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有延

摘要：广州怀圣塔建造年代，在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意见，从初唐到南宋不一而足，但每种说法都缺乏决定性的证据，最后的结论还有待于新的文献及考古学证据的发现。近年来在这一课题上的最重要进展，当属郭祥正的两首咏光塔诗的发现，它锁定了怀圣塔的建造是在北宋元祐三年之前，在国际上影响深远的南宋蒲氏建塔说至此可以寝息。在唐宋时期的历史环境下，建造怀圣塔这样一座巨大体量的标志性的异域异族异教建筑是当时广州的重大事件。它必然要求在政治、经济、建筑技术等方面均具备必要的基本条件，而且华蕃双方应存在高度的互利和互信基础。从这样综合的整体考察，怀圣塔的建造年代应在唐开元至北宋熙宁之间，其中晚唐和南汉国时期又当别论。但以唐开元至太和盛唐、中唐时期与北宋相比较，在北宋熙宁年建造的可能性最大，而且主持建造者是当时广州的都蕃长辛押阤罗。而怀圣寺的雏形当建于唐贞观年间，匾额上的“贞观元年鼎建”应是明成化年后重建时追加的，对比早期阿拉伯清真寺的历史，可知这时间过于超前。

关键词：广州怀圣塔；建造时间；北宋熙宁；辛押阤罗

中图分类号：K87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586(2009)02-0110-15

一、广州怀圣寺及怀圣塔建造年代研究历史概述

“海上丝绸之路”项目准备申报联合国历史文化遗产，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港口，它现存的文化遗迹不但数量丰富而且对项目成功申报将起着重要的作用。“海上丝绸之路”虽然也包括了许多的东南亚沿线国家，但最主要的作用是沟通了中国和阿拉伯地区诸国的贸易和文化交流。特别在宋代，我国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因受西夏王朝的控制而处于闭塞状态，“海上丝绸之路”就成为宋皇朝主要的外贸通道。广州在唐宋两代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主要港口，怀圣寺和怀圣塔(光塔)是那一段辉煌历史现存的重要文化遗迹，它们的建造年代曾吸引了中外学者长期的关注。但十分遗憾的是，怀圣寺、塔的确凿建造年代在学术界至今仍是意见纷纭，还没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下表罗列出我们所掌握的主要资料，从中可以了解该课题的众多研究者和他们的主要结论及基本论据，本文不再一一详述他们的工作，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所列出的相关文献。

要给怀圣寺及怀圣光塔一个确定的建造年代，从目前的历史文献记载看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它建造在怎样的一个时间跨度里，给出一个时间的上下限。在郭祥正写于北宋元祜三年(1088年)的两首咏光塔诗于近年发现之前，有关怀圣寺和光塔的最早文献记载当属南宋岳珂《程史》及方信孺的《南海百咏·番塔》。前者云：“后有率堵波，高入云表，式度不比它塔，环以甓为大址，棠而增之，外圜而加灰饰，望之如银笔。”后者则说：“始于唐时，日怀圣塔，轮困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绝无等级，其颖标一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叫佛号以祈风信。下有礼拜堂。诗云：‘半天缥渺认飞晕，一柱轮困几十围。绝顶五更铃共语，金鸡风转片帆归。《历代沿革》载，怀圣将军所建，故今称怀圣塔。”怀圣塔现高约36米，方信孺所记“六百十五丈”后人认为是“百六十五丈”之误。不少研究者主要以此两则文献为根据，再加上其他文献资料进行推测，得出怀圣寺塔建于唐或南宋的结论。

怀圣塔建造年代的上限自然就是目前怀圣寺匾额上标示的“贞观元年岁次丁亥季秋鼎建”，贞观元年丁亥为公元627年。先知穆罕默德生于公元571年，610年7月接受启示开始传教，622年迁到麦地那，一个伟大的伊斯兰帝国时代从此开始。迁居后第六年，即公元628年，穆罕默德致信各国国王及酋长劝导信仰伊斯兰教，此时为唐贞观二年。因此，早此一年即在中国广州建寺，恐怕颇费想象力。我国回族著名法学家端木正教授在1957年即已指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编的《中国穆斯林》画册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广州名胜》风景明信片都注明是627年所建，以讹传讹，实不可取。解放以来，伊斯兰教各国外宾到广州参观怀圣寺者为数极众，其中甚为熟悉伊斯兰教史者，闻此年代，焉能置信。去年我见到叙利亚文化代表团的加瓦斯先生，这位来自大马士革的阿拉伯史教授就很有礼貌地提出过怀疑。”

我们如果回顾一下伊斯兰教建立后直至四位哈里发统治时期(公元610～661年)伊斯兰教礼拜寺在阿拉伯本土的状况，从时间上它也覆盖了我国历史的唐贞观时期(公元626～649年)，将对我们认识怀圣寺的始建问题是十分有帮助的。《伊斯兰建筑》一书曾引述先知穆罕默德对他妻子乌姆·萨拉马说的话，“当穆罕默德于626年随远征军前往杜马(Duma)而离开她的时候，她曾用一堵砖墙对其住宅进行了扩建。但穆罕默德回来后即指责她说：“哦，乌姆·萨拉马，建筑是消耗一个信徒财富的真正最无益处的东西……这种观点在整个正统的哈里发时期(公元632～661年)似乎曾在阿拉伯人中十分流行”。其原因自然是在伊斯兰教创建初期，一切财力均应首先满足巩固政权和对外战争的需要，因此，当时的清真寺是简单而实用的。《伊斯兰建筑史图典》一书中指出，“以伊斯兰建筑的典型清真寺为例，它最早起源于穆罕默德于公元622年在战败后于麦地那建造的用土坯砌成的住宅，先知在这里生活、传道，死后也葬于此。它是平面为50M见方的正方形，有两间卧室，中庭用椰树杆搭成遮阳篷，用于议事、作礼拜等，这大概是最早的清真寺了”。“在伊斯兰建筑初创时期，由于阿拉伯建筑并无明显的传统，所以最早的伊斯兰建筑当推穆罕默德迁到麦地那时用枣椰树干和生土建成的住宅，也是清真寺的雏形：正方形的平面，有柱廊、讲经台、房屋面向麦加以及呼唤礼拜的屋顶等，具备了清真寺的基本要素。”“阿拉伯世界扩张之时，伊斯兰建筑的清真寺对建筑的空间需求就如此简单，没有制式，没有形式，在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驰骋中不管是什么建筑传统与风格，只要能满足上述四项功能需求的建筑都可以是清真寺。”由此可见，在穆罕默德以及哈里发统治时期，在阿拉伯半岛，清真寺的建筑是简洁和实用的。根据上述阿拉伯本土的情况，我们可以设想，广州清真寺的兴建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在唐代早期，即唐贞观年间，已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来华初期，每日的祈祷首先在自己的住所内进行，就如同现代的虔诚穆斯林在旅程中。随着教众的增加，为了聚礼的需要，也为了公共事务或商务的需要，会如阿拉伯本土的范例，先建造一所简易的清真寺，它的屋顶就是呼唤教徒礼拜的“邦克楼”。再随着对华贸易的发展，定居在广州的信仰伊斯兰教商人日益增加，他们的财富也不断地积累，广州清真寺会不时地按需要扩建，而且越来越大和越来越宏伟。在极盛的时候，更建造了体量巨大的当时广州最高建筑物怀圣塔，以满足宣礼和导航的需要。这样一个广州清真寺先是简易后臻宏丽，先有礼拜寺后建宣礼塔(怀圣塔)的过程，应是一个合理的符合历史发展的推论。按照上述的推理，第一座

简单的，作为随后怀圣寺雏形的清真寺首先建造在贞观年间是完全可能的，相信这也是历代相传怀圣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一说的由来。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怀圣寺始建于唐贞观时期，但又不宜具体到“贞观元年鼎建”，因为那样时间上就有些过于超前。但重要的一点是，怀圣寺始建于唐，不等于它的宣礼塔也一定建于唐，由于后人以为寺和塔属同时建，因此口碑相传寺塔均为唐建，这也是很自然的事。现存最早的怀圣寺碑文元代郭嘉所撰的《重建怀圣寺记》亦只云“世传自李唐至今”，碑文中并无“贞观元年鼎建”的记载。因此可以相信，“贞观元年鼎建”是元朝以后修寺才添加上去的。

按现存的文献记录，怀圣寺历经劫难，在历史上曾多次重建，其中可考的有：元至正十年(1350年)僧家讷元卿元帅重建，明成化四年都御史韩雍重建，明万历庚子年(1600年)又重修一次，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曾重修，同治十年(1872年)又重修，解放前较大规模一次重修是在1935至1936年间进行的。历史上怀圣寺最严重的一次破坏是在元至正三年(1343年)全寺毁于火，唐宋时的建筑荡然无存。民国34年重修大殿时，“当将殿中地台板撬起时，洁净异常，虫蚁皆无，只拾得至正铜钱十数枚，盖该寺曾在元至正年一度重建者，此殆当时遗下者也”。可以想见，元至正三年的那一场火烧得颇为彻底，已无唐宋的遗留物。已故的龙庆忠教授所说的“唐风遗影”，只能理解为从元至正年重建以后，怀圣寺已是一座部分仿唐的建筑物∞。可能按“越古越珍”的常人思维定式，既然怀圣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明成化或清康熙重修时，因为在匾额上不宜使用“贞观年建”这样含混的落款，因而榜之以确定性的“贞观元年岁次丁亥季秋鼎建”，似亦在情理之中。而重要的是，怀圣寺和怀圣塔无论建于何时，均丝毫无损它们的历史价值。建筑学家刘致平说得很清楚：“广州怀圣寺创建于唐，是我国伊斯兰教建筑中历史最古老的一所。不过现有建筑，除光塔(或叫邦克楼、唤醒楼)外，已全部为清代至解放后的建筑。光塔在我国建筑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它完全是阿拉伯式样，砖砌圆形，内有双蹬道相对盘旋而上。此塔砌筑之精妙，在我国砖砌建筑中是少见的。它的砌筑技艺，无疑影响了后来中国的砖砌佛塔技术。”因此，从古建筑文物的角度，怀圣清真寺目前最可珍贵的建筑是除塔顶外千年未变的怀圣塔，而不是怀圣寺的大殿和其他建筑物。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议的重心，其实主要是怀圣塔的建造年代，而不是怀圣寺的建造年代。有鉴于此，本文主要针对怀圣塔进行讨论，不再把塔和寺的建造年代混在一起，以免造成误会。换句话说，怀圣塔是千年未变的古迹，而怀圣寺则是在历史上曾经不断变化和重修的建筑，它现存的状态已没有保全很多唐宋建筑的信息。

我们首先讨论，怀圣塔这样一座高达36米的当时广州最高建筑如果是建于唐代，那么它最可能建于唐代什么时期，也就是它的时间上限是什么。我们注意到在唐代，广州海外贸易之繁盛并非从初唐开始即如是，因为当时通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是定都长安的唐皇朝主要的对外交流渠道。但随着西域诸国政局的变化，以及“安史之乱”所引致的国内动乱，唐玄宗于开元二年及天宝二年两下敕令，实行与西域停止互市，经济上断绝往来并封锁交通。作为一个补偿措施，加强广州、扬州等地海外贸易。由此可以知道，广州地区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和来自西亚地区信仰伊斯兰教蕃商的大量到来，当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开始，其时是公元712年至755年。在唐史分期上，它属于盛唐时期。怀圣塔的建造，当在其时或随后，特别是应当在广州设立“蕃坊”之后，这是建造时间的上限。

我们看建造时间的下限，陈寅恪先生很看重“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并在这方面做出很好的范例。郭祥正写于北宋元韦占三年(1088年)的两首咏光塔诗的发现，是近十余年来在怀圣塔建造年代研究文献史上的一个重大进展。郭祥正，字功父，北宋太平州当涂(今安徽当涂县)人，于哲宗元祐三年任端州知州，著有《青山集》行世。他在知端州期间，曾往来广州，与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知广州蒋之奇同游各名胜，相互唱和，留下不少诗篇。其中多有涉及广州当时风俗、物产和其他有历史价值的内容。郭祥正的《青山集》中有两首诗提到怀圣塔：其一，《同颖叔修撰登番塔》：“宝塔疑神运，擎天此柱雄。势分吴越半，影插斗牛中。拔地无层限，登霄有路通。三城依作镇，一海自横空。礼佛诸番异，焚香如汉同。祝尧齐北极，望舶请南风。瑞气凝仙露，灵光散玉虹。铎音争响亮，春色正冲融。际笔添清逸，凭栏说困蒙。更当高万丈，吾欲跨冥鸿。”其二，《广州越王台呈蒋帅待制》：“番禺城北越王台，登临下瞰何壮哉!三城连环铁为瓮，睥睨百世无倾摧。蕃坊翠塔卓椽笔，欲蘸河汉濡烟煤……”这两首诗明白无误地表明光塔在北宋元祐占三年就已经像现在这样凌空挺立，而且已成为著名的但可能限于社会上层的游览登临胜地。郭祥正的诗句“祝尧齐北极，望舶请南风”表述了怀圣塔的两个功能，即礼拜和导航作用。这两首诗同时还说明了怀圣塔是当时广州最高的标志性建筑，从城外越秀山的越王台即可遥观在城内西南方向如椽卓笔的光塔，“蕃坊翠塔”即位于蕃坊的“窣堵波”，是“塔”的梵文音译。由于郭祥正这两首诗是怀圣塔断代的关键性文献，它的真实性自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从郭祥正的宦迹和与蒋之奇的交往看，这两首诗是靠得住的。两诗中所描述的广州城亦与当时历史状况相吻合。例如在元祐三年时，广州的东、西和子城已在约二十年前的熙宁年间修筑好了，它们三者之间是有城墙隔开的，即在外扩东、西城时保留着原有子城的城墙。一直到明洪武年再度扩建广州城时，才将各城之间的城墙拆去。形成一个统一的广州城。因此，诗中的“三城依作镇，一海自横空”，以及“三城连环铁为瓮”均是当时广州城的真实状况，三城傍珠海(江)的眼前实景。“三城”一词在文献上的最早出现，当属郭祥正的这两首诗，而非清人仇巨川《羊城古钞》所云“绍兴二十二年，经略使方滋始修三城，三城之称所由起矣”。

广州六榕寺花塔是比美怀圣塔的建筑，郭祥正的《广州越王台呈蒋帅待制》一诗为什么没有提及六榕寺花塔呢?查六榕寺历史，早在梁大同三年(537年)，昙裕法师于广州宝庄严寺兴建一座华丽的木塔以供奉从海外携回的佛舍利，但它于北宋初年毁于火，直至绍圣四年(1097年)主簿林修等人才于舍利塔故址重建现在的花塔。因此在公元1088年，郭祥正从越秀山的越王台远眺，没有看到宋后广州的另一座标志性建筑六榕寺花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郭祥正的这两首诗可作为怀圣塔存在时间下限的文献证据，表明怀圣塔建造年代不会迟于北宋元祐三年，即公元1088年。郭祥正这两首诗的发现，同时也宣示了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在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影响深远的南宋蒲氏家族建塔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据南海甘蕉蒲氏家谱初四世太祖太中

大夫公传云：“时叔祖玛哈味、玛哈嗅二公，倡筑羊城光塔，俾昼则悬旗，夜则举火，以便市舶之往来也。公特捐钜金，赞成甚力。西来商旅，咸德之。”玛哈味、玛哈嗅为甘蕉蒲氏二世，时在南宋，但据曾昭璇先生考证，他们并非岳珂《桯史》所记原籍占城的蒲氏巨贾。这里“玛哈味、玛哈嗅二公，倡筑羊城光塔”的记载，只是清代蒲氏后人修谱时无根据的推测。

二、从唐代的海贸制度、吏治及广州城建

状况。怀圣塔建于唐代的可能性较小

怀圣塔建造的时间上下限确定下来后，我们试对上述从唐开元年到北宋元韦占年，时间跨度达300年的各个时期中国和广州的历史状况进行考察，期望能推断出它在什么时期建造具有较大的可能性。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建造这样一座塔是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的。因为放在唐宋两代的历史环境下，建造一座如此巨大体量的当时广州城最高的标志性建筑，而且是异域异教外来式样的建筑，决不是一件轻易可为的事，它必然是当时广州的重大事件。怀圣塔的建造，纯粹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西亚商人为满足他们自己的宗教和导航需要而进行的，与当时广州的官府和本土人民需求无关。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测，当它成功建造时，当时广州社会具备了如下几个条件：(1)由于经济和财赋收入的需要，中央政府重视并大力推行促进海外贸易的政策，设立起有效的管理机构，并有相对廉洁的吏治和宽松的海贸及外侨政策。(2)由于繁荣的海外贸易，在广州信奉伊斯兰教的蕃商及其亲属数目大量增加和长期定居，并形成自己的聚居地——蕃坊。这个外侨族群有长期定居甚至本土化的愿望，华蕃双方都有高度的自信和互信，官方和民间在宗教和文化上具有很高的包容度。(3)有一个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蕃商首领，而且他与当时广州的执政者和社会上层人士有良好的关系，怀圣塔是在他的组织和资助下建造的。(4)当时已有相应的建造大体量建筑物的技术和资源。换句话说，从建筑水平上，光塔不可能远远超过当时广州的城建水平，它的建造要与广州城当时状况相适应。另一方面，怀圣塔是纯阿拉伯式的建筑，它的西亚祖型出现于何时，也对确定建造年代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按照上述这几点，我们试考察从唐玄宗开元至北宋元韦占年间，看看哪一个时期最具备上述这些条件。

关于唐宋时期海外贸易制度和蕃商状况，首先应追溯中国历史上管理海贸事务的市舶司、市舶使，以及蕃长、蕃坊的设置。我们首先看市舶司这个官方机构的设置，检索新旧唐书、五代史和宋史，可知市舶司的设置始于宋代而非唐代，但市舶使一职则首设于唐，且可能是从玄宗开始。因为在唐玄宗前的武周时期，海外贸易乃由广州都督兼管，亦未明示有市舶使一职。这一事实可从《旧唐书·王方庆列传》看出：“则天临朝，(王方庆)拜广州都督。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旧都督路元睿冒求其货，昆仑怀刃杀之。方庆在任数载，秋毫不犯……当时议者以为有唐以来，治广州者无出方庆之右。”

有关都督路元睿的这一挡事，《资治通鉴》记述稍详：则天皇后光宅元年，“广州都督路元睿为昆仑所杀，元睿情弱，僚属恣横，有商舶至，僚属侵渔不已。商胡诉于元睿，元睿索枷欲系治之。群胡怒，有昆仑袖剑，直登听事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近者。登舟人海，追之莫及”。昆仑商胡即马来籍蕃商，他们在饱受盘剥且又申诉无效情况下，持械直趋官府刺杀广州地方长官，当然严重犯法，但路元睿一案在某种程度上属“官迫胡反”、吏治败坏所致。总之，这一历史事件说明唐代直到武则天临朝时期，仍未设有市舶使一职，只由广州都督兼领。当时的海外贸易没有严格的制度，因此管理不善，吏治不修，导致华蕃关系甚不和谐。旧、新唐书中“市舶使”之名首见于《旧唐书·玄宗本纪》，开元二年(714年)“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上嘉纳之”。由此可见在开元后市舶使始设专官，其目的可能有两个：一则是如前述，随着西域诸国政局的变化，以及“安史之乱”所引致的国内动乱，唐玄宗于开元二年及天宝二年两下敕令，实行与西域停止互市，经济上断绝往来并封锁交通，作为一个补偿措施，遂加强广州、扬州等地海外贸易。设立市舶使一职可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尤其重要的另一目的是使海贸的巨大财富收入中央得以专权。这也解释了何以随后的市舶使绝大多数是直接来自皇帝身边的宦官，而且权倾一方。我们看这则史实，《旧唐书·代宗本纪》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休，纵下大掠广州”。吕太一之乱历时两年方止，对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均造成极大的损害，同时也使广州的海外贸易骤然停滞。杜甫的《自平》和《诸将五首》两诗中云“自平中宫吕太一，收珠南海千余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复恐征戎干戈密”以及“越裳翡翠无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明确地描述了宦官吕太一之乱，导致长达数年的广州海外贸易衰落，贡赋停顿，以及岭南地区社会动荡的严重影响。

作为阿拉伯商人聚居地蕃坊的建立，是有标志性的意义。它直接反映出海外贸易的兴旺和有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中近东商人定居于广州，它也是建造较具规模的清真寺及附属建筑，如宣礼塔等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可以推测，怀圣塔的建造应在蕃坊设立之后，否则没有建造这样宏伟的宣礼塔的必要，也没有为番舶导航的需求。令人意外的是，“蕃坊”或“番坊”一词未见出现于旧、新唐书中，即使如长安首善之区，似亦从无蕃坊之设。番坊之名，文献上首见于唐太和(827年)时人房千里的《投荒杂录》，其中述及：“顷年，在广州番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广州蕃坊始现于何时，黄文宽先生有一个推测，从《旧唐书·卢钧列传》：“其年冬，(卢钧)代李从易为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辏。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榴载而还。钧性仁恕，为政廉洁，请监军领市舶使，己一不干预……先是土人与蛮獠杂居，婚娶相通，吏或挠之，相诱为乱。钧至立法，俾华蛮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肃清，而不相犯。”其中蛮指蕃客，从“蛮舶”一词可知之。唐宋时蕃客又常被称为“海獠”，因此“蛮獠”即指蕃客也。“徼外”指广州城外，因当时广州城实为官城，商民均居于城外。黄文宽认为“华夷异处，当即为蕃坊之起源，其时正房千里谪宦南来之时，故《投荒录》首记之也”。但这里还有可商榷之处，其一是当“华蛮杂处”时未必没有蕃坊，限制的可以是蕃坊外的“华蛮杂处”，即使蕃坊内也可有华人杂居。其次是卢钧主政广州是在开成元年至三年，即公元836年至838年。太和是唐文宗在开成之前的年号，时间从公元827～835年。房千里的生卒年代不详，据传他在公元840年左右仍在世，他作为高州刺史南来广州是在卢钧主政广州之前或后，是要继续探索的问题，不

然黄文宽先生的推断还不能完全落实，蕃坊的设置当在卢钧之前。上引卢钧列传的一段文字，同时传达给我们当时广州社会状况如下的一些信息：1、吏治普遍败坏而非个别现象，所谓“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相载而还”。2、宦官掌市舶事务，“请监军领市舶使”，唐代监军是由宦官充任。卢钧洁身自爱，请朝廷令监军兼市舶使，开了这个头，唐代以后的市舶使均由宦官充任，涉外吏治一发不可收拾。3、卢钧是良吏，但对阿拉伯蕃商政策上仍诸多限制，“钧至立法，俾华蛮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实即采取隔离措施，而非如宋代建立起互利互信的和谐关系。对蕃客而言，这自然不是一个良好的经商和生活环境。蕃坊的设立时间迄今仍无定论，周霞说“广州蕃坊至迟在(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已经设立”，但书中未提供立论的依据。如以蕃坊已设立作为怀圣塔建造的前提条件，那么我们可以推测，怀圣塔最早只能在玄宗至文宗这一段时间内建造。倘如此，建于贞观时期的比较原始的清真寺，这时也应在怀圣塔建造的同时，重建为一座可容纳众多信众的大寺，但可惜的是，其他方面的历史记录并不支持怀圣塔建于唐代这个推测。

我们对怀圣塔建造在唐代存有不少的疑问，因为越仔细考察这一时期广州的海外贸易制度、吏治状况和广州城建筑状志，越觉得其可能性是甚小的，我们且看唐代的一些重要史实：

(一)有唐一代从未设置专门管理和协调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仅从玄宗朝起有“市舶使”一职，它属于特使性质，且早期(直至文宗开成年间)仍由广州节度使兼领，随后由宦官专任。管理制度上的不完备，市舶使及地方官吏的贪渎无厌、巧取豪夺，甚至引起外乱，前引路元睿案即是一例。历任广州地方长官中，如路嗣恭、王锷、胡证等大贪官比比皆是，他们均借主持海贸之权，盘剥谋利，以至私蓄富于公藏，他们的龌龊行止足以令蕃商望华止步，以至议者谓有唐一代，广州好官只有五个，吏治之劣，连皇帝都感到愤慨。贪官污吏是历史上传统的鞭挞对象，千年之后我们且把他们再次曝光。《旧唐书·路嗣恭列传》“嗣恭起于郡县吏，以至大官，皆以恭恪为理著称。及平广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诛之，嗣恭前后没其家财宝数百万贯，尽入私室，不以贡献。代宗心甚衔之”。上文中“晃事”指哥舒晃谋反一事，路嗣恭外表恭恪而行极贪婪的虚伪面貌在这则记录中昭然若揭。再看唐德宗时的另一贪官，《旧唐书·王锷列传》：“(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锷迁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广人与夷人杂处，地征薄而丛求于川市。锷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锷以两税钱上供时进及供奉外，余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王锷确是财税专家，懂得按内商和外商营业额税外立税，而且全入私囊，家财比国库还多。除上两人外，通过盘剥海外客商而发大财的广州地方长官还有唐敬宗时的胡证。《旧唐书·胡证列传》“广州有海舶之利，货贝狎至。证善蓄积，务华侈，厚自奉养，童奴数百，于京城修行里起第，连亘间巷。岭表奇货，道途不绝，京邑推为富家”。广州最高地方长官如此，下属就更加变本加厉，吏治腐败直接导致广州海外贸易的停滞，蕃舶转至交州(越南北部)进行贸易。但无论任何时候，只要在位者是位清廉的官员，哪怕什么也不做，来华海外商舶就会成十倍地增加，我们举唐史上的一个典型事例，《旧唐书·李勉列传》：唐代宗大历“四年(769年)，(李勉)除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至者四十余”。可惜的是有唐一代，广州地区吏治败坏是主流，正如上引卢钧列传所述“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榴载而还”。李勉一类的清官寥若晨星，与后来宋代的吏治严明成鲜明的对比。

(二)由于制度和管理上的问题，在唐代海外蕃商和广州官府关系远不如后来宋朝时融洽，时有兵戎相见的局面。除前引路元睿一例，以及卢钧一条中“(华蛮)相诱为乱”外，还有一则颇为惊人的史实：《旧唐书·肃宗本纪》乾元元年，“广州奏大食国、波斯国兵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这则史实在《旧唐书·波斯国列传》中多了如下十字“(大食国、波斯国兵)劫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乾元元年是公元758年，据谢弗等学者的研究，这些所谓大食国、波斯国兵是以海南岛为基地的海盗，这一劫掠广州事件，使广州的海外贸易足足有半个世纪一蹶不振。上引李勉于大历四年(769年)初任广州刺史时，“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就从数字上说明当时海贸在广州的衰落情况。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在广州如已有大食及波斯商人聚居的蕃坊，而蕃坊是由蕃长领导和依伊斯兰教规管理的，在这种情况下相信不会出现这类劫掠事件，他们应会考虑到官方的株连。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在唐肃宗乾元元年时，西亚商人族群聚居的蕃坊还未设立，这则史实同时质疑“广州蕃坊至迟在(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已经设立”一说的可靠性。大食国、波斯国兵攻陷广州城并大肆劫掠这一事件，对广州的海外贸易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后果，据王赓武研究，在这次灾难性事件后，广州作为一个港口地位一落千丈，外国商船转向交州(河内)停泊，而且这状况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由此可以推算，广州海外贸易的恢复是在唐德宗贞元年后，蕃坊亦应在贞元年后期至唐文宗开成年前，即在公元800年至827年之间形成的。

(三)从当时广州城建的状况和建筑技术方面考察，一个体量如此巨大的异域建筑不太可能建于蕃坊未设的唐玄宗盛唐时期，也不可能建于文宗以降的中晚唐时期。广州城的历史发展，能给我们提供怀圣塔建造的有益启示。在唐代，广州城和汉代相比，基本上没有区别，城墙是很矮小和粗陋的。周霞在《广州城市形态演进》一书中论述：“从三国步骘重修广州城，历经三国、两晋、南朝、隋、唐共七百年的时间，广州城市形态都没有突破性的变化。”原有的步骘城面积甚小，“唐代广州城的西面边界即宋代子城西面边界为药洲西湖……北界可能在东风路一线，东面则以文溪为界”，即今旧仓巷一带。“唐代的城墙范围很小，唐代广州虽然是世界著名的商港，但城墙仅仅保护官衙，范围不大”。“由于广州市区大部分地区原先是浅海，经过漫长的岁月渐成陆地，这样的地层‘土杂螺蚌，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筑起坚固耐久的城墙，每逢夏秋起台风，经常导致城墙倒覆、屋宅残破。”她的这些有考古学根据的论述，描画出唐代广州城的真实面貌。

由于广州城简陋和极不坚固，高度也很低(即使北宋程师孟新筑的广州西城，高度也只有二丈四尺，约七米多高。见《唐垌记略》)，往往一攻即破。从唐至北宋，先后有黄巢、哥舒晃和依智高攻陷广州城的记录，更有前述的大食和波斯海盗迫使广州刺使韦利见弃城出逃的记录。广州城这种落后状态应当不是由于经济原因，而是由于建筑技术低下和建筑资源缺乏而产生的。唐代时广州城建的主要技术

困难来自于不能烧造出数量巨大而且质地坚硬的高质量砌城砖块，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广州城周边是由丘陵地带浅海淤积而成，缺乏适宜造砖的黏土等建筑材料。除溪河外，陆上交通运输亦甚不便，这也极大地提高了从外地运入建筑材料的成本。因此，唐代的广州城墙并非如当时中国北方城市用砖块砌筑而成，而是用板筑方法混用砂石和部分砖块建造而成。以至于到北宋熙宁年间，程师孟主政广州并准备筑西城时，地方人士还以广州“土疏恶不可筑”而加以反对。

即使发展到中晚唐时期，广州地区的民居建筑相比于中原地区也是很落后的。由于地处亚热带，木质材料价廉而且易于取得，成为当时主要的建筑材料。加上当时民居密集而且无序，其后果是火患连连。只有改竹木材质为陶砖瓦，并规划道路坊巷，拉开建筑物的距离才能减少火灾，唐代多任广州最高地方长官都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在《新唐书》中就发现以下三例，它们时间上先后相差近百年，可见广州城坊改造任务之难和进展之缓慢。《新唐书·宋璟列传》：“开元初，(宋璟)徙广州都督。广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筑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栋宇利而无患灾”。这说明到唐玄宗开元初年(713年)，广州居民方开始用陶质砖瓦建房，并形成有序的街巷。进一步的改造见《新唐书·杜佑列传》，“(兴元元年，784年，杜佑)迁岭南节度使。佑为开大衢，疏析廛闸，以息火灾。”“开大衙，疏析廛闸”意即开辟大路，并拉开房屋之间的距离，以减少火灾。再到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绝火患”。说明从开元初到元和三年这近百年间，广州城外的民居和商业区，建筑技术和坊巷规划是在缓慢地进步的。考其原因，皆由广州城周边地质是丘陵而不是冲积平原，丘陵之间为通海的河道或溪流，随岁月的推移，淤积出丘陵间的平地及河滩，因此土质中含砂石、螺蚌壳等不易烧结物质，致有“土疏恶不可筑(城)”的成见，其关键是烧不出高质量的砌城砖。当时砖窑应在有黏土材料的佛山、南海一带，造砖和运输成本是相当高而砖的质量又是比较差的，不然难以解释，从开元初杜璟教广人“陶瓦筑堵”140年后，阿拉伯人苏莱曼于公元851年到广州还说广州“市内房屋，大半皆构以木材及竹席，故常有火灾”。记述这么多关于广州城和民居情况，旨在说明一点：在一个历经700年未变的残旧而且面积不大的广州城，而且在建筑技术落后建筑材料匮乏的条件下，信仰伊斯兰教的西亚商人，在广州城外的蕃坊建筑起一座高达36米，约为当时广州城高七至八倍的砌筑精妙、体量巨大的阿拉伯形式的建筑物，郭祥正形容其“疑为神运”的巍峨高塔，我们相信其可能性是十分小的。

为说明怀圣塔建于唐代的可能性较小，再看文献记述。前述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于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来中国之游记，对广州伊斯兰教徒情况记述甚详：“中国商埠为阿拉伯商人麇集者，日康府(即广州)。其处有伊斯兰教牧师一人，教堂一所。市内房屋，大半皆构以木材及竹席，故常有火灾。外国商船抵埠，官吏取其货物而收藏之，一季之船既全人口，官吏征百分之三十关税后，乃将货交还原主发卖。国王有悦意之货，则以现金及最高购价，付之商人也。”这一段关于广州民居状况及蕃商与蕃货管理制度的记述是很准确的，与我们所引的史实相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所述的“其处有伊斯兰教牧师一人，教堂一所”，说明当时的怀圣寺规模仍很小，而且亦未提及有怀圣塔这样一座特别突出的有宗教及导航双重作用的西亚式样的建筑物。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追随“以诗证史”的思路，我们曾在录入量为42862首的《全唐诗库》中，检索曾在广州工作或游历的唐代诗人16名，他们写的咏广州及其风景的诗共约142首，但无一首述及“光塔”、“番塔”或“蕃塔”，以这三者作为“关键词”搜索，亦一无所获。虽然这一点还不足以就此确定，怀圣塔必不在唐时建造，但从诗文献这一角度显示出，怀圣塔在唐时没有记录。在上述142首唐诗中，与前引的郭祥正《广州越王台远眺》情景相类的诗有多首，但偏偏他们就没有看见有一座番塔。

从中晚唐开始，中国陷入长期的动乱之中，于此广州亦未能幸免。特别严重的动乱记录在《旧唐书·代宗本纪》：“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休，纵下大掠广州”。同在代宗一朝，“大历八年(773年)九月壬午，循州刺史哥舒晃反，杀岭南节度使吕崇贲”。《旧唐书·僖宗本纪》“乾符六年(879年)五月，黄巢陷广州，大掠岭南郡邑”。黄巢以广州为基地，前后盘踞多年，对华南地区造成巨大破坏，侨居的外国商人更成抢掠和杀戮的对象，传说被杀的来自西亚等地区的各族侨民达到12万人之众。从历史上，我们看不出有唐一代那一个时期，具备建造怀圣塔的社会、经济和建筑技术等方面的必要条件。

怀圣塔建在唐后的南汉国可能性同样不大。南汉国虽然在当时相对于中原地区政治上稳定，经济和海外贸易比动乱的晚唐时期有所恢复，但它毕竟是偏安于岭南一隅的地方割据式政权。在这样小的管治范围内，海外贸易不可能如唐代那么兴盛。另一方面，南汉国三世四主除立国的刘龚稍好之外，其余均极度昏庸，奢侈腐败，对蕃商也诸多掠夺和骚扰。我们从《五代史》摘录有关南汉国三世四主的史实，他们的暴虐品格即昭然若揭。“刘陟，即刘莫，梁贞明三年八月，陟乃僭号于广州，国号大汉，伪改元为乾亨。明年，僭行郊礼，赦其境内，及改名岩。陟僭位之后，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侈，娱僭一方。同光三年冬，白龙见于南海，改伪乾亨元年为白龙元年，陟又改名龚，以符龙之瑞也。陟之季年，有梵僧善占算之术，谓陟不利名龚，陟又改名奥。古文无此字，盖妄撰也。陟性虽聪辩，然好行苛虐，至有炮烙、刳剔、截舌、灌鼻之刑，一方之民，若据炉炭。惟厚自奉养，广务华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岭北行商，或至其国，皆召而示之，夸其壮丽。晋天福七年夏四月，陟以疾卒，凡僭号二十六年，年五十四。庙号高祖。子玢嗣。玢，陟长子也。陟卒，遂袭位，伪号光天。玢性庸昧，僭位之后，大恣荒淫。寻为其弟晟所弑，在位一年，伪谥为殇帝。晟，陟第二子也。玢之立也，多行淫虐，人皆恶之，晟因与其弟伪越王昌等同谋弑玢，自立为帝，改元为广乾。晟率性荒暴，得志之后，专以威刑御下，多诛灭旧臣及其昆仲，数年之间，宗族殆尽。又造生地狱，凡汤镬、铁床之类，无不备焉。人有小过，咸被其苦。周显德五年秋八月，纵长夜之饮，至是而卒，庙号中宗。铱，晟长子也。晟卒，乃袭伪位，时年十七，改元为大宝。枨性庸懦，不能治其国，政事咸委于阉官，复有宫人具冠带、预职官、理外事者，由是纲纪大坏。(宋太祖)开宝三年夏，王师始议南征。四年二月五日，王师压广州，锨尽焚其府库，将赴火而死。既而不能引决，寻为王师所擒，举族迁于京师。皇上赦而不诛，仍赐爵为恩赦侯。陟始自梁

贞明三年僭号，历三世四主，至皇朝开宝四年，凡五十五年而亡。”对于这样腐败的南汉地方政权，我们有理由相信，怀圣塔不会建造在南汉国时期。

三、怀圣塔建于北宋熙宁年间具有较充分的根据

从历史上分析，阿拉伯蕃客来华贸易和定居，唐代只是初步发展时期，海外蕃客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和互动，无论从深度到广度，从质量到数量，到宋代才得到重大的进展。对比在上一节中论述的唐代在广州海外贸易的各个方面，到北宋时形势大变。唐代时广州海外贸易占全国经济的份额很小，在宋代则成为中央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从北宋早期它只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到南宋时最高曾达到百分之二十。在宋代，无论在海外贸易制度或涉外吏治上均有极大的进步，宋皇朝更著意运用各种对官吏和蕃商的激励措施，促进海外贸易的繁荣和发展。唐史中记载的管理制度混乱、宦官专权、地方官吏严重贪黩、华夷矛盾等等现象在宋史中几乎消失。有宋一代，由于中国东南部和广州的长期稳定发展，可以说是阿拉伯商人在华及广州经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

(一)在制度建设上，宋代从立国开始，即在广州首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宋史·志·互市舶法》中记载，在开宝四年(971年)二月灭南汉国后，宋太祖即于“开宝四年六月，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阁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市舶司是国家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它的主要职责是检查进口船舶货物和抽税、榷价收买及进贡进口货物、发放出口和贩运货物凭证、执行有关外贸禁令等工作。广州、杭州、明州等地市舶司有明确的职权和管辖范围，于此《宋史·互市舶法》中有颇详细的叙述。宋太祖赵匡胤在灭南汉国后四个月，即在广州设立中国历史上的首个市舶司，其行动之迅速果断，尽显军人出身的开国之君风范，也说明宋代从立国开始，即把发展海外贸易作为朝廷的重要国策，而且这政策一直延续在有宋一代。

(二)设专官管理市舶事务，且对官吏及蕃商订有奖惩措施以促进海外贸易发展

与唐代市舶使始由帅臣兼任，最后变为宦官专掌从而导致制度缺失、吏治腐败不同，宋代以前朝为殷鉴，很早就开始以专官任市舶使。《宋史·互市舶法》记：“元丰三年，中书言，广州市舶已修定条约，宜选官推行。诏广东以转运使孙迥，广西以陈倩，两浙以副使周直孺，福建以判官王子京，罢广东帅臣兼领”。与唐代的被动等待不同，在北宋太宗早期，朝廷就已直接遣使出国招商，《宋史·太宗本纪》记述，“雍熙中，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同时，对招商有功的官员还论功行赏，外商也赐予官职，典型事例如《宋史·食货志·香》记述：“绍兴六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大食蕃客哕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收息钱九十八万缗，各补承信郎。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这些得力措施，自然极大地激发了官吏和蕃商促进海外贸易的积极性。

(三)严明吏治，从制度上保护蕃商

宋代接受唐代由于吏治败坏，挫伤蕃商来华贸易的积极性，导致海外贸易衰退的教训，制定了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以严明吏治，从制度上保护蕃商的利益。《宋史·互市舶法》：“崇宁元年，复置杭、明市舶司，官吏如旧额。三年，令蕃商欲往他郡者，从舶司给券，毋杂禁物、奸人。初，广南舶司言，海外蕃商至广州贸易，听其往还居止，而大食诸国商亦丐通入他州及京东贩易，故有是诏。凡海舶欲至福建、两浙贩易者，广南舶司给防船兵仗，如诣诸国法。广南舶司鬻所市物货，取息毋过二分。政和三年，诏如至道之法，凡知州、通判、官吏并舶司、使臣等，毋得市蕃商香药、禁物”。这则记录表明北宋徽宗时容许蕃商转口岸贸易，并派兵员保护，同时限制对蕃货所征税率，禁止官吏插手买卖蕃货。下则记录更说明订有保护蕃商行旅安全和严惩不法官吏的措施，《宋会要》载：“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二月二十二日，诏今后番人人贡，并选差承务郎以上清疆官押伴，依程行，无故不得过一日，因而乞取置买以自盗论，抑勒阻节入贡人者，徒二年，仍令所在军州觉察。先是大食国进奉，差广州司户曹事蔡蒙休押伴，在路住滞，强买使人香药，不还价钱，有旨。蒙休先次勒倚，令提刑司置司推勘，具案闻奏，故有是诏。”另一则为：“时广州市舶亏岁课二十万缗，或以为市易司扰之，故海商不至，令提举司究诘以闻。既而市易务吕邈入舶司阑取蕃商物，诏提举司劾之。…‘乾道七年，诏见任官以钱附纲首商旅过蕃买物者有罚，舶至除抽解和买，违法抑买者，许蕃商越诉，计脏罪之。”这则记录说明每年海贸岁货是有定额指标的，达不到会被追究。如属因官吏侵夺蕃商利益而使外商不至，贸易额下降，相关官吏将被查劾，而且容许蕃商越级投诉。下则说明遭遇海难的蕃商可得免税优惠，《宋史·互市舶法》：“乾道三年，诏广南、两浙市舶司所发舟还，因风水不便、船破樯坏者，即不得抽解。”对蕃商遇劫，官方更限期破案，否则降官获罪，如《宋会要》记：“绍兴四年(1134年)七月六日，广南东路提刑司言：‘大食国进奉使人蒲亚里将进贡回赐金钱置大银六百锭及金银器物匹帛，被贼数十人持刃上船，杀死番牧四人，损伤亚里，尽数劫夺金银等前去，已帖广州火急捕捉外，乞施行诏当职巡尉先次特降一官，开具职位、姓名，申枢密院。其盗贼令安抚提刑司智责扑盗，官限一月，须管收获，如限竭不获，仰逐司具名奏闻，重行黜责。”宋史上记录的这些严明吏治、保护蕃商利益的措施，使宋代的海外贸易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并与唐代的制度缺失、吏治腐败形成鲜明的对比。

(四)广州城建历史的启示

上述唐宋两代海外贸易政策、制度和吏治等方面的对比讨论，清晰地说明了在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繁荣程度，以及蕃商在广州的社会环境，包括经济和社会地位，华蕃相处的和谐程度，均是远远超越唐代的。如果考察广州的城建历史，它同样展示出从汉代以后，广州城的大发展也是从北宋开始的。由于科学技术，同样包括建筑技术，是有时代性和相关性的。广州城墙的修筑状况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广州修筑大体量建筑物的技术水平。从建筑技术角度来看，怀圣塔比一般城墙的建筑水平更高，怀圣塔即使其设计者和主要工匠可能来自阿拉伯地区，但其大量的建筑构件和材料必然取自广州本地，因此怀圣塔不可能远远超前于广州的城建水平。考察在北宋时期开始的广州大规模建城的历史，会给我们以启示，怀圣塔在什么时候修建具有较大的可能性。

检索《宋史》可以知道在北宋时期，从宋太宗时的范晔开始，吕居简、魏璀、张田直至程师孟，广州的历任地方长官均曾修整或扩筑广州城，以保卫因经济迅速发展和人口不断增长而扩展的处于广州官城之外的商业和居住区。《唐垌记略》云：“广于五岭

为大府，地控蛮粤，列郡倚以为重。其商船物货之聚，盛比杭、益，而天下莫及，旧有城在州之东，规模迫隘，仅能藩篱官舍及中人数百家，而大贾巨室生齿之繁几千万，皆处其西，无以自庇。”这正说明当时广州进行大规模城建的主因，是要保护经济发展成果，庇护日益繁荣的商业区和大贾巨室，抵御外敌的入侵。其中“广源州蛮”依智高就是北宋元祐之前相当长一段时期对华南地区的频繁入侵者。

为了考察广州的城建历史，下面引几则《宋史》的记载，正史可靠而且言简意赅，如能正确解读，可给予我们历史真相和有益的启示。首先看广州港口建设，《宋史·范晔列传》：“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晔)知广州。州城濒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飓风，晔凿内濠通舟，飓不能害。”这则记录颇为重要，说明从北宋开国不久，在朝廷把发展海外贸易作为重要国策的指引下，广州地方长官即已大规模地改进广州口岸设施，先后开凿或加阔东、西、南濠等水系，使蕃舶等远洋航船可进入城区，既可避台风，亦方便物流的畅通。近年来广州的考古发掘发现北宋时东濠是一条宽达70米、两侧砌巨石为岸的宽阔而且坚固的河道。宋时远洋航船的大小以广式船为例，它长30余米，宽约10米。因此当时在广州的东、西、南濠(澳)水系，远洋番舶进出绰绰有余。这则资料还回答了一个问题，有学者认为如怀圣塔建于宋，则失去了其导航作用。其实在宋代广州城下仍称“小海”，远洋航船是从珠海(江)入内河(濠)，直抵当时的蕃坊区。蕃舶从珠江口虎门进入珠江，循江而上直抵广州，导航并无困难。进入广州珠江后，要进入西濠并驶抵蕃坊区就有用灯塔导航的需要，这更说明在北宋时蕃商建造怀圣塔导航的必要性。在《宋史·五行志·水下》我们发现一段有趣的记载：“(宋太宗)至道元年十二月，广州大鱼击海水而出。鱼死，长六丈三尺，高丈余。”按现代的公尺计，这大鱼长约19米，高3米多，无疑是一条随海潮进入的大鲸鱼，这样的巨鲸能随潮游入广州说明在宋代珠江仍极宽阔如内海。怀圣塔的导航功能一直到南宋仍然保持，从南宋岳珂《程史》及方信孺的《南海百咏·番塔》的记述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记述的就是南宋昭熙年间(1190年前后)广州的事实，并非追叙前朝的掌故。

广州城的大修筑是从宋仁宗时开始的，《宋史·魏璀列传》记，庆历四年(1044年)魏瑾“知广州。筑州城环五里，疏东江门，凿东西澳为水闸，以时启闭焉。依智高寇广东、西，独广州城坚守不能下。于是论筑城功，迁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复知广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魏瑾在北宋广州修城史上是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传说他对维修广州城开始时信心不足，后在城墙中发现一块“委于鬼工”隐含“魏”字的砖，他才下决心修城。另一方面他又继续完善范晔开始的河道建设，使一向为患广州的“广源州蛮”侬智高放弃攻城计划，并因此得到宋皇朝的奖励，对后来的广州地方长官起了榜样的作用。

广州城垣修筑技术上的进步是从吕居简主政广州开始的，《宋史·吕居简列传》云：“(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同时为熙宁元年，吕居简)进龙图阁直学士、知广州，陶甓瓷城，人以为便。”“陶甓瓷城”即“陶砖砌城”。由此记录可以知道，直到北宋熙宁以前，广州城垣是采取版筑夯土，局部用砖的建筑方法，但因“土质疏恶”，城墙质量甚差。北宋从吕居简主政广州开始，修城改用陶砖砌筑，广州城墙质量大为提高。从熙宁元年开始，广州城进行了前后五年的大规模建城工作，继吕居简修城的是他的继任者张田。

《宋史·张田列传》记：“熙宁初，(张田)知广州。广旧无外郭，民悉野处，田始筑东城，环七里，赋功五十万，两旬而成。……东南微陷，往视之，暴卒，年五十四。”张田首先改变广州城自汉任嚣开始的官城格局，向东扩大广州城，筑与原官城(子城)连接的东城以庇百姓。广州由于地质上原因，烧优质砖不易，地基亦易于沉陷。张田由于新筑东城东南角微陷，心力交瘁而暴卒，令后人敬仰之余，亦知广州筑城之不易。紧接张田扩筑广州城的是程师孟，《宋史·程师孟列传》记：熙宁四年(1071年)师孟“徙广州。州城为侬寇所毁，他日有警，民骇窜，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恶不可筑。师孟在广六年，作西城。及交耻陷邕管，闻广守备固，不敢东”。宋史列传依人作传，因而追述史实有重复。“州城为侬寇所毁”指宋仁宗时的事。程师孟在宋神宗时继张田任广州刺史，修筑西城，使广州形成子城(步骘城)居中，东西两城相拱的三城格局。原广州子城外西面的商业区和居住区，现在都已纳入城内，形成坚固的城防，使侬智高闻而却步。郭祥正《广州越王台呈蒋帅待制》诗中的“三城连环铁为瓮，睥睨百世无倾摧”，叙述的就是这一城防历史背景。广州城的三城连环格局一直从北宋延续到明初，除南宋嘉定三年，经略使陈岘曾增建雁翅城外，其间再无大规模的城建工作。

关于程师孟筑西城，周霞有一个很具体的叙述：“西城的建设是对城墙的第三次扩建，是在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增筑的。这里大片的地方全由浅海演变而来，过去人们一直觉得这里土杂螺蚌，不可筑城。知广州程师孟胆识过人，令人设计绘画城墙图纸。报请朝廷，宋神宗便令人带着岭南欠缺的先进技术和建筑材料到广州指挥筑城。”关于西城的高度、周长和所费时间，可以从《南海志·古迹略》所引《唐垌记略》知道，“凡五十六日而基就，又九月而工毕，城周十有二里一百八十步，高二丈有四尺”。如此艰难筑起的广州西城城高仅七米多一点，只为怀圣塔的五分之一，怀圣塔在当时建筑水平之高，从这比较中可以看出。东、西二城之建造，是当时朝廷及地方长官为保卫广州府治和保护宋皇朝立国以后广州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成果等要求的必然结果，建筑技术的进步，遂使建城得以实现。程师孟建筑西城，我们认为其主要目的就是保护以蕃坊为中心的广州城外西面最繁毕的商业区，如《唐垌记略》说程师孟筑西城后，“外夷远俗慕义，徙居浸多，其信重于民也如此”，由于安全有了保障，外侨进一步增多，而且向蕃坊区移居。怀圣塔的建造，当与程师孟进行西城建筑同时或略有先后地进行，也就是在北宋熙宁年间的事。这时建筑技术已经具备，它具体在什么时候建，在没有其他资料可供判断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华蕃双方当时是否有优秀的领导人。即在广州当时是否有一位开明和有魄力的地方长官，以及是否有一位既有财力又有威望，而且和官府和社会上层人士有良好关系的大蕃商，怀圣塔就建在具有出色领导者这一条件的时候。依据这一思路，怀圣塔的建造，应当在程师孟主政广州和都蕃长辛押弛罗在广州的时期，时间约在熙宁二年至五年之间，即在公元1069至1072年。在叙述我们的论证前，先追述其他持北宋建塔说学者的工作，因为他们的论述颇有启发性。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持北宋建塔观点的学者先后有刘敦桢、黄文宽和廖大珂三位先生。刘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他在1948年

访问广州时写的一篇随笔中，认为怀圣塔当在五代或北宋时建，但未述及理由。黄是广州文史专家，他在《广州古城砖拓片及修城考》一书中，论述了广州的修城历史和蕃坊的建立时期，连带地提出“光塔当建于北宋为近是”。他论述的主要之点是“盖回教光塔之形制，翁米亚王朝瓦立得第一时(公元705～715年，唐中宗及玄宗开元初年)始创建于叙利亚，不可能先此80年已建于中国，且当时蕃坊亦未设立也。即索理曼之游记，于广州回教徒之情况记述綦详，亦未见有此特出之宗教建筑物，故光塔之建筑大要以北宋为近是”。而廖大珂先生在《广州怀圣塔建筑问题初探》一文中的论点是，从怀圣塔的建筑风格类似于11世纪后出现于波斯的圆锥形塔，因此它不应是唐建，但从郭祥正的咏蕃塔诗，可知它当建于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之前。由于塔为波斯式，修建者当为波斯人，而在北宋历史上有一位波斯籍的大蕃商阤婆离(Tabriz即今译大不里士，由于穆斯林“每以产生地为其人之称”)，由此推断塔之建造者为这位来自波斯并曾获封“归德将军”亦称“阤罗离”的波斯蕃商。他的结论是“怀圣塔是陋婆离于大中祥符(1008～1016年)中创建的”。廖先生的论证逻辑严谨，但问题是如本文前所论述，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广州城改造还未开始，仍如唐时一样破败，建造怀圣塔这样的宏伟建筑无论从与其西亚祖型出现时间相比较，或从广州当时的建筑技术上考虑，时间上均过于超前。从祖型出现的时间上比较，正如廖文中所指出的，“塞尔柱人统治伊朗时代(公元1038～1194年)，‘光塔形式的建筑迅速发展，在伊朗的清真寺中得到普及。现在保存下来11世纪伊朗清真寺的尖塔都是‘光塔形状，如达姆干之达利哈那清真寺(公元1058年)，沙维之梅坦清真寺(公元1061年)，萨瓦勒之伊巴尖塔清真寺(公元1068年)，卡善之中心清真寺(公元1077年)和贝夏恩之中心清真寺(公元1097年)”。由于上引黄、廖两先生关于在西亚地区光塔类型宣礼塔出现时间不一致，我们查前引的《伊斯兰建筑史图典》一书，黄文宽这一段关于光塔形制始于叙利亚翁米亚王朝的叙述不知典出何处。按《伊斯兰建筑史图典》，黄文所述清真寺“又称倭马亚(Umayyad)清真寺，建于公元709～715年，是伊斯兰建筑史上第一个大清真寺。它的原址是一个古代神庙，是现今保存最完整，最早期的清真寺，具有明显的拜占庭、罗马教堂风格，极尽豪华，显示了乌麦耶哈里发的财富和雄心”。但我们查该书中所载有关该寺的图片，发现它并无圜型的宣礼塔，而是有一座方形塔楼形式的建筑。圜型且以旋阶登高的宣礼塔，现存的最早建筑当属建于公元848～852年的伊拉克萨马拉(SamalTa)大清真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宣礼塔离清真寺27米，塔高53米，但其阶状旋梯在塔外侧，故又称转塔，其原型可追溯到古代两河流域的圣塔，为阿巴斯王朝最雄伟的纪念碑式建筑。因此有内旋梯的怀圣光塔的祖型及时间当以廖说为是。但正如廖文所述，塞尔柱人统治伊朗开始于公元1038年，以及伊朗现存诸光塔建造均在大中祥符年后，因此廖把怀圣塔建造年代定在北宋大中祥符时期似嫌过早。其次，建造者是否就如廖说是当时的波斯商人“归德将军”阤婆离?廖文说“有的记载还说他是广州的大食商酋”。我们发现阤婆离“商酋”之称仅见于晏殊所撰的《马忠肃公亮墓志铭》，其文为“公命大食商酋阤婆离蒲含沙等共执方物贡于岳址中邦”。同一件事，《宋史·马亮列传》记作“是岁东封，亮敦谕大食陀婆离、蒲含沙贡方物泰山下”，于此陀婆离并无任何尊称，可知“商酋”其意当为大蕃商而非“蕃长”。按宋史及现存文献，没有他在广州的其他活动记录，他并非一个特别重要的历史人物。

我们的意见是，怀圣塔当建于北宋熙宁二至五年间(公元1069至1072年)，与程师孟修筑广州西城同时或稍早，其主持建造者为当时广州的都蕃长来自勿巡国的辛押随罗，勿巡国现为阿曼的苏哈尔地区。因为恰恰在熙宁年间《宋史·大食列传》有一段关于广州都蕃长的重要记录：“熙宁中，其使辛押阤罗乞统察蕃长司公事，诏广州裁度。又进钱银助修广州城，不许。六年，都蕃首保顺郎将蒲陀婆离慈表令男麻勿奉贡物，乞以自代，而求为将军，诏但授麻勿郎将。”这段引文记录了熙宁年间广州蕃长的更替，下面我们逐一解读。作为大食国使的辛押阤罗是一个广州蕃商历史上十分值得关注的历史人物，我们之所以认为怀圣塔是由他主持建成的，因在北宋熙宁五年前，他正是广州的都蕃长，他不但是蕃商的首领，而且是一位在广州经商几十年，和本地官员和社会上层人士关系密切并极热心本地公益的大富商。我们先看他的富商身份，苏辙《龙川略志·卷五》：“蕃商辛押阤罗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资数百万缗。”可见他是长期在广州经商的豪富蕃商。他由于协助朝廷推动海外贸易，招引蕃商来华贸易有功，于熙宁二年至四年之间获宋神宗封为“归德将军”。这结论来自于苏轼在熙宁二年至四年任职官告院，此期间他曾起草“辛押随罗归德将军敕”，中有云“尔尝诣阙庭，躬陈琛币，开导种落，诚致梯航……”等语。说明辛押阤罗是蕃商的首领，曾赴京城朝贡皇帝，帮助推动海外贸易，因此获封归德将军，敕文最后并勉励他“益思尽忠”。辛押阤罗任蕃长当在熙宁四年之前，因为按宋朝的官制，“归德将军”是专为封赠外夷首领的官职，为从三品。辛押阤罗是当时广州的都蕃长亦可从上引《宋史·大食列传》中看出，“熙宁中，其使辛押阤罗乞都蕃长司公事，诏广州裁度。又进钱银助修广州城，不许”。关于此则史实，《宋会要》记载稍详：“神宗熙宁五年六月廿十一日诏。大食勿巡国进奉使辛押弛罗辞归番，特赐白马一匹，鞍辔一副。所乞统察蕃长公事，令广州相度。其进助修广州城钱银，不许。”正如黄文宽先生所分析，“所乞统察蕃长公事”是推荐他的继任者，而不是为他本人，因此依惯例由广州地方官遴选，故“令广州相度”。由此官史记载可知，蕃长的正式官方名称为“统察蕃长公事”，或“都蕃长司公事”。而辛押阤罗辞任都蕃长离开广州的时间当在神宗熙宁五年六月后。为什么辛押阤罗要“进助修广州城钱银”，一个合理的推测是由于程师孟筑的西城庇护了蕃坊区和怀圣寺，因而从经济上予以进助。而当时的广州主官程师孟亦拟接受，因而上奏朝廷，而宋神宗之所以下诏“不许”，当由于城防属国家大事，不容外夷插手，这样解读这段历史史实，相信是离实际不远的。辛押阤罗同时是一位热心教育，关怀蕃客子弟融入广州社会的有远见的蕃长，《广州人物志·刘富传》有一段重要史实：“刘富南海人，熙宁元年，知广州张田徙郡学于国庆寺之东，未及建而卒，富捐资自效，殿堂廊庑次第将完，转运使陈安道以为卑狭，止之。继田任者程师孟、蒋之奇发官资庀成之。富复以负郭之田，值钱五十万资于学。怀化将军辛押阤罗者，蕃首也。闻风兴起，亦捐资以完斋宇，且置田为久计。后置别舍，以来蕃俗子弟之愿学

者”。据前引苏轼的《辛押阤罗归德将军敕》，此处“怀化将军”当为“归德将军”之误，可能因怀化将军同样是封增外夷首领的官职，地方志撰稿者因而误植，但怀化将军为正三品，比从三品的归德将军稍高。从上引的几段史实可见辛押阤罗曾先后捐资助修广州城，捐资建郡学校舍并买田收租作为办学基金，在郡学建学生宿舍收容蕃俗学子，其行止表明他是一位尽心职守，同时富于远见和社会责任感的蕃长。他在广州30多年，又是大富商，自然与广州的官府和社会上层人士有着良好的关系，双方有高度的互利互信基础，他建造怀圣塔自然不会有任何阻力。辛押阤罗于熙宁五年底回国，因此怀圣塔当建于他离华之前，配合程师孟的筑西城时间记录，故我们推断怀圣塔当建于熙宁二年至五年之间。这个时间(公元1069～1072年)，亦正是“光塔”这种形式的宣礼塔在波斯的成熟时期。辛押阤罗虽来自大食勿巡国，但主持建造怀圣塔者并非波斯人不可，因为蕃商中有来自中东及阿拉伯半岛各国的人，他们本土有些什么类型的清真寺及附属建筑物，彼此必然会讲述而为蕃客众所知悉。辛押弛罗在筹建怀圣塔时，亦必然会知道这些情况和征求来自不同地区的伊斯兰教众的意见。相信他最主要的考虑，并不在于采用哪一个西亚国家的宣礼塔类型，而是哪一种类型是最适合于广州的建筑；包括样式、功能和建筑技术上的可行性。在多种可选择的塔型中，波斯式砖砌的实心外圜内螺旋梯式光塔自然是最优的选择：一则它是西亚地区伊斯兰教建筑，外圜内旋的形式也特别适合广州多风和多雨的亚热带气候，经得起台风的吹袭和雨水的冲刷；二则是熙宁年间广州正大规模地建造新城墙，而且全部采用砖筑，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均已成熟和具备；三则砖塔可以防火，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当时广州民居多为木构，火患连连。北宋初年，华丽的宝庄严寺木塔(今广州花塔前身)焚于火，这教训可能对怀圣塔选择砖建起一定的作用。我们还注意到这样一个重要史实，熙宁五年当广州都蕃长辛押阤罗归国，接替他任都蕃长的恰是波斯籍蕃商蒲陀婆离，这一点明示于前引《宋史·大食列传》的记载：“熙宁六年，都蕃首保顺郎将蒲陀婆离慈表令男麻勿奉贡物，乞以自代，而求为将军，诏但授麻勿郎将。”这则史实说明两点，蒲陀婆离就是于熙宁五年底接替辛押弛罗为广州都蕃长的人，而且是由辛押弛罗保荐代己任的那位未具名人物。按宋朝官制，“保顺郎将”为封赠外夷副首领一类人物的官衔，为正五品，因此他应是辛押阤罗的助手，同样是早就在广州生活的蕃商。但他也是上了年纪的人，因此请求以其子麻勿接替自己出任蕃长，并求升官职为(归德)将军，但可能由于他们的贡献不大，资历不足，因此宋神宗只授与麻勿(保顺)郎将这一较低的官职。作为辛押阤罗的副手，蒲陀婆离在建怀圣塔时必然会按广州的客观情况，向辛押阤罗建议采用他波斯本土的砖砌光塔样式。综合上面所述，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考虑，怀圣塔之所以选择波斯流行的“光塔”形式，都是合情合理的最佳选择。回顾怀圣塔的千年风雨，还有一件应该提及的事，元至正三年(1343年)怀圣寺尽毁于火，唐宋时的建筑荡然无存，唯有砖砌的光塔得以幸免，给后人留下这一座见证过去千年历史的建筑。从这一事实，也不能不佩服先哲选择这种全部砖筑的波斯光塔形式的远见卓识。

最后，对应廖大珂先生关于建塔者为广州蕃酋陀婆离的讨论，这里还应阐明一点，辛押阤罗的继任者蒲陀婆离并不是于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参与东封泰山盛典的广州蕃酋陀婆离，蒲(Abu)只为尊称，两人均按穆斯林习惯同以地名为名日陀婆离。理由在于熙宁六年为公元1073年，与大中祥符元年时隔65年之久；二则前者已获封为从三品衔的归德将军，而后者仅为正五品的保顺郎将，辛押阤罗的继任者蒲陀婆离为另一波斯籍蕃首当无异议。

四、结束语

研究怀圣寺和怀圣塔的建造年代，我们应追寻历史的脉络：建寺的时间和始建时的规模，应当和先知穆罕默德以及哈里发统治时期，在阿拉伯半岛清真寺的建筑相比较；而建塔的时间则应和光塔这种类型宣礼塔在西亚出现的时间相比较。由于怀圣塔是一座巨大体量、结构精致的高水平建筑物，我们一定要考察历史上不同时期广州城的建筑水平，还要考察当时广州的社会环境和蕃商的状况。从比较建筑学的思路出发，我们可以设想，广州清真寺的兴建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在唐代早期，即唐贞观年间，已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来华，会如阿拉伯本土的范例，先建造一所简易的清真寺，它的屋顶就是呼唤教徒礼拜的“邦克楼”。随着对华贸易的发展，定居在广州的信仰伊斯兰教商人日益增加，他们的财富不断地积累，广州清真寺不时地按需要扩建。在极盛的时候。建造了体量巨大的当时广州最高建筑物怀圣光塔，以满足宣礼和导航的需要。这样一个广州清真寺先是简易后臻宏丽，先有礼拜寺后建宣礼塔的过程，是合理的且符合历史发展的。第一座简单的、作为怀圣寺雏形的清真寺首先建造在贞观年间，这也是历代相传怀圣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一说的由来。但“贞观元年鼎建”在时间上过于超前，它是明成化或清康熙年间重修时追加的。

在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繁荣程度，以及在广州的蕃商社会环境，包括经济和社会地位，华蕃相处的和谐程度，均远远超越唐代。广州的城建历史展示出从汉代以后，广州城的大发展是从北宋开始的。由于科学技术，同样包括建筑技术，是有时代性和相关性的。广州城墙的修筑状况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广州修筑大体量建筑物的技术水平。怀圣塔即使其设计者和主要工匠可能来自阿拉伯地区，但其大量的建筑构件和材料必然取自广州本地，从建筑上，怀圣塔不可能远远超前于广州的城建水平，同时，从比较建筑学考虑，怀圣塔的西亚祖型亦出现于1060年前后，通过这样综合的考察，怀圣塔当建于北宋熙宁二至五年间(公元1069至1072年)，与程师孟修筑广州西城同时或稍早，其主持建造者为当时广州的都蕃长来自大食勿巡国的辛押阤罗。怀圣塔经历千年风雨，至今仍巍然独存，见证千年前广州万国来航的辉煌历史，缅怀先辈筚路蓝缕的事迹，内心无限低徊。

责任编辑马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