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聪聪 刘小峰 白剑锐

摘要随着现代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政治坏境的日益宽松,我国社会文化多元化趋势日益凸显,其中一突出表现是恶搞现象泛滥。面对荒诞离奇的恶搞现象,我们应在批判的基础上,剖析它的社会功能,从而对这一全新的社会现象进行辩证解读。

关键词恶搞文化功能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225-02

2006年,“馒头血案”,不仅让我们认识了敢于向大导演陈凯歌叫板的网民胡戈,更使“恶搞”这一新词语出现

在人们视野之中并迅速被人们所接受,显现出旺盛的语言活力。从早期充斥校园的《大话西游》的“无厘头”式搞怪,到现如今网络中广为流传的“芙蓉姐姐”、“后舍男孩”等,“恶搞”已从最早的电影等娱乐领域扩大发展到一种大众文化现象。

在我们评判这些现象时,应清醒的认识到“恶搞”文化作为与主流文化并存的多元文化分支的一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功能主义视角认为,任何文化现象都发挥着不能为其他文化要素所取代的,必不可少的功能;并认为每个文化现象都具有没有被预料或没有认识的功能,即潜功能。“恶搞”一方面是作为“文化目标与实现目标的合法手段之间断裂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也在活跃我国文化氛围、推动民主进程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笔者认为,我们在批判恶搞泛滥的同时,也应深刻认识到其的积极效用,从而进行辨证解读。

1.恶搞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语境中国人的集体狂欢。以怀疑和否定为思维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可以说,它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反思和批判,也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片面化、极端化思维方式的反叛和质疑。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会中人们在运用信息技术、网络平台、文化追求等方面己经逐步接近或类似于现代西方国家,后现代主义能够获得生存和生长的基本条件。步入21世纪后,后现代主义在风靡欧美之后,又以不可一世的势头横扫中国。这股思潮在文化领域表现为:文化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消解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层次分明的差异消弥了;人们沉溺于折衷主义与符码混合之复杂风格之中;赝品、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反讽充斥于市,对文化表面的无深度感到欢欣鼓舞,艺术生产者的原创作特征衰微了;还有,仅存的一个假设:艺术不过是感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精英圈子中扩张出来,通过大众传媒的播撒和推销,进入了人们日常生活,成为了消费品。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带有游戏意味的“恶搞”文化,客观上起到了释放了人们欲望,“让生活开心”的作用,体现出对世俗人生和现实生活的关注,是人们对于此前物质贫乏、精神扭曲时代的一种反叛。因此,“恶搞”似乎毋庸置疑的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化领域的典型体现。

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权威政治和单一文化的封闭社会,人们的娱乐神经长期出于被压抑的状态。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市场经济和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民主、法治、多元、开放特征越来越鲜明,娱乐精神日益凸现,多样化和娱乐天下成为可能。正如电影人李樯说:“人们感到过去所依赖的价值态度和观念体系全面崩溃,什么都对,什么又都不对,一切都变得不确定和模糊,生命的意义和思想深度同时消失,一切都被商业化,高雅和通俗而泾渭不明,任何权威的话语都被认为是过时的,整个世界成了一个混乱无序的梦境,不断被篡改和颠覆”。湖南电视台曾经把“娱乐至上”作为本台的台号,可见受众对娱乐的渴望和推崇。人们早已经厌倦了严肃的、刻板的、经典式的“说教”,只想“开心笑笑就好”,至于其价值、意义、影响,无从考虑。恶搞就代表着一种娱乐方式,恶搞者有时就是一种娱乐的目的和态度。恶搞,这种带有后现代文化色彩的飓风,犹如一场无门槛全民投票抉择的电视选秀一样,这种网络娱乐在无门槛的虚拟世界张扬着草根的话语权,恶搞成为草根的狂欢盛宴。

2.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心理补偿作用。现代社会,城市化的极度发展压缩了人们的生存空间;高节奏、强竞争的生活和工作加重了人们的心理负担。人际交往中的事本主义更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这一切不可避免的导致出现各种现代社会危机。而当人们面对各种强大压力下和挫折时,“往往会借助心理防御机制摆脱不快和焦虑,控制过度的冲动、行为、情感和本能欲望,以调节压抑与外界现实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或手段,其目的是减轻痛苦、维持内心平衡,同时又使外在表现符合外界现实的要求”①。在面对无奈时,个体有时不再是理性人,不能很好的控制自身情绪,只想单纯的追求个人情感上的体念,发泄隐藏在潜意识里的欲望和不满。在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或神经症性防御机制中会出现压抑、幻想、投射、被动攻击、理想化等形式,而“恶搞”这种方式无疑可以满足人们借助支持自尊或通过自我美化、价值提高来达到保护及预防自己免于伤害的目的。

1894年,S.Freud在《防御性神经精神病》中提出心理防御机制的概念,指出心理防御机制是“个体在潜意识中,为减弱、回避或克服本我和自我的冲突带来的挫折、焦虑、紧张等而采取的一种防御手段,借以保护自己”。它主要由自我来实施,而精神分析学派认为自我的工作通常都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所以,精神分析强调心理防御机制都是潜意识的,是在个人不自知的情况下的应用。但笔者认为,个体在特殊的情况下也会有意识地使用心理防御机制,例如恶搞。在现代社会中,“名”和“利”是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的有效途径。但随着由地区和阶层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的社会分层体系的逐渐定型化,“暴发户”、“出人头地”越来越困难,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的各种需要只能通过新的方式来取代。草根阶层借丑化、搞怪公众人物、电影、广告等强势群体等来满足自尊或自我美化(价值提高),从而达到心理防御机制的自我保护功能,从心理层面上起到一种对现实的补偿作用。如被90后津津乐道的搞怪电影《大话西游》等,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勾勒出了人们对理想世界的想象,或者说是对现实世界的逃避和无奈。碎片化的时间、破碎化的人生,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是一个解体的世界,又是一个美好浪漫、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在这里面大人物可以是很邋遢、衣衫不整,甚至极端庸俗,另一方面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也可以通过努力或机遇成为英雄,一如至尊宝。这在极大程度上发泄了人们潜意识里的不满情绪,满足了人们逃避现实压力、集体幻想的心理需要。

3.公民社会中的社会安全阀作用。改革开放给我国的资源配置和社会流动带来了巨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社会流动速度大大加快,一大批社会草根阶层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地位的上升和财富的积累。但新世纪以来,随着收入的差距和财富拥有的不平衡,各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流动减少,阶层内部认同感加强,社会结构逐步趋向定型。然而,在当前逐步定型化的社会结构里我们也欣喜的看到一个为数众多,遍布于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社会中产阶级出现。同时,随着高校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能量的知识分子群,他们不隶属于任何阶级,可以游离于各个阶级之中,甚至具有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品质和能力。知识分子群的涌现和一个庞大社会中产阶级极大地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发展。

逐步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公民社会、日益宽松的政治环境,为社会内部成员的讨论,为中层组织之间以及中层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对话提供了重要平台,有利于缓解人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不会因为冲动而加入某个大众运动。在社会冲突论看来,“恶搞”文化现象实际上充当了公民社会中的社会安全阀制度角色,它是公民社会的一种稳定机制,通过“搞怪”“丑化”等形式来发泄人们心中的不满情绪,从而维持社会稳定。如恶搞中国足球的《中国勇夺世界杯》《北京欢迎你》,就集中表现了国人对国足在今年奥运会上成绩的强烈不满,以及对中国足协体制改革的质疑和反感。

4.活跃传媒文化氛围、推动民主进程。“恶搞”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迅速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或得益于现代社会大众媒体的普及和飞速发展,特别是网络的普及和平民化。首先,网络信息传递的快捷、广泛是其它传播方式所不能及的。其次,网络的包容性模糊了受众与媒体人界限,网络成为一个全面开放的丰富世界。以网络媒介为主导的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使压抑自己的想法,对事件保持沉默不再成为时代主题,人们享受着空前的民主和自由,媒体话语权的垄断地位被打破。现代传媒的普及让民间话语系统越来越宽松,民主氛围日益强烈。表达个人意见,个性展示等个性化的心理需求与文化现象得到彰显,上至官方阶层小至电视选秀都在求新求异,不断挑战“搞怪”的尺度和高度,人们在个性化、民主化的网络平台发泄生活的压力或表达对生存环境的反应,日益民主、自由的大众传媒带给受众前所未有的视觉和听觉刺激。

再者,互联网时代的大众传媒是社会的“神经”和“血管”,是现代社会通畅运转的必要条件。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在媒介时空和现实时空相叠加、相融合的媒介时代,大众传媒的社会化、理性化、是推动民主政治、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民主政治需要言论自由,和谐社会需要大众传媒的舆论监导,“恶搞”文化现象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极端方式,能反映社会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冲突,或社会失范。网络这一低门槛的公共讨论平台为草根阶级提供了意见表达的渠道,让全社会听到他们真实的声音,认识其存在,从而使社会弱势群体的意见和利益重视。在青年导演胡戈的《春运帝国》中,他以写实和“搞怪“的形式揭示了普通百姓在春运期间的惨痛经历以及车票黄牛的勾当的。陈道明片中广播道:“我们的队伍现在已经延伸到三公里之外,新来的旅客朋友请到三公里之外去排队,不要插队。谢谢合作!”极尽夸大嘲笑之能事,却也获得苦于春运的市民百姓的认同。春运帝国引起的巨大反响迫使铁道部不得不在春运期间加班加点,提升服务品质。这也从一个侧面上反映出由知识分子群和中产阶级为主要构成的公民社会已经学会利用传播媒介的平台进行有效益的政治参与。

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鲁汉“媒介即讯息”的观点认为,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开创了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传播中的变革改变了人类的感觉,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创造出新的社会行为类型。毋庸置疑,“恶搞”带来的是我国文化领域的空前活跃,网络、报纸、电影等各种新闻媒介“逸闻趣事”“野史”层出不穷。但是由恶搞泛滥引发的道德和法律问题也同样值得我们深思。严格地说,无论是小胖还是“狠琐男”,在满足人们的搞笑欲望的同时,他们的肖像权和名誉权也受到了侵害。真正的“狠琐男”是谁,现在还是一个谜。唐山一个名叫王志强的人,因为长得极像网上流传的“狠琐男”,又在网上公布了自己的照片和身份,因而一度被无数人认定为“狠琐男”的原形。他四处发帖澄清,并向各大网站的网管、版主抗议,但在浩瀚如海的网络社会里,他的反抗微弱于力。恶搞事件,很多时候其实是各种商业动机,甚至是暴力动机或无意识动机的结果,部分网民难有清醒、理性的自我意识,在瓮安事件催生“俯卧撑族”大军中,部分敌对势力就在网络社区不分青红皂白的辱骂、攻击政府和党,造成了极少数部分网民思想意思的混乱。

综上,笔者认为,恶搞文化作为一种大众现象,有其存在的时代、文化土壤,不应视其为洪水猛兽,一味加以反对。但我们同时也要认清,这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搞怪”。国家和政府部门需要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去引导其发展方向,确立恰当边界规范,让这种世俗文化步入健康正常的轨道,这也是构建和谐中文网络社区所必须的,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也有其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