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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既要走又要稳

2009-07-10裴毅然

检察风云 2009年10期
关键词:分科文理外语

裴毅然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复旦文学博士

渐涨渐热的高考改革舆论,当然是社会日益精细化的价值述求,但述求总是走在现实之前,一般不可能即刻满足。高考改革既要走,更要走稳走妥。保持一定的审慎相当必要,媒体不可一拥而上将高考改革当新闻热炒。

高考改革声浪渐涌,影片《高考1977》热映,今年高考又临,“高考改革”成为舆论热点,如“废除高中文理分科”、“废除英语必考”等。不过,声浪虽高,但笼统呼吁者众,提交可行性建议者少。众所周知,高考牵一发动全身,深刻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必须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兼顾八方,多侧面翻拣审视,切不可剑走偏锋,顾其一不顾其二其三,摁下葫芦起了瓢。

高考具有相对合理性

2006年有专家提出“由中学老师推荐上大学”,2007年教育界人大代表正式提案“废除高考”,全国各大媒体热议高考,《文汇报》大标题:“高考改革已到十字路口”。今年,高考改革再起腾议,又成热点。本人认为:根据现实国情,虽然高考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但废除高考尚不具备条件,在这一点上过于理想化是不行的,也是可怕的。

从根源上,高考脱衍于旧时科举。隋唐废察举行科举,就在于防止各级官吏把持“干部队伍”进门槛,避免“上品无寒门、英俊沉下僚”。如今,各级官员及办事员依然神通广大,出于人类天性,他们不可能全都大公无私绝不替子女戚友谋福利,若无封闭式高考,若无相对成熟的各项防弊措施,很难设想会出现什么结果。当今高考惟“分”是瞻,虽存弊端,但也恰恰正是这道闸门,才保证了录取的相对公正性。如实行中学教师推荐制,中学教师的公正性如何保证?重点名校又凭什么收此不收彼?

当前,高教资源仍属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仍有1/3以上考生遭淘汰,在尚无相对成熟的新型考试制度出台前,袭用现行高考,也是唯一的现实选择。当然,现行高考确存以下诸弊:招生区域性配额不公、加分政策黑洞、保送生后门等等,然以这些弊端就呼吁整体废除高考,显然落入以偏概全的旧井。在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替代性制度之前,以“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姿态高调疾呼废除高考,是不负责任的。论据很简单,废除高考,如何招生?尤其是各大名校,如何保证招生的公平性?会不会出现更大的不公平?会不会连今天的相对公平性都保不住?

据2007年3月发布的《教育蓝皮书》,2006年公众对教育公平的评价有所提高,成为教育评价中唯一高满意度指标——超过50%。再据新浪网最近调查:“支持改革,不能废除(高考)”占86.14%,“支持废除”占9%。可见,国民对废除高考可能出现的不公平普遍怀忧。今年“两会”,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向媒体表示:现在还没有比高考更好的制度。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中国现阶段不可能取消高考,在社会诚信度尚不足之时,如果现在取消高考,会极大影响教育公平,“那将是另外一个灾难”。

正视既有弊端

另一方面,高考积弊也日益发露。毕竟,高考是计划经济的附属物,统一高考势必“一把尺子量天下”,高度统一的裁量标准不利于人才的多元化丰富化,无法向各种特长生提供脱颖而出的“绿色通道”,只能收获大量规格整齐的中等人才。不同学生的不同天性不同兴趣被统一高考有所压抑,形成深层次不公正。高考的这一显弊也是必须予以正视的。

从已知一流学者的成长来看,胡适、钱钟书、钱伟长当年都是严重的偏科生。1910年胡适报考公费留美,初试国文满分,复试自然科学一塌糊涂;钱钟书考清华,英文满分,数学15分;钱伟长考清华历史满分,国文相当出色,但物理只有18分,数学也低得可怜。若以当今高考标准,一个都取不上。

前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认为在高考指挥棒下,中学教育完全规格化程式化,过早分科使学生知识基础过于细窄,乃是1950年代学苏联“专科化”的后遗症,属细高竹竿型,适应面逼仄狭促,稍一挪窝便“一穷二白”要倾倒。任先生提出教改整体思路:以人文为基础,宽口径宽基础,不仅高中不宜文理分科,大学也得文理交叉,文科生学点理工科,理工科学点文科。任继老提议仿效旧时科举设立“国家博士”选拔制,任何学历均可报考,仿旧时“投牒自应”,不设任何门槛,由国家主席主考,初试统一考文史哲政法等人文基础,复试各专业分科,面试再考各学科尖端内容,层层淘汰,严格筛选,最终过关者获“国家博士”资格,但只给荣誉不授实职,获衔者仍须自谋出路自找职业。海选制的“国家博士”,可大面积罗网人才及鼓励自学成才,变高考短跑为人生长跑,给各年龄段的人以全程机会。

2009年2月6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就20个重大教育问题公开征求意见,其中“高中取消文理分科”立引热议。新浪联合CCTV调查,支持“取消高中文理分科”55.6%,反对9.8%;人民网调查近两万人,反对取消分科50.9%,支持取消45.8%。总起来看,支持取消分科还是占多数,尤其教育专家一面倒“支持取消”。

我的思路是:让争议交付选择。即承认任何教育设计不可能包办一切,承认任何设计都不可能笼盖千差万别的个性要求,任何一刀切都是对学生自由选择权的收束。因此,与其争论如何统一设计,不如另辟蹊径,走多元化之路,在高考设置上多元搭配,除语文数学外,其他科目广设多种“套餐”以供选择,但每一种“套餐”均兼顾文理,不作完全舍弃某一科目之设置。在高中课程设置上,亦以多元化为指导,使能力强弱不同的学生各得其所。用自由选择代替因“统一”而引发的争议,岂不既有原则性也有操作性?

外语自然应与电脑一样,从娃娃抓起,小学就应开设,但高考中应有一种“套餐”免考外语,即外语也可有选择性的避考。不要让外语影响并决定所有国人的一生,毕竟外语学习耗时巨大,只有出国留学者才为必须,而大多数中国学生不可能成为留学生。笔者知青出身,复旦文学博士,外语学习前后耗时至少15年,使用效率之低,乃是本人所有知识中之最;巨大的投入与微弱的用率,根本不成比例,人生苦短精力有限,常叹“外语累我”。让选择代替必考,能够解决目前这一问题上的矛盾,不要让外语成为所有人必须跨越的门槛。

谨慎凝含历史理性

1999年以来,教育部在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后开始动作,尝试各种高考改革。1999年在广东试行“3+X(文综、理综)”考试,2002年推行全国;2000年上海率先打破全国统一命题,2006年全国已有15个版本的高考试卷,促进了区域考试公平;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扩大自主招生,2006年增至53所,比例控制在5%;2006年4月,教育部批准复旦、上海交大面试招生,整体效应不错,各方反映良好。

也有一些改革措施被实践淘汰,如1984年始行的保送生,因中学为提高升学率普遍“推良不推优”——只推荐良生,让优生仍走高考通道,因为优生原本就能考上重点院校,且保送材料作假、干部教师子女比例过高。2001年,教育部不得不大幅压缩保送生规模,诸多“软条件”不得不改革成“硬指标”。

高考改革进程中,经验是必须参照的第一坐标,尤其在改革思路上可综合借鉴各国已行之策,如日本“不漏掉一个人才”的理念、英国“更注重日常成绩”、加拿大“上大学不用高考”、韩国“高考不算总分”、美国“一年七次机会”、澳大利亚“综合评定”,各国已摸索出不少好方法,相对成熟,值得综合借鉴,通过试点吸纳完善。

随着社会发展,当今高考已发生重大价值转移,已非仅仅候补官吏选拔,而是旨在提高全民素质,推动国民全面发展天性,因此高考的多元化实乃“时代召唤”。只是设计一种新型考试制度决非易事,社会公平度、理想实现度、合理精细度……一个都不能少,且均受制于现实操作的可行性。社会诚信度、科技监督力、国民文化度、相关法规化……每一项都直接影响到高考改革的成败,每走一步必然激起强烈社会反响,切不可操之过急,小范围试点,摸索前进,完善配套措施,乃是不可或缺的过程。

渐涨渐热的高考改革舆论,当然是社会日益精细化的价值述求,但述求总是走在现实之前,一般不可能即刻满足。高考改革既要走,更要走稳走妥,保持一定的审慎相当必要,媒体不可一拥而上将高考改革当新闻热炒。一些未经深入研究的人士,往往说一些似是而非的外行话,用语激烈,易走极端。笔者认为应从热议“需要改”进至“如何改”,拿出具体改革方案,以便讨论实效化。社会前进固然离不开批评,但批评本身无法代替操作,更无法代替方案设计。

对于高考这样的国家大事,不怕热烈讨论,人尽其言,方案越多越好,但执行操作则须慎之又慎,必须兼顾八方,尤忌纠改旧弊惹引更麻烦的新弊。社会动作上必要的谨慎,凝含着十分深刻的历史理性。■

编辑:董晓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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