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伏平

摘要：民国时期，吴忠回族商业有了很大发展，涌现出一批闻名商界的商人和商号，他们主要经营甘草、发菜、枸杞、肥皂、毛巾等农贸和生活用品。

关键词：昊忠；回商；商号

中图分类号：F127.8“2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586(2009)02-0140-06

吴忠是宁夏回族聚居区之一。民国时期，吴忠又称吴忠堡，“系灵武县属巨镇，在灵武县城东南四十里，当金积、灵武两县之要冲，地濒黄河，为水陆交通之孔道，商业之盛，远过县城。民国十七年(1928年)遭匪抢劫，损失达300万元以上，十八年(1929年)后逐渐恢复。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左右，吴忠堡共有大小商户40余家，共有资本约100余万元。因回人(回族)刻苦善经商，故该镇经济大权，仍操在回人手中。……一般称之为‘宁夏的上海”。吴忠成为当时商贾云集、贸易发达、西北商道上有名的水陆码头和货物集散地。吴忠回族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涌现出李凤藻、马五洲、马月坡、何义江、马汉武、丁生魁等有名的回族商人和天成和、振兴永、聚源恒、福兴奎等商号。他们主要经营甘草、发菜、枸杞、粮食、油料、豆类、山货、牛羊肉、清真食品、药材、食盐、丝绸、布匹、成衣、海味、首饰、糖、菜、小家具、棉花、小五金、火柴、蜡烛、肥皂、毛巾、帽子等。他们所经营的商号大多都有自己的驼队，将宁夏的土特产等产品由吴忠驼运，经内蒙古伊克昭盟等地到达包头，再运往天津等地。返回时将采购的货物运回吴忠进行出售。

一、李凤藻与“天成和”

李凤藻(1894～1991)，字文芹，出身于宁夏吴忠堡的一个以经商为生的回族家庭。祖父李发祥早在咸丰末年就开始从商了，并在吴忠堡街上开了一家名叫“祥发永号”店铺，专营日用百货杂品。父亲李秀在家里务农，后从事长途贩运，也代客运物，成为吴忠堡一支重要的运输力量。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李秀在吴忠堡街面上购置了两间房子作为铺面，开了个小杂货铺，取名为“天成合”。“天成合”创建初期，资金不很雄厚，大约千余两白银，主要经营杂货土产品，利用自己的驼队从外地运进商品，也收购地方土特产品外销。“天成合”采取了集采购、运输、销售为一体的经营方式，改变了过去那种单纯营运的经营方式。同时，“天成合”也进行了业务分工。李风藻长兄李凤鸣协助父亲主持杂货铺，二哥李凤仪协助父亲管理驼队运输，李秀掌管全盘经营活动，有时在店里亲自经销，有时随驼队到外地营运，这样做，可及时了解市面商品的供求，可亲自指导购货尽快出手。这种经营方式为后来的“天成和”商号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光绪末年，“天成合”销售从甘肃陇南和陕西汉中等地进购糖、茶，深受吴忠当地回民欢迎。

1907年，李秀积劳成疾，无力再过问“天成合”商号的经营业务，李凤鸣身体也不太好，独自掌管经营颇感吃力，决定李凤藻和其三哥李凤喈退学人店协助经营。李凤藻进“天成合”后，先是做学徒，跟着兄长学习商业知识，两三年后被提升为司账，协助长兄管理账务。1911年京张铁路通车后，“天成合”决定把经营业务由陕甘改为向东拓展，即以吴忠为起点分水旱两路北上包头，然后从包头直奔张家口地区，把西北地区的土特产运出去，再从包头、张家口运进当地所需要的各类商品。很快“天成合”有了很大发展，铺面和驼队都有所扩大，还开设了油坊，资金发展到3000余两白银。

1913年至1915年，李秀和李凤鸣相继病故，“天成合”在几年间相继失去了两个富有经验的掌柜，经营活动遭受重大影响。此危难之际，李风藻母亲马氏出面主持“天成合”，并将“天成合”的全部资产平均分成三份，李凤仪专管营运，李凤喈专管外务，李凤藻协助母亲主持“天成合”业务，同时由李风鸣长子李建邦任司账。从此，“天成合”成为由三兄弟合股经营的商号。为了振兴“天成合”的经营业务，李凤藻于1916年提议将“天成合”正式改名为“天成和”。1917年，李凤藻正式成为“天成和”商号的新掌柜。

为了扩大“天成和”经营业务，1917年，李凤藻与吴忠的杨春花、天津的刘墨林合伙在天津北马路开办了3间门面的杂货铺，除销售宁夏的土特产品外，还负责收购日用百货运回宁夏。李凤藻又在绥远省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和包头两地购买房产，设立庄点，与当地商界建立了购销关系，扩大了“天成和”在绥远一带的经营业务。“天成和”商号的经营业务日趋扩大，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天成和”的资金增长到4000多两白银，成为当时吴忠回族商人开设的四大商号(即李家的“天成和”、白家的“永兴隆”、牛家的“万生财”和马家的“福顺安”)之首，并与时称宁夏八大商号并驾齐驱。

京包铁路线通车后，“天成和”的经营业务范围更加扩大，通过在陕、甘、宁、青等地的收购点，将在西北地区收购的皮毛、甘草、枸杞、发菜等土特产品，用自家的骆驼和租船运往包头，再装火车运到天津销售。然后再把从天津购进的日用百货，如布匹、棉花、绸缎、海菜、铁钉、香水、火柴、蜡烛、肥皂、油灯罩、毛巾、腰带、帽子、小镜、鞋袜、木梳等商品用火车运至包头，再以水路、陆路运回宁夏。由于“天成和”购货齐全，运力强，周转快，一时间“天成和”的生意十分繁荣，每天早晨商号一开便是顾客盈门，前来谈生意、购商品的人络绎不绝。当时，市面上的零售商店几乎被“天成和”的货物所垄断。不仅如此，邻近的县，乃至宁夏省城也有商家前来洽谈生意。至此，“天成和”开始走上兴旺发展时期。

“天成和”在发展经营业务同时也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广泛联络社会各界人士，为商号经营活动创造了很好的社会条件。1917年，李凤藻捐资近千两白银，在吴忠兴办回民小学。“天成和”商号还出资兴建清真寺、架桥铺路，群众赠以“乐善好施”之匾额。

1921年，马福祥调离宁夏任绥远都统之后，因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的影响，此时吴忠地区社会秩序渐次混乱，一些贪官污吏同土豪劣绅相互勾结，经常寻衅滋事，借故敲诈剥削各商家，使各商号损失惨重，“天成和”也未能幸免。1918年，“天成和”从天津购进一批货物，货未进吴忠即被税局稽查，勒令停运检查，结果被封存三月有余，后来，被迫拿出五百块白洋暗中“疏通”，才启封了货物。后来，宁夏金积堡恶霸马世思(外号马歪脖子)借口一桩无名尸案，竟与金积县府勾结，将“天成和”商号的运输主管李风仪抓进县衙关押起来，敲诈500多两白银，方才罢手。此后，这类事情层出不穷。“天成和”遭受此打击，经营活动跌入低谷。

由于社会秩序混乱异常，以致吴忠地区繁荣的商业景象变得日趋萧条，有的商号收缩了经营规模，有的商号干脆关闭。面对这种情景，李凤藻将“天成和”的业务收缩，把经营活动交付给弟兄和侄子，弃商从戎。1922年初，李风藻投奔绥远都统马福祥。先后任第五混成旅部副官、辎重连连长、骑兵卫队

长、新七师骑兵团第三营营副等职。1926年参加冯玉祥五原誓师，后投入北伐，任国民联军四路军第七师机枪营营长、骑兵补充团团长，转战陕、豫，巡防陇海线，多次立功受奖，被授予少将军衔。

自1924年至1928年，由于二次直奉战争的影响和北伐战争的开始，“天成和”的经营业务没有什么进展，店面开三日关两天，货物已不能大批购销，只是小批量靠单人独骑做点零星生意，最远的运货渠道也只能靠水路，往返于吴忠至包头一带。此后，“天成和”连遭劫案，李建邦在赴安边做生意途中。被土匪打死，所带千余块银元被土匪抢劫；李凤仪雇船押运羊毛途经西山嘴时，也被土匪打死，两万多斤羊毛被抢劫一空。“天成和”陷入绝境。

1928年秋，李凤藻辞去军职，回到家后，重新操起“天成和”的经营业务。李凤藻决定将“天成和”商号迁至包头，以包头为基地，将“天成和”商号建成总号，在青海西宁、甘肃平凉、宁夏吴忠设立分号，通过包头的总号向东与京津张地区联结成一个完整的商业网络，把经营的重点放在批发业务上，将西北地区的土特产原料运到东部工业发达的地区，进行深加工，同时将东部的日用品运送到西北地区进行销售。李风藻亲任经理并兼管业务，只聘请一名管账先生负责记账。并派自己的子侄到各分号常驻经办收购和经销事宜。经过李凤藻等人的苦心经营，自1928年到1937年，“天成和”的营运业务逐年盈利，使原来仅有的3万余银元资金发展到26万多银元，房地产从30间发展到200余间，骆驼增加到200多峰。“天成和”达到了鼎盛时期。

1936年，李凤藻朝觐回国后不久，联合包头的商人麻子权、陈林，三人出资兴办了一个取名为“吉庆公”清真肥皂厂。工厂所用主要原料是就地收购的牛、羊、骆驼油，这不仅生产成本低，而且符合广大回族群众的生活习惯，肥皂甚为畅销，这是“天成和”首次把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的第一个手工业工厂。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京津地区和包头先后被日军占领，宁夏商品对外输送的北路被切断。李凤藻携带部分细软举家迁回宁夏吴忠，将“天成和”的大批货物寄放在包头的同兴货栈和吉庆公清真肥皂厂，交与陈子寿等人代管。日军占领包头后，将“天成和”存放在包头的一大批货物扣押。李凤藻多次写信委托陈子寿等人托人交涉，后日军才将大批货物中的一小部分香烟、染料、布匹、绸缎等日用品归还，其余大部分被没收运入包头日军的“陆军仓库”。此外，“天成和”在包头的房地产也被日军强行占用，仅剩下吉庆公清真肥皂厂了。从日军手中交涉要回的这批货物于1938年运至宁夏石嘴山时，被马鸿逵政府以“敌占区物资”名义扣押，以后虽经交涉终未获准发还。至此，“天成和”蒙受了巨大损失，达6万余银元。

“天成和”总号迁回宁夏吴忠后，设在甘肃、青海的分号也将所收购的物资就地折价出售，结束了业务撤回宁夏，损失几万银元。到1939年，“天成和”不仅没有做什么生意，就连原来的本钱也只剩下不足1／3。在从商无路的情况下，李凤藻与灵武县长王宪之等人联合，于1942年在吴忠东门外开办了一家小型织布厂，打算以工促商，解决货物来源。工厂开始时，主要用西安的棉纱织布，后因纱源无法保证，便改用当地羊毛作原料捻线织布，所生产的粗毛布很受当地群众欢迎。不料生产仅一年多时间，织布厂就被马鸿逵官办的宁夏毛织公司以“羊毛、驼毛、皮张均属抗战物资不准私人经营”为由勒令停办，工厂的原料、产品、机器设备一律没收。至此，“天成和”的最后一项经营活动也被迫结束。

由于马鸿逵政府以抗日为名，一方面将商品的收购与外销权集中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又以资敌的种种罪名禁止私商从外地运货到宁夏，加强对商人的掠夺搜刮，以致大批宁夏商号纷纷破产倒闭。同时，马鸿逵为了扩充实力，假借“抗战”名义，年年征兵，而每年征兵，各商号都得出钱雇兵应征，士兵跑了又得重新雇人顶替。在马鸿逵主政宁夏的17年中，“天成和”一家共雇兵42个，共出雇兵款2万多银元。1946年，李凤藻决定结束“天成和”的经营，将剩余的资产分为四份，分给自己和子侄。至此，“天成和”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天成和”自1904年创办至1946年停业，历时40余年，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在近代回族工商业发展史上留下了值得回味的一页。

抗战爆发后，李凤藻回到宁夏，曾担任过灵武县商务会会长，中国回教协会宁夏分会理事，灵武县回教协会会长，以后又担任宁夏省政府参议会参议员、省银行董事。1941年在吴忠兴办了毛织厂，后被马鸿逵查封。1946年、1948年两次出席“国民代表大会”。天津和平解放后，李风藻举家迁至天津，开设了合成织布工厂。工厂建成后，他又积极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被选为天津市抗美援朝委员会回民分会委员，发动旅津的宁夏籍同乡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运动。同时还帮助三义庄清真寺筹款修建房舍，聘请阿洪。

1951年，应宁夏省人民政府的号召，李凤藻回到了宁夏吴忠。李凤藻回到宁夏后，参加了吴忠电厂的筹建工作，并在吴忠开设了建新织布厂，投产后很受群众欢迎。1952年后，李凤藻历任宁夏省公私合营企业公司副经理，银川面粉厂厂长，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和自治区第三、四届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第三、四届执委和第五届顾问。1991年5月，李凤藻病逝，享年97岁。

二、何义江与“聚源恒”

何义江(1886～1969)，字巨源，出身于宁夏灵武县崇兴寨一个普通回族农民家庭。其父何殿元，以务农为业，有土地6亩。因家境贫寒，1912年，25岁的何义江每天赶上两头毛驴，到离家60公里以外的磁窑堡煤窑驮砟子炭到灵武县崇兴寨和吴忠堡贩卖，每次获利约一倍以上。后来由于生活逐渐宽余，何义江攒钱买了两峰骆驼，除继续贩卖砟子炭外，还贩卖食盐和粮食。

1914年，何义江与当地商人马兆生、山西商人王金堂在灵武县崇兴寨街上合资创办了“义顺生”杂货铺，共有资金3 000多银元，3间铺面，王金堂任经理，雇有董福奎、谢善卿等店员，主要经销布匹和杂货。此后，“义顺生”为扩大营业，在包头、天津等地设立庄点，将在陕北、甘肃、青海和宁夏等地收购的羊毛、甘草、枸杞和各种土特产品等，顺黄河贩运到包头，再通过火车运输到天津，进行批发销售。返程时，将京、津一带的各种日用百货带回吴忠一带销售。由于经营有方，股东之间都能和睦相处，店员又能勤于职守，短短几年时间，“义顺生”就从一个小杂货铺发展成为拥有流动资金20多万银元的大商号。1929年，厄运降临到“义顺生”的头上。当时流窜于吴忠、灵武一带的土匪杨自福(绰号杨猴小子)将“义顺生”抢劫一空，损失惨重，“义顺生”内部分崩离析，店员各奔前程，被迫关门歇业。

1929年秋，何义江从沙特阿拉伯朝觐回来后，又在灵武崇兴寨独资创办了“义顺源”货栈，后改名

为“聚源恒”货栈，何义江亲任掌柜，雇店员10余人，负责司账、保管、跑外等工作。“聚源恒”货栈不设门面，以批发货物和收购土特产品为主要业务。“聚源恒”货栈开业时有资金五六万银元，自养骆驼六七十峰，马、骡共16匹(头)。“聚源恒”货栈以黄河皮筏和骆驼为主要运输工具，组建了自己的驼队，专走沙漠草地，往返于吴忠、灵武、西宁、武威、兰州、绥远、张家口一带，将青海、宁夏、甘肃等地收购来的羊毛、羊皮、甘草、枸杞、发菜、药材等运往包头，转运到天津，然后将从京、津一带收购的绸缎、棉花、瓷器、海菜、糖茶、火柴、布匹、五金、首饰等驮运到吴忠、灵武、西宁、武威、兰州、绥远等地销售。“聚源恒”还在包头、天津、西安、兰州等地常驻庄客，在西宁、平凉、武威、定边等地也常选派店员坐庄，推销货物和收购当地的土特产品。经过几年时间的发展，“聚源恒”已发展成为宁夏灵武县一家很有名气的货栈。在天津有市房60余间，在吴忠和灵武有市房100多间，资金积累达三四十万银元。何义江也成为河东地区有名的富商。

何义江经商十分重视诚信，说话算数，不拖不欠，即便物价上涨，也能做到按时付款。有一次何义江到陕北靖边收购土特产，发现当地牧民并不了解羊毛的实际市场价格，个别商贩甚至采取欺诈手段压低价格收购羊毛。何义江则以实际收购价格收购羊毛。许多牧民都纷纷把羊毛、羊皮拿来交给他，即使他没有钱支付太多的货物，他们仍然很放心让何义江把货物拉走。返回家后，何义江马上派人把钱送到牧民的手中。此后，很多牧民直接把各种土特产送到“聚源恒”，这件事在当地曾一度被传为佳话。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京津地区和包头先后被日军占领，宁夏商品对外输送的北路被切断。何义江另辟货源地，从西安、兰州、平凉开辟货源。例如，从西安采购的雁塔白布、五福布、古渡布等在当时都是畅销货。从兰州采购的王字牌和恒字牌水烟，运到陕西榆林、定边等地批发，很受当地客商的欢迎。

天津、包头被日军占领后，由于撤退不及，“聚源恒”在天津庄点的全部财产基本上完全抛弃。“聚源恒”在包头存放的大批货物被日军强占扣押，后经多次向日军交涉，日军才将部分货物归还，这批货物于1939年运至宁夏石嘴山时，被马鸿逵政府以“敌占区物资”名义扣押，以后虽经交涉终未获准发还。至此，“聚源恒”蒙受了巨大损失，达3万余银元。

1937年，“聚源恒”从甘肃、青海一带收购的20万斤羊毛被马鸿逵政府扣留转卖，发给“聚源恒”的毛价不足原价，“聚源恒”又损失近4万银元。在马鸿逵主政宁夏的17年中，“聚源恒”一家共雇兵40多个，共出雇兵款2万多银元。1939年冬天，马鸿逵利用宁夏回教协会的名义，以将《古兰经》翻译成汉文为由，强迫“聚源恒”、“天成和”、“宣德堂”、“福兴奎”四家商户，每户捐款2万银元，最后连一本《古兰经》也没有翻译出来，捐款全部被马鸿逵私吞。1943年，马鸿逵在宁夏府城(今银川)为其父亲修建“云亭纪念堂”，强迫各商户摊派修建费，“聚源恒”一家就摊派捐款1万多银元。至于其他苛捐杂税和地方官吏的敲诈勒索更是不计其数，加之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等原因，“聚源恒”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只剩下资金七八万银元。

新中国成立后，何义江被选为宁夏省人民政府第一届政府委员，以后又先后担任宁夏省工商联主任、甘肃省工商联副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工商联主任、全国工商联常委等职务。何义江努力团结工商界人士，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发展地方工商业作贡献。

在抗美援朝时期，何义江积极带头捐款。1950年，何义江捐款联合修建了宁夏面粉厂。1951年，何义江与李凤藻、丁成祖等人合资兴建吴忠建新织布厂(故址在吴忠市东门外，现吴忠棉织厂处)，马月坡担任厂长。同年，又与李凤藻等人兴建吴忠电厂。1953年，何义江利用吴忠市自己的房屋，创建了聚源棉布厂(故址在今吴忠市朝阳街)。1954年，何义江将“聚源恒货栈”改名为“聚源恒商店”，在吴忠市设立门市部，以零售为主，资金4万元，何凤祥担任经理，吴生海担任副经理，何凤祖担任会计。同年，何义江和李凤藻、牛百川等人协商，经当地政府批准，将建新织布厂、聚源棉布厂、牛百川经营的民生织布厂合并成立新合织布厂。马月坡任厂长，丁成祖任副厂长，资金20多万元。1955年，何义江在北京参加中华全国工商联执委会期间，在听取毛泽东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座谈会后，将自己经营的企业积极参加公私合营外，还将多年积蓄的3000余两黄金、6000多块银元兑换成人民币，投入实业建设。1962年，何义江捐资3万多银元，在银川创办了利群中学，何义江担任校董事长和名誉校长。此校为宁夏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十年动乱”中，何义江遭受迫害，于1969年10月在吴忠病故，享年83岁。1980年平反昭雪后，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在银川八里桥革命公墓为其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三、马五洲弟兄与“振兴永”

马五洲(1929～1991)，出身于宁夏原灵武县郭家桥一个回族家庭。其父马振邦，以务农为业。因家境贫困，马振邦年轻时就赶毛驴，采购日用百货，驮到陕北贩卖。1925年，马振邦在宁夏灵武县郭家桥创办了“振兴永”商号，并在包头、天津、西安、兰州、武威等地常设庄点，在安边、定边常驻庄客，为本号采购和批销货物。马振邦50岁时，赴沙特阿拉伯朝觐，将“振兴永”交给长子马岳洲主持。次子马五洲被派往包头，独自主持“振兴永”在包头和天津庄点的业务。马五洲19岁时独自主持包头和天津庄点的营业。三子马兴洲专门负责“振兴永”的运输和采购工作，并跟随骆驼队来往于宁夏、甘肃、青海、陕西、绥远等省，除转运商号采购的货物外，还承揽运输客商的货物。“振兴永”专门从事批发业务，其经营范围包括购销土特产品和日用百货，土特产品有皮毛、甘草、枸杞、发菜、大麻等，百货有布匹、绸缎、棉花、火柴、糖茶、烟酒、纸张、瓷器等。“振兴永”创业初期只在本省灵武、吴忠、金积、盐池几县收购土特产品，运到绥远省的包头批发，又从包头采购杂货运回宁夏销售。随着业务的扩大，先后在天津、包头、西安、兰州、西宁等地设立庄点，在陕西的定边、安边常驻庄客，从而扩大了销售渠道，增加了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商号和庄点都有买有卖，对营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到抗战前夕，“振兴永”商号已有自养骆驼130多峰，山羊、绵羊1000多只，店员和拉骆驼的工人各10多名，资金约10万银元，在吴忠、包头等地共有市房100多间。

卢沟桥事变不久，天津沦陷，“振兴永”在天津的庄点因撤退仓促，库存货物全部损失。包头失守前夕，当地驻军在撤退时抓走“振兴永”放青的40峰骆驼。“振兴永”在向甘肃武威和宁夏灵武转移库存物资时，被马步青和马鸿逵的军队以私运敌资为名，将60多峰骆驼、2000多匹布等全部没收。由于天津货源断绝，又遭受以上损失，“振兴永”遂缩小经营范围，利用剩余骆驼，来往于西安、兰州、西宁、平凉、安边、定边等地，贩卖纸张、水烟、土碱等物。马鸿逵成立“富宁公司”后，强迫“振兴永”等四家回族商号以高价购买其滞销的枸杞，使这四家回族商号损失达十几万银元。1948年，国民党纸币严重贬值，“振兴永”的营业逐渐萧条，资金只有五六万银元，马五洲等人遂将振兴永迁到吴忠，改名“巨兴永”，故址在今吴忠市朝阳街食品加工厂处。1949年9月吴忠解放时，马五洲弟兄拿出资金，为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购置粮草，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五洲担任吴忠市工商联主任，马兴洲负责“巨兴永”的业务。1952年，将“巨兴永”改为货栈。不久，马五洲与李凤藻、何义江等人合资兴建织布厂，并与李凤藻等人筹建吴忠电厂。1956年，马五洲弟兄将自己经营的企业积极参加公私合营外，还将多年积蓄的20余两黄金、500多块银元支援抗美援朝和地方建设。1991年，马五洲逝世，享年62岁。

四、马月坡与“福兴奎”

马月坡，原名马占元，字月坡，出身于宁夏吴忠市原金积县汉伯堡乡廖桥村(今属吴忠市汉渠乡)一个回族农民家庭。马月坡少时聪慧过人，跟随其父马明生从事农耕和小商业经营。青年时，继承家业，广开工商之路，经营“福兴奎”商号，长期从事长途贩运，收购羊毛、羊皮、枸杞等特产，用驼队运往包头，再转道绥远、张家口到达京津地区，宁夏的皮毛还通过天津港出口到日本。同时运回绸缎、布匹、金银首饰及日用百货等商品，生意涉及陕、甘、宁、青、新、内蒙古、京、津等省市，使“福兴奎”成为当时吴忠堡最具影响力的八大商号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马月坡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舍弃天津、包头的庞大产业，回到宁夏吴忠兴办工商业。1951年，马月坡担任吴忠建新织布厂厂长。同年，与吴忠回族知名商人李凤藻、何义江、马五洲等人筹资入股，兴建吴忠电厂，成为大股东之一。1955年马月坡担任吴忠第一家大型棉纺企业——新合棉织厂厂长。1957年，马月坡倾其家产与当地工商户合营组建吴忠市百货公司，并担任经理。1966年病逝，享年67岁。

责任编辑马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