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放　甘　松

内容提要明末沈际飞《草堂诗余四集》是明代“草堂”系列中的一种，其选词范围与审美趋向均有超佚明代其它《草堂诗余》之处，反映出沈际飞不同流俗的词学观念与兼容并蓄的审美趣味。沈际飞的词学评点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既有艺术鉴赏，也有词体辨析，融合前人观点而不乏自己的独特见解，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代词学评点的发展。沈际飞将言情视为词体的基本体性，是明代词学“主情说”的主干；其标榜“比兴寄托”之说以推尊词体，实为晚明词坛试图提高词体地位的有益尝试，可视为“常州词派”词论之先声。

《草堂诗余》原为南宋书坊为应歌之需而编选的一部词集，曾在民间广泛流传，南宋末至元代则传本希罕少见。明代中叶以后，经明人改编的《草堂诗余》复为盛行，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草堂”系列，成为当时重要的词学现象。目前学界对明代《草堂诗余》的盛行原因。版本情况都有所探讨和说明，但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则相对较少。明代“草堂”系列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不同选本很可能反映出不同的词学信息与时代特点，不能因为多数“草堂”选本手眼不高、质量偏低而予以忽视。如明末沈际飞评正之《草堂诗余四集》就是“草堂”系列中规模宏大、颇有编选评点特点与词学价值的选本之一，但是学界目前对此书关注较少，几乎见不到有分量的研究论著或论文，我们认为，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明代“草堂”系列的选词范围、审美趋向及词学评点状况，并可以由点及面，加深对明清之际词学思想递嬗的认识与理解，进而加深对中国词学史上这一环节的理解。

一词集编选源自“草堂”而超佚“草堂”

明末人沈际飞编选评正的《草堂诗余四集》，沿用嘉靖二十九年(1550)顾从敬《类编草堂诗余》(下文简称顾本)以调编次的体例，分为《正集》六卷、《续集》二卷、《别集》四卷、《新集》五卷，共十七卷；四集皆冠以“草堂诗余”，所以学界一般将其视为顾本的续编本或扩编本。是编曾多次刊行，有万历四十二年(1614)翁少麓刊本、崇祯间吴门童涌泉刊本等多种版本，各版本之卷次、内容皆同，唯所收序跋多寡及装订册数有异。本文所引用之《草堂诗余四集》，以国家图书馆藏翁少麓刊本为主。

(一)、扩大选源，突出南宋。

诗文选本，是我国古代文学传播的重要途径，更是一种重要的批评方式，每部选本都有特定的编选宗旨和选择标准，而这种选择标准往往代表当时一部分人的文学观念与审美趋向。南宋人所编之《草堂诗余》多选晚唐五代北宋词作，选录词人近百家，以周邦彦最多，其下依次为秦观、苏轼、柳永，特别倾向婉丽柔靡的风格，这对明代以顾从敬《类编草堂诗余》等为代表的“草堂”系列词选的编选都有深远影响。而顾本问世后，影响甚大，明代中后期的《草堂诗余》多受此书影响。而沈际飞的《草堂诗余四集》从选目到评点，都与顾书有很大不同。

沈氏尊重时俗推崇北宋婉约柔靡词风的传统，指出：“《正集》裁自顾汝所(倾从敬)手，此道当家，不容轻为去取，其附见诸词，并鳞次其中。《续集》视顾选尤精约，悉仍其旧。”(《革堂诗余四集发凡·分裒》)《正集》选词465首，较顾本多出22首。选词7首以上者13家，依次为：周邦彦(64首)、苏轼(29首)、秦观(27首)、柳永(23首)、康与之(16首)、欧阳修(14首)、黄庭坚(14首)、辛弃疾(13首)、李清照(9首)、李煜(8首)、张先(8首)、贺铸(7首)、朱敦儒(7首)。《正集》偏重选录李、周、苏、秦、柳、欧等晚唐五代北宋名家，审美趣昧正偏向婉约柔靡一路。《续集》录唐宋金元词225首，选词较多者依然为欧阳修(27首)、苏轼(20首)、秦观(17首)、李煜(10首)、晏几道(7首)、黄庭坚(7首)、朱敦儒(7首)等人。由此可见，正、续两集实为顾本的增删改编本，因此其编选旨趣与顾本相同。沈际飞认为：“夫雕章缛采，味腴搴芳，词家本色。”(《草堂诗余别集序》)这体现了明人崇尚婉约柔靡审美趣味的巨大惯性。

沈际飞编选的《草堂诗余别集》则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别集》不是《革堂诗余》的简单沿袭和改编，而是自辟蹊径扩大选录范围及选词来源。沈际飞交代《别集》选词：“《别集》则余僭为排攒。自宋溯之，而五代，而唐，而隋；自宋沿之，而辽，而金，而元。博综《花间》、《樽前》、《花庵》，选宋元名家词以及稗官逸史，卷为四，词若干首。”(《草堂诗余四集发凡·分衰》)《别集》共选唐宋金元词460首，词人180余家，比顾本多出50余家。其次，《别集》特别注重选录南宋词家作品。《别集》选录6首以上者15人：蒋捷(38首)、辛弃疾(20首)、苏轼(17首)、刘克庄(13首)、陆游(11首)、黄升(10首)、刘过(10首)、史达祖(10首)、黄庭坚(7首)、姜夔(7首)、严仁(7首)、孙光宪(6首)、刘仙伦(6首)、吴文英(6首)、胡浩然(6首)，其中南宋人占了绝大多数。顾本与《正集》未选录的南宋著名词人姜夔、蒋捷、吴文英等人则得以补选，而蒋捷、辛弃疾、陆游、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等人也受到更高程度的重视。

明代后期涌现出的诸多“草堂”选本，如万历间闵瑛璧刻朱墨套印本《评点草堂诗余》、万历二十三年(1595)郑世豪宗文书堂刊《新刻注释革堂诗余评林》、万历三十年(1602)乔山书合刊《新锓订正评注便读草堂诗余》、万历四十三年(1615)书林自新斋余文杰刊《新刻题评名贤词话草堂诗余》等所选词作皆与顾本《草堂诗余》大致相同。明人选词多尊《花间》、《草堂》为范本，有学者指出：“‘花草不仅是明代词家的经典读物，也是明人词话的主要讨论对象、词论的主要观点之依据。……明人词论都不出以唐五代、北宋为尊，以香艳鄙俚为词家本色的范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花草障目不见全宋。”此背景之下，沈际飞编选《别集》，发挥词选家主体意识，大量选录南宋词，补偏救弊，让更多的南宋词人、词作进入明代批评者和读者的视野之中，可谓有功于词学，显示出选者独特的、迥异于流俗的艺术眼光。

(二)、关注本朝，广选明词。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明代选家受词坛“花草”之风影响。忽略本朝词作的编选，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钱允治编成第一部专选本朝人词的词选《类编笺释国朝诗余》，这种情况才得以改观。《国朝诗余》分为五卷，依调编次，选录明初至万历间词人27家461首。此编录词8首以上者11家：杨慎(114首)、王世贞(76首)、刘基(66首)、吴子孝(46首)、文徵明(40首)、吴宽(27首)、严嵩(15首)、王行(13首)、陈淳(11首)、赵宽(8首)、王世懋(8首)。这11家词人生活年代多集中于弘治以后，仅刘基、王行为明初人，作者地域分布，除杨慎、刘基、严嵩外，其余都是苏州籍词人，这可能与钱允治本人为苏州人有关。从整体上来看，此编选录词人数最偏少，词人的时代、地域分布相对集中，而且不同词人选词数量相差悬殊较大，其名

虽为“国朝诗余”，然实不足以概括有明一代词坛状况。

沈际飞鉴于钱氏《国朝诗余》搜求未广，且“玉石杂陈，竽瑟互进”，因而“删其什之五，补其什之七”(《发凡·分裒》)，在《国朝诗余》的基础上重新编成《革堂诗余新集》。沈氏删去《国朝诗余》选词数量较多的杨慎、王世贞、刘基等人的词作133首，另外增选词人47家，增补词作196首，共选录74家524首。其中，选词8首以上者8家：瞿佑(16首)、张挺(15首)、王微(15首)、莫瑶(10首)、顾从敬(9首)、高濂(14首)、沈际飞(14首)、马洪(8首)。而明代词坛的名家或著名文人如高启、边贡、林鸿、夏言、李攀龙、祝允明、徐渭、陈继儒、汪廷讷等也被增选人内，明初至明末、名家与作手《新集》皆有人选，这样明代词人的阵容相当可观，收录范围较《国朝诗余》有较大拓展，所选词人数几乎超过钱选的两倍，故完全可以将沈氏重编之《新集》视为一部更为完善的明人词选集。

由于资料所限，《新集》与沈际飞自己的编选理想尚有一定距离。沈氏曾感慨：“今人之词，方云霞其蔚蒸。如升庵《填词选格》、《词林万选》、《词选增奇》、《填词玉屑》，《诗馀补遗》、《古今词英》、《百诽明珠》等书，已不复见，矧宋元遗本，其饱蠹覆瓿者，不知几何矣。又如我明宋潜溪、解大绅、王阳明、王守溪、于廷益、何大复、唐荆川、杨椒山、莫廷韩、梅禹金、汤海若、黄贞父、汤嘉宾、骆象先、锺伯敬、丘毛伯、陶石篑、屠赤水、王百毂、袁中郎诸公集中无词，而陈眉公、张侗初、李本宁、冯具区、王永启、钱受之、邹臣虎、韩求仲、顾邻初、王季重、董玄宰、谭友夏、赵凡夫诸公尚未有集，坐井窥管，自分不免”，期望“有同志者，不妨惠教，以嗣续编。”(《草堂诗余四集发凡·俟哲》)

(三)、不拘“婉约”，趣味多元。

自明代张艇《诗余图谱·凡例》将词分为“婉约”、“豪放”二体，且认为婉约为正、豪放为变之后，词坛大多沿袭这一观点并将其作为评判词作的重要标准。如何良俊《草堂诗余序》曰：“乐府以皦径扬厉为工，诗馀以婉丽流畅为美。如周清真、张子野、秦少游、晁叔用诸人之作，柔情曼声，摹写殆尽，正词家所谓当行、所谓本色者也。”徐师曾也强调词“要当以婉约为正。否则虽极精工，终乖本色，非有识之所取也”。当然明人论词也有欣赏豪放者，如陈霆《渚山堂词话》推崇豪放词，对苏轼、张孝祥、文天祥等人的词作多有称赞，杨慎论词重苏、辛而不废周、姜，《词品》曰：“近日作词者，唯说周美成、姜尧章，而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此说固当，盖曲者曲也，固当以委曲为体。然徒狃于风情婉娈，则亦易厌。回视稼轩所作，岂非万古一清风哉。”沈际飞受陈霆、杨慎观点影响，具体体现在他对辛派词人和以姜夔为首的风雅派词人的大量选录与评点。

沈际飞评点辛弃疾《水龙吟》(夜来风雨匆匆)曰：“人指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不知曲者曲也，固当委曲为体，徒狃于风情婉娈，则亦致厌。回视稼轩，岂不易目翻恨。”这几乎就是直接引用杨慎之语来论辛词。沈际飞对当时流行的“风情婉娈”的单一审美趣味颇为不满，所以《别集》注意选录辛弃疾刚柔兼济、雄肆疏放的词作如《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贺新郎》(甚矣吾衰矣)等；还选录辛派词人中深具稼轩作风的作品如刘过《沁园春》(斗酒彘肩)、《西江月》(堂上谋臣尊俎)，刘克庄《沁园春·梦孚若》(何处相逢)等。沈际飞评刘克庄词曰：“气概雷击霆震。”又评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曰：“胆量、意见、文章，悉无今古。”引杨慎语(《词品》卷五)评岳珂《祝英台近》(澹烟横)曰：“激烈感愤，类辛幼安‘千古江山词。”

与此同时，沈际飞也很欣赏姜夔、吴文英、蒋捷等人的艺术风格。如评姜夔《琵琶仙》(双桨来时)曰：“词大忌质实，白石道人Ⅸ探春慢》、《一萼红》、《扬州慢》、《暗香》、《疏影》、《淡黄柳》诸曲，多清空骚雅。”评《眉妩》(看垂杨迷苑)日，“词到白石翁，出脱一番。”评吴文英《好事近》(雁外雨丝丝)云：“骚雅。”评蒋捷《柳梢青》(学唱新腔)曰：“竹山名捷，宋末人，貌不扬，有词二卷，幽秀古艳，惜续诗余者不多载。”评其《霜天晓角》(人影窗纱)时慨叹：“人皆称柳、秦、张、周为词祖，而不推蒋竹山，何耶?”“风雅”作为南宋词坛的主流词风之一，备受当时词论家推崇，如张炎的《词源》，其下卷论词之创作，主张“雅正”与“清空”是词之基石，“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而后陆辅之效法张炎作《词旨》，对张炎的“雅正”、“清空”之说极力推崇，“凡观词须先识古今体制雅俗。脱出宿生尘腐气，然后知此语，咀嚼有味”。雅词在南宋词坛风行一时，其代表作家以姜夔为首，史达祖、吴文英、张炎、蒋捷等人为羽翼。但是，“风雅”一派在金、元时逐渐衰落，被“伉爽清疏”之词风所取代。沈际飞于明末续接张炎等人的雅词观念，推尊姜夔、蒋捷，以“清空”、“骚雅”评词，于流俗之中迥然拔出。清初浙西词派首领朱彝尊推尊姜夔、主张“醇雅”，沈际飞的选词与评点实践对浙西一派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沈际飞将源于顾本的正、续二集与自己所编之《别集》、《新集》汇为一编，俨然一部选录唐宋金元明词的大型通代词选，虽仍保留“草堂”之名，然其选词范围与审美趋向皆有超佚《草堂诗余》之实，反映了沈氏不同流俗的词学观念与兼容并蓄的审美趣味。稍后的卓人月编选大型词选《古今词统》即参考了沈际飞的《草堂诗余四集》，选词豪放与婉约兼重，继续推动着明末清初词风的嬗变。清初朱彝尊的《词综·发凡》虽对《草堂诗余》大加挞伐，但又交代《词综》在实际编撰过程之中参考了沈际飞的《草堂诗余四集》，这说明《草堂诗余四集》已非《草堂诗余》所能牢笼。作为词选家，沈际飞的贡献在于通过选词实践对明代词坛专尚“花草”的流弊予以一定程度的矫正，这对明末清初词坛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词学评点：借鉴融合而不乏新见

文学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独特方式。词选之有评点，当首推南宋词学家黄升的《花庵词选》，是选在部分词作之后附有点评，大多见解精辟，言简意赅，实开词选评点之滥觞。明代中叶以后，文学评点之风盛行，明代编选的词集也多有评点。如杨慎《词林万选》和《百诽明珠》、张綖《草堂诗余别录》、沈际飞《草堂诗余四集》、卓人月《古今词统》、茅哄《词的》、陆云龙《词菁》、潘游龙《古今诗余醉》等等。文学评点的主要作用是，评点者可以借助评点这一形式发表自己见解和感悟，而经过评点的文本对读者阅读接受则有一定帮助作用，也是书籍促销的有效手段，明代版本众多的《草堂诗余》常常借文坛名流评点的招牌招揽读者。一般认为，明代词学评点多数手眼不高，空疏浅薄，乏善可陈。但是，也必须看到，明代词集选本评点水平参差不齐，并非毫无可观，如沈际飞对《草堂诗余四集》的评点就颇值得探究。

沈际飞是一位戏曲理论家，曾刊行《独深居点定玉茗

堂集》，具有比较丰富的文学评点经验。他批评坊间各种《草堂》选本的评点：“非啽呓则隔搔，见者呕哕”，因而“精加批剥，旁通仙释，曲畅性情，其灵慧新特之句，用‘○；尔雅流丽之句，用‘、；鲜奇警策之字，用‘◎，冷异巉削之字，用‘、；鄙拙肤陋字句，用‘｜，复用‘·读旬，以便览者不嗫嚅于开卷，心良苦矣。”(《发凡·品著》)符号圈点具有直观的特点，易为初学者接受。另外《四集》眉批多达数千条，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沈际飞评词，多借鉴、融合前人观点(如黄升、胡仔、张炎、沈义父、陈霆、杨慎等)而不乏灼见，具有鲜明个性和时代特色，故而对后学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以下四个方面是其词评的主要观点：

(一)、强调词以传“情”，重在写“真”。

“诗言志，词言情”是《花间集》以来的传统观念，对明人有相当大的影响，如王世贞《艺苑卮言》曰：“词号称诗余，然而诗人不为也。何者?其婉娈而近情也。”并以“致语”、“情语”以及“淡语之有情”、“恒语之有情”、“浅语之有情”评价其所称赏的词句。沈际飞则进一步将抒情作为品评词作高下的重要标准。沈际飞云：“诗余之传，非传诗也，传情也”，极力称赞词体强大的抒情功能，“于戏!文章殆莫备于是矣。非体备也，情至也。情生文，文生情，何文非情?而以参差不齐之句，写郁勃难状之情，则尤至也。”(《草堂诗余四集序》)

沈际飞评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赞叹“人之情至少游而极”。评温庭筠《忆江南》(梳洗罢)曰：“痴迷、摇荡、惊悸、惑溺，尽此二十余字”，对温词言情极为欣赏。评冯延巳《谒金门》(风乍起)曰：“唯动生感，天下有心人，何处不关情。乃云‘关卿何事。”沈际飞替冯延巳回答了李璟提出的“关卿何事”的问题。评李煜《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曰：“哀以思，此亡国之音。七情所至，浅尝者说破，深尝者说不破。破之浅，不破之深。”发表对情语深浅的感悟，独具心得。评周邦彦《夜飞鹊》(河桥送人处)写商情：“能使‘华骝会意，非真情所赞格乎?”批评“今之人务为欲别不别之状，以博人欢，避人议，而真情什无二三矣”。

沈际飞指出词人好运用移情手法，评李煜《丑奴儿令》曰：“何关鱼雁山木，而词人一往寄情，煞甚相关。秦、李诸人多用此诀。”指出秦、李诸人词作感动人心的原因所在。评辛弃疾《鹧鸪天》(枕簟溪堂冷欲秋)曰：“生派愁怨与花鸟却自然。”评秦观《如梦令》(莺嘴啄花红溜)结尾“人与绿杨俱瘦”曰：“春柳未必瘦，然易此字不得。”他认为，言“隋”甚至比艺术技巧更为重要，如评欧阳修《浪淘沙》(把酒祝东风)曰：“虽少含蕴，不失为情语。”评牛峤《女冠子》(锦江烟水)曰：“情到至处勿含蓄。”总之沈际飞认为词人作词应该满怀深情，融情于景，词作才那么深情蕴藉，感动人心。

沈际飞认为写景言情还须“真”。如评孙洙《何满予》(怅望浮生急景)曰：“叶落云阴，秋景真。”评张先《醉落魄》(云轻柳弱)咏美人吹笛曰：“‘香生‘色真，真佳人如是。”评钱惟演《玉楼春》(城上风光莺语乱)曰：“思公暮年作此，极尽凄婉”，“‘芳樽恐浅，正断肠处，情尤真笃。”评李清照《念奴娇》(萧条庭院)曰：“真声也，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应情而发，能通于人。”评吕本中Ⅸ采桑子》(恨君不似江楼月)曰：“语语无饰，似女子口授，不繇笔写者。情语不在艳而在真，此也。”批评葛实甫《南唐浣溪沙》(露湿鞋儿小径幽)曰：“气骨扫尽矣。与其假气骨，宁真风味。”

沈际飞对言“情”与写“真”的深切把握，对后世词学者有深远影响，如况周颐《蕙风词话》云：“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传，且易脱稿。”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二)、欣赏自然隽逸，主张翻新出奇。

明词创作多有尘俗纤绮之弊，沈际飞认为作词应具自然隽逸之风，反对刻意雕琢。如他评李白《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曰：“古词妙处，只是天然无雕饰”，认为《忆秦娥》(箫声咽)“有林下风气”夸赞温庭筠《菩萨蛮》(南园满地堆轻絮)“隽逸之致、评万俟咏《长相思》(短长亭)日，此词发妙旨于律吕之中，运巧思于斧凿之外气评刘过《唐多令》(芦叶满汀洲)曰：“情畅、语俊、韵协，音调不间扭造，此改之得意之笔。”沈氏好以“隽”、“俊”、“俏”、“标致”等鲜活生动的口语评点词作，如评欧阳修《木兰花》(南园舂蝶能无数)曰。：“词最隽。”评张先《菩萨蛮》(哀筝一弄湘江曲)曰：“断肠一句俊极。”如有比“隽”更过者则评之为“妖”、“媚”。如评欧阳修《浣溪沙》(雨过残红湿未飞)日，“妖而灵。”评秦观《海棠春》(流莺窗外啼声巧)曰：“媚杀。”若与之相反，沈氏即评之为“粗恶”、“粗鄙”。

宋人作词已注意讲求新意，如杨缵《作词五要》曰：“立意要新。若用前人诗词意为之，则蹈袭无足奇者。须自作不经人道语，或翻前人意，便觉出奇。或只能炼字，诵才数过，便无精神，不可不知也。更须忌三重四同，始为具美。”明人面对难以逾越的唐、宋词的创作高峰，当更具求新求变的压力，故而沈际飞认为作词应当翻新出奇，不落俗套。他指出文学艺术的生命在于文人的不断创新，评秦观《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结旬曰：“李后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少游翻之，文人之心浚于不竭。”沈氏特别留意词人的翻新出彩之处，如评和凝《采桑子》(蝤蛴领上诃梨子)曰：“翻空见奇。”评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曰：“七夕以双星会少别多为恨，独谓情长不在朝暮，化腐朽为神奇。”苏轼《浣溪沙》(风压轻云贴水飞)：“首句化腐为新。”评陆游《卜算子》(驿外断桥边)曰：“排涤陈言，太为梅誉。”沈际飞还常以“奇”、“幻”评词。如对李清照《如梦令》中的“绿肥红瘦”，赞叹道：“创获自妇人，大奇。”评欧阳修《浪淘沙》(帘外五更风)日，“‘吹梦奇。幻想异姿。”评黄升《南乡子》(万籁寂无声)曰：“幻思，幻调。”评姜夔《念奴娇》(闹红一舸风)咏荷词曰：“‘水佩风裳幽奇：‘冷香句，花魂飞动并自己诗句活舞矣。”

与沈际飞大致同时的俞彦在《爰园词话》中说：“遇事命意，意忌庸、忌陋、忌袭。立意命句，句忌腐、忌涩、忌晦。”这与沈际飞在词学评点中所主张之自然隽永、翻新出奇的主张颇有相通之处，这反映了晚明词坛词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呼应。

(三)、讲究字句章法，辨析词调音韵。

关于词之作法技巧的理论，宋末张炎、沈义父等人都有精彩的见解和论述，而明代陈霆、王世贞、杨慎等著名词学理论家对此则极少论列，沈际飞直接吸纳宋人观点并将其运用于评点实践之中。秦士奇《草堂诗余叙》指出沈氏评词：“大约取其命意远、造语鲜、炼字响、用字便，典丽清圆，——粘(拈)出。”沈际飞重视虚字的运用，如评柳永《戚氏》(晚秋天)曰：“插字之妥，撰句之隽，耆卿所长。”评李南金《贺新郎》(流落今如许)曰：“善用虚字斡运，如‘先、‘更、‘若、‘且，但恐一个字如许也。

有‘休记、‘浑欲两个字极是。”评史达祖《双双燕》曰：“‘欲字、‘试字、‘还字、‘又字入妙。”批评万俟咏《三台》(见梨花初带夜月)曰：“杂迟少伦，过接唤应，虚字少力。”

沈际飞认为，不仅要善于搭配字句，还需将字句运用与谋篇布局结合起来。评史达祖《绮罗香》曰：“一曲之中，句句高妙者少，但相搭衬副得去，于好发挥处用工取胜。”评何籀《点绛唇》(莺踏花翻)曰：“起旬结句俱难得，填词每以此取胜。”评晁补之《洞仙歌》(青烟幕处)曰：“凡作诗词，当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青烟幕处至‘卧桂影固已佳矣，后段‘都将许多明?付与金樽至‘素秋千顷，可谓善救首尾者也。”强调了开头与结尾的重要性。他赞赏周邦彦《惜余春慢》(水浴清蟾)曰：“章、句、字，作家拈来都合。”而批评无名氏《鱼游春水》(秦楼东风里)曰：“‘凤箫、‘孤雁未黏对；‘望断清波未工，前云鱼游，后日无鲤，未顺。尽若此，不足重也。”

明代较早对词调名源起进行论析的是杨慎的《词品》，杨慎认为词调名多取自诗句，并且多缘题赋词。此见解虽然有些绝对化，但有一部分是可信从的。沈际飞《草堂诗余四集发凡·疏名》所论词调名来源一段即录自《词品》，评点时对一些词调名来源的说明，也多借鉴杨慎的观点。如评白居易《忆江南》(江南好)曰：“唐有《法曲献仙音》，乐天改今名。”评李后主《捣练子》(深院静)云：“调名捣练，即咏捣练。大意以秋闺概之，唐词本体。”就这一部分而言，沈际飞的创新之处较少。

沈际飞注意到词谱的重要作用及其弊病，他说：“维扬张世文(张綖)作，《诗馀图谱》七卷，每调前具图，后系辞，于宫调失传之目为之规规而矩矩，诚功臣也。”“但查卷中，一调先后重出，一名有中调、长调而合为一调，舛误非一。”鉴于此，沈氏注意对词调的句读、分片等问题进行辨析，称“余则以一调为主，参差者明注字数多寡，庶定格自在，神明惟人，即此是谱不烦更觅图谱矣。”(《发凡·订谱》)如评叶清臣《贺圣朝》(满斟绿醑留君住)曰：“按此调多参差不同，旧谱羡日字正之，恐犯《眼儿媚》调；新谱以日字连下读，又不成句，《词选》于两段末作五字句，换头作八字叶，可从。”《贺圣朝》一调首见于冯延巳，其体式繁多，诸体皆由冯词添字或摊破句法而来，所以容易致误。沈际飞还对词选中词调、曲调相混的现象予以辨正：“甚而调名亦混，如王元美《西江月》混入《少年游》，苏景元《踏莎行》混入《木兰花》，王止仲《踏莎行》混入《水龙吟》，徐小淑《霜天晓角》六调混为三调，杨用修《莺啼序》一调割为二调。尤可笑者，《金字经》、《水仙子》、《天净沙》、《一枝花》、《折桂令》、《梁州序》，皆以北曲混入。”(《发凡·梁误》)

沈际飞评词，留意其用韵情况。如指出孙夫人《南乡子》(晓日压重檐)：“‘欢字非韵。”对精通词乐的周、柳等人也指摘其用韵之不足，如评柳永《诉衷情近》(景阑昼永)曰：“‘好了韵重。”评周邦彦《侧犯》(暮霞霁雨)曰：“‘静字韵重。”

元、明之际，北曲流行，词韵、曲韵相混现象日益突出，沈际飞对此予以批评。杨慎认为词韵可以谐俗，不可死守沈约以来的诗韵，《词品》曰：“元人周德清著《中原音韵》，一以中原之音为正，伟矣。”主张以《中原音韵》为准，以曲韵作词韵。周德清根据当时北雎的语音系统写成《中原音韵》一书，将入声字分别归于平上去三声，曲韵平上去三声皆可以通押。沈际飞则认为，词韵依照诗韵，虽然可通押，然词韵与曲韵有别，不可混同，指出：“上古有韵无书，至五七言体成而有诗韵，至元人乐府出而有曲韵。诗韵严而琐，在词当并其独用为通用者綦多，曲韵近矣。然以上支、纸、置分作支思韵，下支、纸、置分作齐微韵，上麻、马、杩分作家麻韵，下麻、马、杩分作车遮韵，而入声隶之平上去三声，则曲韵不可以为词韵矣。”(《发凡·研韵》)并慨叹：“钱塘胡文焕有《文会堂词韵》，似乎开眼，

·166·乃平、上、去三声用曲韵，人声用诗韵，居然大盲。世不复考，将词韵不亡于无，而亡于有，可深叹也。愿另为一编正之。”(《发凡·研韵》)《文会堂词韵》杂用曲韵、诗韵，所以沈氏欲另为一编以正其谬，然未果。人清之后，严分词韵与曲韵的观念在词学界逐渐占据上风，如产生极大影响的戈载的《词林正韵》即认为曲韵可平上去通叶且无人声，词韵则必须有人声之调，曲韵不可为词韵。

(四)、肯定金元明词，不随流俗。

明代一些词学家对金元词颇有偏见，如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元有曲而无词，如虞、赵诸公辈，不免以才情属曲，而以气概属词，词所以亡也。”王世贞将词体创作看作是元曲的附庸，不免偏颇。沈际飞则以比较公正的态度看待金元词，如评邓千江《望海潮》(云雷天堑)曰：“全步骤沈公述(沈唐)‘山水凝翠一调，而繁缛雄壮十倍过之。金人乐府称千江第一，小词盛时不限夷身也。”评金主完颜亮《昭君怨-咏雪》(昨夜樵村渔浦)曰：“古峭。‘惊问字妙得娇懒况。”评吴激《木兰花慢》(敞前门万户)曰：“妙语是妙境发之，妙境非妙语不出。”评元好问《满江红》(天上飞鸟)曰：“爽籁。遗山极称辛稼轩词，及观遗山，深于用事，精于炼句，风流蕴藉，媲却周、秦，初无稼轩豪迈之气。”又评其题画词《虞美人》(槐阴别院宜清昼)曰：“淹秀明约，书画中逸品。”

对于本朝创作，明人自我整体评价不高。如陈霆《渚山堂词话》指出：“予尝妄谓我朝文人才士，鲜工南词。间有作者，病其赋情遣思、殊乏圆妙。甚则音律失谐，又甚则语句尘俗。求所谓清楚流丽，绮靡蕴藉，不多见也。”王世贞认为“我明以词名家”的刘基、杨慎、夏言三人与宋人相比，《近似而远》或“去宋尚隔一尘”。而沈际飞对明词评价相对较高，常以唐宋词作为衡量之标准。如评杨慎《荷叶杯》(枕上一声鸡唱)曰：“直逼顾复九调。”评价王世贞《眼儿媚》(青草茸茸正芳柔)曰：“跨宋。”评陈淳《如梦令》(吟罢池边杨柳)曰：“宋人笔。”评王世贞《怨王孙》(愁似中酒)曰：“看当代词，伯温(刘基)、纯叔(吴子孝)辈圆厚朴老，元美(王世贞)、征仲(文徵明)辈法无不尽，情无不出，俨然初盛之分。秦公庸(秦士奇)先生首肯曰：‘近日君子何以自处。”此论未必准切，但实为沈氏对当时流行的明词中衰论的一种反拨。沈际飞能较为客观地评价金元明词，无时人贵远贱近、厚古薄今之习，值得肯定。

沈际飞还指出明词创作存在的曲化倾向及其原因。如评杨慎《个侬》(恨个侬无赖)曰：“‘唱好是、‘唱道是元曲中衬词。”评马洪《满庭芳》(春老园林)曰：“浩澜自附柳耆卿多柔秀词，但带元曲气。”沈际飞对词的曲化倾向似乎比较宽容，如评王世贞《南乡子》(薄幸总难熬)一词“已落吴江、嘉兴歌腔，然俚字村谣，嗜好情欲，任性而合。元美尝喜棹歌中《月子弯弯》二首，固不避也。”

借戏曲评点词作是明代富有特色的评点方法，汤显祖评《花间集》中已初露端倪，而沈际飞也善用此法。如评

无名氏《生查子》(闲倚曲屏风)曰：“悦容偏论美人脚，下具是芙蓉之面，杨柳之腰，秋水之波，春山之黛。《西厢记》脚踪儿将心事传：恶能忘，恶能忘。”评朱淑真《生查子》(去年元夜时)曰：“王实甫词本此。调甚佳，非良家妇女所宜有。”评牛峤《菩萨蛮》(风帘燕舞莺啼柳)曰：“《绣襦记》开场好词。”借戏曲评词既有利于欣赏原词，有助于拓展读者的思维与欣赏空间。

明代较早的词学评点家杨慎评点顾从敬《类编草堂诗余》，间或解释词调名来源，用眉批作艺术鉴赏，评语并不太多。沈际飞的词学评点则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有章句、风格等艺术鉴赏，也有词调、词韵等词体辨析，富于时代特色，具有较高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明代词学评点的发展。沈际飞的词论及评点曾被《古今词统》、《古今诗余醉》、《古今词论》、《词苑丛谈》等多种词选、词话大量征引，足见沈氏评点影响之广。随着词学评点的发展，内容更为丰富，理论色彩更为浓厚，清代“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石便是通过张惠言《词选》的编选、评点这种批评模式建构起来的。所以词集评点，明人开辟之功实不可没。

三词学标榜：言情为词之基本体性与推尊词体

《草堂诗余四集》中汇集有多篇重要序文，如何良俊《草堂诗余序》，秦士奇《草堂诗余叙》，沈际飞《草堂诗余四集序》、《草堂诗余别集序》，黄河清《续草堂诗余序》等都是有价值的词学论文。在序言中沈际飞宣扬自己的词学主张，将言情视为词的基本体性并极力推尊词体，这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并对以后的词坛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明代词学批评史上值得重视。

(一)、言情为词之基本体性。

重情主情是明代词学批评中的一条重要线索。明代词坛所重视之情，多为委婉动人的儿女情，如杨慎《词品》曰：“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无情，但不过甚而已。宋儒云：‘禅家有为绝欲之说者，欲之所以益炽也。道家有为忘情之说者，情之所以益荡也。圣贤但云寡欲养心，约情合中而已。予友朱良矩尝云：‘天之风月、地之花柳与人之歌舞，无此不成三才。虽戏言亦有理也。”其所说之“情”，乃是属于“风月”、“花柳”、“歌舞”之类的男女享乐之情。又如王世贞曰：“词须婉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襜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飞；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王氏所言之‘隋”，则更多地侧重于“春月烟花”与“闺檐”之内的儿女私情了。

沈际飞认为；“诗余之传，非传诗也，传情也!”(《序草堂诗余四集》)而沈氏所言之“情”的范围较广，并非局限于儿女之情，他在《诗余别集序》中描述了人类丰富复杂的各种情感：“块然中处，喜则心气乘之，怒则肝气乘之，思则脾气乘之，恐则肾气乘之，悲忧则肺气乘之，惊则五脏之气乘之。人流转于七情，而《别集》中忤合万状，触目生芽，怒然而思，慡然而惊，哑然而笑，澜然而泣，嗷然而哭，捶击肺肠，镂刻心肾，年千世百，无智愚皆知，有别欤无别欤?”沈际飞认为，七情六欲乃千百年来人天生之禀赋，而词体则具有其他文体有所不及的强大的抒情功能：“于戏!文章殆莫备于是矣。非体备也，情至也。情生文，文生情，何文非情?而以参差不齐之句，写郁勃难状之情，则尤至也。”(《草堂诗余序》)沈际飞赋予“情”以更广内涵的同时，又将言情视为词的基本体性，展示着明代词坛言情说的变化和发展。稍后孟称舜在《古今词统序》中认为：词本于情，而情有多种，或“婉娈”、或“凄怆”、或“愤怅”，“皆为本色，宁必妹妹嫒嫒，学儿女子语，而后必为词哉?”此论或许即是受到沈氏启发。

(二)、倡比兴寄托，推尊词体。

词为“小道”、“卑体”，乃宋代流传下来的词体观念，虽然历来有词学家努力尊体，但在正统文人眼里，词体仍不能与传统的诗文相提并论。明人沿袭“词为小道”的传统观念，，如陈霆《渚山堂词话》说：“词曲于道末矣。纤言丽语，大雅是病。”俞彦《爱园词话》则说：“词于不朽之业最为小乘。”轻视词体的观念对本已处于发展困境的明词十分不利，沈际飞则试图提高词体地位，以尊体促进词体发展。

一方面，沈际飞推词体为历来各种文体之集大成者。在《序草堂诗余四集》中，他先后驳斥了历代“以风气贬词”、“以体裁贬词”、“以音义言词而为词解嘲”的三种不同观点，认为词“有似文者焉，有似论者焉，有似序记者焉，有似箴颂者焉”，指出“词吸三唐以前之液，孕胜国(元代)以后之胎”，得出“文章殆莫备于是矣”的结论。另一方面，他认为词“虽其锈镂脂粉，意专闺幨，安在乎好色而不淫?而我师尼氏删国风，逮《仲子》、《狡童》之作，则不忍抹去。日人之情，至男女乃极。未有不笃于男女之情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间反有钟吾情者。况借美人以喻君、借佳人以喻友，其旨远，其讽微，仅仅如欧阳台人所云‘叶叶花笺，文抽丽锦，纤纤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而已哉?”他借诗教中的“夫妇之义”与以“美人”喻君友的比兴、寄托之说来尊体，将言情尊与体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一观点在稍后的陈子龙那里得到了反响。陈子龙认为：“风骚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于闺檐之际。””陈子龙于明清易代之际所作之词(《湘真阁存稿》)，比较自觉地运用了“香草美人”的手法，于舂情绮思中寄托家国之恨。陈子龙词中的寄寓，正体现了其“风骚之旨”，“必托于闺檐之际”的理论，沈氏观点当是其近源。

沈际飞的尊体意识在词集评点之中也时有流露。如评苏轼集句词《南乡子》(寒玉细凝肤)曰：“是词非诗而实诗，尊诗贬词者合作何解?”评沈周、文微明、王世贞三人所作同调同题词《满江红·题宋高宗赐岳飞手敕》曰：“石田端烈，衡山精细，凤洲谐刻，维持天地间君臣大义也，词于是续经史矣。”评柳永《望梅》(小寒时节)曰：“桃李小人也，梅君子也。填词即绮靡，而三百微婉之旨存焉。”沈际飞立论有未妥之处(如认为文章莫备于词，就难为人所认同)，而其推尊词体的立论在明代词坛可谓独树一帜。沈际飞所标榜的比兴寄托之说后来在常州词派那里得到了回应与发展，其观点可视为常州词派之先声。

总而言之，在明末词坛，沈际飞《草堂诗余四集》的编选、评点及其词学思想都有超佚流俗之处，展示着明清之际词学思想的嬗递，对于考察号称“中兴”的清代词学也有着重要的参照作用。这也提示人们，深入探讨明代词学，包括词集编选、评点、序跋等易为人忽视的词学资料，或许会有新的学术发现。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