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敏

[摘 要]李国文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其作品以风格鲜明而著称。《卖书记》是一篇记述作者在不同时期三次卖书的经历,卖书虽是个人小事,但却能以微知著,以小见大。作者通过卖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与人间的关系。

[关健词]李国文;《卖书记》

李国文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也是一位有着独特个性的作家,其作品历来深受广大文学爱好者的瞩目。2002年,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华文学选刊》、《南方文坛》、《南方都市报》和新浪网联合举办的该年度“中华文学人物”评选活动中,在“文学先生”评选中,产生了三名入围作家,其中李国文先生排名居第二位,仅次于王蒙。其他类型作家的评选设置是否科学姑且不论,单就“文学先生”这一称号,我想是有它的科学性的,这也表明李国文先生的影响确实很大。早在1957年,作者就因为写短篇小说《改选》,揭露官僚主义的弊病,而被错划为“右派”。粉碎“四人帮”后,作者终于焕发了创作的青春,接连写出《花园街五号》、《冬天里的春天》(1982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危楼记事》(1984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脍炙人口的优秀长短篇小说,并因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一流大家的地位。作为当年的老“右派”,他已年逾古稀,但仍笔耕不辍,且大有一发不收之势。近年来,似乎又有些欲从历史中挖掘新思想的苗头,我们看到了《重新评点<三国演义>》、《莎士比亚传》等作品,还有有关《红楼梦》的评论,历史上的一系列“名人之死”,诸如《司马迁之死》、《李煜之死》、《李白之死》、《张居正之死》等,都写得有声有色,入情入理,不仅见解新颖精辟,剖析全面深刻,而且语言风趣幽默,嬉笑怒骂,褒贬态度鲜明,读后令人难忘,令人深思。

华东师范大学徐中玉、齐森华主编的、列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的《大学语文》(增订本),选了李国文先生的《卖书记》。这篇文章写于1992年,记述了作者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三次卖书的经历,同时也使我们感受到了当时世态的炎凉和生活的酸甜苦辣。但作者并未仅仅停留于此,而是以当时的社会为背景,反映了当时人们被扭曲的人格和非常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卖书本是小事,但作者却能以小见大,以微知著,并且妙笔生花,因此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文章的标题是“卖书记”,但就其实质内容而言,也可以说是“卖书难”。文章的开头,作者就明确地说“买书不容易,卖书更难”,结尾处也说“也许从这一刻起,我才真正懂得买书不容易,卖书更难的道理”。其中的“难”当然并非指一般的困难,而是每次卖书都有着不同的含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买书、读书是他们的一大乐趣和爱好,有时甚至视书如命,因此,让他们轻易地把书卖掉,那当然是很不容易,极其痛苦的。作者在文章中写道:“可是卖书,特别是自己不想卖,不舍得卖的书,那种心痛,虽比不上卖儿卖女,但看到你珍藏的书、报、刊,被撕碎了包咸菜,被送进造纸厂,扔进水池子里沤泡,那滋味实在是扯心揪肝的。”

结合全文的三次卖书,总地来说,作者所谓的“难”,实际上是“痛”。

三次卖书的原因各有不同,50年代、70年代和60年代的大背景分别是特定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50年代卖书,实际上是为了避免节外生枝,给别人留下辫子和口实,而在他人的“帮助”“挽救”下,在对革命的幻想和憧憬的迷惑下“自愿”的主动的行为,因此,文章中屡次提到“真不该卖掉”之类的话。因为有些书过后不仅买不到,而且根本不出版了,对此,作者不能不深感痛悔和遗憾。

60年代卖书。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人们生活非常艰难,有时甚至连生存都变得极其困难。要工作,但饿着肚子如何能行,于是,“卖!”凡是能变成食物的,都可以出手。知识分子比其他人占优势的就是手头还有些精神食粮,但毕竟只是精神食粮,吃它不足以活命,于是只能将精神变物质,卖书!由于收购书刊也有限制,所卖物书报刊必须不脱不缺才能打六折,否则只相当于卖废纸。没办法,借朋友的几本杂志也只得赔上,用作者的话讲就是连“朋友的一份友情也变卖了”。所以第二次卖书的“难”主要是难堪。

第三次卖书是70年代,新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匪夷所思、最荒唐的时期。大搞阶级斗争,大搞“文字狱”。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文字狱”,但影响最大、危害最深、涉及面最广的莫过于十年文革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焚的书有限,“坑”的儒更有限。而十年中我们“焚”了多少书,坑害了多少知识分子!在人类已经进入20世纪后半叶,人们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认识根本不能同秦始皇相提并论的今天,荒唐的程度居然远远超过秦始皇,超过历朝历代的“文字狱”,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像李国文这样的典型“右派”,更是只要抓住个蛛丝马迹,便会高帽游街,甚至棍棒相加。因此书已成了最大的祸害。为了不给红卫兵留下任何把柄,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等极少数书外,不能留下任何祸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因此作者第三次卖书主要表现为“麻木”,但这是一种清醒的“麻木”,其中包含着无以名状的痛苦。

综上所述,三次卖书虽然形势、背景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痛”,“心痛”。

李国文的《卖书记》行文流畅自然,不事雕琢,不拖泥带水。如同卢梭的《忏悔录》,又好似苏轼的散文名篇,文思泉涌,行云流水,表现出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非凡的写作才能。

下面尝试谈一下这篇文章在艺术表现方面的一些特点。

一、用笔轻松幽默

整篇文章,六七千字,作者却以轻松平易、诙谐幽默的笔调来写不堪回首的往事,貌似玩世不恭,实则心藏巨痛,这种风格正是这篇作品最明显的艺术特点。这样写不仅不会削弱文章的表现力,而且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轻松的里面是沉重,微笑的背后是眼泪,文章自始至终充满调侃的味道。比如,说自己“你是个臭知识分子,你是一个臭作家,你就不可能没有喜欢书的臭毛病。”当时知识分子地位低下,有所谓“臭老九”之称,加上自己又是“右派”,典型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因此,当说到自己的身份时,连用了两个“臭”字,而第三个“臭”则是信手拈来,更显得生动活泼,富有韵味,不仅加重了自侃自嘲的意味,而且把当时极不正常的社会政治、文化状况从侧面予以极大的讽刺。这要比一般的叙述,语气强烈得多,印象效果也好得多。说到别人,“你的书塞在你的床底下,尚不至影响别人革命,一旦超越这个范围,别的革命的同志就会以革命的眼神示意你要自觉了……也许中国人从孔夫子开始,就生有一种诲人不倦的好习惯,特别愿意帮助人,挽救人,给人指点迷津”。反映了当时极“左”的政治倾向。这种反话正说,以褒代贬的手法在文章中还有多处。

二、语言尖锐犀利

第二次卖书,作者在写到“作家混子”的时候,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鞭其丑陋,毫不留情。憎恶之情,溢于言表。“一个作家倘写不出作品,或压根也不会写作品,便只好像天津三不管,北京天桥那种地痞加流氓似的靠耍嘴把式来霸占地盘。”“这位写不出作品,却想吃蘸人血馒头发迹的老兄,一面假惺惺地如何如何对我表示知己,一面到处搜集材料,欲置我于死地。”作者对这位“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口蜜腹剑,落井下石的卑鄙小人予以辛辣的嘲笑和尖刻的讽刺,对其灵魂的卑微和人格的低俗给以强烈的鞭挞。作者用“想吃蘸人血馒头发迹”来痛斥这位老兄为了自己的光明前途而不择手段地捞取政治资本的残忍而卑劣的行经,真乃字字如针,针针见血,痛快淋漓,读者一眼看到了这位作家混子的狰狞面目。的确,当时所谓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革别人的命。为了自己向上爬,不惜吃蘸了别人“血”的馒头。这样的语言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第三次卖书中,出现了一个革命警惕性极高、中毒极深的“红色老太太”的形象。这位老太太是废品收购站负责审查书籍的。你看她“戴着革命造反派的红袖箍,煞有介事地一本一本地过”,样子一定十分滑稽。而且她识字不多,偏偏又十分认真,这就难免闹出笑话。她把契诃夫当成苏联作家,居然还振振有辞:“别当我不明白,俄国就是苏联,老修的东西不收。”当作者的妻子问:“不是最后都沤烂了做手纸吗?”老太太的回答更是理直气壮,义正词严:“那也看有没有反动的!”作者紧接着形容这位老太太是“怕肛门受到精神污染”。其语言的犀利可见一斑。我想作者在此对这位老太太没有太多的恶意,只不过因为她中毒太深,予以嘲讽,读后只觉可笑,也倍感这位老太太的可怜。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氛围,对某些人人性的巨大扭曲。

三、形象鲜明饱满

作品中涉及的人物不多,作者用笔也极为简洁,但给人留下的印象却非常深刻。作者用遗其貌而取其神的手法,抓住最能表现一个人精神世界的言谈举止,尤其是语言,往往寥寥数笔,就使人物形象丰满,气韵生动。勾勒人物简洁明快,像简笔画,又如同漫画。

写女小组长。“还有工夫去研究怎样写情书?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尾巴怎么下不了狠心一刀两断呢?”“我真难以理解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怎么感情总是不对头呢?看起来,对你们的思想改造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摆出的完全是一副正襟危坐、道貌岸然的架式,似乎是一个正人君子,似乎很革命,读者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她的那种庄重的口气和严肃的神态。但是她自己的行为却彻底撕掉了自己的伪装。原来她是一个伪君子,假革命。而你又不得不佩服她的表演才能,表演起来居然能完全进入角色,脸不红,心不跳,一本正经,一丝不苟。如果不是后来的穿帮露馅,大概没有人会怀疑她的革命性的坚定。“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放言五首》)

写作家混子,红色老太太形象也极其鲜明生动。因为前面已有引述,在此不再赘述。

除此,在第三次卖书过程中,作者曾有和一位古稀老人的几句对话。老人用童车装满了全是大部头的书,其中包括辞海分册。作者认为这样的书不应该卖掉,老人却反问:“这种书还用得着么?”多么深刻! 是啊,这样的书已经派不上用场了。领袖的著作,书里面的解释要比《辞海》详细得多。当然,是怕你误解,怕你误会,况且其中还有某些微言大义。“印刷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闻名于世。但是秦始皇焚书呢?怎么算?”作者写老人推车进屋时:“那模样,真的不像卖书,而像卖他的亲生骨肉一样。”文革期间,为了配合形势,曾大力褒扬秦始皇,甚至连“焚书坑儒”这样一种毁灭文化的严重错误也一并加以肯定。因此,作为一位老知识分子,这位老人面对历史上惊人相似又变本加厉甚至万劫不复的大规模毁灭中华文明、肆意蹂躏人类精神遗产的背祖违宗的严重的政治行为,自然痛心疾首,表现出这位智者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沉痛的思考。短短两句对话,一句神态,一位对国家未来和前途命运万分忧虑的老者形象便宛然在目。

四、写人手法不同

女小组长,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你看她说的冠冕堂皇,义正词严,你看她憎恶《拟情书》,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尾巴,然而她却能使两个老同志为她犯了男女关系的错误。这样就把一个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表面革命、内心却龌龊不堪的假革命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写“作家混子”,作者运用对比的手法。这位想吃蘸人血馒头发迹的老兄,到处搜集材料,欲置作者于死地。在向作者的老同学调查时,老同学不怕自己受牵连,仗义执言,很说了几句公道话。于是“惹得这个反右英雄,回机关来破口大骂,声言凡与我有来往者,皆可打成右派云云”。以此突出老同学的正直和耿介,嘲讽“作家混子”的虚伪和卑劣,明火执仗,肆无忌惮的险恶用心。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通过对比,突出了一个真正的人,大写的人,也突出了一个失去人性,失去做人的资格,实际上已经堕落成为了一个衣冠禽兽,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一个来自地狱的恶魔厉鬼。由此,不禁使人想起文革期间老舍同志被同行围剿的痛苦与无奈。

写红色老太太,写古稀老人则完全通过他们的语言。

最后,作者在剪裁上和要表现的主旨上,侧重点也多有不同。

第一次卖书,作者是“主动”的,卖书时有相当的选择余地,哪些卖掉了,哪些没有卖,心里一清二楚。因此作者记述的重点是那些时至今日仍追悔莫及,今天难以见到而当时又被卖掉的那些书。记忆非常清楚,印象非常深刻,因此,也写得非常详尽。痛悔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次,第三次卖书则都是被迫的,被动的。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选择余地,能卖,必须卖的全部卖掉。因此,记述的重点不在于卖掉了什么书,而是要通过卖书来写人和社会,写畸形的社会,人们畸形的心理和人与人之间复杂而微妙的畸形的关系。第二次卖书是以卖书为背景写作者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第三次卖书侧重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卖书的过程。

《卖书记》写于1992年,特色已相当鲜明,读他近年来的作品,更能感到其思想的深邃,见解的独到和技巧的成熟。就其艺术表现来讲,某些方面,又有所发展。比如《卖书记》中语言的诙谐幽默,今天的作品,更多地表现为嬉笑怒骂,《司马迁之死》、《李白之死》等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作品。

总之,李国文先生是一位非常优秀、很有特色和个性的作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必将越来越大,我们期望读到李先生更多的好作品。□(编辑/丹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