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龙

著名学者王铁仙先生用了十五年的时间，探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认识和感悟”，陆续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理论研究》、《复旦学报》、《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了十六篇论文，组成了一个系列，汇集成《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一书，2008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钱谷融先生在序言中认为这部著作“看得出在他已是积贮有素，含蕴甚久，绝非率而之作”(《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第4页)。这种积贮含蕴使该著呈现出严谨、扎实与深入，呈现出王铁仙先生一以贯之在人学与审美中探究文学精神的思路与努力。

一

王铁仙先生在《文学：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一文中，谈到“人为什么要读文学作品”时，认为“读文学作品，不是为了实际功利，也主要不在于认识社会”，他认为读文学作品，“一是为了获得深层次的审美愉悦，使精神超越现实生存”；“二是为了探索人性，认识人，认识自己”。在十分通俗的言语中道出其深入的思考：阅读文学作品是为了达到审美愉悦、探索人性，《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一书就呈现出从人学与审美视角探究文学精神的努力。

《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一书27万字，除了附录的《中国左翼文论大事记》外，全著分为四辑：个性主义的源流、五四文学的传统、左翼文论的得失、鲁迅精神的光耀，视野涉及鲁迅、周作人、瞿秋白等著名作家外，还涉猎中国文学个性主义潮流、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国左翼文论研究、新时期文学的非理性主义、新时期文学的个人化写作等，著者以文学史家的胸襟与眼光，将所涉及的问题置于文学史发展的背景中展开分析研究，涉猎颇广、分析颇细、开掘颇深，在对于诸多文学史现象的观照中提出问题，在翔实史料的运用中分析问题，见出作者严谨踏实的态度与文风。

虽然，在该著中涉及个性主义、人道主义、非理性主义、写作的个性化、现代性思想、文学的政治性、现代文学精神等关键词，但是倘若用“人学”来概括著者的探究，大概也是可以的。钱谷融先生在该著的序言中谈到文学精神时就说：“我过去写的《论‘文学是人学》，就受到过往哲人的启发，表示相信文学艺术‘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性、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具体而言，其最低标准是一切为了解放人、提高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也可以说就是把人们联结在一起的那种‘同样的情感。”“在反映外在现实的同时，从正面或反面反映出作家理想中的人和社会，这更值得赞赏。这一种反映，是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这种超越，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文学精神。”

钱谷融先生所谈的文学精神，从文学是人学入题，就涉猎了人性、人道主义、人的解放、情感联结、理想追求、精神超越、文学精神等。

王先生在本书中，从人学视角探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在《鲁迅与中国近代的个性主义》一文中，开篇就指出：“个性主义是人道主义中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主张，针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天命论、群体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尊重个体自我，发展个性，发挥个人的主体性。这比人道主义的一般涵义，即关心人、爱人之类，更深刻地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基本思想，显示了‘把人当作人的深层内涵。”他谈论鲁迅的个性主义，放到人道主义的视阈中去谈论，呈现出人学的视角。他认为：“鲁迅的个性主义纲领是‘尊个性而张精神。他认为要保持和发展个性，不仅要唤醒自我意识，强调个人的特殊性和独立地位，而且要使人的‘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高扬人的主观精神，才能真正保持和发展他的个陛，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从近代中国个性主义思潮与欧洲个性主义区别的角度谈论鲁迅的个性主义的主体性。在《周作人的人性观与个性主义思想的嬗变》一文中认为：“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建筑在他的‘灵肉一致的人性观的基础之土的。”“周作人的人性观，来源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性观念，同时又将中国近代以来流行的生物进化论作为依据之一。”他分析说：“周作人既然视人的自然属性为人性的根本动力和源泉，把人主要看作自然存在物，那么他就必然甚至仅仅重视个体人的存在。”他从个人与社会、个人和人类对立的角度评说周作人个性主义思想的缺憾，指出这是“最终导致他丧失民族意识、成为民族罪人”的原委。在《鲁迅的现代性思想与现代文学精神》一文中，他评说鲁迅的现代性思想，也基于文学的人学精神：“他的现代文学精神，包含着始终如一的以个体自由为原则的启蒙理性；质朴的平民情怀与自审意识，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和永不愿放弃的人的解放的理想。”他评断说：“这种根源于否定专制主义的、以个人主体自由为主要内涵的现代性思想，是鲁迅精神中的根基性的东西，没有这个根基性的东西，就没有我们看到的鲁迅，也可以说没有中国的文化现代性。”始终站在个体自由、人的解放角度评说鲁迅的现代性思想。

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意义》一文中，王先生认为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基本特征为：文学的目标在“人性的解放”，“视‘人为文学的本源”，创作原则上强烈的“个性化”要求，他指出“文艺复兴以来世界文学潮流对五四文学的影响”，“主要是它的现代人学观念的影响”，因此他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应是1918年，因为到这一年，‘人的文学的思想既为众多新文学提倡者和拥护者所赞同，又有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及同样富于人的现代意识的文学性论文《我之节烈观》的问世”。他从现代人学观念和人的文学视角界定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在《中国文学中的个性主义潮流》一文中，认为“晚明以来孕育、生长的个性主义思想观念，是五四个性主义思潮的‘内因，是我国近现代文学很可宝贵的思想资源”，文章细致梳理了晚明至五四个性主义潮流发展的三个阶段。在《回归走向辉煌一略论新时期文学二十年》一文中，王先生同样从“人的文学”角度评说新时期文学的回归与辉煌，认为新时期文学是“向‘人的文学五四传统的回归”，并指出“综观新时期文学二十年的创作，它向人学目标行进的脉络是颇为清晰的”。他分析了新时期文学“从对于人的外部世界描写的拓宽，进到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从注重刻画英雄人物，转向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关注”、“从对群体心声比较直接的表达，逐渐侧重于对个体‘自我的表现”，在将五四“人的文学”作为评价标准中，评说新时期文学。在《关注非理性的自我》一文中，分析非理性主义自我观念对于新时期文学的影响，他在批评了非理性主义自我观念的片面性后，指出这种观念“确实填补了我们过去对人自身的认识的空白，启发我们去注意人作为社会存在之外的另一面-又曲折地表达出入对于个性自由解放的固有的向往。因而，对它的吸纳和确认，曾被看作‘五四以来自我的第二次觉醒，又一次高扬，对新时期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分析非理性主义自我观念在新时期文学中的表现为：对人的本能的探究，以个人为中心向往绝对的独立和自由。此处衡量的标准仍然归结为人学标准，在强调文

学的主体性的同时，注重普遍的人性与深度。在《文学的社会性与写作的个性化》一文中，评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认为他们“故意忽略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及其对个人的制约和影响，作品里满是本能的欲望和男女间的纠葛”，“在这些作品里”读者难以感知一般人尤其是底层民众真实的生存境遇、人生感受和对社会具体事物的情感评价，显示的社会文化内容确实是很淡薄的”，认为他们“把‘个性简单地理解为单个的‘个人、绝对的精神个体，把个性与社会性对立起来，把个性与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对立起来”。这种评说是站在文学是人学的角度，强调文学与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密切关联，强调个性化写作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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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一书中，王铁仙先生以文学是人学的基本观念评说现代文学精神，无论是谈论文学的个性主义潮流，还是评说五四文学传统，无论是谈论左翼文学的得失，还是探究鲁迅精神的光耀，他都从人学的视角展开分析研究，在开阔的文学史视阔中展开评说，呈现出该著的深入与深刻。

二

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意义》中，王先生指出：“现代性文学的人学的、审美的双重本质，也在艺术形式上体现出来。不必说五四现代性文学废除文言而采用白话为文学语言，使人的情志更真实地、自然地表现出来，就是在作品的体格上，也由于激烈否定了‘道而否定了古旧的文章体格，无情嘲笑了复古主义和拟古主义，因而有力地冲破了过去单一。僵化的路子，出现空前大胆的创造意识，涌现出多角度叙事的‘格式特别的小说，不讲格律的自由诗，非诗非文的散文诗，介于文学与政论之间的随感录、无以名状的鲁迅的《过客》等等，形成了独特、多样、丰富的体裁景观……”。著者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既是入学内涵的转型，也是审美形式的转型，只是具有了双重的转变，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真正意义上的转型。

在《瞿秋白：在政治与文学之间》一文中，著者在探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瞿秋白，“既想克尽他的政治职守，又不肯违逆文学的本性”，认为瞿秋白“他虽然此时主要从政治角度要求左翼文学，虽然就整体而言忽视文学的审美品格，但他在具体问题上还是相当重视文学创作独特规律和文学作用于社会的特殊性的”，文章指出“瞿秋白强调文学的形象性和个别性，在当时左翼文论因充斥政治性思维而陷入混乱之时，显示出他原来的文学家的素养和信念，对于1933年前后左翼文学扭转偏向和走向成熟，起了重要作用”。既从政治性角度评说左翼文学的贡献，又从文学性角度分析左翼文学的不足，这也成为该著中评说左翼文学的基本出发点。《瞿秋白左联时期的文学理论》中认为在瞿秋白“重建的文学思想理论里，凸显的是‘向着大众、‘帮助革命和‘看重现实”，“概而言之，瞿秋自在三十年代的文论，是一种革命的大众的现实主义的文论”。他指出：“三十年代瞿秋白偏重文学的社会性一面，但没有丢掉个性化写作的要求。”在《瞿秋白的大众文艺论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中，他比较瞿秋白的大众文艺论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的相通处，认为“就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言，瞿秋白确实是与葛兰西一致的”，“但是他与葛兰西的思想也有区别，在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根本看法上，他并不认为意识形态比政治等上层建筑更重要，更接近于经济基础”。在《中国左翼文论的当代反思》中，在谈到左翼文论的某些成就后，指出：“左翼文学理论主要是一种政治文化理论，着重从哲学层面上思考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文学的一般的意识形态性，十分重视革命文学的社会功能。”认为这种理论强调革命文学的战斗作用，“同时也忽视了文学艺术特有的审美性质，把审美价值排除在文学的价值之外”，将左翼文论的研究既置于历史坐标上，又放在当代反思角度，既看到了对于社会价值的注重，又批评对于审美性质的忽略，使这种研究将历史与现实、人学与审美结合起来，具有独特的价值。

在《鲁迅的魅力》一文中，在谈到鲁迅的魅力时，指出：“他的作品都是‘独特形式的诗，有独特的美，而又蕴涵深刻的哲理，‘给世界的哲学增添了彩色……”，认为“鲁迅的小说有特别的‘格式”，“鲁迅对活泼的生命，对一切美的事物的眷恋，和对人的内心情感的珍惜和人道主义的祝愿，在看上去充满荒寒、沉郁之气的散文诗《野草》里也流露出来”，“鲁迅杂文的形式也很美，很可鉴赏”。著者在给高中生谈鲁迅的魅力时，既分析鲁迅思想的深刻，更注重谈论鲁迅作品的审美特性。在总结新时期文学成就的《从回归走向辉煌》中，著者既谈论新时期文学在人学目标上的努力，也分析在审美方面的追求。认为“新时期作家对于形式变革的普遍的自觉态度和取得的成绩，在当代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指出新时期文学“多边借鉴西方文学的技法，立足本土进行实验”，“树立了明确的叙事意识，在叙事方式上进行积极的实验和探索，相当普遍地形成了小说的现代叙事风格”。“重视文学语言的审美性质，将语言本身作为一种艺术、一种美来追求”。

王铁仙先生将文学视为一种具有独特审美特征的艺术，他在谈论文学的入学特色时，总是关注文学的审美探究，将文学看作是人学本质与文学的审美本质的融会，从而评说中国现代文学精神表述中的长与短。

三

王铁仙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精神》在人学与审美中探究文学精神，呈现出其一以贯之文学观念，在审美的愉悦中探索人性，成为其衡量文学创作与文学鉴赏的标准。

钱谷融先生在序言中说：“我和王铁仙交往已有半个世纪之久，觉得他为人耿直，颇有大气；无论干什么，他都会全身心地投入，把整个生命都扑上去。因此，出诸于他笔下的东西，都会给人一种元气淋漓的感觉，读来非常酣畅。”王铁仙先生就是以这种执著的精神、认真的态度从事文学研究，从《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一书中，也可以见出其学术研究的某些追求和特点。

清醒的问题意识是该著的特点之一。作为瞿秋白亲外甥的王铁仙先生，他的学术生涯从瞿秋白研究开始，后又拓展到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左翼文学研究、新时期文学研究等，清醒的问题意识成为其学术研究的基点，也成为该著作的特点之一。以文学史家的眼光发现与探究具有文学史意义的重要问题，以学者敏锐关注文学界发生的某些问题，不人云亦云，不赶潮流追热点，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探究某些学术问题，已成为王铁仙先生学术研究的特点。《中国文学中的个性主义潮流》提出了“五四”个陛主义潮流是否仅仅是在外来思想影响下形成的?经过细致的梳理分析，他提出了“它从明代中叶以后，就开始在与我们本土上的封建主义和封建群体主义的冲突、对立中孕育、生长”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意义》提出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究竟在何时?在梳理了1898年、20世纪初、1907年等观点后，从现代性角度提出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应该在1918年。《鲁迅与瞿秋白：相通相契的心灵》从鲁迅与瞿秋白相差18岁为何引为知己的问题人手，在梳

理了瞿秋自在四次避难时得到鲁迅的扶助后，评说鲁迅与瞿秋白精神的契合：从未有过的理解、真诚与平等、都是“工作狂”、都是“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文学的社会性与写作的个性化》立足于究竟如何看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究竟写作的个人化与社会化是何关系?因此他反对写作走向抽象化绝对化的个人化，反对将个人化与社会化两极对立的思维，认为“真正的个性化写作是不会造成社会内容的贫乏的”。在《关注非理性的自我》中，提出了究竟如何看待在西方文化思潮影响下新时期文学中非理性主义自我观的表现?在肯定其某些合理处和价值后，又有着将个人与社会、文化传统等割裂的倾向。这种建立在清醒的问题意识之上的研究，既呈现出论题的独特价值，又显现出研究的深入与深刻。

论从史出的方法是该著的特点之二。倘若说在学术研究中已经形成了“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两种倾向的话，那么王铁仙先生更注重后者，即通过对于诸多翔实史料的搜集、分析中还原历史还原文本中得出某些独到的见解，而非想当然地先确立某些意图、某些观点再去按图索骥搜寻资料证明已有的见解。《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一书的附录《中国左翼文论大事记》，从1922-1927、1928-1930、1930-1932初始、高潮、变化三个阶段的文论大事进行了细致梳理概括，在此基础上撰成了《中国左翼文论的当代反思》一文，他分析左翼文论与五四之间隐伏的历史联系，分析左翼文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绝对化理解的成因，探究左翼文学将审美价值排除在文学价值之外的原因，研究当代视野中左翼文论包含的合理成分与必要教训，建立在翔实史料基础上的分析研究，在论从史出中得出深刻与精辟的见解。《中国文学中的个性主义潮流》中，在对于晚明至清初、清前叶至鸦片战争前、鸦片战争至“五四”前三个阶段个性主义在这约三百年里的踪迹梳理考察中，从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黄宗羲、袁牧。龚自珍、严复、鲁迅等众多名家言论的梳理分析中，得出我国具有近代意义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观念并不是“五四”甚至也不是在近代才产生的，从明代中叶以后，就开始孕育生长的，令人信服。《瞿秋白左联时期的文学理论》中，在对于瞿秋白左联时期大量文章的梳理研究中，寻找到“‘大众、‘革命、‘现实是他重建起来文论中的关键词”，得出“瞿秋自在30年代的文论，是一种革命的大众的现实主义的文论”的观点。《鲁迅的现代性思想与现代文学精神》中，“试图按鲁迅作品的本来面貌，来描述他的现代文学精神及其特征”，概括评说鲁迅现代文学精神中的启蒙主义、平民情怀、自审意识、现实主义、人的解放理想等。在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中；王铁仙先生的研究如同在夯实了坚实地基上，建筑其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大厦，坚实而稳固、厚重而自信。

平实的话语表述是该著的特点之三。王铁仙先生的学术研究没有任何哗众取宠故作艰深之意，以清醒的问题意识、论从史出的方法展开研究，力图实事求是、简明扼要道出其所思所想，以平实的话语表述呈现出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科学的探究精神。王先生的学术研究从不刻意求新，而注重在求真的基础上求深，在求真求深中却见出其研究的新意，话语的平实就显示出这种学术态度。他在分析鲁迅个性主义的人道主义内涵时，指出“鲁迅在当时猛烈反对封建主义传统观念和人生态度的过程中，在主客体关系中显然过分强调了个人的主体性”(《鲁迅与中国近代的个性主义》)，以平实的话语指出了鲁迅个性主义思想的某些不足。他评说周作人个性主义思想的嬗变，在肯定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功绩后，也以平实的言语指出：“周作人的个人和人类‘对立的观点，最终竟导致他丧失了民族意识，成为民族罪人，只保全了他所追求的生活的闲适”(《周作人的人性观与个性主义思想的嬗变》)。没有疾言厉色的谴责批判，只有客观平实的分析评说。他评说新时期文学中的非理性主义色彩，在梳理分析了种种表现后，指出：“但上述中的部分作家，不是吸取非理性主义中的一些合理的东西，而是在整个非理性主义自我观的影响下，在‘自我问题的认识上走到了一个片面，把自我看成为绝对的精神个体，结果他们的作品，与过去那种缺乏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作品殊途同归，也不能揭示出真实的、带有普遍性的人性和人性的深度，也偏离了文学的根本目标”(《关注非理性的自我》)。没有颐指气使，没有指责呵斥，在心平气和中摆事实讲道理，在坦诚直白中道明见解。

王铁仙先生在该著的后记中写道：“经过十五年的时间，在这个主题上，只有这么一点成果，很觉怅怅。”这是王铁仙先生的自谦。他以十年磨一剑的态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他在人学与审美中探究文学精神，在长期以来重视数量忽视质量的评价体系中，他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学术研究成果的价值到底不是由数量决定的，而是应由学术内涵独到见解来衡量的，从这方面看王铁仙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精神》是一部扎实深入厚实的学术佳著，拓展与深化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王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