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　伟

2008年11月5日至8日，由《文学评论》编辑部、《文学遗产》编辑部、《人文杂志》编辑部、陕西省文史馆以及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太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近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六十余篇，围绕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总结了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也激发出许多新的学术生长点。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于长安文化与长安学的宏观思考

长安代表了周秦汉唐的盛世文明，是中华古文明的象征，长安文化的丰富性及其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成为会议关注的焦点。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霍松林指出，近年来地域文化的研究已经蓬勃地开展起来，如闽学、徽学的研究，如河洛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湖湘文化的提出等。长安学与长安文化的研究首先要考虑文化辐射的空间范围，不应局限于古都长安或陕西境内。其次，可考察长安文化的内涵以及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区别，周秦汉唐时长安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等问题，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党圣元表示，陕西是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的大省，其文化即以长安文化为核心，围绕长安文化与长安学这一问题的探讨对于发挥利用陕西的文化遗产、增加陕西的文化软实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石英认为，长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狭义上可以看作地域文化、本土文化，广义上则可看作传统文化、历史文化、寻根文化、古都文化、帝王文化、中华文化和国际文化。长安文化在国际上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凝结为中华历史盛世风采的文化符号。陕西省文联副主席肖云儒主张从中华文化的地理区域、历史沿革和精神流脉去挖掘西安的历史文化优势，努力将西安建设成民族文化的景观之城，民族精神的溯源之城，并针对目前长安学研究存在“三不少三不多”的现象，提出加强学术交流、创建学术平台等一系列举措。武汉大学尚永亮指出，建设长安学与长安文化须避免以论代史，要史论结合、论以史出；须对长安文化进行辨析，考察长安作为古都所体现出的共性和地处三秦与其他地域相比所体现出的个性；研究方法上要进行学理与民俗、社会相结合的双线研究，同时关注长安文化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尤其是长安文化由周秦汉唐至宋元明清的动态发展。西安文理学院李小成对“长安学”的提出及近年来的发展作了回顾，认为长安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艺术、哲学、宗教等十大领域，文化底蕴深厚，做好长安学典籍的整理与编撰工作是当务之急，同时描述了长安学的研究前景，并提出建立“长安学研究院”、建设长安学史料和研究文献的数据库等设想。陕西师范大学的多位学者也积极参与了讨论，田文棠认为长安学是周公创建的长安礼学的延伸与拓展，具有原生性、多元性及自然、古朴、神奇的特点，表现为明德仁人的思想高度、天下一统的政治理念、儒道并存的文化格局、天人相胜的哲学思考和以人为本的人文观念，而周秦汉唐是长安学的重要发展阶段，为传统人文主义的构成奠定了基础。杨恩成在研究的方向和层次上进行了探索，提出从长安文化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人手，以周秦汉唐文学为切入点，从思想、道德、哲学、艺术、审美、宗教等各层面发掘长安文化所具有的本源性、系统性、多元性和包容性。同时，还须特别注意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承民族精神所起的重要作用，使民俗与民间信仰研究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魏景波将长安文化概括为雄据关陇的地域文化，兼容并包的都城文化和开放外扩的盛世文化。在空间上，长安文化表现为关陇地区雄放劲健的民风；在时间上，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所表现出的帝都文化，与边塞文化、隐逸文化互为补充；在精神层面上，长安浓缩着中华民族的盛世记忆，代表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明。傅功振对地方民俗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展开了探讨，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注重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研究而忽视了民间文化的传承，造成文化理念上的缺失。在新时期里，研究和挖掘陕西民间文化的内在价值，整理和保护陕西民间文化的完整性，对于弘扬传统文化、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古都长安与中国文学

长安城及其所代表的汉店王朝文化对于诗、赋、传奇等各文体的滋养作用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关于长安文化与诗歌，如福建师范大学欧明俊、陈望《长安一唐代诗人的“精神家园”》一文，从精神层面来审视唐代诗人与长安的关系，认为初盛唐时的长安代表着繁荣、和平与权力，充满蓬勃的朝气与活力，是诗人最理想的精神家园，中晚唐长安动乱、衰败、萧条，诗人失落、哀伤、绝望，只能在回忆中寻找逝去的精神家园。南通大学王志清《长安文化的精神与王维诗歌的经典性》，从诗歌的角度解读长安文化，提出长安文化即盛唐文化，其精神核心是高度和谐，而王维诗是和谐之美的最佳表现。北京师范大学康震《文化地理视野中的诗美境界——唐长安城建筑与唐诗的审美、文化内涵》，就长安城建筑与诗歌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长安城作为唐朝国家意志的象征，是唐代审美理想物化形态的典范，也是唐诗创作的重要的人文环境。唐诗承载着长安城的建筑思想与审美文化，也不断地充实、拓展着长安城的文化内涵。北京语言大学杜道明《长安城的建筑风格与唐诗意境的雄浑阔大》，论述了长安城雄浑阔大的建筑风格及其对唐诗的重要影响。

关于长安文化与赋的讨论，如吉林大学沈文凡、孟祥娟《“词感帝王尊”——长安困守时期的杜赋》，针对杜甫困守长安时期所作的六篇赋文展开研究，分析了其内容及创作心理，指出此期赋文多是进献的产物，华美辞章的背后隐藏着生活的窘迫和心灵的抗争。这六篇赋文对我们解读杜甫与长安文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西北师范大学韩高年《汉代长安地区自然环境与生态变迁对汉赋创作的影响》，从自然环境与生态景观两个层面入手，就长安所体现出的都城文化对汉赋的影响进行了探索。长安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为“铺采摘文”的汉赋提供了大量素材，同时良好的生态环境促成了寄情园林的生活方式，激发了文人的创作动机。但至东汉，关中地区生态恶化，政治文化中心转移至洛阳，因而京都赋中对长安的描写就带有了浓重的追忆和怀旧色彩。陕西师范大学王长顺《由京都赋“长安事象”叙事的变化看赋风之嬗变》，从《两都赋》、《二京赋》中对长安的铺写分析京都大赋风格的嬗变，即由“论”都到“绘”都，颂述功德的倾向趋于明显，由铺叙到扬厉，体物功能更为强化，由写物质繁富至写精神娱乐，文化意味愈加浓郁。

长安文化与传奇，如华南师范大学王国健《唐人小说与长安社会风情》，从唐人小说窥见长安的都市盛况和世俗风情，并由此揭示都城长安对唐人小说的重要影响。四川师范大学毛庆认为，唐传奇可以看作是以长安及长安文化

为中心的城市文学，在汪辟疆《唐人小说》中，有百分之七十的作品与长安及长安文化有着明显关系。唐传奇作为“行卷”、“温卷”的工具，成为长安科举文化的一部分，而《周秦行记》、《上清传》等作品作为党争的产物又与长安的政治紧密相连。湖北师范学院石麟《唐代京师文化一瞥》，对于科举、妓女、坊里与传奇小说生成之关系进行了思考和探求。唐代科举制度和娼妓制度分别为席传奇提供了男女主人公，而长安城的坊曲又为科举文人与城市女子的恋爱故事提供了场所，这些构成了唐传奇生成的文化背景。

针对长安本土的文化贡献，与会学者还在长安作家研究、长安文献研究和长安民俗、文化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长安作家研究，如厦门大学胡旭《东汉三辅多士的文学考察》，探究了三辅多士这一现象的成因、三辅文人的创作特征及其对汉魏六朝文学的影响。文章认为，三辅多士这一现象的形成是由于特殊地域所形成的文化积淀，此外，优越的家世，良好的教育，广泛的交游，也是三辅文士成长的重要条件。三辅文人的创作体现了积极人世、文学性强、以大为美等特征，并对汉魏六朝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京都大赋写作规范的确立、辞赋抒情传统的复兴、辞赋题材的开拓及诗歌形式的发展与创新等四方面。西安文理学院钟书林《东汉长安作家考略》，对东汉长安作家及其创作进行了考察和总结。长安文献研究，如四川大学罗国威《敦煌本伯2528唐钞(西京赋)残卷籀读札记》、西北大学贾三强《清雍正(陕西通志·经籍志)著录宋人文集述考》、西安文理学院刘宁《论(西京杂记)的文学史料价值》等。长安民俗、文化研究，如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大《陇东、陕西的牛文化、乞巧风俗与牛女传说》、陕西师范大学王作良《简论昆明池的功用及文化影响》、天水师范学院汪聚应《唐代长安与游侠》等。

三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

汉唐以后的长安文化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也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陕西西安文理学院伏漫戈《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与陕西文化》探讨了明拟话本中的陕西文化，认为明拟话本从都城气象、精神风貌、经济状况、宗教信仰、节日习俗、性格气质诸方面展现了陕西和陕西人的特点，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隋唐时期长安作为帝都的辉煌，同时也可以了解在唐以后陕西逐渐失去影响力的原因。陕西师范大学刘宁将长安文化的影响拓展到了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并谈到了陕西籍作家贾平凹，认为其作品体现的正是秦汉时期的审美观，具体表现为雄浑、拙朴。阳刚和神秘。陕西师范大学赵学勇、王贵禄《长安文化与当代秦地作家》深入探讨了长安地域文化与当代秦地作家之间的精神联系。认为当代秦地作家在现代化语境中对长安文化的阐释与重构是其文学精神生成的基础，也是其创作的根系与血脉所在。秦地作家在创作题材上关注乡土与农村生活，主题话语上承继长安士层文化中的悲悯、济世情怀，风格特征上追求恢宏气象与史诗品格，叙述方略上讲究宏大叙事与传奇演绎，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意义深度都是长安文化所赐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胡明研究员则对长安文化古今嬗变的原因进行了剖析，认为都城文化对于城市的影响至关重要，长安从宋代起失去了都城的身份与标识，历史地位明显下降，恰逢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发展，社会文化也与唐代及唐前判然不同，使得临安、北京、南京成为正统文化的代表，而长安则变成地域的、风土的、民俗的、传奇的文化典型。我们一方面要追怀汉唐，承袭其历史感和优越感，另一方面也要了解长安在失落都城地位后的文化衍变，从而在历史精神层面上提升我们的文化建设的内涵。对此我们须保持理论的清醒状态和健康的文化心理。

四中国古代文学及其他相关研究

汉唐时期丰富的文化、文学遗产将长安文化推向了巅峰，因而汉唐文学和文献研究也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话题。关于汉唐文学研究，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聂济冬《东汉士人交游风气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指出，东汉士人的交游不仅是自发性的拜师交友，还是社会关系缔结的媒介形式，这种风气促进了文学的解放，表现在文学题材日益现实化、多样化，述怀抒情色彩加重，书信、碑文从实用性向艺术性发展，文学集团的形成，文学娱乐、消追功能的突现，文风的清新自然等多个方面。西北大学李浩、王书艳《被忽略的幽境：唐代园林诗概说》引入了“园林诗”的概念，并与山水诗、田园诗作了比较。园林诗以经过人化的自然景观或人工景观为描写对象，着重表现文人雅士的园林生活和园林情趣，它不仅拓宽了诗歌的创作题材，促进了唐诗的繁荣，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唐代文人的生活、心态及唐代的园林文化，对后代的园林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提交的论文还有西北大学孙尚勇《论汉(安世房中歌)之性质及功用》、郝润华《论李梦阳对唐诗的态度》、湖北师范学院景遐东《唐代文人漫游江南之风及其影响》、陕西师范大学程世和《代天子立言：司马相如文本的精神解读》、张新科《“史记学”论纲》、魏耕原《高适诗艺探微》、黎羌《论秦汉乐府诗及其隋唐边塞诗的民族化倾向》、刘银昌《唐诗术数占卜民俗探微》、祁伟《论佛教山居诗的性质、特点及其缘起》、任竞泽《唐人宫词研究》等。关于汉唐文献研究，有首都师范大学踪训国《司马相如集版本叙录》、上海财经大学顾国柱、丁玉娜《王褒卒年、家乡考》、西北师范大学姚军《商务本(全汉文·别录与七略)佚文整理之探讨》等，

本次会议内容涉及文学、历史、政治、宗教、民俗、民族融合等多个领域，时间上跨越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直至现当代，空间上由长安古城辐射至周边的广阔地域，不仅显现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体现了研究方法的日趋先进与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胡明做了总结发言，并对相关命题今后研究思路的拓展提出了期望。此次学术会议促进了中文各学科间的交流，推动了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问题的研究，对于传承和发展长安文化，保护和继承文化遗产，弘扬和倡导民族精神，建设和振兴当代中国文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祁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