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怀文

摘要：姚范是桐城派文学史上极重要而独特的人物，影响桐城文派甚巨，开创桐城诗派。桐城文学承前启后的津梁；《援鹑堂笔记》是其考校群籍的代表作。本文通过姚范的生平、交游与作品考察其文学史地位。

关键词：姚范：桐城派；文学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1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09)02-0157-05

姚范(1702-1771)是桐城派文学史上极重要而独特的人物。首先，古文远承唐宋古文家乃至归有光，近接方苞、刘大(木魁)，后启姚鼐乃至整个桐城文派；开创桐城诗派并极大影响了其发展与整体风貌：尊崇推尚宋儒的思想也影响桐城派甚巨。实可称桐城文学承前启后的津梁。其次。他是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世父，虽在当时即已名家，身后其名却为姚鼐所掩，故虽时见研究者提及，却久未获系统研究更未有全面准确评价。交游、学术活动及影响仍有待发掘梳理。最后，作为其考校群籍的代表作《援鹁堂笔记》，以内容广博与考证精密见称，但迄今无系统整理者。

姚范及其《笔记》在当时已被桐城派诸人瞩目。但总体而言取资利用者多，以研究眼光看待姚氏及其作品者绝无。其后章炳麟《旭书·清儒》肯定姚鼐之学自范出，然仅片言及之隐约其词，于《笔记》未置一言。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稍论二姚学术传承，并称誉《笔记》“校核群籍，不惑于空谈”。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及张文治《古书修辞例》等引用甚多。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与《清人笔记条辨》对姚范及其治学特点、《笔记》文献学价值有所评价，尤推服其校勘之学，但未能深入详细论述。钱钟书指出姚范开创桐城诗派之功，并论及其与姚鼐的家学渊源。这是对姚范与其文学作品及文学史地位首次较为系统详细的评价。刘世南《清诗流派史》继承钱氏观点并加深化阐发。上述诸家于姚范及其《笔记》虽有注目，但失于详此而略彼，未能对二者进行全面考察。笔者因点校《援鹑堂笔记》故，曾对姚范其人其文作过较为全面的资料搜集工作，故粗撰此文，拟从生平与作品考证、交游与学术活动等方面进行研究。力图对姚范的学术地位及其影响进行全面考察并予以适当评价。

一、姚范生平与著述

姚范，安徽桐城人。世称大姚先生；初名兴辣，字南青(菁)，号姜坞。晚号几蘧老人。早孤而以孝友闻，性渊静沉潜励志奋发，勤于问学。康熙五十七年十七龄而补县学生员。雍正十三年选拔贡太学。乾隆元年恩科顺天乡试中举。七年及第选庶常，九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十年散馆授编修充武英殿经史馆校刊官兼《三礼》馆纂修官，遭母丧服阕起原官兼《文献通考》馆纂修官。十五年京察一等，可外擢方面而引见后以病自免，遂不复仕。辞官后往来津扬主讲书院，教授南北阅二十一年。诱进后学如恐不及。后卒于家。逾六十馀年，乡人追慕教思吁请人祠。道光十二年崇祀乡贤祠。

姚范为学沉究遗经涉猎博雅，茹精析微萃成己得，于《十三经注疏》、《史》、《汉》、《通鉴》、《文选》尤所深嗜。生平博极群书，家藏书十万馀卷。所交往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辈。藏书宏富而无所不窥，良师益友而相与资长。故学问日益精进，以至“桐城方灵皋侍郎负盛名海内，顾于同邑畏二人焉：其一刘才甫。其一则姚姜坞先生也。才甫以其文，而先生兼以学，重以为通儒”，或以为“国朝以来通如亭林精如义门。范殆兼之”，叹为不可以崖涘窥。时评如此，学识可见。

姚范于书无所不窥，然生前并未有专门著述，今日所见乃其曾孙莹掇拾馀绪搜集遗说编辑整理而成。《援鹑堂笔记》(下简称《笔记》)外尚有《援鹑堂诗集》、《援鹑堂文集》、《援鹑堂遗集》等多种，集中多有与《笔记》相关联之文。诸集曾经多次刊刻。各本内容及卷数互有损益，关系较难厘清，大致《笔记》、《诗集》、《文集》各有单行本，合刻则称为《援鹑堂集》、《援鹑堂遗集》(又题《援鹑堂遗集三种》)。又有《乡贤录》1卷、《清香阁诗钞》一卷。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所著录《曝书亭诗选》(1卷)、《考功诗选》(1卷)、《莲洋集选》(1卷)、《尚书记》(4卷)等书及薛惠《考功集》、吴雯《莲洋集》、《国朝山左诗钞》、《前汉书》、《南史》、《潜邱札记》、《望溪集》、《望溪文集》、朱彝尊诗、欧阳修文、曾巩文诸书《评点》，今多不可见，惟批校《汉书》今藏江苏师范学院、批校《三国志》藏国图、批点《昌黎先生传》(姚莹跋)藏皖博、校正《北齐书》藏中科院、批点(佚名过录)《唐韩昌黎集·附录》一卷藏湖南师范学院、《昌黎先生年谱》藏社科院文研所、所跋元耶律楚材撰《湛然居士文集》藏南图。其评定《古今人诗话》，李兆洛《桐城姚氏姜坞惜抱两先生传》推为“不言文而其言立，片语破惑单义树鹄，有若蓍蔡；其发而为文则明晰黑白，流示孚尹”。《桐城文录》选录其文。《桐旧集》录其诗36首。

观姚范著述，可知其学术涉猎甚广，而其读书之功用力之勤，亦足以在当时自成一家。

二、交游及影响

姚氏交游，较早可追溯至其及冠之时与同里叶酉、王洛、刘大(木魁)、方泽等号称“龙眠十子”(桐城有龙眠山)结社以学，相约“登楼共学，期十年不下，为举世不好之文。”平生又与沈廷芳、齐召南、杭世骏、胡天游、邵齐焘、邵齐熊、方世举、马苏臣、卢见曾为友，常相切磋，多有诗文往来。获益良多。诸人中姚范与叶酉、刘大(木魁)相交最为知己，多所唱和；与方泽(鼐兄弟皆尝从受业)亦私交甚笃。范史乘之学得胡天游之力甚多。地理之学咨于齐召南不少。馀人亦皆后来桐城派人士，与范之交游及各所提携友爱，对该派形成发展及理论与实践影响甚大。因姚范与刘大(木魁)知交最久，所论亦多近似，又皆授学姚鼐，故以二人为例略论其交游对姚鼐及桐城派的影响。

姚刘二人自青年时代即论学谈艺过从甚密，一生诗文酬咀不断。二人交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纠方苞专论“义法”之偏。

方苞论文严于义法，讲求文道融合，注重文辞协调。但未免失之于滥：在批评论上常将一些古文用“义法”分析得支离破碎、生硬僵化；在创作论上又往往因过分讲求“文以载道”而使“理”成为单纯义理的发挥，卫道气息过浓便让人生厌。

姚刘二人在当时即已察觉方氏专论“义法”之弊，并有所纠偏与补正。《清儒学案》卷6：“望溪治经多取心裁。不甚资佐证……先生独龈龈时见驳正。”姚范首先批评方氏“沾沾于详略讲义法，非笃论也”。又批评方氏《李刚主墓志铭》“断续皆不联属，以不知古人神理融结之妙而求之于所谓义法，少自离局即菑瓜相诡筋脉驰弛散矣。”正从批评与创作两个角度指出方氏滥用“义法”之弊。其次，针对“义法”提出“文法”这一概念。如论“西汉文法莽苍，亦有过于硬插”、“太史公《萧相国世家》摹画玲珑而文法奇绝。”咧不详举。姚氏未论述“文法”的具体内涵。但考察诸多论及“文法”的条目及评论归震川、方苞《史记》批评的文字，再联系方氏“义法”说之所自出，可知其“文

法”既包括字词运用、篇章布局、语法修辞等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效果，也包括诗文的境界阔狭、体势强弱、神气文理、色彩浓淡等方面的问题，是一个极宽泛的概念。与“义法”说相比，理论的严密性或许不及。但卫道色彩淡了许多，而对艺术性的重视有所加强。刘大(木魁)亦是如此，对方氏“义法”并不甚热心，认为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则是死法而已。持论与方苞有异。而提倡“文法”与“文人之能事”。实指对文法巧妙运用的本领。同样也是对艺术性的要求。姚刘二人对艺术性重视的加强，正是对“义法”说的纠偏。除此之外，二人论诗论文亦多有近似处。如音节声响，《笔记》多有所论：卷40论谢灵运诗“音响泎涩”、卷50评吴伟业《赠家侍御雪航》“稍得杜公音响……惜犹多稚句弱句”，卷44又云：“朱子云：‘韩昌黎、苏明允作文，弊一生之精力皆从古人声响处学，此真知文之深者……韩退之学杜音韵全不谐和，徒见其估倔。如杜公但于平中略作拗体，非以音节聱牙不和为能也。”刘氏《论文偶记》则云：“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可见姚刘二人是将音节声响与表现或含蕴在文章中作者的精神气质联系而论的，且都推崇爽丽铿锵的丰神健骨。此外。《论文偶记》涉及的“行文之道”，如“高”、“大”、“远”、“简”、“参差”、“品藻”、“去陈言”、“即事以寓情”等。在《援鹑堂笔记》中都有相似相关论述或案例评判(姚鼐集中亦时露痕迹)。可见二人为人为文皆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知己。其论诗论文较方苞粗略论及“言有物”、“言有序”而严责“义法”于文章的理论，其艺术性与文学性都增色不少。艺术表现手法也大为丰富。这种力纠“义法”之偏的姿态当然不能不影响受经学于姚范、学文于刘大(木魁)的姚鼐，认为以义法论文止得其一端，足见其已与前辈姚范、刘大(木魁)一样看到了方苞专论“义法”之弊。另一方面，鼐“义理?考据?文章”中的“文章”，不能说未受姚范与刘大(木魁)对文学性艺术性重视加强的影响与启发。“义法”说经姚刘纠偏与补正，至曾国藩谓姚鼐“能以古文之法通之于诗”，终于得到深化与超越。当然，这种艺术性的加强，仍被姚范牢牢控制在艺术手法范畴内；在思想内容层面上，他仍紧紧把握住和平笃实、合乎正统这一根本尺度。内容标准重过艺术标准，这一点二人是相同的。这也奠定了以后桐城派重内容甚于形式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内涵之一就是对程朱之学的重视与尊崇，肯定宋明理学中正心诚意、立身致行的一面。李兆洛《传》：“先生本所闻于家庭师友间者，而益充以浩博无诶之学，养之以从容中道之气，遂以自成一家。为后进典型。病时俗舍程朱而宗汉，以为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钜。时时为学者重言之。”正是指出姚鼐所受姚范等人的影响。

三、诗文创作及影响

《安徽通志稿艺文考》(页10)称姚范“诗文皆力追古人，得其阃奥”，姚莹《闽刻原后序》亦谓其所为诗古文辞皆力追古人而得其渊诣，刘声木指出姚范“古文传归(有光)方(苞)之绪，屹然为桐城一大宗，诗亦清娇绝俗”，可见其诗文创作具有较高成就并自有特色。

姚范之文今存不多。然观其《文集》中《校上北齐书序录》(卷2)、《方息翁大戴礼注序》(卷3)等，可知其读书用力甚勤所思亦深，故发而为文每有可观，足见其校理群书之功。他如《颜氏家训跋》、《史记六国表序后》诸篇亦足见其虽无意于为文却多有佳构。这一方面得力于其平素深厚的学识积累，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其对“文法”高超的运用技巧。正如刘大(木魁)《姚南菁五十寿序》(代)所论：“为文章穷幽涉险、动心骇昕。而义法不诡于前人。”故方宗诚《桐城文录序》云：“海峰同时友，姚南青、方侍庐最为知文，惜抱实受业焉。”这同时也指出了姚范对姚鼐的影响。《桐城耆旧传》又称范谈艺精深，姚鼐《古文辞类纂序》亦称：“鼐少闻古文法于伯父姜坞先生及同乡刘耕南先生”，《与刘海峰先生书》又云：“鼐于文艺，天资学问本皆不能逾人。所赖者闻见亲切师法差真。”《祭刘海峰先生文》又云：“昔我伯父，始与并兴。和为文章，执圣以绳。剧谈纵笑，据几执觥。召我总角，左右是应。”也足见姚范文章及文论的巨大影响。

与其文相比，姚范影响更大的还是他的诗及有关评论。钱钟书先生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指出桐城亦有诗派，其发端正是从姚范开始。观姚范之前桐城派诸人：先驱戴名世自言“间为诗。其与古人之旨不肖也，因遂弃去”；奠基者方苞“不为诗”，集中诗作绝少，以“四六、时文、诗、赋则俱有墙壁窠臼；按其格式。填词而已。以言乎文固甚远也”；刘大(木魁)“诗胜于文”然“惜学未笃”。为时人所重，又观刘诗约800首，远超《援鹑堂诗集》姚范393首，而钱先生却谓桐城诗派发端于范，其立论正不外从比较刘、姚诗与论的思想艺术特点、表现优劣及影响而得。综观范诗及有关诗论，其对姚鼐乃至整个桐城诗派的影响约可分如下数端：

(一)大量创作为姚鼐在诗歌技艺、题材开拓、境界风格等方面提供了借鉴。姚莹《援鹑堂笔记?闽刻原后序》曾称姚范所为诗古文辞皆力追古人而得其渊诣。如《锦灰堆歌和方息翁》“用韵造语奇古坚硬，半山学韩有此境地”(此及下引范诗及评若无特别说明均选自此)、《咏古》则“《大东》诗人之遗”，正见其造诣。考《诗集》诸作题材、风格各异：咏史如《读史四首》、《项王庙》、《过虞姬庙》、《分咏十国事得南唐效昆体四首》，气韵沉雄、格调高阔，正与《清史列传》卷72“必达其意。绝去依傍，自成体势”的评骘相合；题事如《董曲江盟鸿图》、《查俭堂新修黄文节公祠属赋》则精丽隽雅浓淡相宜；品物如《北墅观棋戏成》则纵横议论。寄托深远；酬寄如《送吴青然归全椒》、《送杭世骏南归二首》则语真意切深情满溢。既有唐诗的富丽典雅，又有宋诗的语淡情深；游记之作如《泊采石》、《山行》、《游山寺》，刻画皖中山水，清新明秀，别开生面，自成一境；少数吟咏边关之作如《凉州辞》、《塞下曲》，亦是气体高古、沉挚博丽而境界苍远。至其诗作的取法倾向。诸家所评各有不同。如郭磨《樗园销夏录》以为在山谷、后山之间。吴德旋《姚姜坞先生墓表》则认为以唐人为宗；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诗话》卷77则谓导源李商隐而别有蹊径，实与昆体不同，亦无宋人粗劲之习。又如其《登投子山》极有禅境禅思。被评为“学坡、谷并其神气意致而肖之，不第格调也。此则根柢酝酸同古作者，非由貌袭。”渚家议论纷纭，其实正见姚氏转益多师、不主家法的态度与多样的诗歌风格。而观姚鼐的诗歌创作，有“山谷之高奇，兼唐贤之蕴藉”、“从明七子人而以融会唐宋之体为宗旨”(《清史列传》卷72)，其价值取向、创作特色与风格所受姚范之影响可见一斑，自不待多谈。

(二)一些诗论直接影响了姚鼐等后来者。不仅创作，

姚范的一些诗论也体现出较强的艺宗唐宋的色彩；诗艺方面的其它一些评论及取向亦影响甚大。有关评论主要集中在《笔记》卷44《文史谈艺》，他卷亦有零散论述。《文史谈艺》主要散论各家群籍文字高下、章句优劣、思想深浅与艺术得失。体近诗话词话性质，所评切中肯綮不落窠臼。而姚鼐对姚范思想的吸收，并不只局限在诗论之于诗上。重要者如：

首先，对明七子及沈德潜皆有微词而尊崇黄诗。如论“《十九首》浑然天成，兴象神味旨趣岂可以摹仿得之。然观何、李诸公诗，转复读之，其妙愈出，正如学书者只见石刻后观真迹。益见神骨之不易几也……(何景明)五言诗多摹汉魏，格调时复近之。《十八章》亦刻意《十九首》，但无自然英旨。则所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恐未然耳”。又谓沈德潜《明诗别裁》“以帖括之馀研究风雅”、“于有明诸公及本朝竹垞之流，绪言馀论皆上下采获，然徒资探讨殊尠契悟，结习未忘……未得为得未证为证，禅家所谓‘用尽气力不离故处、《淮南》所云‘有以言白黑无以知白黑也。兹选亦仍云间、秀水之遗意而去取未当。负沧溟之瑰奇，笑鼠璞之未辨。徒标矜慎漫诩赏音者矣。”又赞赏黄诗云：“涪翁以惊创为奇。其神兀傲其气崛奇。玄思瑰句，排斥冥筌自得意表。玩诵之久。有一切厨馔腥蝼而不可食之意。”方东树《昭昧詹言》云：“论山谷者唯姜坞惜抱二先生之言最精当，后人无以易也。”这种对待明七子与黄山谷的态度，对继承唐宋八家至明七子再到归有光古文传统而具有极强宗宋色彩的桐城派以后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调整。无疑具有导夫先路的作用。至姚莹《论诗绝句60首》。都基本体现了前辈不废七子而又重苏黄的论诗宗旨。

其次，具体如境界格调、作家才力、气势、言意关系等问题，范鼐二人所论，亦多有相同相似。如反对文字过俗，范《锦灰堆歌和方息翁》云：“掀髯一笑出新意，点缀妍妙天机回。”又评王安石《寄程给事》诗云：“此种故实字面最伧俗可厌”，而鼐《与张荷塘论诗》则谓：“欲作古贤辞，先弃凡俗语。”所论虽异而精神实质相似，足见二人的传承关系。这些论点及其蕴含的文学思想，在以后桐城诗论文论中都得到了继承、或多或少的反映与发展。

姚范诗文创作及理论在当时稍后即已被注意与吸收。如方东树即论云：“近代真知诗文。无如乡先辈刘海峰、姚姜坞、惜抱三先生者。”其《昭昧詹言》理论建树为梁启超激赏，而考其内容大体不外发挥刘大(木魁)与姚氏叔侄主张。其馀姚门弟子与桐城后学。论诗论文亦多守师说，反映了姚范对整个桐城派的影响。

四、对空疏文风的矫正补救

这是姚范考据之学的影响：一是考据工作本身对桐城文风的作用，一是“义理?考据?文章”理论中“考据”概念的引入及其影响。这两方面都对桐城派文学传统至关重要，关系后来的流派风貌与发展方向。

姚范之时桐城派空疏之弊已显端倪。如方苞于宋元人经说荟萃折衷义理。名物训诂则略之，其论说实已隐含了空疏无物的因素与倾向在内。虽然倡言有物有序，作品却多所未达而显得单薄空洞，故袁枚《仿元遗山论诗》云：“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姚范专力考订，在当时即以校勘名家。《书目答问》附列校勘名家31人并云：“诸家校刻书并是善本。是正文字皆可依据。”范即列名其中，可见其考据之功。《笔记》内容精博考证详密，提要钩沉多所辨正，故张舜徽先生推为在清人笔记中为最精。学识才力后来桐城诸人殆无出其右，而其诗文务求精深不事华藻、“又以考据、义理两家互相讥诋。其流弊至无所归，故于学无所偏主。”这些踏实细致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对空疏之习有纠偏补正作用，使桐城文学不至在后来完全流于空洞枵然。在此已可见姚范力图折中义理、考据的努力：姚范又极推服唐李翱“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之说，可见其对义理、考据的调和融合是包含“文章”的要求在内的。马厚才诗云：“惜抱高吟自正宗，诗为文掩见谁同?若征家学推山谷，更有援鹑是首功。”不仅指出姚鼐的文学成就、治学特点、家学渊源。更指出所受姚范考据之学乃至整个学术思想影响之深。作为专力考订的学者。姚范对极重考据，讲究文字援据必须具见端末，这种姿态在当时就已有影响。当时大家如方苞等人，“说经虽不专主宋儒，尚平心以折中。其义所咨，获于公者尤多。”(《闽刻原后序》)后来姚鼐不仅在《九经说》、《古文辞类纂》与《惜抱轩笔记》中颇采其说，更受范影响与启发而看到合理利用考证方法有利于创造诗古文佳境从而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相济相用的观点。这虽是时代学术大势使然，无疑也得益于良好的家学渊源。《清史列传》亦云：“鼐少承家学而受古文法于海峰，兼通其邮焉。”正见鼐所受姚范等人影响之深。即使是抨击汉学不遗馀力的方东树也不得不承认：“训诂名物制度实为学者所不可阙之学”、义理考据“必两边用功使得。”嗍其后姚永朴《退私轩读经记序》云：“治经之法不越二家：守汉儒训诂名物而无专己守残，宗宋儒之义理而力戒武断。”论述的精神实质正与范、鼐等人一脉相承。从桐城诸人的具体创作来看，正是“考据”使许多极易流于空洞的作品有了充实的内容与风貌。不管创作还是理论，无不体现着姚范的影响。

通过以上诸方面的考察，可见姚范重要而独特的文学史地位：与刘大(木魁)共同改造提升了方苞“义法”说；在创作与理论两方面都为姚鼐的“文章”提供了范例：又以考据之功，客观上对桐城派的空疏学风有所纠正并大体保证了其发展方向：在人生观与价值取向上继承方苞而服膺程朱；许多观点与思想又可算开一时风气之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他为桐城文学承上启下的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