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民

中国从没有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商只能依附于官，这是缺乏纯企业家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称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白求恩除了以自己的医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之外，既不从商，也不从政，“纯粹”二字是最高的赞扬。

在美国时，发现这种纯粹的人很多。教授就纯粹做学问、教学生，即使商学院的教授在公司兼职，也是为了研究与教学的需要。如果不能当纯教授了，就必须离开学校。基辛格当了国务卿就辞去哈佛大学教职，担任过财政部长的萨默斯和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曼昆在任职时都辞去了教职。议员或政府官员也是专职的，洛克菲勒当纽约州州长和副总统时就不从商了。以一个人有限的精力能把一件事做好就不易，兼职其实害了自己，也害了社会，纯粹的人的确好。

反观中国现在，纯粹的人越来越少。当官的总愿意兼个红顶商人或教授、博导，甚至院士。当教授的也在名片上印一堆政治和商业头衔。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兼做政治家的事，在大学当教授，甚至奔波于各种媒体。而且，兼职越多，人也越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官员和教授都是在上层建筑混的，爱兼什么就兼什么去吧，但经济是不能含糊的。中国经济的繁荣有赖于一大批成功的企业，成功的企业要靠企业家。一个企业家无论多有天才，时间、精力和专业背景总是有限的。如果把时间用于官场应酬、在各种演讲会上夸夸其谈、接受数不清的媒体采访，能剩下多少时间考虑企业发展的大事呢?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企业家，而是一个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企业发展的企业家。这批纯企业家才是中国企业和经济的希望。

回顾历史，中国的企业家并不那么纯。晋商和徽商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企业家了、著名的徽商胡雪岩就是红顶商人，晋商在成功之后也想捐个官当当。除了传统思想中“官本位”的意识作祟之外，亦官亦商也有许多实惠。徽商主要从事盐业。在盐业由政府专卖时，只有依靠官府给予的垄断地位才能成功。晋商主要从事票号，票号中的大宗业务正是官银的汇兑。中国从没有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商只能依附于官，这是缺乏纯企业家的根本原因。

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政府在经济中仍起着重要作用。无论什么企业，离开政府的支持很难成长壮大，利用政府的权力发展自己的企业是一条捷径。这正是现在缺乏纯企业家的社会原因。

中国的企业家有两类，国有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家的身份本身就是双重的，既是政府官员也在做企业。有人认为，他们本质上是官员而不是企业家。国有企业家有部级、局级、处级不同的行政级别，享受相应级别的住房、坐车、医疗和看文件、开会的待遇。一纸调令他们可以去政府当同级别的官，也有从相应官位上调到企业的。他们的目标是升迁的最大化，而不是企业利润最大化，他们不仅要管企业，还要参加相关的会议和政治学习，要负责生产经营的决策，还有应由行政官员管的事。作为官员，他们也为本企业带来好处——行政性垄断地位、优惠的贷款等。投资或决策失误也不用承担什么责任，顶多是换个地方当官而已。国有企业家不纯是一个体制问题，只要国有企业家仍然姓“国”，而且由政府直接控制，他们就纯粹不起来。

按说民营企业不姓“国”，民营企业家可以纯而又纯了，但现实中许多民营企业家也想走向官场。他们的理想是胡雪岩式的官商结合，起码要混一个政治头衔，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有时，他们也想通过捐助搞一个教授或博导的称号以自称“儒商”。你去看看许多民营企业家的名片，绝不仅仅是董事长、总经理或CEO，还有许多无关的官职和学衔。

民营企业家不纯当然与他们自身的追求相关，但更多还是环境造成的。在转型时期，民营企业是在裂缝中成长起来的，它发展的好坏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它的宽容或支持。民营企业家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非企业活动，以求在官场混个一官半职，有利于与政府沟通，得到保护，或获得实质性支持。在学校兼个教授，或在媒体上当个明星，都有利于他们在社会或官场的活动，间接地也有些许好处。

企业家不纯是一个悲剧，他们把做好企业的才能和精力用于做无关的事是资源浪费。但这不是他们的过错，是环境使然。我呼唤纯企业家的出现，实际是呼吁为纯企业家的形成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什么时候中国企业家也能像比尔·盖茨和郭士纳那样一心一意搞企业了'中国的辉煌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