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春

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的新作《与世界领袖对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凤凰卫视《风云对话》节目的最新结集。在这本书里，阮次山与叱咤国际政坛的33位全球风云人物评点时局、纵论天下，采访双方的机敏与睿智跃然纸上。4月3日，在这本书的首发式上，记者采访了阮次山。这位曾说过“我的经历不可复制”的老人，在舒缓平和的语气之中，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也谈到了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

不能成为八戒和尚

“许多看来不相关的事，其实都是相互有关联的。”这是阮次山在节目中的开场白，也是他的个人标签，更道出了国际问题的内在玄机。

在主持凤凰卫视“风云对话”的8年里，阮次山访问过的总统、总理、国会议长、外长等各种政治、经济领袖人物350多人。每—位受访的国家领袖，无论国家大小，都是一方精英，都是不简单的人物，阮次山想的是：“要透过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提问态度，把他们心中的宝藏挖掘出来。”

他常对他的学生及他带过的记者说，访问新闻人物时，重要的不是你曾访问过什么样的名人、政要，重要的是在每一次的访谈中，你挖出了什么内幕或有重要新闻价值的内容，否则就会令你成为“猪八戒到此一游”的八戒和尚，人了宝地却只能留下模糊的个人记忆，白白浪费了一次访谈机会。因此，在每次访谈之前，他都会做足功课，对被采访人的背景，他所涉及的国际事务，他和中国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

让阮次山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那次采访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了。那是2004年10月，美国大选前夕。时任国务卿的鲍威尔访问中国。当时，布什与克里争得是难解难分，而作为布什任内的外交成果，中美关系显然是有必要向世人展示一下。这也使得鲍威尔的访华有着微妙的政治意味。阮次山抓住了这种微妙的心态。

那一天，阮次山问，“台湾方面过去一直表示，台湾已经是个‘独立的国家，不必再宣布‘独立”。鲍威尔不假思索地答复：“无论他们怎么说，我们的政策是明确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不是‘独立的，它没有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主权，这是美国的政策，我们坚决奉行的政策。”

这个访谈搅动了台湾社会。台湾当局所谓“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句麻痹自己、混淆视听的话被戳穿了；股市也在两天里掉了100多点，市值蒸发了1000多亿“新台币”。

分寸感

同样是采访世界顶尖级人物，阮次山的采访与法拉奇的采访、华莱士的采访不一样。1970年代中期，在西方的记者圈里，流行那种咄咄逼人的提问方式。比如，法拉奇访问邓小平。但是，不是所有的顶尖级人物都能像邓小平那样，对尖锐的问题有问能答的。

就说采访伊朗总统内贾德吧，阮次山的处理方式与华莱士的处理方式不一样，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

伊朗强势总统内贾德自2005年当选以来不愿接受任何外国记者的采访。在世人看来，内贾德作风低调、神秘而不可亲近。一年之后的2006年，阮次山第一个采访了他。阮次山问内贾德那封长达17页的写给布什的信：“你的那封信是不是希望与美国总统面对面地谈判、面对面地交换意见?”内贾德巧妙地回答说，这个球已经踢出去了，美国要不要和我见面，那是美国的事情。

几个月后，华莱士也得到了采访内贾德的机会，他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但却惹火了内贾德。华问，写信是希望与对方展开对话吗?内贾德回答：“我们是写信了，但有没有对话是美国的事。”华接着说：“总统先生，你只要回答yes或者nO即可。”内贾德立刻站起来，说：“我祈祷的时间到了。”

斯诺的《权力的走廊》里说，做记者的人，最大的毛病是这个工作做久了，就以为自己是总统，如果有这种感觉，那就不对了，你访问完，他还是总统，你还是一个新闻工作者。

这就是阮次山说的分寸感。有了这种分寸感，阮次山才能顺利地与350位政要进行对话，并与他们中的许多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比如，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

奥尔默特当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时候，阮次山去采访他。当时还没有数码相机，阮次山就用随身携带的胶卷照相机拍照。回到宾馆后，他才发现相机里没有胶卷。下一次去采访他时，阮次山说：“奥尔默特先生，很抱歉!我上次照相时忘了放胶卷啦。”奥尔默特听后大笑，说，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呀?

有了这样良好的关系，阮次山总是能够问出他想知道的问题。比如，2007年1月的那一次采访，当阮次山问他最困难的工作是什么的时候，奥尔默特回答：“有一个关于我们的笑话，温家宝是13亿中国人的总理，这是一件极吃力的工作。因为这是个庞大的国家，是个大陆，极大。我是个700万人的总理，但每个以色列人都认为自己是总理。你可想象当‘700万总理的总理是多么吃力，这可能就是我最困难的工作。”

阅历无人能比

对新闻工作者来说，能访问到普京是毕生难得的经历。阮次山在他的采访手记里说，普京的出场很是让他吃了一惊，他说：“普京一出来，我奇怪他脸这么白。”后来他才知道普京是化了浓妆。英国首相布莱尔也是，采访结束后，阮次山跟他的新闻助理开玩笑说，你们首相的化妆技巧很高明，看不出来。助理告诉他，布莱尔每年的化妆经费是17030英镑。

也有人问过他，如何能与世界政要平起平坐、如何能与这些人谈笑风生?阮先生回答：我的阅历无人能及。

阮次山籍贯海南，出生于广西，4岁时移居台湾，在台湾读的大学，学的是新闻。去美国后，他拿了纽约圣约翰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还在纽约大学政治研究所攻读国际政治，然后当过报纸总编辑。他在美国生活了38年。

10年前，在他的孩子都长大了以后，在像他这个年纪的人都退休的时候，他离开美国，把家搬到了香港。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他的经验、一个海外华人的经验回馈给中国社会。他看得很清楚，在人类历史踏入21世纪时，中国已经是一个耀眼、响亮的名字，是一个世界舞台上令人瞩目的角色。尽管我们仍是发展中国家，尽管我们的生活刚刚达到小康水平。可是，每当全球受困于区域性冲突时，中国就犹如暗夜中的霓虹灯，格外显眼：朝核会谈需要中国，伊朗核危机需要中国，以巴和局有中国参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也使东南亚各国感受到负责任的中国对地区的重要性。还有，从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作用。

正如阮次山感慨的那样，他能够做出如此多精彩的节目，他能够有底气与世界领袖对话，除去自身的素养和自信之外，是中国的不断强大给了他最关键的支持力。

曾经就有许多朋友称阮次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爱国主义者，也有年轻的观众写电子邮件给他说：“你既然如此爱国，为什么不加入中国共产党?”

阮次山笑了笑说：“爱国有不对的地方吗?美国从幼稚园就开始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我长期生活在美国，爱国是理所当然的，我跟美国人讲，我就是爱中国，你拿我怎么办呢?美国没有人挑战我这一点，他认为我爱中国是理所当然的，虽然我是美国公民。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倡大国民精神的原因。”

大国民精神

今年的3月31日，阮次山定居北京，为的就是他提倡的“大国民精神”。按照阮次山的解释，所谓的大国民就是，除了爱国之外，还要有胸怀。他不赞同狭隘的民族主义，他说，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背后实际上是自卑的。他希望中国人的举手投足都要有风范、大国民的风范。这个大国民的风范是优雅、自信、爱国、守法、勤劳。他觉得中国人，就要养成这种风范。

他多次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阮次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客座教授——笔者注)，有一个主题，就是大国民精神。他将大国民精神与我们这个时代，与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结合—起，他怀着一种浓浓的化不开的爱国情，来讲一个大国的复兴；他还讲一个对世界、对人类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一种品质，什么样的一种精神面貌，什么样的一种气度，以区别那种狭隘的、偏见的民族主义的东西。

阮次山是一个爱国者，一个社会活动家，一个世界名人。他常说他非常感激国家、民族，让我们被平等对待，让我们在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我们才有了话语权。同时，他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中国现在变大了，但在变大的同时，如何变得更好，我们的国民如何变得更健康、更有大国气质，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他采访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跟他说——你们中国如何如何，这个时候，他说他仿佛就是全中国人民的化身，他说，这个时候，他内心的那种喜悦是难以形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