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似乎已经成为国内舆论经常批评的对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刚公布的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截至2009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1316亿美元，同比增长17.84%，上半年国家外汇储备增加1856亿美元，其中6月份外汇储备增加421亿美元，同比多增302亿美元。相信这些数据将引发又一轮对中国外汇储备过高的质疑甚至指责。

不错，我们已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向美欧发达国家缴纳廉价消费品和低息融资双重“贡赋”的陷阱。我们庞大且与日俱增的外汇储备在次贷危机中风雨飘摇，美国人算计如何进一步巧妙地“赖账”的文章时时堂而皇之见诸美国主流媒体，我们的国民在愤懑地大声疾呼反对“英雄救美”，储备管理部门却不得不继续大规模增持美国国债。

然而，倘若结合发展中国家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的尴尬处境，我们不难发现，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赋予我国较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是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一大优势，不失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的次优选择。

外汇缺口、本币与外汇货币错配的“原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经济体系下的最大风险之一。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陷入国际收支危机的风险相当高，经济高速增长、发展前景广为人们看好的发展中国家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频率甚至往往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被动的边缘地位，且资本积累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他条件不变，一国经济增长速度越高，对进口资本品和其他投入品的需求通常增长越快，导致其经常项目收支恶化。若该国大量借用外债应付国内投资和进口需求，则爆发国际收支危机的风险就更高。从上世纪80年代席卷发展中国家和苏联、东欧的债务危机，到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到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及其后的俄罗斯、阿根廷等国金融危机，直到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中新兴市场大面积动荡，一批国家陷入“国家破产”风险，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收支危机中丧失大部分经济增长成果，乃至丧失部分政治主权。前车之鉴，不胜枚举。

从西方国家对华大规模倾销鸦片开始，中国陷入经常项目收支逆差格局长达百年，由此屡屡遭遇国际收支危机冲击。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终结了持续的贸易逆差格局，开始持续贸易顺差格局。1978—1989年间，除了1982年、1983年分别出现30.36亿美元、8.36亿美元贸易顺差之外，其余历年均为逆差。但在我国遭受西方全面贸易制裁的1990年，我国出口增长18.2%，实现了贸易顺差。从此至今，除经济过热的1993年出现122.15亿美元贸易逆差外，我国历年贸易收支均为顺差。

长期的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令我国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成为我国抵御投机性货币攻击和国际收支危机的强大保障。尽管巨额外汇储备令我国也付出了可观的代价，但只要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未能彻底变革，倘若没有这笔储备，我国将面临更大的风险，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巨额外汇储备风险是我国在赶超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相反，无论是印度还是越南，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主要竞争对手都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风险。1950—2003年间，印度仅有两年贸易顺差；近年的经济高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印度的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尽管目前的资本项目顺差尚能弥补印度的经常项目逆差，但资本项目顺差主要源于波动性强的组合投资流入，因此在潜在的新兴市场资本流动逆转风险下必然分外脆弱。▲（作者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