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萍　李守明　朱崇演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由于它的独特作用，被人们誉为人民政协工作的一张“王牌”。然而，由周恩来1959年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时倡导，人民政协才开展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六年的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也没有躲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伴随着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命运而停顿。是改革开放的春风让停顿十年之久的文史工作复苏，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蓬勃发展。

一

我们三人是继赵西林、周础、赵德山、章德华、杜云峰几位领导兼任文史资料委员会(1996年改为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后，从1986年起连续任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的，是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经历者，目睹了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发展历程。

贵阳市政协的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始于1960年，基本上与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同步启动。到2009年，已经历近50年的历程，其间，经过起步阶段和“文化大革命”停顿阶段，真正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

1980年10月，贵阳市政协召开五届一次会议，标志着贵阳市政协工作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同年10月恢复了文史工作组。市政协组织和文史工作机构的恢复，激发了政协和统一战线人士极大的工作热情。文史资料工作组根据全国政协“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文史资料工作方针，结合贵阳市的实际，组织人员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对贵阳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贵阳建制沿革等问题，整理出《贵阳文史资料征稿目录》，列出了344个条目，拟定了150余名撰稿人或提供史料的知情人名单，同时拟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史工作的意见》和将文史工作组改建为文史研究委员会的建议，均在市政协五届四次常委会上获得通过，并作出相应的决定。1981年5月13至15日，市政协召开第一次文史工作会议，赵西林主任传达全国政协和省政协的文史工作会议纪要；李儒云副主席传达市政协五届四次常委会的决定，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单启贤、市党史征集领导小组组长李增贤、市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赵德山在会上讲了话。可见会议规格和各级领导对文史工作的重视，标志着市政协恢复工作后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展开。

在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中，由于一些曾经因写过文史资料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问题之一受到无端指责，动辄得咎。“文化大革命”后，人们还心有余悸，给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带来一定困难。针对这一情况，当时五届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先后召开若干次座谈会，宣传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意义、重要作用，讲清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原则。对掌握丰富史料和撰写史料的对象多次登门拜访，采取“按题找人”或“因人命题”“哪把钥匙开哪把锁”的办法，邀请各界知名人士、民主党派负责人，现身说法，帮助掌握丰富史料的知情人和和撰稿人打消思想顾虑，积极为政协提供史料。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工商联已故负责人冯程南和已故的民革市委副主任张汝弼，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不但自己动手写稿，还发动各自所联系的成员撰写文史资料。冯程南撰写了《解放前贵州的货币和货币贬值》、《我在旧社会从事绸布业和商会工作的经历》等史料；张汝弼动员一批民革党员抢救了《抗战中的贵州将士》的珍贵史料。从而初步打开了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局面。当时，为让这项工作有组织有目的地展开，成立了军事政治组、工商经济组、文化教育组，分别开展工作。很快征集到一批中共地下党在贵州、辛亥革命在贵州、国民党统治贵州时期和贵阳建制沿革等史料近百万字。

为使征集到的文史资料让更多的人了解，发挥它的独特作用，让历史教育后人。五届市政协于1981年向中共贵阳市委报送了出版文史资料选辑的专题请示报告，经市委研究同意由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贵阳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同年10月开始出版，到年底出版了两辑《选辑》，约27万字。有了《选辑》这一载体，一批政协委员和统一战线中的各界人士看到自己撰写和提供的史料被采用，奔走相告，大大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他们以“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面貌积极撰写文史资料。从1981年5月到1985年底的五年间，共征集到各类文史资料1095篇，560万字，是市政协从1960年到1980年征集文史资料107万字的5．2倍。在征集的史料中，为后来党史征集和市志编纂提供了参考资料。这五年，共出版《选辑》17辑，刊用稿件478篇，232万字。这五年是“文化大革命”后，征集文史资料丰硕成果的五年，开创了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为市政协文史资料的征集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6年，为扩大《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的宣传和社会影响，市政协向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呈送了申请将《选辑》公开发行的报告，省委宣传部以省宣复字(1986)第3号文批准公开发行，省新闻出版局发给了“CN25--1023／K”国内统一刊号公开发行。

从1986年到1995年，市政协第六届和第七届文史资料委员会，除按照《征稿总目》征集稿件和坚持每年召开工作会议，有规划、有计划征集文史资料外，按照1989年11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北戴河文史主任会议关于“三加强”“一开拓”的精神，从1991年以后，把文史资料征集的重点逐步向建国后史料征集转移，并向专题化、系列化发展。一是加强经济和科技、教育、文化方面史料的征集；二是加强港澳台及海外文史资料的征集和交流；三是加强对少数民族史料的征集。为实现专题化、系列化史料的征集、分管文史工作的章德华副主席率文史委及办公室人员到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市的有关部门寻找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史料征集线索，共商专题史料的征集。从1986年到1995年的10年中，共征集各种史料1890篇，904万字；编辑出版《选辑》31辑，刊用史料1177篇，共452．32万字。这些《选辑》和专辑的出版，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尤其是为史志部门修志提供有力的参考，深受欢迎。其中出版的《贵阳的老字号》、《贵阳的少数民族》、《贵阳水利专辑》、《贵阳市场专辑》及教育、文化、卫生等专辑很受欢迎。《贵阳的老字号》和《贵阳的少数民族》专辑还分别评为贵阳市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和全国政协优秀图书。

从1986年开始到200 9年4月，是文史资料征集和出版面临新情况、新问题的新时期。一是新老交替、分管文史工作的副主席和从事文史工作的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人员更

新；二是文史资料出版形式的改变，根据国家和省新闻出版部门的要求，明确《贵阳文史资料选辑》要改为期刊，刊物要有主管单位、主办单位、设立编委会、刊号、发行等内容，印在刊物版权页上。还要加强封面、封二、封三、封底的设计和栏目的策划，在做大做强和可读性上做文章；三是委员会的名称由文史资料委员会改为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其职责范围扩大，既要抓文史资料的征集和《贵阳文史》刊物的征稿和出版发行，又要抓好政协委员的学习、宣传、培训和委员会的调查、视察等工作；四是新闻出版局和市政协的领导对刊物要求高，要求把《贵阳文史》办出自己的特色和品牌；五是不要为编刊而编刊，要面向读者、抓好发行。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主管单位贵阳市政协加强了对刊物的领导，加强与省新闻出版局的联系，接受监督；主办单位市政协第八、九、十届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办公室工作人员及刊物编辑部人员加强新闻出版有关法规、宣传纪律和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的方针、原则等业务学习。坚持与时俱进，在继承传统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积极探索开创文史学习工作新局面的途径，做到文史学习两项工作两手抓，力求两项工作都出成果。

从1986年市政协第八届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开始，到第九、十届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在历届市政协主席和分管副主席的领导和重视下，除完成本委员会调查、视察，并将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农村乡镇精神文明活动中心建设、公民道德建设、贵阳历史文化传承与提升等调查转为市政协常委会《建议案》和社科课题研究，并获得社科成果奖和省政协优秀调研报告奖之外，始终把文史资料的征集和办好《贵阳文史》刊物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在文史征集工作上，继承文史征集工作的光荣传统，每一届都拟定征集史料的提纲，先后制定了《贵阳市建国后文史资料征编选题提纲》、《贵阳市改革开放以来文史资料征编选题提纲》、《关于对建国后贵阳市工业发展史料征编选题提纲》。同时，注意把征稿的地域向全省、全国乃至海外延伸。为推动文史资料的征集，坚持每年召开工作会动员布署，召开栏目责任人、撰稿人等座谈会，对征集史料象寻求吃肉一样“碗里存一块、筷子挟一块、眼睛盯一块”，采取“广征博采”、“选征精彩”，重点约稿，保证每一期刊物有几篇可读性，历史厚重感强的文章。

在刊物编委会的设置和组成人员上，除主管、主办单位主要负责人外，吸收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各区、(县市)政协主席、有关文史专家学者。各区(县市)政协主席列入刊物编委会名单，他们对组织史料征集和刊物的发行起了重要作用。编委会坚持每年召开1-2次会议，讨论编辑方案，通报情况，研究办刊重要事宜。对征集史料和办刊中的重大问题，提交主管单位市政协讨论决定。

在刊物的出版形式上，坚持与时俱进，为适应形势和读者的要求而变更。1996年将《贵阳文史资料选辑》32开书改为16开98页的季刊，一直坚持到2002年；从2003年开始为缩短刊物周期将刊物改为16开64页双月刊，一直坚持到2007年第2期；2007年初市政协换届后，新任主席和分管副主席邀请文史、书画专家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方面对《贵阳文史》刊物的意见，并率队到省外考察吸收外地办刊经验，报经省新闻出版局同意，从2007年第三期起又将16开64页改为大16开96页的双月刊。改刊后使刊物变得大气雅致，通过磨合，刊物自身特色得到凸现，得到省新闻出版局和各方面的肯定。认为：改刊后的《贵阳文史》从形式到内容，从印刷到编校。皆有较大提高，让人生出朴实、深邃、原重之感，作为反映贵阳与贵州历史的地方文史期刊，凸显出贵阳与贵州历史上的乡土特色，初步彰显出该刊在文史类期刊中的贵阳特色。

在刊物的发行上，从《选辑》1981年创刊到1996年改为《贵阳文史》刊物后，一直是自办发行。从2004年起由自办发行改为邮局发行，从而加大了刊物的宣传和影响。据对1996年至2009年3月近14年的统计，共征集史料3152篇，1195.34万字；出版《贵阳文史》65期总113期，刊载史料2002篇，809.2万字，图片2924幅。

贵阳市政协1960年起开始文史工作。从1964年2月开始设文史工作组，1981年3月改设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现在机构改为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设置时间为1996年3月，现有在编人员3人，聘用人员4人。从1960年起至2009年3月共征集文史资料6137篇，2972．84万字，其中出版《贵阳文史资料选辑》48辑；出版《贵阳文史》65期，总计113辑(期)。采用稿件3801篇，1541.52万字；出版文史专题图书16种，700篇，313.5万字；刊物和图书共采用稿件4501篇，2972.84万字。

二

贵阳市政协除抓好文史资料征集和出版《贵阳文史资料选辑》和《贵阳文史》外，从1984年9月起至2008年7月，先后参加了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大协作和省政协及有关单位的协作和单独出版文史图书。

1、1994年到1995年期间，参与西南地区政协《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丛书》10卷本的征稿、编辑、出版工作。除向其它10卷征集抗战期间贵州和贵阳的稿件外，其中《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抗战时期西南的教育事业》三卷由贵州省政协和贵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贵阳市政协为《丛书》10卷组织和征集史料50篇，28.5万多字。这套丛书，被全国政协评为一等奖。

2、1994年至2000年参与西南地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第二次大协作。参与编辑出版《西南少数民族文史资料丛书》“政治卷”、“团结卷”、“科技文教卷”、“经济卷”4卷丛书，除为《丛书》四卷组织征集稿件外，贵州省政协和贵阳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编辑出版“团结卷”。贵阳市政协为《丛书》征集稿件24篇，11万字。这套《丛书》对促进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更好地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3、从1999年6月开始参与西南地区政协编辑出版《西南旅游文史系列丛书》第三次大协作。贵州省政协和贵阳市政协共同编辑《西南旅游文史系列丛书·贵州卷——美丽神奇的贵州》，该卷史料93篇，27万字，印数2500册，于2001年7月出版。这卷书的出版，对宣传贵州和贵阳旅游人文景观，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发挥了较好作用。

4、参与贵州省政协、息烽县

政协、贵州省历史学会、贵阳市党史研究室、贵阳市文化局等单位分别征集出版了《回顾贵阳解放》、《贵州现代革命史讲座》、《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儿童画集》、《贵州旅游系列丛书·贵阳卷——秀甲黔中》(史料44篇，18万字，图片36幅，印数3000册)、《军统魔窟_．息烽集中营》(史料39篇，26万字，图片14幅，印数3000册)、《杨虎城将军被囚息烽》(史料18篇，18万字，两次印刷共4000册)、《师生忆达德》(史料26篇，12.9万字，印数3000册)、《百年人瑞谢孝思》(史料15万字)，为《贵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巡礼》征集史料13篇，8万字，图片13幅。这些文史专著的出版，为宣传贵阳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参考。2006年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时，市政协和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编著出版《黔中红流——红军长征过贵阳》一书，刊登史料38篇，20万字，图片93幅。

5、单独编辑出版文史图书。从2003年起，为贯彻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加强贵阳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利用家乡的、身边的历史名人光辉事迹和改革开放的建设成就激励人们，使贵阳人了解家乡，从而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市政协第九届和第十届政协征集和编辑了《贵阳历史人物丛书》“文化教育”、“科技经济”、“综合卷”三卷本，于2005年4月由贵卅1人民出版社完成《丛书》的出版。《丛书》三卷本共入选传主180位，共58万字，总印数9000册，图文并茂，深受领导、专家和读者的好评。

从2005年起，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又着手编辑《贵阳文史资料选萃》，《选萃》三卷本将1981年以来到2007年1月出版的100辑(期)中，各界人士撰写的史料中筛选出来的1180万字组成，“经济社会”、“科教文化”、“政治军事”按上、中、下三册于2006年12月出版，总印数9000册。《选萃》被全国政协评为“优秀文史图书提名奖”。

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贵阳市政协，并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浪潮》，

据统计，1984年至2009年3月共出专题图书17种(不含《贵阳文史资料选萃》)，采用稿件700篇，313.5万字。(待续)(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