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波

摘 要:本文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钟嵘与永明声律,论述钟嵘古体诗的自然声律提出的具体背景;第三部分,古体诗的自然声律,论述钟嵘古体诗自然声律具体的内涵;第四部分,小结,论述钟嵘的古体诗自然声律后世影响。

关键词:钟嵘 古体诗 自然声律

钟嵘(约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1](P1),是我国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其作品《诗品》为我国第一部诗歌理论专著,与《文心雕龙》一起被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双星”。

历来人们对钟嵘的《诗品》评价极高,但是对于钟嵘在诗歌声律方面贡献的关注和认识不够。郭绍虞和罗根泽认为诗歌的声律包括自然声律和人为声律,对钟嵘主张的古体诗的自然声律予以肯定,然而对钟嵘这一主张论述不详,对这一主张对后世的贡献认识也不足。此后的大多人,只是站在成熟格律诗的角度上认为钟嵘对诗歌声律发展具有消极意义。陈元胜对钟嵘的这一主张和唐代的古体诗理论以及创作实践的关系有所强调,不足的是对钟嵘具体的古体诗(自然)声律论的提出背景、具体的理论和后世的具体影响的论述不够详尽。

论文中笔者主要从钟嵘提出古体诗自然声律的具体背景,古体诗自然声律的具体理论内容,以及这一理论对后世古体诗的具体影响展开论述。

一、钟嵘与永明声律

南齐永明年间(483-493),周颙、王融、沈约和谢朓等人创立永明声律,并且以此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实践,当时文人纷纷效仿,被成为“永明体”。

钟嵘在《诗品序》提到自己创作《诗品》的原因,即:“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1](P54),“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於高明,无涉於文流矣”[1](P58),“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馀,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1](P62)。他认为当时的诗歌创作虽然很盛行,由于没有正确标准的学习对象和评价标准,从而使整个时代的诗歌创作并不成功,正如唐代皎然《诗式·明四声》中所说“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后之才子,天机不高,为沈生弊法所媚;懵然随流,溺而不返”。[2](卷二P74)钟嵘出于责任感,从而创作了《诗品》。

钟嵘看到了诗歌在具体创作中内在的自然声律与当时以永明声律为代表的外在人为声律存在着矛盾。他认识到由“王元长创其首,谢、沈约扬其波”创立的永明声律论和相应的诗歌创作,以及由于“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造成“於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1](P340),即在王融、谢朓和沈约的倡导下,人们纷纷去学永明声律,依照永明声律进行创作时,由于只讲外在人为声律从而对内容方面关注不够,出现损害文章内在情性的现象,更有为了声律而放弃内容,出现了“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的现象,创作出了许多没有真情实感如同文字游戏的作品。

由于永明声律的初创和实践中的不成熟,当时对自然声律和永明人为声律的选择已经演变为内容和形式何为诗歌首要选择的问题。钟嵘认为诗歌是“吟咏情性”[2](卷一P63),是作者对自己内在性情和感受的抒写,从而应当以自然的内在声律为准,即自然声律为主,永明声律要求下的诗歌过于强调声律而“伤其真美”,丧失了诗歌的本性。 对此,钟嵘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永明声律盛行于齐梁时代,在《诗品》中涉及的诗人,齐梁时代的诗人没有一个进入上品,在中品三十九人中,齐梁诗人只占六位,绝大部分被归入下品中。由上可知,钟嵘对永明声律的不满。

二、古体诗的自然声律

钟嵘注意到了诗歌的声律之美,甚至把声律和“滋味说”联系起来。在《诗品·晋黄门郎张协诗》中钟嵘认为张协的诗“词彩葱茜,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1](P149),如《杂诗四》“轻风摧劲草,凝霜竦高木。密叶日夜疏,丛林森如束”[3](晋诗·卷三P746)。在《诗品·齐吏部谢朓诗》中认为谢朓的诗“奇章秀句,往往警遒[1](P298)”,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3](齐诗·卷三P1426),《之宜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中“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3](齐诗·卷三P1429页),《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3](齐诗·卷三P1430)等。

在《诗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成熟的古体诗,相比较而言,钟嵘更认可只追求“吟咏情性”而不讲永明声律的古体诗。钟嵘与当时文人一味追求诗歌的永明人为声律的形式美不同,他追求另外一种诗歌的音乐美——古体诗自然淳朴的自然声律美,把古体诗的自然声律凸显在人们的面前。

钟嵘认为,首先“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1](P332),即当下的诗歌不同于古代要入乐的诗歌,可以不讲究声律。其次,“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古人“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1](P329),即古人不知道声律,创作中也不讲究永明人为声律,却创造出了具有声韵的好诗歌。第三,“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1](P340),认为自己不能“四声八病”,乡间巷尾的人会,从而人为永明声律不入上层社会。第四,“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1](P340),认为只要读起来不拗口,只需清浊变化,听起来自然顺畅就可以了,提倡自然声律。

由上可知,钟嵘首先是对古体诗的凸显,为古体诗在当时和后世的生存争得一席之地;其次,否定永明人为声律却不否定声律,以古体诗声律为准则,以不伤真美的自然声律为本;第三,不同于此前古体诗诗人和在诗歌创作中无意识的自然声律应用,钟嵘对古体诗的自然声律加以理论凸显和提升,即 “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这也成为后世古体诗创作遵循的自然声律总的原则,促进了后世古体诗的繁荣。

小结

钟嵘对“吟咏情性”的强调对当时永明声律在诗歌创作中引发的种种弊端,特别是忽视“吟咏情性”方面的一个有力的拨正,对诗歌声律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外,针对“四声八病”,钟嵘提出的“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从而促进人们对永明声律在诗歌创作中的深思和改进,某种意义上对格律诗的平仄化、粘对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同时,钟嵘对“吟咏情性”的强调以及对古体诗自然声律的提倡在后世引起了较大的影响。唐代陈子昂对“汉、魏风骨”[2](卷二P55)的追求是对钟嵘对古体诗认可的一个有力回应。唐代有名的诗歌选集,殷璠的《河狱英灵集集论》认为“夫能文者,匪为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须避之,从不拈缀,未为深缺。”文学创作与“四声八病”没有关系,同时认为“词有刚柔,调有高下,但令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便是知音”[2](卷二P71)。只要词与调大体相合,读起来和听起来首尾顺当,当中流畅就行,这和钟嵘的主张可以说是完全相同。

钟嵘对古体诗和古体诗自然声律美的肯定和凸显,在后世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回应和肯定。唐诗的繁荣不是只有格律诗,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古体诗,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等,李白的《古风》、《长干行》、《子夜吴歌》、《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古体诗可以说是其中杰出代表。杜甫的《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及“三吏”、“三别”等等,同样是古体诗佳作名篇。此后古体诗的佳作更是层出不穷。

钟嵘的不足之处是过于否定永明声律,没有认识到永明声律也是在自然声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永明声律进一步完善,可以达到人工音律的自然化,改善后的人为声律在诗人屡次训练之后可以内化为能力,从而在具体的创作之中创作出他自己推崇的自然英旨之作。

注释:

[1]曹旭:《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3]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

[2]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书店,2003.

[3]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二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陈元胜.《诗品下·序》疑难问题辨说(下)[J].许昌学院学报,2005,(3).

(刘波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71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