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健

[摘 要] 全球化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背景,也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思维视角。在这个背景下去思考人类社会究竟应当生活在一种什么性质的世界秩序之中这个重大问题,就必须实现思维范式和视角的转变,即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向世界主义的转变。

[关键词] 全球化;政治哲学;民族主义;世界主义

政治哲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从20世纪兴起至今,都是从纯理论角度探讨政治的本质、目的和发展规律。把太多的目光停留在证明国家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层面上,而对于政治哲学视界的世界制度的思考却未能形成体系。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周濂博士所说:“在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中,政治哲学是为了‘证成国家或者‘解释社会,它们的问题领域始终限定在民族、国家内部。”然而现在,没有任何人能够回避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趋势。那种“以部分支配整体,以国观天下”的民族主义视界,再也满足不了世界主义发展的客观趋势。全球化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背景,也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思维视角。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问题,那就是人类社会究竟应当生活在一种什么性质的世界秩序之中这个重大问题。这是当下中国政治哲学论者乃至整个世界学人所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如果不在这个背景下去思考,就不可能会产生新的宏大的思想。而要在这个背景下去思考,就必须实现思维范式和视角的转变,即从民资主义、国家主义向世界主义的转变。

一、全球化时代政治哲学视界转变的必然性

1、世界历史理论是政治哲学视界转变的理论基础

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在《法哲学原理》和《历史哲学》中,提出了“世界历史”的概念。黑格尔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理论,并把世界历史的本质归结为“理性”和“精神”,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理性”和“精神”的实现过程,以高度的思辨性在意识领域第一次赋予了世界历史深刻的哲学意义。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发展内在本质的矛盾出发,全面分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原因和内在机制,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本体论批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为了说明“现实的个人”的概念,提出了“世界历史”理论,他将“世界历史”定义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进程中越是扩大,各个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世界历史是各民族和国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是世界“一体化”的历史。世界历史的形成首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生产与交往的进一步分离,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大工业,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交往进一步加强,从而推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

其次,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也不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抽象和概括,而是特指各民族、国家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普遍交往,打破民族封闭状态,进入相互依存状态,使世界整体化以来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再次,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性范畴,是由各个民族和国家历史构成的统一体,但它又有不同于民族历史个体运动规律的整体运动规律。世界历史的范畴包涵四层含义:一是指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及其共同基础;二是指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三是专指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即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四是指资本主义全球化向共产主义全球化的转变即整个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一体化的大同社会。

总之,世界历史是一个多层次含义的范畴。黑格尔时代是历史编纂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维柯“理想的永恒的世界历史”和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世界历史”,完成的是哲学层面的世界历史;马克思用唯物史观来阐释世界历史,指出世界历史是一个以物质交往为主导和推动力量的自然历史过程。普遍交往是这一过程的直接实现形式。而从交往的主体看,世界历史就是一种普遍的民族和国家间的交往关系。

“世界历史”理论告诉我们,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趋势。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产生的诸多全球问题,比如恐怖主义、金融风暴、气候变暖以及环境治理等,从传统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思维视界和立场出发,实践证明已经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我们必须突破民族主义的思维视界和立场的限制,以世界为本位去思考世界,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性问题。

2、全球化是政治哲学视界转变的现实条件

政治哲学不管是被看作政治学的分支,还是哲学的分支,都糅合了政治学和哲学的精华。学术研究虽然不分领域,有共通之处,但意识形态的差异总会使其划分出不同的范围。想看到什么,能看到什么,看到了什么,就是所谓的视界问题。我们不难看到政治哲学研究的真正问题是政治权力,政治哲学的视界就是发现政治权力的归属范围。是民族的政治权力问题还是世界的政治权力问题,取决于客观的现实基础。而当下最大的现实就是全球一体化的客观进程,“‘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是个全新的政治哲学问题,它在民族、国家体系中不存在,而是全球化给逼出来的问题。”[2]

全球化使所有国家在所有方面都卷入到同一个游戏中去,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方面,在文化和精神方面也是如此。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引发了一大批全球化的问题,诸如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暖等,这就引发了人们对通过现有的国际规制的途径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有效性产生怀疑,从而引起人们对现有思维范式的反思。

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一方面引发了大量全球化的世界性问题,使各个国家在世界级的这条大船上风雨同舟。另一方面,也在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普遍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超国家利益”,使整个世界都成为了一个相互关联的利益共同体。世界性的问题和世界性的利益的出现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世界”。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世界的思考,而在于思考世界的角度,即从世界主义的角度而不是从民族和国家本位的角度去思考世界。这必然要求我们实现从民族主义到世界主义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转变。

二、全球化时代政治哲学视界转变的方向

1、从民族主义到世界主义

民族主义,是指在行为和思维时,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首要因素,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作为衡量一切世界问题是非曲直的标准。这个思维和行为范式的弊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渐爆发。传统的西方大国,一向都是从自身的价值标准和国家利益出发,打着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旗帜,把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予以普遍化。殊不知,西方社会的社会秩序和价值标准是建立在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上的,建立在西方社会生活的土壤中,如果不加批判的推广和移植到其他社会和国家,既缺乏政治上的合法性,也缺乏哲学上的合理性,必然会水土不服。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虽然使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进程加快,但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是机械的、片面的世界历史。其资本主义民族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仍然是以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为出发点。

所谓世界主义,是指在行为和思维的范式上,超越民族国家思维方式,以“世界”为思考单位,从世界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世界问题,探索和建构新的世界理念、秩序制度。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会引起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引发新的世界秩序的建构。而新的世界秩序的建构必然会立足于全球化的客观现实,单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是不能满足新的世界秩序建立的需要,而且仅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出发也不可能建构一个被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普遍认可的新的世界秩序。

从民族主义向世界主义的转变,是由全球化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必然的发展趋势,只有从世界主义的本位和立场出发,才能解决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的世界性问题。也只有从世界主义的思维视界和立场出发,以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所建立的世界新秩序才具有合法性和普遍性。

2、从“非世界”到“世界”

正如赵汀阳教授所认为的,我们所谓的“世界”现在还是一个非世界。它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世界,而在政治学意义上,只属于国家。全球所以尚未成为一个世界,既是因为它一直持续着被政治哲学家们称谓的“霍布斯状态”,也是因为它还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和认可的世界制度和世界秩序。因此,当下的“世界”仍然还只是一个非世界,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的确,从经济一体化、资讯全球化意义上说,我们的世界已经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体化,“世界”在表面上越来越像一个整体。但是从文化上、思想上或者说是世界秩序上来说,当下的世界,仍然只是一个“非世界”,因为一个能够被全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普遍接受和认可的世界秩序仍然没有形成。而要建构一个能够被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普遍接受和广泛认可的新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首先必须要对这个制度进行形而上学的探讨和论证,这就是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政治哲学全新的时代使命。

只所以说我们当下所处的世界是一个“非世界”,因为在当下的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中,仍然存在着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全球化时代的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不是老殖民主义老帝国主义那样通过血与火的征服去实现,而是通过符号、价值观,通过文化的认同来实现的。全球化时代新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当下主要表现为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把西方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并把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凭借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全球化的优势地位,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传播途径向非西方国家和人民灌输和扩散,意图进行文化霸权上的控制。正如哈特和尼格瑞在《帝国》一书中提到的,“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帝国正在成为事实”[3]。

三、对全球化时代政治哲学视界转变的思考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民族,必定会有一种强大的思想和先进的文化作支撑。历史也反复表明,一种强势文化也必定能培育出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民族。从这种意义上说,将来的国际竞争并不是以经济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而是以文化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应该首先是中国思想的觉醒和中国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思想的觉醒、中国文化的复兴,其前提是建构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主体性,其趋势是探索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普遍性。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的第二大国,中国产品和“中国制造”已经遍布世界各个角落。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中国必将在国际秩序和世界政治中取得更多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在和平时代主要表现为话语权。要在国际秩序和世界政治中取得更多的话语权,就必须建构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普遍性。这也是全球化时代中,中国学人的重要使命,也是政治哲学面临的新的任务和挑战。

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关系到中国文化的立场问题,中国文化没有了主体性,就没有了中国文化的中国立场,只能跟着别的文化亦步亦趋,从而丧失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资格,最终只能被其他文化同化或替代。

中国文化的普遍性是中国文化适用的范围问题,今天的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思想或文化,而应该是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在世界文化中占有重要甚至是主导地位的文化;应该是被世界人民广泛的认同并为世界人民谋福利的一种文化。简言之,中国文化不仅仅要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而且要成为世界人的文化。而中国文化要具有世界性,其前提是中国文化具有主体性,当然,中国文化也只有具备了主体性,才可能在与西方文化的对比甚至抗衡中形成一种被广泛认可的普遍性。实际上,主体性是要解决中国文化的生存问题,而普遍性则是要解决中国文化的发展性问题,其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总之,全球化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背景。只有在这个全新的时代背景和思维视界中去思考,政治哲学才可能产生新的宏大思想。而要在全球化这个新的时代背景和思维视界中去思考,必然会要求从民族主义到世界主义的转变,只有以全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着眼点和出发点,才能探索和建构一个被全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世界新秩序和新制度。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95:88.

[2]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赵汀阳.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20.

[3] 转引自.天下体系,Hardt and Negri:Empire,Preface,Harvard Univ.Pr.,2000.

[4] 法哲学原理.〔德〕黑格尔著.杨东柱,尹建军,王哲编译.北京出版社,2007.10.

[5] 历史哲学.黑格尔著.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3.

[6]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宫敬才.光明日报,20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