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华蕾

当农民李贵树遇见总理温家宝

相对于中国400万白血病患儿家庭来说，李贵树是幸运的。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下，他的家庭得到了上至共和国总理下至慈善人士的援手。受利于中国社会福利的发展现状，对小李瑞的救治尚不能成为一个可广泛复制的样本，但从当地政府试图倍此设立大病儿童救助机制的规材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颗石子荡起的涟漪……

“窝囊废”

李贵树发现娃娃不对劲，是2008年4Y]的一个下午。他发现l岁的儿子李瑞原来红扑扑的脸蛋罩上了蜡黄色，嘴唇发黑，身体软绵绵地东倒西歪。

大概感冒了，李贵树习惯性地这样想。李贵树一家五口人：夫妻俩，两个儿子，还有75岁的耳聋母亲。

李贵树是河北蔚县草沟堡乡的村民，这天下午，他绕到屋后的村主任家，给孩子要了一盒说不上名字的感冒药。60岁的村主任王敬，是李贵树的岳父。

王敬在高庄子村当了30年的村主任，也是村里唯一的“半农半医”，掌管着300多位村民的农村合作医疗和日常药品。

药三天两头吃着，李贵树也隔三岔五为儿子叫魂——睡觉以前，他用一块红布铺在地上，放上李瑞的小衣服，扯着嗓门叫三遍：“孩子，回来吧，行爸爸这儿来吧!”然后连布带衣，搁到李瑞身上。这是几个世纪以来，弥散在华北乡村的传统巫术。对于一些久病不愈的人，他们相信是“招了邪”。但这次，洋方法和土方法都用了，李瑞的病仍不见起色。

李贵树揣上家里的所有积蓄一1300元钱，抱上儿子就上了张家口。在河北北方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医生确诊，儿子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在这个缺钱不缺病的乡旮旯，“白血病”从来家喻户晓。大伙都说，“这是个治不好的病。”

高庄子村是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深山坳。这里离县城70公里，中间有绵延的大南山脉阻隔。一年里，平均气温接近零下3度，十年九早，地里种的尽是土豆、莜麦、胡麻和小白菜。饿不死，但吃不饱。

李贵树家有五六亩地，基本上靠天吃饭。20岁出头那会儿，曾经下过煤窑。蔚县是著名的矿产地，李贵树在周边小煤窑干了两三年。当建筑工人是高庄子村劳务输出的另一条路。2005年，李贵树到张家口帮别人盖房子，运输石灰途中，检查水箱时他不慎右手触到了发动机，农用拖拉机的皮带飞转着，吞掉了他的中指和食指。

颠簸的生活只为李贵树带来一张过早衰老的脸，和有些斑白的头发。“他运气背，干啥啥不顺，”丈母娘为此对李贵树抱怨连连，“我女儿命苦，嫁了个窝囊废。天天吃不好穿不好，跟着受罪。”

无底洞

李贵树一路走低的运势，在小儿子李瑞患上白血病住院以后，几乎跌至谷底。

那些日子，李贵树的妻子王志华和大儿子李峰在张家口照料李瑞，晚上三个人挤一张病床。李贵树就留在家里，四处“拆伙钱”(方言：借钱)。

明天该向谁借钱?这是李贵树每个晚上最犯愁的事情。明知大家都穷，还不得不硬着头皮东拼西凑。但凡有点亲缘关系的，李贵树都借遍了。

他想过下煤窑还债，这是他所能想到来钱最快的办法。但蔚县的小煤窑在2008年“7·14”蔚县矿难瞒报事件后，全关闭了，“大煤窑没关系去不了”。

除了亲戚，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政府求助。提出申请以后，蔚县民政局补助了他2000元，草沟堡乡政府补助了500元，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了1.2万元。

按照《河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诊疗项目补偿规定(试行版)》，张家口市超过1500元起付线的住院费可以报销50％，但李瑞所需的药物许多在自费之列，“血不报，板儿(指血小板)不报，营养药不报……”而治疗一个白血病患者的费用在20～70万不等。对李贵树而言，这是一个无底洞。

2008年9月，李瑞结束了三个月的疗程，回到家里。他的哥哥李峰没有再去学校。

李贵树的学历是小学三年级，“不想读就没读了”，至今不大识字。他搞不清楚辍学的儿子到底在念小学几年级，他对这些并不在意。

正月十五后，16岁的李峰去河北保定一家饼干厂打工，每个月400元。

李贵树夫妇则卖掉了800斤胡麻，凑到2200元，领着孩子上天津复查。听县城里的人说，天津血液病研究中心是最好的。对从来没有到过大城市的李贵树来说，外面的世界就是万花筒，一不留神就走丢了他特地叫上了姐夫杨正魁，“好歹有个说理的人。

2月16日，天还没亮，李贵树一家人就来到医院排队挂号。撇去路费、住宿费，李贵树身上的现金是1700元。在交费处，他一下子蒙了——孩子的腰穿检查需要2160元。还是回家吧。李贵树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连哭都哭不出来。

11点，他们买了三张当晚9A多的返程火车票。他们需要在这里等待10个小时。他们谁也没有说话，在候车室里枯坐着，看着熟睡的孩子发呆。

“俺们见着温总理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李瑞醒了，嚷着要喝酸奶。

李贵树到处找，始终找不到革沟堡乡那种5毛钱一小瓶的酸奶。他走到更远的地方。

时间接近下午3点钟，李贵树空着手回到候车室，这里还和此前一样，只是妻子和姐夫都在流眼泪，孩子在妻子怀里，他们的身边是几位黑衣服的工作人员，“看上去很有文化”。生性木讷的他想象不到，就在他离开的半个小时里……

“俺们见着温总理了。”妻子哭着说。准确的时间是2月16日下午14点49分——李贵树会像记得自己的生辰八字那样，记住这个意义非常的时刻。之前，在他生活里最大的官，是乡长。

后来，温家宝跟网友解释，“出于一个普通人的同情心，我和同事们一起凑些钱来给他治病”。随后温总理又说：“我毕竟是一个总理。因此，我要想的是更深层次的东西，那就是如何完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方案，如何建立儿童重大疾病的救助制度。这些事情我们都在做着，但是我们的力度还不够。”

在温家宝的安排下，李瑞住进了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儿科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在这里，白血病患儿入院押金是3万元，单这一项收费就顶他20年的收成。

2月16日晚上，李贵树和杨正魁在北京儿童医院的地下招待所里整夜没合眼，说起这半年的大起大落，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公众人物”

第二天一大早，北京儿童医院血液一区的门槛几乎被踏破。

由于李瑞住无菌病房，母亲王志华也全程陪同，病房外守候的李贵树就成为媒体追踪的焦点。

李贵树是个性情憨直的人。一说起孩子的病和没完没了“拆钱”的日子，他就像揭开了陈旧的伤疤，眼泪大颗大颗掉下来。一说起总理的恩情，他就咧嘴开始笑。

旁边是另一群白血病患儿的父亲。这群中年男人大都眼皮红肿，泛黄的眼白布满血丝，烟一根接一根地抽。有时他们靠上前对记者说，“也帮我们呼吁呼吁吧”。

2月17日一大早，卫生部就出面调动天津、北京的血液病专家来为李瑞会诊。

赶来探视白血病患儿李瑞的第二拨人是领导。

从2月17日下午起，从河北省委书记到蔚县县委

书记都陆续送来了慰问金和慰问品。

“我刚把总理救助我儿子的消息告诉家里，村长就来电话了，接着乡里的、县里的领导，连张家口的市长都亲自给我打了电话!其实我连市长是谁都不知道，他们也根本不认识我。”李贵树笑呵呵地说。

不过，在同一所医院同一病区的薛志刚和胡志全却没有李贵树的福气。他们也都是河北蔚县的农民，为孩子的病，卖了房子、甚至借高利贷来到北京，如今几近山穷水尽。但他们压根不知道，领导们曾来过。

这几天，在他们的老家蔚县草沟堡乡高庄子村，李瑞60岁的姥姥迎来了几拨拜访者，天津的、张家口的。不管县城还是乡下，人们都知道，草沟堡出了个白血病患儿，因为偶遇总理，住进了北京最好的医院，还上了中央电视台。

“求助电话远远多于捐助电话”

2月22日中午，李贵树接到一个河北保定的电话，让他在儿童医院西门会合。一家人赶过去，是个短发红衣的中年女人。刚坐定，女人拿了一沓资料出来，分发给他们。女人便说开了：中国即将面临又一次医改，我这里有个独家的医改提案，四年多了，来回辗转各部门奔走，最近已经递交到了中央办公厅，但一个多月来，没有任何回音……麻烦你们了，一定要把这封信转给总理，让总理看到。

李贵树有点为难，这几天，要求他直呈总理书信的人不止这一个。但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杨正魁反复解释见不到总理。在女人的坚持下，杨正魁勉强接过了这封信。李贵树远远地走开了，他紧紧皱着眉头说，“不能再给总理添麻烦了。”

之前，由于温家宝总理的慷慨救助，被触动的人们纷纷向李瑞捐款。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北京儿童医院都组织了为李瑞治疗的专项捐款和捐款热线，募集资金很快超过50万。李瑞的治疗费已经不成问题。

但据红基会工作人员介绍，打电话想给李瑞捐款的人很少，但求助电话却多达50个左右，“求助电话远远多于捐助电话。”

中国有400万白血病患者，并每年以3—4万的速度增加。鲜有家庭可以承担高昂的治疗费用。“总理给的钱，穷死也不能用!”

眼下，李贵树身上最重的担子已经卸下了。生活已没有太大的困扰，问题又回到了琐碎的衣食住行。

除去老家6万多元的债务，李贵树一家还需要在北京待9个月以上的生活费。而他手里的现金是1.9万元，其中包括温总理捐给他的—万元。“总理给的钱，穷死也不能用!”李贵树大声说，他要把钱留起来，等李瑞长大了，给孩子念书用。

“北京的东西贵得吓死人。”李贵树说。

“最可怕的是房子。”他只想在医院附近找个有床睡、可以做饭的地方，那里是北京繁华的西二环地段，即使一个半地下室的单间，也得上千元。

得知李贵树在北京的生活困境，《天津日报》驻北京站的记者为他提供了吃和住的便利。他们的暂住地点位于北京随处可见的商业公寓里一间三人床的标准间。李贵树思量再三，说：“太高级了，这不是我们老百姓住的。”于是没几天，又搬回了北京儿童医院里的地下室。这里的住宿费每天50元，好在到现在还没收过他的钱。在这个大城市，李贵树不大识字，又缺了两个手指，一时找不到差使。

时不时有乡里的干部来看看李贵树，送来他生活必需的钱物，比如乡计生委就刚送了5000元，单这一笔，就是当初县民政局给的两倍。

已经没什么记者来找李贵树了。公众的热情如同潮涨了又退了，李贵树“公众人物”的意识渐渐模糊。

2月24日这天，李贵树上街给李瑞买鞋子。他习惯性地拿了18码的，心想孩子过两年还能再穿。他和医院门前笔直的南礼士路已经熟络，怎么走也不会迷路了。他身上穿的还是离开高庄子村那身衣服，跟头发一样灰蒙蒙的。

(摘自《保定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