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　勇

《收获》的历史，早已超出它的自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作家们的回忆录、创作谈，甚至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可能有许多条路径，但每一条路径最终都会抵达这里。它是中国文学地图上一个最为显著的地标，如果我们有起码的公正，我们就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

这不仅是因为它拥有非凡的资历——早在1957年7月，巴金和靳以就在上海创办了这份杂志，到1979年以前，它一直是新中国唯一的大型纯文学期刊，它发表的作品，诸如《创业史》(柳青)、《茶馆》(老舍)、《山乡巨变》(周立波)、《野火春风斗占城》(李英儒)、《上海的早晨》(周而复)、《杂色》(王蒙)、《美食家》(陆文夫)、《烟壶》(邓友梅)、《人生》(路遥)、《人到中年》(谌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三寸金莲》(冯骥才)、《我爱比尔》(王安忆)、《麦秸垛》(铁凝)、《虚构》(马原)、《极地之侧》(洪峰)、《活着》(余华)、《妻妾成群》(苏童)、《信使之函》(孙甘露)、《顽主》(王胡)、《迷舟》(格非)、《枣树的故事》(叶兆言)、《年月日》(阎连科)、《怀念声名报藉的日子》(池莉)、《奔跑的火光》(方方)，《东藏记》(宗璞)、《务虚笔记》(史铁生)、《秦腔》(贾平凹)、《平原》(毕飞宇)、《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等，无不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更重要的，它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作品，更是标准、原则、精神，它们通过那条水动机一般的隐形链条、得以确认、延续和发展。无论在言说空间受到贬抑，还是在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收获》始终如一地传布着文学的真理，把《收获》视为一面旗帜，应不为过。尤其在今天，欲望的盛行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事实，文学家也不例外，欲望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唯一灵魂或灵魂的主要部件，在欲望的强大压力下，文学开始变得手足无措、内分泌失调，唯有《收获》的高贵、坚定和沉着没有丝毫改变，它证明了文学在这个益发冷酷的世界上仍然可以有尊严地生活。这是中国文学应有的气质，但在这个时代里，它却成为一个奇迹。

这使我们有必要认真打量这本杂志的历史。编选这套丛书的动议，起于2007年，《收获》创刊50周年的时候。对那些曾经影响过我们的作品进行分梳、整理、编选，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杂志本身，所有经历过的岁月都会附着在纸页上呼啸而来，它是一部回忆之书，一部史书，它见证了文学的传奇和我们自身的奇迹，它同时也是一部未来之书，因为它给我们希望。这唤起了我的职业冲动，一种无法言喻的激情，使我在2007年春天，开始主持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我们通读了《收获》50余年的全部作品，尽可能选择那些既影响过时代，又不受时代的局限，具有某种超越性的作品，这是我们权衡弃取的重要标准。当然，由于篇幅的限制，或者由于版权方面的原因，有些我们很想收选的作品，最后不得不割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无论怎样，在历经两年反反复复的出版过程之后，这套丛书终于在2009年的春天面世。“50年”这一时间界定，不再视为一个具体的数字，而是一种象征，是对中国文学半个多世纪的艰辛而漫长的旅程作出的精确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