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敬芳

提要本文从认知的角度出发，详细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动词化与转喻之间的关系，指出拟声词的动词化必定经历了语义的变化，而这种语义上的变化是靠转喻来完成的。拟声词的动词化不是声音本身的过程义的突显，而是转喻了声音在主体控制下形成的行为。而因可控的直接性而形成的不同类型的拟声词，其转喻的可能性也是不同的。

关键词汉语拟声词动词化转喻可控性转喻可能性

一、拟声词的动词化

汉语中的拟声词也叫做“象声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拟声词被认定为“模拟事物声音的词。如：哗，轰，乒乓，叮咚，噗哧”。也就是说，拟声词忽视了汉字本身的意思，通过汉字的发音来达到模拟事物的目的。汉语中的拟声词从词性特征来看属于实词，因而它具有实词的特点和语法功能。汉语中的拟声词可直接作谓语，这样，句子显得简练生动，表达效果更完美。

然而，在语言形式上，拟声词作谓语并不能表示它已经动词化，例如：

(1)她听见自己的心咯噔一下，迅速跑过去。(盛可以《道德颂》)

(2)冰箱过一会“嗡”一下，这两天嗡得越来越勤了。(转引自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下)》)

(3)雪白的鱼头豆腐汤在沙锅里快乐地咕嘟着。(张欣《永远的排徊》)上面三个例句中的拟声词“咯噔”、“嗡”、“咕嘟”在句子中独立作谓语，但这只是对声音的描摹，表现的是声音的过程，是过程意义。过程意义并非是唯动词所有的意义，因此，拟声词仅仅实现过程意义时并没有动词化，如“炮声隆隆”、“锣声当啷”等，就如形容词也有过程义也可以作谓语一样。只有行为意义才是唯动词所有，而行为意义实现的前提是有能够触发、控制行为的主体，因而有没有可控性是衡量拟声词相关的过程是不是一个行为的标准。以上这些例子之所以只是过程而不是行为，就因为只有过程性而没有可控性，换言之，这一过程是自发的过程，不在主体的控制下发生变化。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些例子：

(4)一个小锅里放入热水，等水开了再放肉进去，咕嘟一会，把肉里的血和脏东西都逼出来。(选自一篇网络日志)比较例(3)和例(4)的“咕嘟”我们就会发现，例(4)中的“咕嘟”已经动词化了，因为前面有“把肉放进去”，后面有“把肉里的血和脏东西都逼出来”，可以推测这句话中没有出现的行为主体，而“咕嘟”这一过程有了控制主体，就转化为行为。所以在例(3)中“咕嘟”还是拟声词在实现过程义，例(4)则已经动词化。再如：

(5)他“嗷”地一声跑了。

(6)这天晚上我们从宿舍往教室去上晚自习，远远地见到秋与谢百三在树下讲

话，马水清用手指了指，我们“嗷”了一声便跑进教室。(曹文轩《红瓦》)“他‘嗷地一声跑了”中“嗷”只是在实现动态性的状语功能，“我们‘嗷了一声便跑进教室”中“嗷”却已经动词化了，关键就在于前一句的句法结构没有显示主体对“嗷”这一声音的控制，后者却显示了。

因此，拟声词动词化的前提是实现过程义，但同样是实现过程义，过程如果是在主体的控制下进行的，相应的拟声词就动词化了，否则拟声词不过是在实现它固有的功能。一般地充当句法成分是拟声词本身的句法功能，而动词化则是拟声词新的功能。

二、拟声词的动词化与转喻

这样看来，拟声词的动词化一定经历了语义的变化，从指一种声音到指一种行为的变化。行为意义则是动词唯有的。作为一种声音，从实体、性质、状态、过程等诸方面去认识它，而使表现它的拟声词获得实体意义、性质意义、状态意义、过程意义后得以进入句法结构，是声音的固然本性，所以拟声词进入状语、定语、谓语、宾语等位置时是拟声词固有的语法性质，因为这些位置上的拟声词指的都是声音。可是拟声词当作动词来使用，背离了它固有的本性，一定发生了意义的转移——从声音到行为：发出声音的行为，利用声音完成的行为，甚至只是与声音相关(如伴随)的行为。

这种语义上的变化是靠转喻来完成的。拟声词的所指是声音，而动词化了的拟声词其所指是发出声音的行为、利用声音的行为或者伴随声音的行为，可见在动词化的过程，中拟声词的指称发生了变化。

能够解释这种变化的机制是转喻——转喻机制的核心是邻近，而动词化前后的所指虽然不同，但是它们之间都有着时间或空间上的邻近关系，如声音和发音行为之间有着过程和结果的时间上的邻近关系，利用声音也是手段和行为过程之间的时间关系，但在顺序上与结果关系相反；声音和它所伴随的行为之间有空间上的邻近关系。所以说转喻导致了拟声词在动词化过程中的语义变化。拟声词的动词化不是声音本身的过程义的突显，而是转喻了声音在主体控制下形成的行为。转喻也可以发生在声音与声音的发出者之间，例如，电视剧《家有儿女》中三个孩子在照顾一个婴儿，这个婴儿一直在哇哇地哭，用了各种办法都哄不好，于是两个男孩子夏雨和刘星就跑出去逃避责任了，把婴儿扔给了小雪。但是二人出去以后又觉得不够仗义，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

(7)刘星：这个哇哇哇哇怎么这么讨厌。……我们把哇哇哇哇扔给小雪一人不太好吧。

夏雨：可是这个哇哇哇哇也太烦人了……我们快回家去看看这个哇哇哇哇吧。(《家有儿女》)

他们用了这个孩子最显著的哭声来指称这个孩子，“哇哇哇哇”这个拟声词虽然只是一种临时现象，但依然能够看出转喻在其中的作用，用声音这个显著特征来转喻发出这种声音的人。

1.拟声词动词化的句法一语义特征

拟声词的动词化在句法一语义上要具备这样几个特征：

a.表过程意义。这是前提，但并不是决定性的条件，更重要条件在于b，

b.能作控制过程的施事主语。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动词化无从谈起。

动词化较多的只是临时现象，有的却已经稳定下来成为真正的动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己经获得了动词的词性，如：

(8)吭哧：(动)因用力而不自主地发出声音：他背起一麻袋粮食走着，嘴里直吭哧。他吭哧了好几天才写出这篇文章。

又引申为说话吞吞吐吐：他吭哧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

(9)咕唧：(动)小声交谈或自言自语：他们俩交头接耳地咕唧了半天。

其它的还有很多，尤其是一些表示人们说话的声音的拟声词，如“哼(鼻子发出声音)”、“嘟囔(连续不断地自言自语)”、“哼唧(低声说话、歌唱或诵读)”、“吧嗒(抽旱烟)”、“吧唧(嘴唇开合作声)”等。或者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动词，但是动词化的用法却已经稳定下来，例如“狗汪汪了一个晚上”、“她不由得‘啊了一声”。

2.从动词化的角度对声音和拟声词的重新观察

动词化与拟声词的过程化最大的差异就在有没有可控性。例如：

(10a)我整日张大嘴巴打着呵欠，散漫地走在田间小道上，我的拖鞋吧哒吧哒。把

那些小道弄得尘土飞扬，仿佛是车轮滚滚而过时的情景。(余华《活着》)这里的声音呈过程性，但是拟声词并没有动词化，因为这些拟声词在这里只是一个自然的过

程，没有控制它的主体出现。如果将这两句改为：

(10b)我吧哒吧哒着拖鞋……

控制它的主体“我”出现，因此就是动词性成分了。但是声音并不等于发出声音的行为，为什么仅仅表现了声音的拟声词可以直接和动词一样去表示发出声音的行为呢?这说明拟声词的意义发生了转移。这一转移的核心是增加了可控性。所以从动词化的角度观察拟声词，其实就是要从可控性的角度观察拟声词所摹拟的声音。而对拟声词来说，这里要强调的是可控性的直接与间接的差异。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声音只要具有可控性，模拟它的声音就有转化为动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可控性越直接，转化为动词就越容易、越普遍。可控性对被摹拟的声音来说，是一种认知特征；转移到拟声词，却是一种语义特征。

下面我们就从可控性的角度，根据可控性的直接性差异来对拟声词进行分类，并对其转喻的可能性进行探讨。

三、拟声词的不同类型与转喻的可能性

1.声音的可控性与动词化的前提

声音是一种物理现象，但是它的形成却有不同的动因——或者是因为有意识主体的启动，或者纯粹是自然界物体之间的碰撞。我们用可控性的概念来描述声音形成的动因关系。也就是说，因为有意识主体而启动的声音具有可控性，如人囚寒冷发出的“得得”声、喝水发出的“咕咚咕咚”声、击球发出的“砰砰”声、敲击键盘发出的“嗒嗒嗒”的声音、使用相机发出的“咔嚓”声等等，都是在有意识的主体控制下发出的声音，这些声音都是可以控制的，可以发出也可以不发出，随主体的意识而变化。而自然界物体之间的碰撞，如刮风时的“呼呼”声、下雨时的“滴滴答答”的声音，着火时“噼里啪啦”的声音、流水的“汩汩”声等，它们的发出与否并不是有意识的主体可以控制的，不随主体的意识而变化。

根据声音的可控与否我们首先可以将拟声词分为两大类：

a.可控的拟声词

b.不可控的拟声词

根据上文的分析，主体无法控制的声音，其相应的拟声词就没有动词化的可能。除非在拟人化的隐喻思维中，我们将某种无生命的对象想象成具有控制力的对象，但是这是隐喻研究的范围，和转喻无关。因此我们讨论的拟声词的动词化都是在a类拟声词的范畴内进行讨论的。

2.可控的直接性与拟声词转喻的可能性

在主体可控的拟声词中，根据可控的直接性的差异，a类拟声词内部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而因可控的直接性而形成的不同类型的拟声词，其转喻的可能性也是不同的。

2.1指向自身的发音行为——转喻发音行为

可控性最直接的方式是，实施发出某个声音的行为，而目的只在于发出这种声音，是一种单纯的发音行为，如妈妈教呀呀学语的孩子说“叫‘妈妈，妈妈”，或者大夫对病人说“张开嘴：啊——”，孩子根据妈妈的发音，病人根据大夫的要求，直接发出了“妈妈”“啊”等声音。这些声音没有别的指向，只是指向自身。这时拟声词可控性是最直接的、拟声词的动词化也是最自然的，例如医生经常会采用这样的说法：“张大嘴，‘啊一声”，句中加了引号的“啊”已经转化为动词。转化的机制就是转喻，用发出的声音(结果)来转喻发出的行为。不过在生活中专门指向某个音的发音动作毕竟比较少，动词化也就只是一种临时的现象，不足以形成专门的动词。当我们无法猜测动物叫声的意图时，也只能将它归入指向自身的声音，如“黄狗汪汪了几声，其它的狗也跟着叫了起来”。

2.2叹词的声音形式——转喻话语功能实施行为

叹词都具有一定的话语功能，或表示生理上的动因，或表达感情的喜怒哀乐，或表示招呼应答等，如表示疼痛的“哎哟”、表示生气或兴奋的“嗷嗷”、表示疑问的“咦”、唤起对方注意的“喂”等。当我们为了表述这些具有话语功能的叹词而发出叹词的声音时，直接性便有所减弱，因为主体是为了发出一个叹词实现某种话语功能才发出这个声音，换言之，发出某个叹词的直接目的首先不是为了发这个音，而是因为需要实现一定的话语功能，声音的可控直接性就减弱了。试比较：

(11)“哎哟，哎哟，疼死我了。”／他在那里疼得“哎哟哎哟”直叫。前面的两个“哎哟”和后面的两个“哎哟”，其性质是不同的。前面的“哎哟”是因为疼痛而发出的具有话语功能的叹词，而后面的“哎哟”则是对这个叹词的声音摹拟，因此是个拟声词。例如上文所举的例子：

(12)这天晚上我们从宿舍往教室去上晚自习，远远地见到秋与谢百三在树下讲

话，马水清用手指了指，我们“嗷”了一声便跑进教室。(曹文轩《红瓦》)这里“嗷”的发出是因为看到男生和女生讲话而起哄，从而引发的话语活动。来自叹词的拟声词的动词化，不能保持话语功能，但能转移这种话语功能到表述性言语层面中来，形成对话语功能的表述：直接引语中“哎哟，疼死我了!”中的“哎哟”在实现话语功能，表示疼痛；而在表述性话语“他‘哎哟了一声，好像很疼的样子。”中“哎哟”转化为动词，在这个语句中它已经没有话语功能，但是能够通过自身的语义反映某种话语功能。

2.3话语语音流的声音特征——转喻带有某种发音特征的言说动词

对话语的声音本身的摹拟形成的是直接引语的一个方面，因为话语的声音也是声音，对它最准确的摹拟就是把话语再说一遍，对“她哭了”的高保真摹拟就是“她哭了”，不能形成拟声词。但是人在说话的时候还会显现出个性化的发音特征，导致整个话语的语流对我们形成一种整体的声音印象，对具有某些发音特征的声音印象进行摹拟，也能形成拟声词。例如“哇啦哇啦”、“咕咕哝哝”、“叽叽喳喳”、“唠唠叨叨”、“呜呜噜噜”以及非重叠形式“叽咕”、“哇啦”、“嘟哝”等。应该看到，这些拟声词表现的都是话语的有标记形式，都是在话语偏离了最普通、最标准的形式时，才会采用一个这样的拟声词。所以这些声音特征不是话语的必须。被这些拟声词摹拟的声音没有话语功能，但是有可控性，因为它们是人在说话时的伴随特征，人可以通过意志改变这些特征的，所以可以说“你别吭叽了，有什么话就说吧。”

然而就可控的直接性而言，它们是附加在一段话语上的，离开它们话语仍然可以存在，或者换用不同的声音特征而话语的本体却不受影响，不像叹词的声音形式就是话语功能的本体，离开了叹词话语功能就无从存在。可以离开叹词的话语功能单独发一个叹词的声音形式，但是无法离开一段话语单独去发“嘟嘟嚷囔”、“呜呜噜噜”等语音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语音流的声音特征的可控直接性更低一些。这些拟声词的动词化，完成了用声音转移说话过程的转喻：“咕噜”、“嘁嘁喳喳”、“卜噜”指的是带有“咕噜”、“嘁嘁喳喳”、“卜噜”声音特征的说话过程：

(13)他闭着眼睛坐在那里，不停地咕噜着使人听不清的字句。

(14)别嘁嘁喳喳了，有话大声说。

(15)渐渐，先是有呼家堡的老太太抱着孩子出来看，接着围观的人就越来越多。到中午的时候，呼天成的家门前已围得水泄不通。只见那些“信徒”们一个个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嘴里不停地“卜噜、卜噜、卜噜……”。她们也有不“卜噜”的时候。(李

佩甫《羊的门》)

离开了所说的话语单独发出“咕噜”“卜噜”的声音，与作为语流的声音特征的“咕噜”“卜噜”，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现象。以上三类声音，主体对声音的可控性相对来说都比较直接，因为都是主体用自己的发音器官直接发出的声音。而下面两类拟声词，则简洁性明显增强，因为它们都是发音器官之外的动作引起的声音。

2.4发音器官之外身体动作引发的声音——转喻带有某种发音特征的直接动作动词

人或动物的各种器官和肢体的动作也会引发声音，对这些声音主体当然有一定的可控性。例如身体在水中跃动会引发“扑通”的声音，抽烟会引发“吧唧”的声音，鸟类扇动翅膀会引发“噗啦”的声音。这时主体对于声音的可控性就可以用间接性来描述了——主体不再用自己的发音器官直接发音，而要借助于身体其余部分，亲吻是借助于嘴唇和另外一个身体的其余部分，吃东西要借助于口腔的各器官；或者与环境之间的活动，如“吱嘎”之于椅子、“噗”之于烟斗等，声音的发出等于多了一道环节。可控性依然是存在的，但是声音的发出却是间接的。当这样的拟声词动词化之后，形成如下的例子：

(16)老木匠把话说完，一使劲，把烟斗里的烟灰全都“噗”了出来。(曹文轩《田螺》)

(17)你别吱嘎凳子了，真难听。(转引自邵敬敏1984)

(18)(夏东海和一女的被困在电梯里，等到电梯打开的一刹那，女人因为高兴在夏东海脸上亲了一口，留了个口红印，刘梅看到后不高兴)夏东海：我怎么知道她会吧一下，我要知道她会吧一下，我怎么也不会让她在我脸上吧一下!(电视剧《家有儿女》)

(19)我的(冰棍)大，但我要比弟弟吃得快多了，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我吃完快半个钟头了，弟嘴里还在那里“吧吱”呢!弟还故意一小下一小下的“吸溜”，都快化了，也不赶快吃掉，故意馋我。(《马俪文：朴素的构成》马俪文王搏：采访录)这些拟声词就不再指声音，而是指吹烟灰的动作、晃动凳子的动作、亲吻的动作、吃东西的动作等，只是因为这些动作有一定的声音伴随着，这些声音就可以转喻行为动作。

2.5主体活动引起外部过程所发出的声音——转喻带有某种发音特征的间接动作动词

在上一种情况中声音的发出与主体的动作是同时的，因为声音是由主体的动作直接导致的，“噗”的声音是由吹烟灰的动作直接引起的，“噗”这个声音的发出和“吹”的动作是同时进行的，“吧”的声音是由亲吻的动作直接导致的，“吧”的声音和亲吻的动作是同时的。而如果主体的动作还需要通过触发另一种活动才能发出声音，也就是在主体的启动和声音的发生之间还需要多一个环节，可控的间接性就更强了。例如“噼噼啪啪”是放鞭炮时发出的声音，主体自身的动作无法直接导致“噼噼啪啪”声的发出，需要先触发一个点燃的活动。“咔嚓”是使用相机照相时发出的声音，主体自身的动作无法直接导致“咔嚓”声的发出，需要先发出一个使用相机的活动。

虽然这类声音的间接性很强，但是主体对于“咔嚓”声的发出仍然是具有控制力的，“噼噼啪啪”等就有了动词化的可能。如：

(20)快用“微型”给我“咔嚓”下来。(苏策《重武器》)

四、结束语

在上文中，我们首先用可控性来描述声音形成的动因，或者说主体对于声音形成的关系。声音是一种物理现象，但是它的形成却有不同的动因——或者是因为有意识主体的启动，或者纯粹是自然界物体之间的碰撞。我们用可控性的概念来描述声音形成的动因关系。其次，在转喻思维的制约下，一种声音只要具有可控性，相应的拟声词就有了动词化的认知基础，只要我们关注一个声音的控制过程并试图在语言中表现出来，相应的拟声词就会动词化。反之没有可控性的声音，相应的拟声词就不可能动词化。

主体对于声音的可控性在程度上有强有弱，在关系上有远有近。分别形成可控性和直接性的概念。主体对声音形成的关系越直接，相应拟声词动词化的可能性就越大；越间接相应拟声词动词化的可能性就越小。拟声词动词化的几率除了控制度的直接性因素影响之外，相应声音的重要性也在起筛选作用。

在直接性的同一等级上，有可控度的差异，它对拟声词能否动词化不起作用但是决定了声音在交际中的话语功能的强弱。在可控的直接性上，以上五种声音其直接性越来越弱，动词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可以这样直观地表示：指向自身的发音行为一叹词的声音形式一话语语音流的声音特征一发音器官之外身体动作引发的声音一主体活动引起外部过程所发出的声音一主体无法控制的声音。从左至右，可控的直接性依次减弱，转喻的可能性也依次降低，直至最右侧转喻无法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