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任何一个民族的神话都有一个从产生到发展的过程,神话的演变叙述体现出民族的文化取向和话语权的归属。汉民族神话体系中最古老的始祖母神—女娲和西王母,以其演变的历程显示出以父权为中心的神话体系的建立,演变叙述中女神的神格逐渐与传统母性价值切合,使原始母神最终成为传统文化塑造的母性原型。

【关键词】神话;演变;母性;女娲;西王母

神话是人类最初的记忆,但作为一种叙事,在神话的叙述和传承过程中又必然少不了人的干预。从神话的产生到流传,以男性话语占主导的汉民族文化最终确立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神话叙事,而来自原始母权社会的记忆则逐渐被消解。“来自母权文化背景”的原始“大母神”就是最显见的消解记忆之一,传统意义上的母性——以“生育”为核心,体现女性温柔善良、自觉承受苦难、甘于牺牲奉献的价值取向,最初即是在改造和塑造原始女神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一、母性典型—女娲

女娲是中国汉民族文化最古老的始祖母神,在最初的神话中,她是原始创世大母神—创造万物和人类,以补天的壮举主宰天地的运行,被赋予极高的地位和神格。战国末期《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最早出现的女娲俨然是化身万物的众神之主。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卷十二将女娲此神格明确:“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有学者推论,女娲本应是中国神话中开辟天地,创造万物的首位神。按照弗莱“神话体系是人类存在的一种事实”来看,中国女神开创世界之说大概源于母系氏族社会,但在进入父权社会以后,创世女神就开始逐渐远离尊位。

首先是开辟天地,化生万物的神格让位于后起的男神盘古,其次是独立创造人类的神举演变为伏曦兄妹通婚孕育人类。盘古开天辟地之事,直到三国才首记于徐整的《五运历年纪》,言盘古垂死化生,构成人们耳熟能详的盘古开天辟地的完整神话。而伏羲,虽然也是原始神话中的古老神灵,但与女娲是两个分别独立的始祖神,至汉代,女娲与伏羲才成为两个互有关联的人首蛇身的神话造型,神话叙事逐渐演变出女娲为“伏羲之妹”或“伏羲妇”的说法。但是女娲造人和补天的神绩,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历来说法并无多大差异。女娲神职的部分消解和部分突出有意思地显示出人类社会两性权力的更替。

在神人的权力归属中,开天辟地的创世之举是最高权力神的神力,人类的创造和繁衍是在最高神的统治之下所实施的神职,源于母系社会的神话因此把创世的权力交给了生命的神秘缔造者——女神,这一点显然不能为父权文化所接受,于是父权制度按照自身的需要作出了神话的转换叙事,男性开辟神取代了女性开辟神。

但造人和补天的神绩却不需要转换,因为它在父权社会中被赋予了现世的“生育”意义,而这正是传统文化塑造的母性的最大价值。女娲由独立造人变为“伏羲妇”孕生人类是母性“生”的价值象征,补天承受重负、解救人类脱离苦难,是母性“育”的价值象征,女娲造人“力不暇供”的辛劳,练“五色石”补苍天以救人类的精神,都足以与牺牲、奉献、苦难、救赎等一系列父权社会对母性的规定属性相联系起来,在重新定位的神话系统中娲神成为母性最好的代言人,富有开创精神的原始大母神终于适应新的规范成为父权文化下的母性原型性价值—以“生”和“育”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在一定意义上,神话就是远古的历史,它在人类的思维中确定了某些亘古以来的传统和标准,最伟大的女神成为母性的象征,并因为所具有的母性特性保存了在汉民族神话体系中的显要地位,当这一切从神话走向现实世界时,就是传统文化母性本质的确立。有着生育价值的母性,敢于牺牲、奉献的母性精神便成为父权文化下女性的唯一价值体现,处于第二性的女性只有完成、实现父权制度规范的母性才能最终得到社会的承认。母性赋予了女性最大也是唯一的价值,女神以母性的象征得到父权文化的接纳和推崇,并保持了一定的神力,社会常态中的女性也以母性得以立足于父权社会,获得人生价值的全部体现和权力的唯一来源。

二、由恶到善—西王母

和女娲相似,西王母也是原始神话流传下来的远古神灵,但从形象到神职来看西王母似乎都与女娲背道而驰。

最初出现的西王母见于《山海经.西次山经》:“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郭璞注:“主知灾厉五刑残杀之气也”,即掌管瘟疫、疾病和刑杀,其形状和神职都是一个凶神,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在原始思维中,母亲是生命的神秘掌控者,从对生命的执掌中可以看出西王母仍然是母性自然本能的代表,这种权力的获得正是源于母性的功能。但“司天之厉及五残”的母神确实让人生畏,母性拥有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如此强大,对逐渐发展起来的父权文化来说实在不是有利的“先民历史”,于是西王母在神话的流传演变中便越走越远。

战国时期西王母就进步许多了,她在《穆天子传》中赐言周穆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到汉代《淮南子.玄冥篇》里她掌握着不死之药,权力更多的由死权转向了生权。托名班固所作的《汉武故事》里西王母已化为“容颜绝世”的人间美女,从天而降赐给汉武帝“三千年一著子”的仙桃,更多的成为了福、寿女神。再往后的情节走的更远,《海内北经》提到的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鸟,成为了男女情爱的信使和象征。西王母也就顺理成章地掌管了臬媒、婚姻,又兼具了生殖女神的功能,在民间时常作为送子女神被尊崇。同女娲的经历相似,西王母也被安排了一个男神—东王公作配偶,在道教的神谱里面则成为了天上人间的最高统治者玉帝的王后——众所周知的王母娘娘。如同一个形状诡异的女妖历经数世修炼终于蜕尽兽形得道成仙一样,文献记载中的西王母不断走向仁爱和美丽,离她最初的形象和意义已经很遥远了。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曾提出男性主义文化中的“厌女症”传统,即男性对逸出常规、不受支配、偏离传统女性气质的女性的厌恶和极端反感,将这一类女性归入“魔女”类型,加以打击毁灭。从十三世纪开始西方有过长达几个世纪的“迫害女巫”的历史,而所谓的“女巫”多半是有着自我生存能力,思想较为自由的女性,也即她们在一定程度上拥有部分能力—权力。汉民族文化对西王母神话的改造类似西方对现实世界“魔女”的消灭,都显示出父权体系对女性权力的抵制和惧怕,迫切地需要对女性的权力加以控制,将女性纳入秩序,维持父权体系下女性善良、美丽、软弱的“温柔天使”性质。

从最初的生死神到后来长生不老药的主人,西王母对生命予取予夺的原始母性一如既往地存在着。在给予生命和福寿上,西王母无疑是一个善良的母神,类似于女娲;而令人畏惧的是她对生命的销毁,无疑在这点上她是一个恶神。母性对生命权力的把持,对极力消解女性权力的父系文化来说是颇费周折的问题,一方面要承认女性在生育上的价值,并给予这种价值相当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要对这种价值和权力进行限制,在女娲神话中我们已经看到生育在众多神力中处于附属的职能,在西王母神话中神力的限制则表现为对母性“善”的推举和对母性“恶”的消解,表现为极力弘扬西王母对生命的给予和维护,弱化她对

生命的抑制和剥夺,可见从“篷发戴胜”到“瑶池蟠桃”不仅仅是对女神神职的美化,更隐微内含着女神神权的让度转移。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代表人类童年的原始神话走完了她的发展阶段,但是神话的思维模式以及精神内涵已深深植根于民族记忆中,成为“集体无意识”和“原型意象”,深入民族的思想传统和文化习俗,以女娲和西王母为代表的女神的母性成为传统模式中的母性原型,在传统文化的加固中达到系统完善。

【参考文献】

[1](德)埃利希.诺德曼.大母神—原型分析.李以洪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2]李祥林.女娲神话的女权文化解读.民族艺术,1997.

[3]杨利慧.女娲的神话与信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

叶云佳(1981-)女,四川宜宾,硕士,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助教,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