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方仁

就在世界各地足坛都在“博斯曼法案”驱使下办理球员注册转会业务时，处于“史前文明”的中国足球仍然实行“史前转会制度”。直到周海滨转会埃因霍温……

荷兰当地时间2月lO日下午，中国球员周海滨出现在埃因霍温俱乐部的新闻发布会现场，拿起自己的球衣第一次和媒体公开见面。周海滨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来到郁金香海岸，开始了他的欧洲淘金之旅，却把混乱和恐慌扔给了中国足球。周海滨前脚刚走，中国足球就清晰地听到了一阵急促恐怖的敲门声，那是曾把欧洲足坛搅的天翻地覆的“博斯曼法案”在叩响中国足球的大门。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超足球峰会上，与会的中国足协官员和俱乐部老板、总经理们谈论的最多的是：如何应对“博斯曼法案”给中国足球带来的影响。周海滨的离奇出走，让中国足球不得不直面“博斯曼法案”这个将欧洲足坛折磨得痛苦不堪的莫名怪物了。

世界足坛因“博斯曼法案”而改变

周海滨为何被中国足球坊间称为“中国的博斯曼”?博斯曼到底何许人也，又有何等作为，竟让中国足球为之战栗?在此有必要费点笔墨解释一番，可让大家管中窥豹，对中国足球不太人道的劳资关系、球员的生存状态以及国际足坛的转会制度等有所了解。

周海滨闪电般加盟荷兰埃茵霍温俱乐部，对于他的前东家山东鲁能俱乐部来说绝对是个晴天霹雳，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球员在没有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就拔脚走人，并且走得让他们毫无办法，还要被迫送上一句“一路平安”之类的祝福，以示自己的大度。

周海滨此举也毫不客气地掴了中国足协一大耳光，因为他是违反中国足协的规定“顶风作案”，但后者却也像山东鲁能那样毫无办法，只能乖乖地为他写好转会证明，无可奈何地目送他远赴荷兰。

周海滨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为他撑腰的就是“博斯曼法案”——世界足球运动员的福音书。

欧洲足坛无名小卒、比利时人博斯曼十三年前打赢那场惊世骇俗的官司时，从来没想到会让全世界的足球运动员受益。在他跳出来挑战一个运行了一百多年的转会制度之前，欧洲足球俱乐部在与球员们的“斗法”中占据绝对的上风。俱乐部掌握球员的注册资格，即使球员与俱乐部合同到期，如果得不到后者的准许，他们仍然不能转会到其他俱乐部。有些球员若想转会，只能低三下四地想法讨好俱乐部，否则就有可能被打入冷宫，永无出头之日。欧洲足球历史上曾经多次上演过如此“人间悲剧”。

但博斯曼却不愿成为这样“悲剧”的主角。他在转会受阻、生活没有着落之际，突然发现欧洲足坛的“百年转会制度”严重违背欧洲法律，具体说来是违反了《罗马条约》中“劳工自由流动”这一规定，于是他愤而上告欧洲法庭。在博斯曼言之凿凿的挑战下，1995年底，欧洲法庭作出了完全有利于他的宣判，稳如磐石的欧洲转会制度一夜之间崩塌了，代之而行的就是现在的自由转会制度：球员与俱乐部合同到期后就获得“自由之身”，何去何从再也不受俱乐部任何限制。这就是詹惊世界足坛的“博斯曼法案”。

中国足坛“土政策”遭遇挑战

“博斯曼法案”起初只在欧盟内部有效，后来国际足联根据这个法案修改了球员转会章程和规定，因此将其法律效力推广到了全世界。就在世界各地足坛都在“博斯曼法案”驱使下办理球员注册转会业务时，处于“史前文明”的中国足球仍然实行“史前转会制度”。由于中国足球默默无闻、偏处一隅，虽然没有实行“足球中央”的有关规章制度，却也没人来较真，直到周海滨的出现。

中国足球现行的转会制度解释起来比较复杂，简单说，其造成的后果和“博斯曼法案”实施之前的欧洲足球转会制度相仿：在市场劳资双方的博弈斗法中，俱乐部老板占据绝对主动，球员只有乖乖受其摆布。

中国足球俱乐部一般都是和球员一年一签合同。这样对俱乐部来说有个非常大的好处，如果球员第二年状态不行了，或者意外受伤了，那俱乐部就可不与球员续签合同，将他投到转会市场。如果球员找不到下家，那就只有自谋出路了。由此看来，在中国当个球员真是不好混，将来生活没有保证。

周海滨显然不愿意这样朝不保夕地混下去了。于是，他在与山东鲁能最近—个合同到期后，就神秘消失。就在俱乐部拿着新合同四处找他签字时，他突然跳到明处说：对不起，现在我已经是埃茵霍温的人了。

山东鲁能急忙把中国足协的一个“土政策”拿出来反驳周海滨，按照这一政策：周海滨在与俱乐部合同到期后的30个月内不可与其他俱乐部签约转会。而周海滨毫不惊慌地告诉他们：中国足协的这个“土政策”违背“足球中央”——国际足联的转会章程。后者规定：球员与俱乐部合同结束后即获得自由身份，可与其他俱乐部签约。

周海滨这一折腾，在球员转会方面，中国足球就无法继续像以前那样默默对抗中央了，执行“博斯曼法案”精神，实施自由转会已成难以回避的现实。

“潘多拉魔盒”就此打开?

对于足球俱乐部来说，自由转会是个很可怕的制度。如果把“博斯曼法案”问世之后的欧洲足球转会历史拿来稍作浏览，就会发现—个“恐怖”的现实：在市场劳资双方的斗法中，球员已经占据了绝对上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轮到俱乐部老板去装孙子了。球员工资持续飙升，达到令人发指、却又无法控制的程度。俱乐部只能用签署长期合同和高工资的手段来收买球员对俱乐部的忠诚。

毫无疑问，“博斯曼法案”是个同情弱者的裁决，但却产生了矫枉过正的效果：市场劳资双方关系从—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依旧处于失衡状态。

如今欧洲五大联赛多数俱乐部三分之二以上的开支都流入了球员的腰包。足球选手因此迅速成为社会一个富有阶层。而俱乐部却都不堪重负，纷纷要求改革。欧洲足联主席普拉蒂尼最近访问伦敦时，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对此采取办法。但过去十多年来，包括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内的足坛掌权者为此几乎绞尽脑汁，却实在拿不出任何有效对策来。有人担心，沉重的球员工资将来有一天会压跨欧洲足球。

“博斯曼法案”带来的另一后果是：欧洲大批中小足球俱乐部的“死亡”，草根足球受到严重威胁。由于这些俱乐部过去“培养球员、出售球员”的生存之道被颠覆了，他们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据统计，仅2002年，欧洲就有300多家小俱乐部破产，申请破产的更是排起了长队。这一切都拜“博斯曼法案”所赐。

显而易见，如果中国足球把“自由转会制度”原汁原味地从欧洲引进过来，那也会把“博斯曼法案”造成的惨痛后果一并移植过来：球员无限坐大，小俱乐部纷纷死亡。已经奄奄一息的中国足球肯定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周海滨转会荷兰，是为中国足球打开了一扇跑步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大门，还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现在看来两者都有可能，关键取决于中国足球决策者的决断能力。这无疑又为正处多事之秋的中国足球添加了一剂味道十足的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