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但是民族主义主张的单一民族-建国理论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传统有根本冲突。为解决这一矛盾，中国早期民族主义者对源自西方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改造。从最初的“排满”到提出各民族互不侵犯、平等生存；从提倡以汉族为主导的民族同化到设想国内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融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民族建国理论上完成了从汉族国家经由五族共和再到中华民族国家的嬗变。

关键词：民族主义民族建国五族共和中华民族

作者林齐模，北京大学校史馆助理研究员。地址：北京市颐和园路5号，邮编100871。

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内容很丰富，而且不断发展，在今天看来，其思想中包含了一些看似互相矛盾的内容。迄今为止，许多学者都曾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发表过论述。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思路，一种是从静态的思路来研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其在史料的取舍上往往只选择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材料，于是结果不是完全肯定孙中山思想的进步性，就是着重强调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另外一种是从动态的思路来研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注意到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阶段性不同，强调其不断进步、完善。后一种研究思路对于理解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更有帮助，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似乎不自觉地倾向于完全肯定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最终发展结果，认为后期的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是没有局限性的完善的思想。本文着眼于考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民族主义者面对民族建国理念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传统的矛盾，在不断探索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其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认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有不断变化发展的部分，也有始终不变的部分。

一、“排满”革命——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20世纪初，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力宣扬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被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广大新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和传播。由于革命是当时的主要任务，所以当时民族主义集中表现为“排满”革命口号的提出和广泛传播，或者说这一时期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汉族主义以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兴起。

尽管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创立兴中会，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的民族革命口号，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追随者不多，影响也有限。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等一系列事件使广大的中国人充分认识到清政府的反动腐朽和中国被瓜分的危险，于是民族主义思想迅速传播，“排满”革命的观念深入人心。对清王朝的攻击不再“务为蕴借”，而是“辞多恣肆无所回避”了。在当时出版的大量报刊、杂志和书籍里，随处可见关于民族主义的鼓吹。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有两大思想来源，一是西方近代思想，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如夷夏之辨、爱国主义传统。但是作为一种近代的话语概念，它主要还是来自于西方思想。虽然安德森的研究指出近代民族主义最早起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但对于中国来说，民族主义理论主要还是来自于欧洲，即安德森所称的19世纪20年代以后的欧洲民族主义。

从13岁离家赴檀香山，后来又到香港，在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青少年时期，孙中山所受的系统教育完全是西式的。他的经历导致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是源自西方。即使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孙中山早期曾经受到郑观应及其同时代的何启、胡礼垣和王韬等思想的影响，但这些早期维新派自身的西学背景意味着孙中山曾从他们那里再次受到西方思想的间接影响。

国粹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国学素养深厚，主张“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但他自己曾坦然承认传统的“夷夏之辨”没有什么学理，说“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章太炎收拾的学理不外乎就是西方近代人种学说、民族理论以及社会进化论的思想，这在他的著作中屡有体现。正是这些西方学理启发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重构，形成了他的具有浓厚国粹色彩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论起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在20世纪初的勃兴，一贯被视为立宪派代表人物的梁启超的贡献不可不提。梁启超接受和鼓吹近代民族主义(在他也称为国家主义)始于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用他自己的话形容流亡日本后所受到的西方思想的影响：“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篁见日，如枯腹得酒。”，“又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从1901年开始，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介绍和鼓吹民族主义的文字，他认为：“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凡国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段者，不得谓之为国。”“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对于何为民族主义?梁氏释曰：“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由于对民族主义的信仰，梁启超甚至一度认同革命派“排满”革命的民族主义主张。在1902年5月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陷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

在1905年之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高举民族革命、民族建国的大旗，鼓吹“排满”革命，建立汉族国家。其宣传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仇视，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排他性和狭隘性。章太炎是革命派里鼓吹“排满”最用力的代表人物。他宣称：满人是“异种，非吾中夏神明之胄”，“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颠覆清廷而止，其后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表现更为激烈的是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邹容，在他影响巨大的《革命军》一书中，多处出现“诛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种”之类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不当的鼓吹种族仇杀的话。孙中山当时也认为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政府不是中国政府，说“当满洲人之未入支那，不过黑龙江畔之野蛮游牧”，中国民族运动的任务就是要“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这一切都表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当时要恢复的中国是1644年清人关前的汉族国家及其版图。

关于“排满”口号的是非得失，已经有很多论述。论者大都认为这体现出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比较客观的评价是在对革命派“排满”口号提出批评的同时，肯定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积极意义。笔者认为无论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的誓词，还是简单的“排满”革命口号，其狭隘性都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这种狭隘性是否如批评者们所说的是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封

建糟粕。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并非是排他性，而是强调和谐、包容，具有强大亲和力。虽然也有“夷夏之辨”，但这仅仅是一种基于文化而不是种族的区分，而且“夷”“夏”的地位是可以因是否奉行儒家文化而转变的，这是与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本不同。在宗教信仰和民族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天下一家”、“和而不同”，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虽然有文化、经济和军事上的优越性，但历史上通常除了排斥、压迫外，而是以怀柔、羁縻为主。中央王朝政治上通过宗番关系，经济上通过朝贡贸易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建立起密切、友好的关系。只是在中央王朝衰微，周边少数民族入侵加剧时，一些自奉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才会特别强调“夷夏之辨”。正如金冲及先生指出的：“通常只是在民族冲突特别激烈的那些年代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观念才会突出地流传起来。平时，很少强烈地表现出民族之间的排他性。”中国古代史书中曾经记载过很多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沙陀等，甚至还有来自西方的阿拉伯人、犹太人，他们后来大都融合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了。促成这种民族融合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由于这些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感受不到汉族的歧视和排斥，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刻意维持自己民族的特性，于是双方在自然的交往中互相影响，不知不觉地自然融合了。可以这么说，作为人类世界上超过十亿人口的单一民族，中国的汉民族绝不是完全由古代中原的黄帝部落自然繁衍而来，而是在历史上不断地和周边民族融合才形成了这样庞大的民族。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这些特性，才为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提供了超越西方民族主义狭隘性的本土资源。事实上，为许多批评者所指责的狭隘民族主义或大汉族主义实际上是源自西方民族主义所固有的排他性。

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主要有两种类型，即以法国为典型的主张人民权利，带有强烈民主政治色彩的民族主义和以德国为典型的强调民族国家利益，带有强烈的种族优越论色彩的民族主义。不管是法国形态的民族主义还是德国形态的民族主义，虽然在公民权利的强调方面轻重有所不同，但在对外民族的态度上都是排他的、本民族至上的。早期的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动员群众，对内争取民主权利，对外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武器，主要是同民主、自由和公民权利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民族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军事上和贸易上的竞争，对其他民族的侵略、压迫。

与民族主义的排他性相应的便是近代民族主义主张的所谓“民族原则”，推演之便是单一民族建国理论。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领袖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 1805－1872)曾对这一原则作了最简洁的概括：“每个民族都是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一个国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指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单一而不可分裂”成为风行当时的民族口号。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者大都深受这一单一民族建国理论的影响，坚信唯有单一民族的国家才能强固有力。正因如此，“排满”革命，建立汉族国家才成为清末中国民族主义兴起时的口号和目标。

二、“五族共和”——国家认同共识下国内民族关系的暂时调适

“排满”革命的宣传在当时对于动员民众推翻清朝专制政权很有效，问题在于民族主义的宣传会造成国内民族关系的紧张，可能形成民族问的冲突以至仇杀，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危险性。梁启超较早意识到这一问题，所以由宣传民族主义改为大力宣传国家观念，积极从事国民素质的培育。在国内民族关系上，1903年，梁启超倡导在中国应该提倡大民族主义，提出以汉族为中心，“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这是比较早提出把中国境内各民族合为“一大民族”的说法。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后来“五族共和”和“中华民族”理念的发端。

孙中山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于是对“排满”说加以修正，从主张对满人不加区分，一律驱逐，转为对满人区别对待。在1905年同盟会的定名争论时，他指出革命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废除专制，创造共和，所以他坚决反对将团体名称定为“对满同盟会”，而坚持定为“中国同盟会”。1906年，孙中山对“排满”革命说作了更完善的修订与说明：“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们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这是孙中山根据中国实际开始对民族主义排他性的消极面进行修正的开始，有力地纠正了当时革命党内部盛极一时的不分青红皂白全面排满的复仇思想，对于减少革命阻力，防止民族仇杀有重要意义。不过，虽然孙中山驳斥了“尽灭满洲民族”之类的过激言论，阐述了民族问互不侵犯、平等生存的思想，但他这里对于汉、满两立的认识却没有改变。他心目中的国家还是要将满洲人排除在外的汉族国家。这就不难理解辛亥革命时期，以他为首的革命党人发表了许多在今天看来很不利于国家统一的言论。如不止一次表达要在十八行省范围内恢复建立汉族国家，而将满、蒙等少数民族地区排除在外。

辛亥革命出乎意料地迅速胜利，这使维护国家统一的现实使命与坚持民族建国理想的矛盾凸显起来。当时，由于部分革命党人存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少数地区出现过激的“排满”行为，这造成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部分上层分子的不安，在俄、英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挑唆下，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关系一度比较紧张。1911年12月1日，由沙俄支持的外蒙古分裂势力宣告成立“大蒙古国”。另一方面，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大批立宪派和旧官僚加入了革命阵营。在如何处理国内民族关系问题上，这些人大力鼓吹“五族共和”，并得到革命阵营内多数人的响应。于是“五族共和”取代“排满”，成为民国初年被广泛拥护的协调中国境内各民族关系的主流话语。

“五族共和”口号表明五大民族(在当时基本上也就是表示国内的全体人民)达成了对新建的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另外，这一口号还表明各民族彼此的关系是平等、共存的。这使一度因民族主义而紧张的国内民族关系得以缓解，为各民族融合提供了前提条件。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才能够从推进国内民族的一体化进程人手，以解决民族建国理论与维护国家统一的矛盾。

在“五族共和”已经被国内大多数人接受的情况下，站在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上，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过去许多学者把这段话作为孙中山赞成五族共和的证据，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孙中山率先提倡“五族共和”的。这其实是经不住推敲的。首先，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明确“五族共和”的思想和提法都是由立宪派人物首先提出的；其次，细阅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发表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通篇并没有一处出现“五族共

和”的提法，而是用了“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和“民族之统一”的提法。如果说国家统一的提法还好理解，那么这里的“民族之统一”则完全是孙中山的创造了。所谓“民族统一”必然涉及以谁为主导，谁统一谁的问题?统一后的民族该怎么称谓?在这里他都没有说明。“民族统一”在这里是比较含糊的提法，很容易被理解为就是当时广为宣传的“五族共和”。但是从他当时及以后的言行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心目中的民族统一是以汉族为主体同化其他少数民族的“汉族底民族主义”。在他就任临时大总统当天发表的《通告海陆军将士文》里，他称清朝的统治为“自逆胡猾夏，盗据神州，奴使吾民”，为此他用民族大义号召全国的海陆军将士：“盖闻捍族卫民者，军人之天职……即凡以一城一旅脱离满清之羁绁，以趋光复之旗下者，其有造于汉族，皆吾国四万万人所不能忘也……则不独克尽军人之天职，而吾皇汉民族之精神，且发扬流衍于无极，文之望也”。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清朝结束。即将解除大总统之职的孙中山特意于15日亲率民国政府各部部长和右督尉以上将校参谒明孝陵，向明太祖朱元璋的亡灵祭告自己的“光复”之功，可谓克始克终。再过七年，当他撰写《建国方略》时，还说到武昌起义之成功“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据此可以看出在民国初建时，孙中山等人可能在政治上不反对“五族共和”，但是就孙中山个人的民族主义思想来说，他从来也没有完全认同过“五族共和”。就《孙中山全集》收录的各种文字材料来看，只有1912年9月，孙中山在北京、张家口、太原等地会见满、蒙、藏、回等少数民族代表时，才偶尔使用“五族共和”一词，但也往往是和“五族一家”、“五族平等”混用。此后，他就绝口不提“五族共和”了。

1919年后，孙中山公开地抨击“五族共和”，他说：“我国人自汉族推翻满清政权、脱离异族羁厄之后，则以民族主义已达目的矣。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且以清朝之一品武官之五色旗，为我中华民国之国旗，以为五色者，代表汉、满、蒙、回、藏也。”1921年，他在演讲中再次说到：“今日满虏虽被推翻，光复汉业，但是吾民族尚未能自由独立。……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底官僚，顽固底旧党，复辟底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岂知根本错误就在这个地方。讲到五族底人数，藏人不过四五百万，蒙古人不到百万，回教虽众，大都汉人。讲到他们底情形，满洲既处日人势力之下，蒙古向为俄范围，西藏亦几成英国囊中物，足见他们皆无自卫底能力，我们汉族应该帮助他才是。汉族号称四万万，或尚不止此数，而不能真正独立组一完全汉族底国家，实是我们汉族莫大底羞耻，这就是本党底民族主义没有成功。由此可知，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美国底民族主义，乃积极底民族主义。本党应以美国为榜样。今日我们讲民族主义，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底民族主义。”据说1923年10月，孙中山在一次接见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时，见会场挂有表示“五族共和”的五色旗，非常气愤，拒绝行礼。这也很能说明孙中山对待“五族共和”的态度。

由此可见孙中山始终坚信单一民族的纯粹国家才能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即使在民国刚成立，迫于形势不得不和在倾覆清朝政权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保守势力表示妥协的情况下，他本人也只在表面上用了“民族统一”的模糊提法，而没有附和当时流行的“五族共和”的提法。实际上这种统一就是他所主张的汉族同化其他少数民族的“汉族底民族主义”，带有很强的汉族优越感。这表明其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中的平等观念还是不彻底的，本质上也是一种“大汉族主义思想”。只是因他主张民族间互不侵犯、平等生存，而使这种“汉族底民族主义”没有了西方民族主义的排他性和侵略性。

三、再造“中华民族”——民族建国理论的中国解决方案

面对单一民族建国理想与中国多民族国家国情的矛盾，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最终通过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重新阐释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个矛盾。

“中华”一词最早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大量进入中原地区，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冲突和融合都非常厉害的一个重要时期，俗称“五胡乱华”。于是“华”“夷”的区分在当时显得比较突出。西晋惠帝时，发生八王之乱，大臣刘弘上表呼吁停止内争。他说：“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国体，职竞寻常，自相楚剥。万一四夷乘虚为变，此亦猛虎交斗自效于卞庄者矣。”就其原初的含义来说，“中华”一词混合地包含了地理和文化上的双重优越意识。不同的人在使用这一词时往往可以有不同的侧重，它曾被中国境内不同族群用来自称。如当时的东晋虽然在地理上丢失了中原地区，偏处江南，但是士大夫以华夏文化的正统自居，依然自称“中华”。而占据了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则更愿意强调“中华”的地理含义。如东晋苟羡率兵进攻在中原地区建立的鲜卑族政权燕时，与燕将泰山太守贾坚有一段辩论：“羡谓坚曰：‘君父、祖世为晋臣，奈何背本不降?坚曰；‘晋自弃中华，非吾叛也。民既无主，强则托命，既已事人，安可改节!”，显然，当时的东晋和燕政权都是以“中华”正统自居。

随着近代“民族”和“民族主义”概念在中国兴起后，由“中华”和“民族”两词复合成的“中华民族”一词开始频繁见诸载籍。但起初“中华民族”只是被作为汉族的另一种称谓，其含义与古人用“华夏”、“中华”指称汉族没有多大区别。如1905年，梁启超说：“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自初本为一民族乎。抑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一问题。”民国建立后，严复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也是用来指称汉族的：“公等以为吾国处今，以建立民彝为最亟，诚宜视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但是“中华”一词自始即包含的地理意识和它在族类区分上重文化、轻种族的特性却使它很容易被用来指称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1913年初，西蒙古王公会议通电声明：“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黄兴涛认为这是现代“中华民族”概念最早被使用的例证。黄兴涛的研究还认为李大钊是“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角度，自觉而公开地标举再造‘中华民族旗帜的第一人”。不过黄兴涛的研究也指出“五四运动以前，不仅社会上，甚至一般知识界和舆论界中，中华民族观念都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现代意义上使用的中华民族词汇虽已不算少见，也还谈不上流行”。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包含中国境内全体民族的特定称谓词汇固定并开始流行起来应该归功于孙中山先生的大力倡导和宣传。在李大钊那里，“中华民族”一词基本上还是延续着梁启超等的用法，所以他才要鼓吹“新中华民族”主义，宣称“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梁启超研究认为“中华民族”(汉族)是由历史上的许多民族混合而成的，李大钊继承了这一观点，又更进一步推断“中华民族”下一步发展趋势就是要融合中华民国境内的所有民族，

成为一个“新中华民族”。而孙中山又比李大钊更进一步，干脆抛开新旧之说，直接赋予“中华民族”概念以新的含义。在孙中山的思想中，中华民族不再是汉族的别称，而是中华民国境内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平等融合后的新民族。1919年，孙中山在演说中第一次阐述了这一新概念，“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1920年11月，孙中山对中华民族的概念作了更进一步的阐述：“向来我们要扩充起来，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族，成个中华民族。若单是做到推翻满族的专制，还是未曾完成。……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如美国，本是欧洲许多民族合起来的，现在却只成了美国一个民族，为世界上最有光荣的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这里，“中华民族”概念不再是指汉族，而是孙中山理想中的中国境内汉族和各少数民族融合生成的新的统一民族。而造成这一新民族的方法也不再是以汉族为主导的民族同化，而是国内各民族人民完全平等的“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的民族融合。民族融合比民族同化更进一步，是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的民族平等，这是孙中山从理论上解决近代民族主义单一民族建国理论和中国多民族国家国情矛盾的尝试，是孙中山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理论的最大思想贡献。

从本民族至上到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坦诚相见，本着平等的原则融合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基础上建立独立、富强的中国。这固然有念念不忘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局限，但其积极意义是敏锐地看到近代中国各民族共同遭遇西方侵略、压迫的共性，有抵抗外来侵略的共同利益。这在客观上顺应了近代中国各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反过来又促进了这种融合。

但是，民族融合不是一朝一夕实现的。即使是被孙中山视为榜样的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也经历了100多年，而且还有其特定的历史、自然和政治环境。孙中山所处时代的中国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自然和政治环境都和美国不同。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中国的民族融合和统一呢?孙中山提出依托中国传统，从家族联合开始逐渐扩大，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国族”(中华民族)的构想。在1924年所作的三民主义演讲里，他反复地宣传这一观点：“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观念是很深的……由这种好观念推广出来，便可由宗族主义扩充到国族主义。我们失了的民族主义要想恢复起来，便要有团体，要有很大的团体”，“救中国危亡的根本办法，在自已先有团体，用三四百个宗族的团体来顾国家，便有办法”。“我们想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我们知道现在处于几极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既然知道了处于很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像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在反复呼吁联合中国固有的家族、宗族团体以形成全国统一的国族同时，孙中山还进一步提出了恢复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性：“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思想正是西方传人的民族主义所缺乏的，对于预防和纠正民族主义固有的消极影响，形成中国特色的更富于理性的民族主义应有相当的借鉴作用。可惜天不假以时日，孙中山过早地去世使他没有尝试设想的机会。

姑且不论孙中山提出以家族为基础形成一个大国族团体是否可行，也不论其万一成功是否会回到家天下的专制社会。我们从他的论说中可以感受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者在面对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理想和中国多民族国家国情矛盾时，开始更多地回归传统，试图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总之，秉承近代民族主义理念，以西方列国为榜样，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但是民族主义主张的单一民族建国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传统有根本冲突。面对这一矛盾，中国早期民族主义者对源自西方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改造。从最初的“排满”到提出各民族互不侵犯、平等生存；从提倡以汉族为主导的民族同化到宣扬国内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融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至此，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民族建国理论上完成了从汉族国家经由五族共和再到中华民族国家的嬗变。

[责任编辑华祖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