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基于凯恩斯消费函数进行拓展，发现居民消费率的影响路径可分解为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在国内部门可支配总收入中的占比和国内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在支出法GDP中的占比三个方面。后文基于以上路径分析了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原因，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消费率 居民可支配收入 国民收入分配

作者简介：张正峰，男，西安政治学院基础系讲师，深圳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在读。

所谓居民消费率，是指居民消费支出在支出法GDP中所占的比例。总体上看，世界各国的平均居民消费率稳中趋升，绝大多数国家在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消费结构升级加速，消费率在不断上升后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而根据相关数据计算，我国居民消费率在1992年仅为47.16%，1994年降到43.50%，至2000年缓慢上升到46.44%，之后一路下降，2002年为43.68%，2004年为39.83%，到2007年则降到了35.45%，这无论对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健增长，还是对当前世界金融危机所致负面影响的有效抵消，都造成很大制约。为此，找出居民消费率的具体影响路径，进而从影响路径出发寻找具体影响因素并进行针对性处理，对于有效缓解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问题，并实现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健增长，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一、居民消费率的影响路径分解

从消费函数切入来分析居民消费率问题，是一个较为有效的分析思路。鉴于凯恩斯消费函数较为简洁地刻画了个人可支配收入对个人消费支出的决定情况，本文基于该函数进行拓展分析。凯恩斯消费函数形如：

c = c(y)，或c = a + by （1）

其中c表示个人消费支出；a表示个人的自发性消费支出，即不取决于收入水平的消费部分，由于其通常比较稳定而一般设为常量，在公式中作为截距项；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MPC），即个人新增消费占新增收入的比例，用公式表示为MPC=△c/△y = dc/dy（0

方程1是个人消费函数，刻画的是单个居民的消费与其可支配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如果进行定义转换也可将其调整成宏观形式的消费函数，对总量消费与总量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刻画。先对等号两边进行加总计算，得到下式：

∑ci = ∑ai + ∑biyi （2）

在2式中，i表示居民个体，∑ci表示所有个体的消费支出加总；∑ai表示所有个体的自发性消费支出加总；∑biyi表示所有个体的引致消费支出，主要受各自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影响。

为简化起见，我们用HCE（居民消费总量）替换∑ci，用AUTC（居民自发消费总量）替换∑ai，用MPC*HDI（居民总体消费倾向乘以居民可支配总收入）替换∑biyi，上式可以转换成：

HCE = AUTC + MPC*HDI （3）

根据居民消费率的定义，在上式等号两边同除以支出法GDP，得到以下方程：

HCE/GDP = AUTC/GDP + MPC*HDI/GDP （4）

为得到更多有效信息，对等号右边进行变换处理：

HCE/GDP = AUTC/GDP + MPC*HDI/NDI*NDI/GDP （5）

令HCER=HCE/GDP，AUTCR=AUTC/GDP，HDIR=HDI/NDI，NDIR=NDI/GDP ，则有：

HCER = AUTCR + MPC*HDIR*NDIR （6）

将AUTCR放到等号左边，并对等号两边取对数：

LnHCER + ln（1-AUTCR/HCER) = lnMPC + lnHDIR + lnNDIR

(7)

由于居民的自发消费支出通常比较稳定，令 AUTC=ζ*HCE，（0＜ζ＜1)，则有：

AUTCR=AUTC/GDP=ζ*HCE/GDP=ζ*HCER （8）

将其代入7式，则有：

LnHCER＝lnMPC + lnHDIR + lnNDIR－ln（1-ζ) （9）

这样9式左边即为居民消费率的自然对数，右边即为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因素，其中ζ为常数，表示居民自发消费总支出在居民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 lnMPC、lnHDIR和lnNDIR分别为居民边际消费倾向（MPC）、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在国内部门可支配总收入中的占比（HDIR）和国内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在当年支出法GDP中的占比（NDIR）的自然对数。

二、基于居民消费率各影响路径的分析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相关影响因素主要经由居民边际消费倾向（MPC）、居民收入占比（HDIR）和国内部门收入占比（NDIR）这三条路径对居民消费率的变动造成影响。因此，对于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问题，应从以上三个路径来分别分析。

（一）基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路径的分析：根据定义，居民边际消费倾向（MPC）反映的是居民新增消费在新增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一般情况下，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表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换言之，低收入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而高收入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因此，在收入总量既定条件下，国民收入越多集中在高收入居民手中（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居民消费总量越少；而越多集中在低收入居民手中（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居民消费总量越多。另外，政府支出结构中社会保障、社会文教支出的规模，会通过影响居民储蓄倾向而对居民消费倾向造成影响；涉及消费的金融创新安排，则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有着直接刺激性影响。

（二）基于居民收入占比路径的分析：居民收入占比（HDIR）反映了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在国内部门可支配总收入中所占份额的情况。在国内部门可支配收入总量既定的条件下，政府部门或金融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收入规模和收入占比的提高，会对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造成挤出；政府与企业部门收入占比的下降，则直接造成居民部门收入占比的上升。在当前中国，政府与企业部门收入占比的消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垄断程度。在中国式财政分权背景下，中央政府偏重以GDP指标对地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使得地方政府有着显著的GDP增长偏好，这一方面驱使各地政府掌握更多经济资源以低成本推动辖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驱使政府垄断国民收入分配体系来更多实现企业甚至政府自身投资规模的扩张；另外由于中国劳动市场的“供给过剩”特征，各地政府对企业部门的“放权让利”并没有带来居民部门收入的同比增长，结果是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环节都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从我国发布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数据来看，1992－2005年间我国居民收入占比总体上表现为下降趋势，而政府与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不断攀升，这也是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基于国内部门收入占比路径的分析：国内部门收入占比（NDIR）反映了国内部门可支配总收入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步情况，如果国内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则国内部门收入占比下降；如果国内部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则国内部门收入占比提高。国内部门可支配总收入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步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在国际社会分工中所处的地位情况。

三、政策启示与建议

根据以上路径分析，可将提升居民消费率的政策建议细化为以下方面：

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增加低收入阶层居民可支配收入；优化政府支出结构，增加社会文教和保障方面的支出，减轻居民当前消费的“后顾之忧”；在消费方面不断推出金融创新，刺激居民当前消费意愿，最终实现居民总体边际消费倾向的提升。

改进中国式财政分权安排和政绩考核指标设计，从源头上抑制地方政府“过度的”经济增长偏好，弱化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和对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垄断，从而实现居民收入占比和居民消费率的逐步回升。

在兼顾我国国情的基础上，适当加快经济增长战略转型，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从而实现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国内部门可支配总收入的同步增长。

参考文献

[1]李军，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定量分析[J]数理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9）

[2]秦敬云，我国居民消费率变动趋势的实证研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3]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月刊），2007（3）

[4]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调节的贡献[J]经济学动态，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