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英

中图分类号：K828.7“213”文献标志码：E文章编号：1002-0586(2009)02-0045-02

题记

白寿彝于1909年2月19日，生于古都开封的一个回族穆斯林家庭。他著作等身，桃李满园，堪称是中国的一代史学大师、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和回族史学奠基人。他不仅为人杰地灵的中原大地赢得了荣誉，也为回族穆斯林增添了光彩!

值白老今年百岁诞辰之时，作为一名与白老有忘年之交的河南回族穆斯林，本人理应为之撰写一篇内涵丰富的纪念文章。但因自己能力有限，加上近来身体欠佳，故未能如愿。不胜遗憾!

为了表达自己对白老的缅怀之情，本人不揣浅陋，现将浮现在脑际的杂忆梳理成文，以挂一漏万的方式将白老波澜壮阔的生活轨迹概括如下。

得遇良师

中国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白寿彝之所以能成为一位受世人敬仰的历史学家，原因固然极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在青少年时代始终“得遇良师”(白老之语)。故本文拟从其自幼受到良好教育说起。

清末民初，开封回族中的有识之士，出于对当地穆斯林青少年前途的关心，在东大寺附设了清真小学。白寿彝就是这个清真小学的受益者之一。由于他在学龄前便开始在该校习经、练武，不仅受到了伊斯兰启蒙教育，陶冶了情操，而且还增强了体质。这为其日后的健康成长奠定了基础。继而白寿彝又跟随有“穆斯林才女”之称的姑姑学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有关章节。姑姑的言传身教更加深了他对伊斯兰教的认识。白寿彝先生的三公子白至德深有感触地评论说：“开封的回族人民及东大寺内闪烁出的光辉，照亮了父亲的一颗少年之心，使他更加热爱自己的民族，更加热爱这个民族为故乡和国家创建的丰功伟绩。这为父亲后来的回族史学研究打下了最初的基础。”稍长，白寿彝开始接受主张死记硬背、读书不求甚解的私塾教育。但1920年，应聘在白寿彝家里担任家庭老师的吕先生(回族)，却一反旧式私塾教育死记硬背的成规，注重说文解字，训练写作，使白寿彝受益匪浅。14岁那年起，他就读于开封圣公会创办的教会学校。在当时，这不仅在回族社会，就是在中国的主流社会，也有“离经叛道”之嫌。但白寿彝却敢为人先，并在这所有悖传统文化的学校待了四个春秋。入学时，当加拿大籍的校长问白寿彝在学习上另辟蹊径的原因时，他在表示要学习英文的愿望之余后表示说：“学会英语，才能懂得英文书籍。我要开阔眼界，了解世界。”

笔者认为对当时的白寿彝来说，进入教会学校，完全无可非议。实事求是地讲，当年教会学校的教学制度不仅比传统的回族教育更为合理，而且也使在中国主流社会流传两千年之久的私塾教育望尘莫及。由于外国老师教学有方，白寿彝不仅对英文学习很有兴趣，而且从西洋文化中汲取了某些现代知识。这对白寿彝终身的事业必然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值得指出的是，这位自幼受过伊斯兰教启蒙教育的穆斯林少年在意识形态上并未受教会学校任何影响，他始终笃信伊斯兰教，恪守穆斯林应有的行为规范。

1926年，他就读于上海文治大学~1929年，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师事冯友兰、嵇文甫、黄子通、许地山等著名学者。这对白寿彝后来的事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宏图大展

白寿彝曾先后在桂林成达师范学校、云南大学、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任教。从1949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历史系主任长达30余年。

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白先生除了讲授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外交通史外，还潜心从事学术研究。

受家庭文化氛围熏陶，白寿彝自幼热爱回回民族。关心回族的历史和发展前途。这是他率先涉足伊斯兰教历史、回族历史研究的原因所在。鉴于这个领域，在当时还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白寿彝先生曾不辞劳苦，在全国各地穆斯林聚居区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收集各清真寺的碑刻拓片及私家记载。他还广泛结识穆斯林中的有识之士。近代知名的伊斯兰教学者哈德成、达浦生、王静斋、马松亭、庞士谦、马坚等都与之有旧。他是第一个系统出版伊斯兰教史、回族史的学者。1939年至1949年，他编著了《中国回教小史》、《咸同滇变见闻录》、《中国伊斯兰教史概要》等书。新中国成立后，又陆续出版了《回回民族的新生》、《回民起义》、《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等学术著作。1961年至1965年，他受国家教育部的委托，编著了中国史学史教本，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史学史研究的文章。

他还致力于《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为整理祖国的史学遗产作出了贡献。

在长期的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白寿彝教授深感中国缺少一部相当规模的史书。1972年，当周恩来总理提出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时，他的信心倍增。为此，他首先编写出一本《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通史纲要续篇》。这两本书，科学性、通俗性相结合，以精练、感人的笔触，清晰地勾画出从远古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线索。《纲要》及其《续篇》均被译成英、法、日、西等文种，发行至世界各地。

建国初期，白寿彝曾以全国政协代表身份出席了开国大典。以后又连续当选三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鉴于他在穆斯林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他曾多次当选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并以中国穆斯林史学家的身份到伊斯兰国家参加学术会议。尽管他的社会活动相当繁忙，但始终坚持教学和从事学术活动。他治学严谨，一向注重“认真”二字，敢于提出问题，也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时又尊重别人的观点，既不迎合时尚，也不标新立异。其学术思想活跃而深邃，在学术上，他永葆青春活力。

老骥伏枥

多少年来，国家一直实行60岁退休制度，说明到这个年龄的人，因精力不足而应该颐养天年。然而，20世纪70年代，白寿彝教授虽年届七十，但他却豪迈地提出，这是我真正做学问的开始。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他不仅年事已高，而且始终受高度近视、白内障、老年疾病的困扰。但他却以惊人的毅力，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和编纂《中国通史》的巨大工程。好在白先生年过古稀之后，便从领导岗位上主动退了下来，其迎来送往之类的应酬活动随之锐减。因此，20世纪80年代，是白寿彝先生学术生涯中最繁忙之日，也是他学术成果最丰硕之时。此间，他的学术成果有《史记新论》、《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历史教学和史学遗产》、《史学概论》、《回族人物志》、《中国史学史》等，奇迹般的成为“年出一书”的高产史学大师。白寿彝先生在史学领域辛勤耕耘了60多个春秋。他不仅开创了中国伊斯兰史、回族史研究的先河，而且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也打造出了一座巍巍丰碑。特别在他进入耄耋之年后，其学术生命竟然还超常的旺盛，实在难能可贵!

精力充沛的白先生对自己的事业向来信心百倍。他认为历史学不仅仅是研究过去，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门继往开来的学问。他非常精辟地指出：“多少年来，经常有人问：‘学历史究竟有什么用?我们研究历史的社会影响，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用自己所学服务社会，是我们不可推脱的责任。”他还经常讲，要让史学研究产生社会效益，一要我们研究史学的人对这门学问的意义有充分的认识，二要我们在实践中注重史学研究的社会效果。

重如泰山

古人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笔者认为，耄耋之年的白寿彝先生的实际表现就是这句脍炙人口的诗句的生动写照。他那"70岁以后才真正开始做学问”之说，不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20世纪70年代，白老在自己年届七旬时发出要在有生之年完成多卷本《中国通史》编撰任务的豪言壮语，到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其本人90寿辰时，他的宏愿果然实现。因此，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平民百姓；从大家学者到在校的莘莘学子，凡是听到多卷本《中国通史》出版消息的人，无不高度赞扬白老的丰功伟绩!令人遗憾的是白老在走完其91年的人生之旅后，于2000年4月22日顺命归真。白老在人们的一片哀痛声中被安葬在北京回民公墓。人总有一死，这是一条无法逾越的自然规律。但正如司马迁所说，有人死得轻如鸿毛，有人死得重如泰山。如果说这位为国家振兴，为弘扬祖国民族历史文化，为维护回族尊严及其合法权益，为回族的发展、进步奋斗一生的白寿彝之死重如泰山的话，持不同意见者想必绝不会有!我相信，包括回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功勋卓著的史学宗师!

2009年3月18日于北京

责任编辑马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