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金

提要朱熹在探讨文章文学修辞的时候往往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用理想的“原则”批评现实的文章文学，不满意的居多，严厉批评现实中的“文”，给人以轻视文辞的感觉；另一方面。他站在文学家的立场上，用比较现实的态度衡量文章文学，积极肯定了文章文学修辞的重要意义。表面看来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朱熹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力争使“文”以载道。为社会健康和谐的发展服务。两个朱熹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关键词朱熹修辞学说对立统一

朱熹修辞学说的矛盾现象在于，一方面，他虽然没有直接同意程颐的“作文害道”说，却提出了“文便是道”、“文皆是从道中流出”的文道合一主张，似乎抹煞了文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他在这一观点上又表现出了某种矛盾性，如他在《周子通书·文辞注》中说：“人之才德，偏有长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发之，则亦不能传于久远矣。”(《朱子全书》第十三册：121－122)显示了他对文章文学修辞重要意义的深刻认识。从他的人生实践来看，朱熹确实是相当精通语言文学的内在规律性，理解艺术有它自己的审美特性的。我们仔细阅读他的著述，会发现一个很有意义、值得探寻的话题：理学家的朱熹与文学家的朱熹之问的矛盾。那么，两位——理学家和文学家的——朱熹能否达到矛盾对立的统一呢?究竟是何种不同的出发点和话语背景造成了两个朱熹的对立和矛盾?这种个人思想的矛盾性显示了什么样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这对我们研究者而言都是值得探索的。

理学家的朱熹说：至于说到文词，不过是一小伎罢了!从近处看，则不足以使自己的修养提高；从社会影响看，则不足以有益于大多数人的健康生活。我们才要作文章，便是枝叶，害着学问，使两个方面都没有得到成功。现在那些执笔以钻研华丽文章的人，不过是为了讨人喜欢而已，为了身外的功名利禄而钻营，是非常可耻的行为。(《朱子全书》第十八册：4314)

这在表面看来，是明白无误地轻视“文词”。认为“文词”不过是“一小伎”，但还是承认“文词”毕竟是“一小伎”，没有加以彻底的否定。这就给两个朱熹的矛盾统一留下了余地。同时应该看到，朱子这里的“文词”偏向于纯粹的语言技术问题，是形式，是表象，但无论如何，在这里是有“重道轻文”的倾向的。我们认为，朱熹不可能无缘无故发出这种强烈的议论，他必有自己的出发点和说话的时代背景。

我们阅读了他的相关著述之后，就会清楚地看出，他批评的前提是：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不但如此，只去学诗文也只是去学那不好的，这就告诉我们他并不是不重视“文”，而是反对不讲义理，单只学习文的形式，及学那不好的形式之文，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他说话的情绪很激烈。再如，朱子喜欢王建的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显然是欣赏它的思想意蕴和艺术魅力两个方面的，以欧公的才力尚且自己说平生要道此语不得，这就证明了朱熹是确实重视文的艺术性的，他反对的是今人都不识这意思，只要嵌字，使难字，便说好。他认为，一个人没有深刻的思想意蕴，又好议论作文，在形式上玩文字游戏，开了又合，合了又开，最后云里雾里也不知说的什么东西，何足为文?!另有一层背景更加令人忧虑：社会上人们的见识、水平是参差不齐的，欣赏能力、辨别能力并不都足以打破陋劣文风在形式上的花样和游戏，这就使得“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的人有相当大的市场，甚至有时候获得不小的所谓“成功”，对社会风气、人民生活是十分有害的。关于这一点，历史上的教训是不少见的。朱熹对此看得很清楚，他慨然叹惜道：

“今世安得文章!只有个减字换字法尔。”(《朱子全书》第十八册：4313)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愤激，看出他在愤慨的心情下语言表达的绝对化倾向。我们完全可以用他自己的话反驳：“今世”难道没有文章吗?!陆游、辛弃疾、杨万里等等都是朱子欣赏赞扬的第一流作者，又是深切交往的朋友，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实，朱熹不可能忘却，为什么会说“今世安得文章”呢?事实上，他所说的“今世”是特指那丑陋的时代俗流，他说话时不可能一一作出解释说明。

现在，我们就更加理解他为什么说文词是一小伎了。确实，那些高谈阔论、玩文字游戏的人，可以欺骗世人、获得一时的声誉和利益，但实质上对自家的身心也无益，不足以提高自己的精神修养，有的甚至道德沦丧、走上犯罪的道路，最后落得身败名裂!这样的人写的文章，别人看了可能被吓了一大跳：迷离恍惚，“酸涩”难通，表面看来高深无比，实质是不懂装懂，错陋百出。但如果伪装得巧妙，看的人识别能力又有限，往往在短时间内还不会露出真面目来，其害处更大更深，更何谈“治人”!所以朱熹说“才要做文章，便是枝叶，害着学问，反两失也”。

你做文章没有基本功夫，总是玩文字游戏，终究文章也是写不好的，想提高艺术性也是不可能的，又耽误了时间，影响做扎扎实实的学问，这不是“两失”又是什么呢?!朱子的洞察力很强，他看出有的人“执笔以习研钻华采之文”，目的是“务悦人”以沽名钓誉，是可耻的行为!从我们讨论的朱熹讲话的时代背景来看，这个“华采之文”是不足以为文的，充其量不过是假、大、空、酸、涩的文字游戏而已。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来理解他说的“务悦人”，就可以看出这种“悦人”不是提供审美的享受，而是为了追逐名声利益的伪饰的一己之私的欲望，所以朱子在前面加一“务”字以区别那些真正给人们提供审美和认知享受的文字。以上是对理学家的朱熹轻视文章文学修辞原因的简要剖析。

文学家的朱熹说：当我们讨论著述文章的时候，必须要有纲领。我以为天下万事，也都有一定的规则可循，学之者须循序而渐进。如学诗，便应当以诗三百、汉魏六朝古诗以及李杜等人为法。“作文自有稳字，古之能文者，才用便用著这样的字”，这是长期修养训练的结果，如今缺乏根本修养工夫的人则难免去搜索修改。(《朱子全书》第十八册：4302)

联系朱子一生的文学研究和讨论，他对文章诗歌从纲领结构、段落次序，到具体的遣词造句都是十分重视的，对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如比兴、象征、寓言等等也有广泛而深刻的见解。可以证明，他对文的形式和技巧的讨论是非常细心而具体的。他的《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及其表现出的对艺术规律的深透了解，也都可以有力地说明他对文章文学修辞是何等的重视。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家的朱熹回到了现实当中，因为现实毕竟是现实，人民大众的生活固然是苦难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那才是活生生的生活，是历史和现实能够提供的有实际意义的生活。该作文还要作文，该科举还要科举，该当官还要当官，该务农还要务农，该经商还要经商。无论是作文还是考试，形式主义是免不了的，投机钻营是人类固有的病态，要完全消除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绝对不可能的。人类之所以没有达到自己所希望的幸福生活，根源正在于此。朱熹自己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成功，他虽然一再说如果那一次不成功，以后绝不再考，但这是无法得到证实的誓言，很难代表在世俗潮流劈头盖脸的冲击下的一般社会

心理状态。他能够回到现实当中，承认文学的客观存在，重视文学的意义，探讨文学的技巧，甚至积极参加文学创作的实践活动，都证明了他不能不回到现实的世界当中，容忍人们的缺陷，不因为世人的层次低浅、缺陷较多就一概否定他们。所以，朱熹在讨论具体的修辞作文问题时，尽可能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历代作家和历代作品，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显然，文学家的朱熹心态颇接近于现实，而理学家的朱熹则是另外一种心态，他看到的更多是人类病态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恨不能一下子就把人类所有的病态全部消除。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病态一天不消除，就彻夜难眠，就耿耿于怀，就愤怒不已，他的一切追求无不与此有关，他深知一旦彻底消除了人类病态，人类就全部幸福了，大同世界必将到来!为此，他恨陛下不成钢，他大骂贪官污吏，他指责儒生士子；同时，他关心国防边疆，他关注农民生活，他实践素质教育。总之，他希望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存天理、灭人欲，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而共同奋斗。但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神仙，当他面对大量的社会病态非常愤怒的时候，就难免说出一些比较偏激的话来，给人一种他要否定一切的感觉。比如他说文词不过是一小伎罢了，今世安得文章，其实并非如此。现实的文学家的朱熹与超越世俗的理学家的朱熹有着内在密切的联系，是辨证统一的关系。这种统一就在于他所立的衡量文章文学的修辞标准虽然不同，但其本质目的是一样的。无论是反对文还是重视文，都是从社会利益的整体来考虑的。他所反对的“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而是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文，这种文显然是有害于人们的正常生活的。他对真正的文是非常欣赏和喜爱的。比如他对诗三百和楚辞特别重视，认为它们与圣贤学问有同样的意义。他是深知文之美妙的本质在于思想意蕴的深广独特的，他透彻地了解：文章和文学以自己特殊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功能，为治道服务，为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繁荣昌盛服务。此时此刻，文学家的朱熹伸出了热情洋溢的大手与理学家朱熹伟大而深刻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密不可分。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理学家的朱熹与文学家的朱熹在本质上是有机统一的，其矛盾和对立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形式上，由于说话的立足点不同、具体背景不同、针对性不同而显现出某种矛盾和对立的状态，但在追求圣贤理想的大思想背景下，在为国为民而奋斗的实践精神中，二者达到了矛盾和对立的统一。理学家的朱熹纵览古今的历史教训，透过时代的风云变幻，洞察社会的微妙复杂。他深深知道，文风关系时风，时风关系国运，国运关系百姓生活和民族兴衰。他不能不大声疾呼：要重视根本工夫，要把道德事功放在第一位，然后顺其自然作文，利己利人、利国利民。为此，他反对为作文而作文，反对做假人、做假文、空议论，反对玩弄文字游戏，沽名钓誉骗人。文学家的朱熹深知要追求社会事业的成功，文是不可或缺的，文是社会思想感情、人生意志理想的表达形式，有自己特殊的内在规律性，我们必须尊重文的规律性、认识文的规律性、把握文的规律性，从而使文更好地为社会建设事业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理学家的朱熹与文学家的朱熹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目标，终于走到一起来了。但是，社会历史的复杂性往往让我们在接受了许多沉痛的教训之后才认识和理解矛盾和对立的统一，到那时，社会和人民已经历太多的磨难和痛苦，社会传承和积累的效应及影响，又一次一次压到了年轻一代的头上，使我们必须为了美好的生活，打破令人窒息的迷雾，进行新的努力和奋斗。这是最令人痛惜的事情。

总之，朱熹在探讨文章文学修辞的时候表现出这样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用理想的“原则”批评现实的文章文学，不满意的居多，严厉批评现实中的“文”，给人以轻视文辞的感觉；另一方面，他又站在文学家的立场上，用比较现实的态度衡量文章文学，积极肯定了文章文学修辞的重要意义。表面看来两者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力争使“文”以载道，为社会健康和谐的发展服务。两个朱熹是对立统一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