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贻湘

摘要在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当中以两宋证据制度最为发达,成为“中国古代诉讼文明的重要里程碑”①而其物证制度尤为突出.基于此,本文拟在已有著作的基础上,对两宋物证制度作进一步的考察,旨在为当代证据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

关键词两宋物证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072-01

物证是指以外部特征、存在场所和物质属性证明案件事实的实物和痕迹。早在周朝就开始使用,《周礼》记载:周朝的司厉专门“掌盗贼之任器货贿”。任器就是杀伤人的凶器,货贿就是所盗财物。到了两宋,无论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表明物证的地位有所上升。

一、物证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使用

《宋刑统卷二九》之《不合拷讯者取众证为定》规定:“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可见在物证确凿的情况下,虽无口供,也可定罪。反之,即使有口供也不急于断案。唐磷任吴县县尉时,“有杀人越货挟其舟逃者,有司求贼急,一屠夫自告其儿所为,儿亦承认”,但唐磷没有根据二人所供轻易结案,反问道:“舟安在?钱何用?”二人为之语塞。留案待查,后“得贼太湖,与舟俱至”。可见在此种情况下,物证的证明力高于口供。尽管无法动摇口供证据之王的地位,但也是历史的进步。更可贵的是两宋证据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法律的规定,即便是验状分明,也谨慎地去判。萧服知高安县时,县尉捕得一凶盗,狱已具,萧服觉得其一言词有疑,进而发现所供凶器刀刃与刀鞘不一致,遂留狱再查,很快捕得真杀人者,囚乃无辜平民。②仁宗时,张亦为洪洲观察推官,属县发生了一起盗贼纵火案,凶犯逃亡,已经三年。一日,官府忽然抓到一贼,经审问,承认前案是自己所为。但官府并未就此定罪,而是又“问其火具,曰始以瓦藏火至其家,又以慧竹燃而焚之。”此时,不急于定罪,还要问“二物之所存,则曰于某所,验之使然。”即便是到了“验状分明”的情况下,按说可以定案了,但张亦又提出疑义:“盗亡三年,而所之、竹,视之犹新,此殆实非耳?”于是狱吏更加究治,“果得枉状而免之。”③诸如此类的案件在两宋文集中随处可见。

在杀人案件中,除了工具外,人尸的存在及完整对案件的审判起着关键性作用。景佑年间,有捕鱼者二人在海上失踪,其母诉至官府,认为是仇家所杀,县吏很为难,因为“海有风波,岂知其不水死乎?虽果为仇所杀,若尸不得,则于法不可理”。④钱若水为同州推官时,有富民家奴逃亡,其父母讼于州。知州命录事参军审问,而录事参军曾“贷钱与富民不获,乃劾富民父子数人共杀女奴,弃尸水中,遂失其尸”。但钱若水以为杀人无尸,案件可疑,留狱数日不决。⑤徽宗时,有个强盗夜间杀死一行人,遗尸在路上,把人头也带去。天将亮的时候,一人路过此处,踩着血迹,急走避开。不久之后被官府抓捕归案,“半年不决。”官吏“切欲得首结案”,便厉搜索,“会一丐者病卧窑中,即斩以应命”,而“囚亦久厌拷掠,遂伏诛”。⑥

此外,两宋还注重对物证的搜索。如杨提举为录事参军时,有人把贼打伤后,交给保长,保长后来交给官员。不久之后,贼死了,郡守把责任归于保长。杨提举看了验状后说:“是其死,非保长缚也。”后“索致仗着,有裂证益明。”又如钱治为海阳县令时,大姓某氏家起火,追寻踪迹是来自某家,“吏捕讯之,某家号冤不服。”钱治问大姓,“得火所发床足。”经检验,怀疑是仇家的东西,于是“率吏入仇甲取床足合之,是”。⑦特别在审理共犯的案件中,更注重对物证的搜索,以此来验证口供的虚实。北宋人李氏通判州时,莱芜县一富人犯罪被捕入狱。受审时,供出某一狡吏向他索取贿金,而后又诬陷他。李氏即私下派人搜索吏人家,果然发现了富人的金,于是明证其罪⑧。徽宗时,为了杜绝此类行为规定:今后凡推勘盗案,必须查出窝藏的赃物及停留的地点,否则法官要承担刑事责任。⑨

二、系统性物证理论的出现

两宋物证地位的上升除了表现在司法实践上,也体现在系统性物证理论的出现上。南宋郑克在《折狱龟鉴证愚·顾宪之放牛》中说:“按证以人,或容伪焉,故前后令莫能决证以物,必得实焉,故盗者,始服其罪。”接着在同门《程颢辩钱》中说:“旁求证式,或有伪也,直取证验,斯为实也。”然后又在同门《李处厚沃尸》中说:“凡据证折狱者,不唯责问知见辞款,又当检勘其事,推验其物,以为证也。”余靖在《武溪集》中说:“拷掠弗承,诚宜判遣,赃状或露,亦可稽详……若乃杀人者既彰实状,坐赃者己获见(现)资,且明白而可谅,结正而无枉,非物也,胡可比焉?”这种物证优于人证的思想,“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证据观念是一个重大的突破”⑩。更可贵的是郑克在《留靴绐伛》中说:“此在随事制宜也。”体现古人开始学会灵活地运用物证。因此,如何更好的研究两宋证据制度是当前学界的一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