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前，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两名年轻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卡尔·伯恩斯坦开始对“水门事件”展开调查。他们锲而不舍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两年后辞职，也为《华盛顿邮报》赢得了1973年的普利策奖。

因此，当这份享有如此国际声望的报纸最近刊登一篇题为“现在，维吾尔人”的、充满谎言和偏见的社论时，不禁令人惊讶异常。

这篇社论在开头写道：“一场由权利受到侵害的少数民族发动的和平示威在警方严厉反应之后变成了骚乱。” 作者在就这样一个严肃话题撰写文章之前，为什么就不能像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一样展开哪怕一点点的调查呢？

一场和平示威活动怎么会致使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197人丧生和1600多人受伤？一场和平示威怎么会造成331间商店和627辆汽车损毁、烧毁？如果社论作者能够听听目击者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所说的话，类似“和平示威”这样的字眼可能早就会被抛弃。在了解他们噩梦般的经历之后，他（她）还会分辨不出“骚乱”和“权利受到侵害的少数民族”的区别？

当人民生命和安全面临如此严重威胁时，中国政府为什么就不应该依法使用武力镇压骚乱？但这篇社论却继续写道：“如同以往，中国当局一直无情使用武力压制示威活动。”

自“7·5”事件发生以来，中国政府真诚地、坚决地呼吁民族团结，这也一直被珍视为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基础。然而，《华盛顿邮报》社论却说：“中国当局在官方媒体上发表排外诽谤言论，正在煽动汉族人的民族情绪。”

在丝毫不了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情况下，社论指责中国政府像对待殖民地那样对待新疆和西藏。

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眼中，新疆和西藏始终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殖民地”。两个地区的人民被当作同胞一样对待，而并不是像社论中所说的“劣等种族”。殖民地人民能在计划生育、教育和就业方面享受优待政策吗？殖民地人民能享受生活水平快速改善以及如此众多的教育机会吗？新疆和西藏人民享受到了所有这些益处。

另外，文章还进一步说维吾尔人“在巴黎和好莱坞不受欢迎”的原因是“他们被据称为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武装分子，但却未被发现构成任何威胁”。事实上，那些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囚犯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分子。这个组织被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全世界认定为恐怖组织。

社论结尾还说道：“对维吾尔人获得正义的合法要求的残酷镇压不会让他们就此罢休。”一场对非法行为的合法打击怎会变成“镇压”？杀害包括汉族和维吾尔族在内的无辜群众肯定不是他们“获得正义的合法要求”所带来的结果。

社论代表一张报纸的观点。如果一张报纸的社论是带有偏见、可疑的，它不会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充分理解。同样，也不会有利于这张报纸在中国人民中间建立良好形象。《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报道让我们铭记，但其带有偏见的、背离事实的观点同样让我们难以忘记。▲（本文是《环球时报》英文版7月17日社论，王秀森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