长达近20年。

客观地说,因为时代背景和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套教科书存在难以掩饰的缺陷,比如过深过难,但终归瑕不掩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回顾,它标志着教科书真正开始回归“启智育人”的本质,而不是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宣传册。

(冯兴方荐自2009年1月6日《扬子晚报》 本刊有删节 图:曹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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