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杰

[摘 要]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拉巴契尼的女儿》，从分析男主人公拉巴契尼肆意践踏自然规则入手，延伸到他无情地主宰和安排自己女儿的命运，表现了父权制文化中女性和自然都处在被压迫和蹂躏的境遇中，从而揭示作品蕴含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关键词]纳撒尼尔·霍桑 生态女性主义 《拉巴契尼的女儿》

作者简介：张杰（1978-），女，山西人，助讲，南开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现主要从事英语教学与研究工作。

一、引言

当今世界，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困扰全人类的一个重大问题。而早在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学等以探讨或描写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科学学科还没有登上人类历史舞台的十九世纪，一些具有远见卓识且关心人类命运的作家就已经在深刻反思工业文明，仔细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探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途径了。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就是其中一位。

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是十九世纪美国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红字》历来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他在短篇小说领域也颇有建树，如短篇《拉巴契尼的女儿》自问世以来便引起了批评家的广泛关注。故事描写中世纪意大利小城的一桩奇事。医生拉巴契尼在自己的花园中遍植毒花毒草，并以其毒素滋养出一个娇艳无比却又身带巨毒的女儿帕德丽丝。当一个叫乔万尼的青年对她一见钟情后，想方设法进入花园与之相会，也慢慢变成了有毒之人。最后帕德丽丝喝下了她的情人给她的解毒剂，却当场毙命[1]。作品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离奇的故事而已，如同霍桑的其它作品一样，这篇作品依然是属于那种带有道德探讨的寓意小说。以现代的视角重读这部经典短篇，会发现其中体现了对自然和女性的深度关注，蕴含着深刻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F.奥博尼（Francoise dEaubonne）于1974年在《女性主义或灭亡》（ Le Feminisme ou la Mort）中首次提出的，其核心思想是：人类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2](p2)。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系列的生态灾难，导致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是由生态运动和女权运动结合而成的时代思潮。它主张把“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联系起来，尝试寻求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贬低女性与贬低自然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反对在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思维统治下的对自然、对女性和其他种族等“弱势群体”的压迫，倡导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平等和谐、互相依存的新型关系。近年来，随着生态问题研究的不断推广和深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本文旨在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对这部美国经典短篇小说进行解读，从分析拉巴契尼肆意践踏自然规则入手，延伸到他无情地主宰和安排自己女儿的命运，表现了父权制文化中女性和自然都处在被压迫和蹂躏的境遇中，从而揭示作品蕴含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二、父权制思想的代表人物拉巴契尼

拉巴契尼是父权制思想的代表，一个野心勃勃的科学家，他想要获得像上帝那样的能够控制大自然的力量。在文中，他将父权制思想中的控制理论贯彻得淋漓尽致。

生态女性主义者凯伦·沃伦认为，父权制思想中人类对自然的主宰以及男性对女性的主宰建立在同样的理论基础上，即所谓的“控制理论”(dominating theory)：由于人类拥有非人类物质所具有的一些特质，如创造性地有目的性地改变居住环境的能力，因而人类优越于非人类物质；由于这种优越性，人类便有权主宰一切非人类物质，包括自然界中的一切矿产、植物、动物。这便是父权制所谓的“控制理论”。沃伦认为，这种“控制理论”在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方面有所延伸，即男性拥有女性所没有的一些特质，因此男性优于女性，有权主宰女性[2](p49)。与这种理论相反，生态女性主义主张“男女无等级和文化多样性，自然界的所有生命都具有价值都应当得到尊重；人类不应当支配和控制自然，而应当尊重和爱护自然。”[3](p166)

故事中，拉巴契尼在他的花园里做毒花毒草的试验，其实质就是想要拥有改变自然、控制自然的能力。首先，他做试验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培育治病救人的药草，正像一个有良知的医生应该做的那样。拉巴契尼却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控制能力，他的花园便是一个他所创造的小小世界。在这里，他篡夺了上帝的位置，开始创造并且毁灭。其次，为了达到他的控制目的，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爱女的终身幸福以至生命。他把女儿从小囚禁在他的花园里，以至于女儿已经与毒花融为一体，全身巨毒无比。从未接触过年轻男子的帕德丽丝与乔万尼一见钟情，却不能让心爱的人靠近自己，因为自己的呼吸都会使乔万尼中毒。拉巴契尼声称自己所做的是为了让女儿获得至高无上的，超越任何凡人的能力，即“只要她轻吹一口气，就会使最有力的人丧命”的能力[1](P359)。这种“爱”的动机显然也是“控制理论”下催生的产物假科学之手控制他人。而故事结尾，帕德丽丝喝下了乔万尼从白格立尼手中拿到的解药，当场毙命。

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看，拉巴契尼是一个典型的将理性智力(rational intelligenc e)凌驾于情感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之上的人。凯伦·沃伦认为，情感智力的缺失将导致人们做出灾难性的决策。通俗地说，就是没有良知的科学家只能是科学机器，是极其可怕的。沃伦在她的著作《生态女性主义哲学》中写道：“不论对于伦理决策还是对于伦理实践，没有感情而只有理性都是不充分的。在这里的必要条件是情感智力，即爱自己和他人的能力。”[4](P110)显然对于拉巴契尼来说，他拥有的只是作为一个科学机器一个没有感情的怪物所拥有的理性，他缺失的正是一种对他人付出感情和真爱的能力。因而在他的决策中，理性永远处于上风，而情感，甚至包括世界上最伟大最无私的父母对子女的爱，都要退居幕后，甚至消失无踪。文中白格立尼对他的评论是：“他对科学的关心要比对人类的关心多得多。他对病人感兴趣只是因为他们能够为他提供新的试验机会。为了在自己的知识大厦中哪怕添一粒小石子，他也甘愿牺牲任何人的生命，包括自己的或最亲近的人的生命。”[1](P335)他将女儿作为实验品，完全抛弃作为父亲对女儿的爱，也彻底舍弃了人性。情感智力的缺失使他的决策在道德上不堪一击。因此，尽管他煞费苦心，也可以说呕心沥血进行研究，但他的牺牲和努力是不会被人类世界所认可的，更不会获得人们的谅解与同情。

三、父权制思想统治下的自然

生态女性主义者卡罗琳·莫琛特(Carolyn Merchant)在她的《自然的死亡》一书中写道：“西方社会始于十六世纪的工业革命在‘自然的死亡过程中是一个转折点。”[2](P22)她认为，在此之前，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大自然被尊崇为“母亲”；而工业革命后，人类对自然渐渐采纳了父权制的控制态度，以二元制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在人类眼中沦为被征服的对象“他者”。由此，生态女性主义认为：“自然环境受破坏的主要原因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对自然主宰式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最该受到痛斥。”[5](P170)

拉巴契尼作为父权制的代表，是一个充满野心的科学家，他想要获得像上帝那样的能够控制大自然的力量。他的花园就像是对西方上帝造人故事中伊甸园的模拟。在伊甸园的故事中，亚当和夏娃作为人类的始祖，被上帝造出，在充满鲜花的伊甸园中享受天堂般的生活。而在拉巴契尼的花园中被这个野心勃勃的科学家制造出的却是毒花毒草。鲜花，是大自然赐给这个世界最美丽的礼物之一，在拉巴契尼的改造下，美丽的鲜花变成了致命的毒药，人们只要深吸一口花的香气，便会浑身中毒，无药可救，正像文中乔万尼所经历的那样。也正是在这里，新的亚当与夏娃青年乔万尼和帕德丽丝却怀着对彼此的憎恨。这种与圣经故事的深刻的互文性正是霍桑的高明之处。因为在这里，致人死命的毒药取代了温馨甜美的鲜花，青年男女彼此的憎恨取代了互相的爱慕，充分显示了霍桑对于工业革命给自然和人类带来的堪忧前景。

在这里，我们不妨了解一下霍桑对于十九世纪美国社会以科学为重要基石的工业革命所持有的怀疑态度。他担忧的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结果是人类文明不断向自然进军，人类对于科学在征服自然方面的能量产生过分的依赖，而且由此引发人类世界观中的物质主义，即过多的关注身外之物如财富的积累，而忽视了心灵的滋养及道德的提升[6]（P151）。十九世纪的美国，正是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时期，人们的口号是不断的向自然进军，由此引发了一批一批的淘金热，以及对中西部地区土地的开垦，森林的砍伐。可以说，在那样的时期，霍桑的担心不无道理，而且也颇有远见，他在这一点上的见地与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文中，霍桑借另一人物白格立尼之口，道出了他对科技指引工业文明对自然无限征服的担心：“拉巴契尼正在研制各种毒药，这些毒药对人类的残害，将比有史以来自然界带给人类的灾难要严重得多。”[1]（P335）这也正是霍桑在评述拉巴契尼的花园时，用了一个问句的原因：“难道这就是当今世界的伊甸园吗？”[1]（332）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来说，他质问的正是人类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假科学之手，将会使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将会使自然承受怎样的磨难。而另一方面，自然是不会白白承受这一切的，它会以各种方式向狂妄的人类报复。正像在故事中，在这个反讽式的“伊甸园”里，拉巴契尼自己作为这个小小世界的创造者，却对他所制造的东西充满恐惧。他的女儿，从小与毒花毒草相伴，早已身染巨毒从而百毒不侵。而拉巴契尼自己，在接近这些花草时却要万分小心。“尽管他学识渊博，却从不敢和这些花草离得太近。相反他极力地避免接触它们或直接吸入它们的香气。”[1]（P332）这种小心翼翼地态度正是现实生活中人类与自然之间微妙关系的写照。当自然法则被肆意践踏，大自然被任意掠夺开采而超过一定限度时，自然会以各种方式惩罚人类，诸如沙漠扩大，泥石流，温室效应，物种灭绝，……。拉巴契尼的花园其实只是被工业文明破坏的大自然一个小小的缩影。

四、父权制思想统治下的女性

拉巴契尼的女儿帕德丽丝，外表美丽，性格善良，却身染巨毒，最后凄婉死去，是父权制下的牺牲品。故事中，她的形象始终与园中毒花毒草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在那些艳丽无比，芳香四溢的花草旁，帕德丽丝好像“另外一朵雍容华贵的鲜花，或者是这些大自然花草的人类的姐妹。”[1]（P333）她身中巨毒，却并非自己所愿，正像那些花草成为花草中的异类一样，她也身不由己，被父亲创造出来，成为人类中的异类。

帕德丽丝也是文中唯一拥有“爱”的能力的角色。在生态女性主义者凯伦沃伦看来，“仁爱伦理”（caring ethic）是相对于父权制的一种世界观，也是生态女性主义所提倡的伦理观。[4]（P105）沃伦认为，仁爱伦理是与父权制下的“自大伦理”(arrogant perception)相对的伦理观念：“自大伦理”只把道德关怀延伸到那些与主体相似的群体当中去，以此建立等级，认为那些与主体相似的群体应该获得与主体相同的待遇，把那些与主体不同的群体认作“他者”(Others)而排斥在外。正是在这种伦理指导下，人类把对自然界的动物的残杀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典型的父权制的思维模式，即二元思维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将所有的事物分为黑白两极，忽略中间状态。例如：阳刚与阴柔、主体与客体、浅肤色与深肤色、理智与感情、心灵与肉体、善与恶。这种二元思维也正是父权制产生“自然歧视”、“女性歧视”、“种族歧视”的思想基础。而“仁爱伦理”则在承认事物之间差异的同时，认为不同的事物都应获得尊重，而非排斥或歧视。它肯定“情感智力”在人的决策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的道德理性和道德动机的核心就是对他人和自己的爱的能力”。[4]（P104）

帕德丽丝从小被囚禁在父亲的小花园中，从未看到过外面的世界，对于自己的命运却从未向父亲吐露过抱怨之言。当她看到一只爬虫被花朵的露珠毒死，她会为之下泪。当她看到自己的呼吸将空气中的小昆虫毙命，也会为之伤心不已。她对乔万尼的爱是发自于内心的真爱，正像她告诉乔万尼，不要相信表象而要相信人的内心那样。当乔万尼误会她是故意引诱他进入花园而且让他身中巨毒时，帕德丽丝苦涩地回答：“先生，我请你一定要忘记你所看到关于我的一切。即使有些东西看起来是真的，实质上却不是；但你可以相信一点，那就是帕德丽丝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肺腑的。”[1]（P346）但不幸的是，乔万尼对帕德丽丝的爱是肤浅的，在白格立尼的蛊惑下，他的爱也是“中毒”了的爱。正像F.C.Crews 对此的评述：“白格立尼有伊阿古（莎士比亚〈奥赛罗〉中的反面角色）一样的功能，引出了乔万尼对人性潜在的怀疑。”[7]（P197）所以最终，乔万尼说出了让帕德丽丝伤心欲绝的话：“是你让我身中巨毒！是你让我变成了和你一样可憎，一样丑陋，一样致命的怪物！”[1]（P357）而此时霍桑也不免发出感叹：“唉，可怜、自私又狭隘的人啊，当你对帕德丽丝这样深沉的爱都施以重击时，还指望什么结合与幸福呢！”[1]（P35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终帕德丽丝将毒药一饮而尽这一举动，正是出于爱的幻灭而想从死亡中得到解脱。

帕德丽丝的死，也可以说是父权制下“控制理论”的结果。乔万尼手中的毒药是从白格立尼那里获得，而白格立尼是拉巴契尼的学术敌人，非常嫉妒后者的研究，一直梦想超过拉巴契尼。在这场学术较量中，乔万尼被白格立尼所利用，将“解药”送到帕德丽丝手中，直接导致其死亡。当帕德丽丝倒地身亡，白格立尼作为旁观者，“大叫起来，带着胜利的嗓音，中间夹杂着恐惧。”[1]（P360）从“胜利”一词可以看出，白格立尼认为自己在这场学术较量中最终获得了胜利，而对手拉巴契尼损失惨重，所以从一开始，白格立尼有意接近乔万尼，应该就是抱着利用其的目的，而非出于乔万尼真正的关心。他让乔万尼送解药给帕德丽丝这一举动就更令人怀疑其动机。所以，帕德丽丝也可以认为是这场“控制理论”指导下的学术战争的牺牲品。

以上从三方面分析了《拉巴契尼的女儿》中蕴含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进而揭示了在父权制思想下自然和女性的命运紧紧相连，抨击了父权制对自然和女性的摧残和压制。《拉巴契尼的女儿》创作于1844年，当时人类引以为豪的工业革命与科技文明给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和危害还未引起广泛关注，但作为一个有深刻洞察力并密切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作家，霍桑无疑为百年后的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参考文献

[1]龙娟 《环境文学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罗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