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宝玉

中图分类号：K828.7“213”文献标志码：E文章编号：1002-0586(2009)02-0159-07

马通先生是我国当代伊斯兰教史、回族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之一，是我国苏菲派研究的开拓者和推进者，也是当代中国伊斯兰教、回族学学科建设的倡导者和奉献者。我国著名史学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专家白寿彝(1909～2000)先生曾评价他所著《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时说“有开拓性的贡献”。这一评价是对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了60年的著名学者——马通先生从事伊斯兰教学术研究掷地有声的肯定。因此，有必要追述先生的人生历程和学术道路。

一、街亭沃土百顷塬长盛元门一春花

马通先生，原名马春华，经名优素福，笔名秋实，1927年9月15日出生在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龙山镇马河村。龙山镇位居陇口要冲，自古为一险要重镇，兵家频繁相争，商贾往来密集，因其山峰与前后山峦不相连接，截然独立，自成一体，故名断山镇。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时任秦安知县的蒋允煮更名为龙山镇。而龙山镇西辖的马河村又是这个繁华重镇肥沃的宝地，人杰地灵，人才辈出。

马河村，原叫马家河，因村里的居民大多姓马，是当地的望族大户。据说，马河人是“清朝时期从外地迁来的”。至今十里八乡传述着这样一句话，说“马河人是一祖之后”。来到此地后，他们群居在小河以南的“百顷塬”上，农耕劳作，繁衍生息，逐渐地人多户大，于是族内后裔中较有影响的四兄弟各自另立门户，析分为四房。马通先生家为第四房，先生的曾祖父人称“四老(太)爷”，是当地颇有威望的一位长辈。先生的父亲名叫马连桂，兄弟三人，排行老大。母亲关氏，东乡族。因先生的祖父生前未给儿子留下什么家业，连桂而立年前，家里生活拮据，一家人的生计仅靠他常年走乡串户贩卖皮张这样的小本生意来维持。渐渐地，从小本生意办起了家庭作坊，从家庭作坊发展成行商，往来上海、天津和武汉等地买卖皮货。不几年就成了村里的富户，且在张(川)、龙(山)两镇也小有名气，可谓“富甲一方”，于是便开办货栈取商号“长盛元”。正当生意红红火火、兴隆旺盛时，民国23年(1934年)，突遭地方乱军抢劫，使长期辛勤劳作获得的家资积蓄损失殆尽，一家人沮丧愤懑，一时陷入了困境。危难关头，足不出户、相夫教子且勤劳、坚强、朴实的关氏承担起了重振家业的重任，她鼓励、支持丈夫继续从事皮毛生意，全家人齐心协力，不几年生意重又兴隆，不亚于当年，“使这个濒临绝境的家走出了困境”，使“长盛元”商号也如当年那样兴旺发达。至今，人们仍以“长盛元”称呼“一祖之后”且勤劳、朴实、坚强、执著的马河人。

1927年，先生出生，取经名优素福，村里人习惯叫他“素福子”。因有严格的家规和家教，从小无纨绔之习、浪荡公子之气，自幼便聪颖而朴实。5岁时被送到本村的“私塾”学校接受教育，在接受私塾教育的同时亦去清真寺学习阿拉伯语基本字母。但这些知识“都是背下来的顺口溜，并不知其意”。即便是这样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法，先生还是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小学。学校为了表彰鼓励这个有志气的孩子，在他家大门上贴了一个大红“喜”字，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喜讯很快就传遍了乡间。这在现在的学生看来是寻常人家再正常不过的一件小事了，然而这在当时当地确是一件稀罕的大事。因为当时村里能上得起学且能从小学毕业的学生寥寥无几。学校的鼓励和父母的鞭策，更加激发了这个少年求知的欲望，他决心再去“县里”(今甘肃秦安县，当时龙山镇属秦安县辖区)的中学读书。在农村，这个年龄的孩子已可以帮助家里做农活、放牧牛羊了。当得知孩子还要去县里读书的想法后，父亲并不高兴，但还是勉强地同意了。父母给他打点了简单的行装，送他去距家约120华里的“县里”读书，这在当地来说是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荣耀，喜庆气氛可想而知。秦安县土地肥沃、人杰地灵，自古文人墨客比比皆是，那里有延续近2000年的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大地湾、三国时的“街亭”等古迹。初入县里的中学，对一个渴望知识的少年来说犹如初生之犊找到绿草茂盛的大草原。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加之路途遥远，一年半载也回不了一次家。其间由于生活窘迫，转入平凉伊斯兰师范(后改为国立陇东师范学校)学习，有机会聆听达浦生大阿洪的教诲，从理论上初识伊斯兰教义教理。半学期后，返回到秦安县中学学习。三年的初中学习使他接受了良好的新式教育，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民国31年(1942年)初中毕业后，15岁的他只身来到省城兰州赶考高中。机会从来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面对有一定学习优势的城里考生，他一举考中了两个学校：甘肃政法学院附中和边疆学校。对比当时两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质量之后，他选择了较好的甘肃政法学院附中就读。在高中学习阶段。耳闻“甘南民变”、目睹学校进步学生被捕等事件，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一个置身现实社会的青年学子。不应“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应时刻关注社会现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46年7月，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取国立西北大学法律系，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学习期间他差不多每天都要挤出一些时间阅读进步书报杂志，逐渐树立了正确的思想，立志不但要学好各门基础课而且还要学有专长，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所作为。他还在进步思想影响和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从事一些进步活动。

在大学学习法律史时，先生始知世界五大法系之中的罗马法和伊斯兰法。作为一位自幼受穆斯林家庭熏陶和影响的青年，他认识到《古兰经》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更是一部法典，因此立志要去研究伊斯兰教。他怀着对祖国、对民族奉献青春的极大热情，与冯增烈、罗万寿等高年级同学筹办创建了国立西北大学“回民同学会”，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弘扬民族文化的《新绿》刊物，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在铅印的《新绿》上，他针对当时出现的一些错误理解回民习俗的问题，以流畅的文笔撰写了如《为什么回民不食猪肉》、《为什么回民不食血液》、《回民不食没有诵真主之名屠宰的牛羊肉》和《回民婚丧礼仪》等有关介绍伊斯兰教义和回族民俗的文章。文章刊出后，不仅获得了回汉师生们的好评，而且在西安回民同胞中也引起了强烈反响，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遗憾的是因各种原因，《新绿》没能继续办下去。为了更好地服务回民学生，作为“回民同学会”负责人之一。，他自告奋勇地担当起管理学校回民餐厅的重任，积极为回族同学服务。后来，学校通知他去延安学习深造，但因经费和其他原因，未能成行，“失去了一个大好机会”。先生回忆这次经历时语重心长地说：“须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机会一失千古恨。”

4年大学生活，先生勤于学习专业，创办民族刊物，接触地下工作，树立了人生理想和目标，可谓紧张而有意义。1950年4月先生从国立西北大学法律系毕业。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大学生，既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不幸的是他们置身在一个为民族存亡而浴血奋战的年代，学业荒废，前途未卜。幸运的是他们在这个血与火的洗礼中锻炼了意志，激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壮烈情怀，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先生亦无例外地树立了为民族事业奋斗一生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取向。

二、劳心励志矢不渝六十春秋探幽玄

1949年4月，西安解放。还在学校学习的先生也于此时在西北局城工部(现统战部)参加了工作。这对一个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可谓“双喜临门”。

工作后不久，于1949年11月受城工部派遣，先生和姬铮、马捷三人到甘肃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当时，甘肃临夏地区的社会情况较为复杂，民族矛盾较为尖锐。每当夜幕降临时“枪声四起，行人断魂”。先生和两位同事联系当地实际，走村串户，仔细了解民情，协助当地政府做了力所能及的有益工作。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3个月后，临夏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先生也与两位同事顺利返回了西安。

1950年5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因工作之便，有机会认识了一些宗教上层人士，如哲赫忍耶门宦的马腾霭先生和马腾霓先生、穆夫提门宦的马孝先生，以及杨复兴等。几个月后，西北民族委员会迁至兰州，先生也随调到兰州工作。在兰州工作期间，由于工作关系，先生与民族宗教方面特别是教派门宦上层人士有面对面接触机会，了解、收集到教派门宦的一些珍贵历史资料。细心的他，利用业余时间，把这些零散的资料整理并撰写了近5万字的“教派门宦调查”一稿，得到时任民族处处长的张杰同志的肯定。

1951年初，先生被调到甘肃省民委，在时任甘肃省统战部副部长、省民委副主任的马青年@身边做秘书工作。其间，利用赴河西走廊一带调研的机会，收集了大量有关民族宗教问题的第一手资料。春夏之际(5月)，因工作关系，在北京受到中央统战部办公室负责同志“要认真把教派门宦问题调研下去，不要半途而废”的鼓励。于是，更加坚定了先生继续从事教派门宦研究的信心和决心。9月，先生随马青年到临夏地委工作。临夏是甘肃穆斯林最集中的地方，素有“中国小麦加”之称，伊斯兰教气氛浓厚，民风淳朴，这里几乎云集了国内所有的教派门宦。这对从事伊斯兰教研究的人来说，无疑是块肥沃的土壤。对先生来说，犹如游鱼得水。从此，他不怕千辛万苦，下基层、村落、民宅，访寺院、拱北、道堂，觅寻宗族谱系，拜见阿洪教长，有时甚至在清真寺或拱北、道堂内住上一年半载。如在临潭作调研时，曾在久负盛名的西道堂内一住就是一年多。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跑完了道堂拥有的12处农庄，4处林场，了解了道堂内民众的生活习惯和宗教状况。研究了西道堂的宗教礼仪制度、商业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发展以及民族关系等问题。”正是先生对西道堂的详细介绍，“使世界发现：居然在中国荒芜的山区确实成功了和存在过一个乌托邦。这对于哲学和人类进步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后世只要有人类对公社理想的追求，西道堂的历史就会继续给他们以启示”…。

1952年10月，先生在临夏地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未征得他本人同意被调到临夏州公安处工作，直到1958年7月。这段时间里他被派往临潭旧城协助解放军剿灭散匪及潜伏在当地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后又调入“新成立的临夏工业学院”。但是，工学院并不搞教学科研，而是以“大跃进”和“三面红旗”为旗帜，师生员工投入到“大炼钢铁”的运动中。这对长期与文案打交道的先生来说，无疑很不适应。先生含冤受屈，难以自拔，忧思愤然，差点成了那个“疯狂时代”的冤魂。

1954年，趁闲暇之余，对以前收集的民族宗教研究资料进行梳理、补充、核实，在原“教派门宦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教派门宦调查材料》一稿，由临夏地委统战部印发有关单位参考，并被甘肃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收藏。为后来的《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制度史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0年初，调临夏经委工作。在新的工作岗位，他勤于钻研业务，整理了一本供职工学习的《临夏农机产品四定手册》，受到单位领导和职工的好评。

1962年，先生从临夏重新回到兰州时，已对教派门宦的源流了如指掌。正当他踌躇满志、伏案潜心从事自己的事业时，一场狂风暴雨却骤然来临。同所有严谨的学者一样，他只知道效太史简，秉董狐笔，尊重客观存在，忠于历史史实，却不知道如何观测现实的风云变化和政治气候。当“打倒、批判”的口号响彻云霄时，当“横扫、砸烂”的拳头铺天盖地时，宗教只不过是“牛鬼蛇神”、“封建迷信”和“反动观念”的代称而已。在这场“文化革命”中，包括所有宗教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所有形式，都遭到了灭顶之灾。因此，宗教学的陨落，不过是参天大树上坠落的一叶罢了。要从事宗教研究只不过是海市蜃楼了。1968年，先生随大多数保守派被下放到天水农村种地、临夏商业局打杂。他痛苦、愤懑，但从未在逆境中绝望。他坚信那种宣扬“同宗教作斗争、划清界限和彻底决裂”的论调，只“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而已”。阴霾过后春天一定会来临，宗教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支，必将恢复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10年浩劫，犹如一场噩梦。“文化革命”的终结，使中国社会生活重又复苏。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指引下，中国学术界在新的条件下，开始了全新的工作。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学的研究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先生也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这春天给他带来了实现抱负和理想的最佳机遇。这个时期，也是先生学术生命最活跃的时期。

1976年先生调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工作，重新回到了久违的文案书斋。1978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我国建国以来首次宗教学科研规划座谈会，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世界宗教的历史进行认真研究，写出观点正确、详细占有材料的佛教史、基督教史和伊斯兰教史”。这一喜讯使先生埋头学问的信心倍增，觉得民族宗教研究大有可为。

1981年，先生调恢复后的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工作，作为研究所的第一批研究人员，深知自己肩上的重担，深知教派门宦对西北穆斯林社会及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重要性。多年来，如何评价苏菲派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问题，尤其是随着我国对伊斯兰教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苏菲派在中国的影响问题——传人中国的时间，传入路线与传人方式，苏菲派与中国门宦的关系、与汉文伊斯兰教著述的关系、与一般穆斯林信仰的关系，等等，是我国学术界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带着这些问题，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辛勤耕耘，于1983年把自己积30年心血而撰著的《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以下简称《史略》)交我国著名回族、伊斯兰教研究专家杨怀中先生负责编辑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怀中先

生曾回忆说：“1980年11月，在银川召开了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各地同志围绕清代以来我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变化这个总题目，提交了一些有见地的论文和珍贵的资料。我们从中选编了勉维霖先生的《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予以出版。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收到良好的效果。为此，我琢磨着是不是能再有一个介绍全国教派门宦的本子。后来我到兰州寻访，经多方打听说马通老哥有这个本子。登门拜访，拿到书稿阅读后，觉得很好，准备在宁夏出版社出版，结果有人给自治区党委写信，说这本书出来会影响民族宗教矛盾，特别是回族内部的矛盾。自治区宣传部通知我这一情况后，我又把书稿拿到白寿彝先生处，请白先生审阅。白先生仔细阅读后说：‘这本书出出来只有好处，没坏处。有益无害。得到白先生的肯定后，又征询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金宜久等先生和中央民族大学马寿千先生的意见和看法，他们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鼓励出书。这样就出版印刷了1万本。不料抢购一空，反响很好。”⑨“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史略》以更广阔的视域、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富于辨伪精神的考释和探幽入微的论述，不仅凝冶中外古今伊斯兰苏菲思想于一炉，且发前人之未发，旁征博引，精见迭出，周密而不失偏枯，不仅把中国伊斯兰教主要教派与门宦及其支系的教义渊源、发展和现状，以及他们的修持和礼仪等全面地展现了出来，而且将教派门宦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被视为当代教派门宦研究的“筚路蓝缕的开山著作”，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教派门宦不可多得的弥足珍贵的经典著作。《史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国内外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对之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史略》在研究中外文化史、宗教史、地区民族史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填补空白的扛鼎之作。我国著名史学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专家白寿彝先生曾评价《史略》说“有开拓性的贡献”。著名学者张承志评价道：“在这种时候，若想挑几本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并企图用来鼓舞真正的科学、鼓舞正确的方法论的话，我能说的有一本：马通先生著《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该书向世间第一次披露了中国回族的丰富内涵，一册牵动全躯，西北史、西北民族关系史、中西关系史、回民起义史、西北军阀研究、教派衍化、神学、神秘主义(苏菲主义)神学及哲学、汉文明与外来文化、心理研究、甚至中古波斯一阿拉伯语言形态——都可以借此获得新鲜空气。”德国亚洲国际少数民族研究学者雷尼·戴凌在写给宁夏人民出版社的一份感谢信中认为，该书是一本“资料十分稀罕，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不仅如此，这部力作亦是国内外一些大学民族学和宗教学及相关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必读课本。作为我国伊斯兰教教派门宦制度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之一，经四次再版，仍然是一部畅销书。尽管如此，先生并不满足于《史略》所提供给读者的史料，认为“《史略》只谈了‘流，缺少对‘源的记述”。因此，用两年时间伏案完成了《史略》的“姊妹篇”《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以下简称《溯源》)，于1986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溯源》，顾名思义追根溯源、刨根问底，以8章篇幅重点探讨了国内教派门宦与国外的渊源关系，弥补了《史略》的缺憾。这样，使“源”“流”结合，使读者对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及其社会作用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史略》和《溯源》不仅使中国教派门宦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推进了中国苏菲派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广泛深入的交流并与之接轨。

此外，先生还撰著出版了《甘肃回族史纲要》、《中国西北伊斯兰教的基本特征》、《甘肃回族史》、《甘肃回族人物》、《丝绸之路上的穆斯林文化》和《伊斯兰教思想史纲》等揭示和反映伊斯兰思想、丝路文化、西北教派和地区回族史论的主要著作，其学术价值是不可低估的。《甘肃回族史》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甘肃回族的源流、历代政权的民族政策与甘肃回族的反压迫斗争、民主革命和回族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中作出的贡献，以及甘肃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中国西北伊斯兰教的基本特征》从历史和现实出发，详细论述了西北伊斯兰教的基本特征。这些著作，不仅为地区民族史和宗教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为党和政府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提出了客观的、有益的理论建议。

从1981年到2008年20多年时间里，先生共出版学术专著8部。8部著作，谈何容易。它凝结了先生的心血，展现了先生的厚重学术底蕴，抒发了先生内心流淌着的深深的民族情怀和为国家民族学术研究贡献力量的使命。

作为我国伊斯兰教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先生还参与主编了《伊斯兰教在中国》、《西北伊斯兰教研究》、《回族近现代史研究》、《回回民族遍华夏》、《甘肃近现代史资料》、《中国伊斯兰教库布林耶谱系(大湾头门宦)》等7部学术文集。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先后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持或参与国家及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4项，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等权威性工具书有关词条的撰写及审订工作。

因先生成果显著、贡献突出，1987年10月，经甘肃省社科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被破格评定为研究员。对先生在民族宗教领域中的辛勤劳作、呕心沥血的探求，党和政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的研究成果，曾获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4次，三等奖1次。1988年，在甘肃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受到表彰和奖励，有关单位授予他“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1994年，经甘肃省政府批准，先生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以奖励他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美国、法国、德国、丹麦、日本及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都先后邀请他前去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1989年4月，应美国哈佛大学邀请，先生和杨怀中先生参加了在哈佛大学举行的“伊斯兰教在中国的遗产——纪念佛莱彻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于会后应邀前往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洛杉矶、圣巴巴拉等地的大学访问交流。中国研究伊斯兰教和回族的学者出现在哈佛大学的讲坛上，是屈指可数的。它不仅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认可和重视，而且反映出对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学研究的重视。1991年春夏之际，他又应邀前往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东干族研究所讲学并进行学术交流和考察，讲授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穆斯林问题，在国际伊斯兰文化研究界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1995年应世界伊斯兰联盟的邀请赴沙特阿拉伯麦加朝觐并进行学术交流活动。此外，一些关注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穆斯林的外国专家、学者，他(她)们不辞辛劳，不远万里，纷纷慕名专程前来求教马通先生，与他进行学术交流。如美国南加州大学李普曼教授和波莫纳大学杜磊教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

院的莱拉教授和阿尔凤教授、日本学者高桥、台湾政治大学人类学者张中复教授以及德国、丹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学者等。

在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同时，多家新闻媒体如甘肃省电视台、甘肃省广播电台、《民族报》等也专门采访报道马通先生的学术贡献和人生经历。

除研究外，先生曾先后担任兰州大学民族学博士点博士生导师，西北民族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教书育人，诲人不倦。他常常教育学生说：“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要经得住坐冷板凳的考验。”“为学应先学好为人，这样才能称得上品学兼优。”正是先生的谆谆教诲，他培养出的多名学生现已成为历史学、民族学和宗教学研究领域的中青年骨干，如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高占福研究员、兰州大学历史系马娟博士、广东省伊斯兰教协会王玉霞女士、陕西师范大学马强博士、西北民族大学敏文杰博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李林博士等。

先生属狷介型学者，几十年如一日淡?白名利，严于操守而不张扬玄虚，埋首学问而不哗众取宠，治学严谨而一丝不苟，从不马虎草率。尤为重视实际调查研究，力求实事求是，力求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得出令人信服的正确的结论。先生为人谦虚、做事谨慎、不骄不躁、和蔼可亲。因长期醉心学问的缘故，每视名利却不屑一顾，沉潜于学问的境界，使他得到了精神上最高、最大的享受。笔者有幸聆听先生谈学，得意时如数家珍，精神焕发，可谓其乐无穷!

先生在研究和教学的同时，积极参政议政，曾当选为政协甘肃省第六届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伊斯兰教协会副秘书长、常委。作为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委员，多次参与了自治州、县自治条例细则的讨论和制定。

先生于其所从事的科研领域，曾长期担任甘肃省民族宗教学会副会长、顾问。曾任中国民族学学会理事、中国回族学会常务理事、甘肃丝绸之路学会理事、甘肃中青年史学会顾问等学术兼职。

从1976年重新走上研究岗位到1998年离休共22年时间，这20多年是他学术生命的“黄金时期”，也是他“人生最快乐的时期”。

三、老骥伏枥志千里耄耋暮年心不已

1998年先生从工作岗位上光荣离休，尽管已逾古稀之年，但仍笔耕不辍。用先生自己的话说：“还没有离开教学和笔耕，心不死，余热不息。”朴实无华中透露出先生“老骥伏枥的壮志”。正是这种精神的激励，离休后，他还是坚持著述，对《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制度史略》和《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进行了必要的科学的修订，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教派门宦在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中的重要性和时代价值。2000年，为了表彰先生在伊斯兰教、回族学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和宁夏人民出版社联合为他举办了“从事民族宗教研究五十年暨著作再版发行座谈会”。会议受到甘肃省委、省政府的重视，长期从事民族宗教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以及部分从事民族宗教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郭长乐评价先生说：“是旗帜性的代表性人物”。西北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郝苏民先生说：“马通先生在伊斯兰教教派门宦和回族史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和开创性的贡献”。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建新先生评价说：“马通先生的《史略》和《溯源》是广泛的，是世界性的”。这些评价是中肯的、公正的，也是符合事实的。

2003年的新著《伊斯兰思想史纲》(宁夏人民出版社)填补了伊斯兰思想史研究的空白。虽是“提纲挈领”的，但它却是沉甸甸的，对我们撰写一部完整的伊斯兰思想史有一定的启迪和帮助。

先生患有眼疾，曾多次手术，但他不顾亲朋好友的相劝，忍受着眼疾的折磨，每天坚持拿着放大镜看书、整理资料，硬是集成了80余万字的《中国西部苏菲学派史料选集》(以下简称《选集》)。这部《选集》，并不是对以前史料的重复，而是汇集了著作《史略》和《溯源》时积累下来的部分未公开过的珍贵资料，对现阶段研究教派门宦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选集》以《史略》体例为摹本，分6个部分，约计80余万字。第一至第五部分详细记载了哲赫忍耶、嘎德忍耶、库布忍耶和虎夫耶的道统史、碑刻、家谱、主要人物生平事迹以及被誉为中国“乌托邦”社会的西道堂的详细史论和现状。在第六部分“伊斯兰教派门宦调研整理”中，对历史上有争论的事件和人物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并给予了公允的符合历史史实的中肯评价，使过去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和有疑虑的历史事件基本上有了一个较为准确的答案。我们期盼先生耄耋之年的又一成果面世，为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学研究再添精彩。

锲而不舍金石镂，宁静淡?白壮志名。细细算来，从大学时代立志研究民族宗教起至今，足足60年时间，无论寒来暑往、冬至春来，无论阳光明媚还是狂风暴雨、阴霾漫天，为实现少年时的雄心壮志，先生坚守着一个信念，一往无前，始终拼搏在这个“冷门”学科上。尽管有过人生彷徨，但他仍然坚定而自豪地说：“这条路选择对了!”从他坚定而无怨无悔的口吻中透露出一种对事业的执著精神。不错，正是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锲而不舍精神，才使他的学术大放异彩，他给中国伊斯兰教、回族学研究，乃至世界伊斯兰教研究和民族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应该说，在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学研究史上，先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是中国伊斯兰教教派门宦研究的开拓者和践行者，他的“姊妹篇”《史略》和《溯源》堪称教派门宦研究的扛鼎之作，在当今学术界站得住脚，相信将来也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责任编辑马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