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遇春

内容提要胡风在1955年后的政治受难生涯里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词。本文主要探讨胡风在这些旧体诗词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心理以及艺术风格的传承关系。胡风建国后的旧体诗创作中表现了诗人的反抗意识、认同意识和疏离意识，它们分别与诗人的现代启蒙人格、传统儒家政治人格和道家隐逸人格相关，三者相互纠结，展现了胡风复杂的文化心理状态。胡风的这些旧体诗词“志深而笔长”、“梗慨而多气”，受到了鲁迅旧体诗和建安诗风的影响，呈现出遒劲拙重、沉郁顿挫、刚健清新的风格。

作为诗人，胡风在1955年落难之前，一直是以新诗创作著称的。虽然他在此前也写过旧体诗，但数量不多，《胡风诗全编》里收录了他建国前的旧体诗二十余首，辑为《抗战风云》一辑。在1955年的那场文坛冤案酿成后，胡风从此陷入牢狱之灾二十余年，先后在北京秦城监狱和四川苗溪劳改农场、四川大竹监狱关押或劳动改造。在漫长的监禁岁月里，胡风孤独地开启了他作为旧体诗人的苦难文学生涯。没有纸和笔，他就自言自语，自念自听，依靠顽强的记忆力把那些呕心沥血之作记在心里，在默念和吟咏中捱过艰难的时光。据胡风1979年的回忆，在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隔绝生活中，他写下了《求真歌》(古风长短句14章)、《怀春曲》(二百二十余篇，共约三千首)、《红楼梦·人物悲剧情思大交响曲》(三十余曲)、《采世巨灵狂想大交响曲》(12曲)、《创世巨人理想大交响曲》(12曲)、《女性悲剧情思大交响曲》(12曲)、《创世英烈悲壮大交响曲》(12曲)、《过冬草》(律诗、词，约三百首)、《报舂草》(律诗、词，约一百首)，等等，遗憾的是，这些数量巨大的旧体诗词作品如今所存甚少，大部分或被遗忘，或被监狱管理者收缴之后没有归还这是胡风晚年诗词创作无法挽回的损失。据《胡风全集》第1卷收录的旧体诗词作品来看，胡风现存的旧体诗词约有四百余首。其中除作于建国前的二十余首之外，绝大部分是在建国后的狱中写的。

本文主要探讨胡风建国后旧体诗词创作中的复杂文化心理及其艺术风格传承。胡风的旧体诗词中显现的诗人形象具有三重人格特征：有时他以现代自由人格出现，诗中便充满了宝贵的反抗精神和启蒙意识，有时又以传统的儒家政治人格出现，诗中就随处可见那种对主流政治话语的认同意识，以及由此滋生的政治忏悔意识；有时传统的道家自然人格也会悄然抬头，诗中便流露出中国传统文人在政治受挫后的退隐意识。在与现实的政治困境搏斗的过程中，诗人胡风有过突围，有过迂回，有过迷茫，时而反抗，时而认同，时而疏离，他把这一切心理冲突和精神搏斗的无形痕迹，纷纷化作了有形的诗篇。

一

胡风把他在京城的囚室取名“怀春室”，这显然有怀念春天、渴望自由之意。追求并坚守独立自由的人格节操，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宝贵的启蒙精神传统。胡风与鲁迅先生有师生之谊，作为一代启蒙文学宗师，鲁迅的启蒙精神深刻地影响了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创作，也塑造了胡风的现代启蒙人格。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召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战士”，胡风也宣称“战士和诗人原来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并强调“第一是人生上的战士，其次才是艺术上的诗人”。正是对诗人的战斗精神和反抗姿态的张扬，使胡风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饱受责难，终在建国后遭致牢狱之灾。

胡风的现代自由人格，在他建国后的旧体诗创作中，主要表现为一种反抗精神和启蒙意识。在组诗《怀春室杂诗》中有一首七律《一九五六年冬某日》，集中体现了狱中胡风作为精神界战士的战斗姿态。诗云：“不堪一错各分时，友谊伤残似断丝；狱室几间关闯将，文场一片树降旗，东逢死叶西逢茨，拔掉鲜花葬掉诗，极耳两间休荷戟，铁窗重锁失戎衣。”这首七律不仅在形式上步鲁迅先生《惯于长夜过春时》的原韵，而且在诗中还化用了鲁迅先生的《题<彷徨>》一诗：“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当年“五四”落潮后，新文学阵营发生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连鲁迅先生也不免感到了寂寞和彷徨。而三十年后的胡风，其实遭遇了相似的文场分化的情形，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作家有了不同的境遇，作为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以胡风为首的七月派作家更是在1955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狱室几间关闯将，文场一片树降旗”，这怎能不让狱中的胡风痛心疾首呢?胡风的这首诗，首联写了七月派作家的凋零和沦落，中间两联写“反胡风”后文坛的现状和危机，尾联化用鲁迅先生的诗句，充满悲愤。当年的鲁迅尚能“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如今的胡风身陷囹圄，作为战士却失去了戎衣，被剥夺了战斗的武器。尤其是颔联和颈联，很容易让人想起胡风当年的警语：“反胡风以后中国文坛就要进入中世纪。”胡风的这句话一直被周扬记在心里，直到1961年召开的调整文艺政策的“新侨会议”上，周扬还这样说过：“我们当然不是中世纪。但是，如果我们搞成大大小小的‘红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也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周扬的话就是对胡风预言的最好说明。及至“文革”，其光景不就是“东逢死叶西逢茨，拔掉鲜花葬掉诗”么?

在组诗《怀春室感怀》中，胡风的启蒙精神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批判。这组诗里充满了这样的一些联句，如“耻举木枪充武士，愧抓泥印扮文官”(《记往事》之二)、“不义方能称义士，无文更会做文官”(《记往事》之三)、“包伤忍气批文侩，受屈韬光贿法官”(《记往事》之四)、“荒淫大作防文侩，战斗深知赖党官”(《记往事》之十三)、“不耐辛劳当惯贼，无能思想做文官”(《记往事》之十四)、“派系空言羞组派，官僚主义耻升官”(《记好事》)，等等，虽然大抵是批判的4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但显然其中也含有狱中胡风对50年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批判。对于那些虚伪而中空的伪知识分子，对于那些窃据高位的文侩和文官，胡风表达了极端的愤怒和不屑。胡风在《记往事》之五里，更是借怀念鲁迅先生，表达了他的知识分子人格操守。鲁迅先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诗云：“耻笑玲珑通八面，敢拈纠结理千端；园中有土能栽豆，朝里无人莫做官；立地苍松千载劲，漫天白雪万家寒；难熬长夜听狐鼠，且煮乌金铸莫干。性情鲠直的胡风，如同乃师鲁迅一样，鄙弃那种八面玲珑的文坛伪俗之士。“园中有土能栽豆”，喻指鲁迅先生善于扶植年轻作家的成长，“朝里无人莫做官”的古训，实指鲁迅先生不依附权贵的独立人格，这种独立人格宛如“立地苍松千载劲”，在灾难的年代里忧国忧民，还要在黑暗中承受狐鼠小人的中伤和迫害，好在先生充满了不屈的战斗精神，一句“且煮乌金铸莫干”，把鲁迅为正义复仇的战士形象勾画得跃然纸上。尾句还让人想起鲁迅小说《铸剑》中的侠士眉间尺和宴之敖，折射了鲁迅先生不畏权势的反抗精神。

组诗《流囚答赠》中的反抗意识和批判精神更加集中和强烈。在与聂绀弩、萧军等文坛老友的通信中，在1966

年那个历史转折关头，胡风通过与友人的诗词唱和，集中表达了他在逆境中坚守的信心，以及他对现实的批判和历史的反思，显示了胡风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的战斗情怀。这组诗是胡风全部旧体诗词创作中最出色的组诗，包括三十首七律和三首词，均作于1966年胡风由京城刚刚流放(其实是判刑后监外执行)到成都的时期。这组诗的存在，既是当代诗坛的一段佳话，也是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一份精神财富。胡风在这组诗中把他身处逆境而不屈的抗争意识和乐观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许多诗章更是血泪交进、力透纸背，撼人心魄。如《次原韵报阿度兄(十二首)》第一首，“竞挟万言流万里，敢擎孤胆守孤城。愚忠不怕迎刀笑，巨犯何妨戴铐行?假理既然装有理，真情岂肯学无情?花临破晓由衷放，月到宵残分外明。”阿度兄，即聂绀弩，又名肖今度。从此诗中可以看出，即使以戴罪之身流放至万里之外的蜀地，胡风依然不改他的知识分子真性情，孤独而又倔强。尾联意境高远清峻，抒发了诗人在历史暗夜中坚守的信念和信心。第三首则明确暗示了胡风这种坚守精神的渊源，即继承了鲁迅先生“荷戟孤忠走两间”的战斗传统。在一个真假莫辨、黑白颠倒的环境里，胡风发出了“尽可韬光将剑铸，还该息影把门关”的愤世之语，其中的“铸剑”意象同样昭示了鲁迅小说《铸剑》里浓墨渲染的誓不妥协的复仇精神。第六首表达了“恨海虽深曾敢跨，冤山再重也能担”的人生勇气，第八首流露了“失意隋消留万虑，居然笑口可常开”的旷达胸怀。第十一首颈联“凌波绣像羞加我，蹈火销形敢让谁!”表达了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而尾联刚好为这种战斗精神传统作了一个注：“永谢先师垂大训，坚持韧性学青皮”，意思是要遵照鲁迅先生的教导，与恶势力做韧性的斗争，甚至要学“青皮”那样死缠硬磨的“无赖”作风。第十二首表达了更加强烈的信念和希望。首联就说“再待何须二十年，山崩势已不可延”，尾联又用伍子胥的典故，声称“吴宫旧恨消无迹，不必东门把目悬”，胡风相信自己不会像楚入伍员那样屈死异乡，他一定会活着从蜀监里走出去。

在胡风的旧体诗词中，鲁迅先生对他的影响随处可见。胡风不仅主动传承鲁迅的抗争精神，他还曾在诗中用鲁迅精神鼓励并劝慰老友萧军不要气馁。考虑到胡风比萧军还要严酷的现实处境，这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如《次耳兄原韵并慰三郎(四首)》，三郎即萧军，第二首云：“曾磨钺斧当吟诗，竟斩文妖黑帅旗。毒手阴谋凶手打，强心激怒善心悲。胸中有火羞饶敌，朝里无人敢告谁?莫谓寻仇头冒险，拚他一煮学吾师。”东北作家萧军是行伍出身，30年代曾经教训过污蔑他的反动文人狄克，狄克即建国后声名显赫的张春桥。胡风这首七律的首联就是讲的那段往事。颔联写萧军在浩劫到来之际遭到摧残和毒打，胸中纵然怒火焚烧，但又无可奈何，毕竟“朝里无人”，心中不免感到沮丧和痛苦。而胡风这样劝慰老友，“莫谓寻仇头冒险，拚他一煮学吾师”，就是让他学习鲁迅先生的反抗精神和复仇精神，如同《铸剑》里写的那样，三个人头在沸腾的金鼎中搏斗，宴之敖和眉间尺终于以异常惨烈的方式打败了专横暴戾的楚王。在《次原韵寄慰三郎并请正耳兄(五首)》里，胡风对萧军的劝慰真可以称得上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第一首谓“出师已捷身尤健，不必观星五丈原”，让萧军不要悲观，第二首提醒萧军不要忘了“两间一卒记挥戈”的昔日英雄气概，第三首希望萧军能目光长远地看问题，所谓“图长夸父方追日，厌缺娲皇即补天”，虽然“小说巫神忙作法”，但“深谋战士耻参禅”，胡风不希望萧军走避世的老路，而是要做一个不屈服的战士，毕竟“文妖有洞非无底，既遇愚公枉靠山”，只要有坚韧不拔的愚公精神，将来就一定能战胜历史的黑暗。这既是劝慰萧军，也是胡风的自勉自励。胡风这组寄慰萧军的七律同时也寄给了聂绀弩，这三位30年代的“鲁门弟子”在历史的暗夜里相互慰藉、携手战斗的精神和情谊真的是可歌可泣，足以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二

从胡风现存的旧体诗词来看，虽然他的诗中传承了鲁迅先生的启蒙声音和反抗姿态，但实际上，胡风并没有完全超越他的时代，他的狱中诗里仍然可以见到大量的谋求与主流政治话语认同或和解的心声。如果说胡风的反抗诗篇是他的现代自由人格的艺术折光，那么他的认同诗篇就是其传统儒家政治人格的外在投射。作为现代知识分子，胡风身上的传统文化人格常常被人们所忽视。还是老友聂绀弩看得清楚，他在1966年的一首七绝《送高荒之蓉》里写道：“武乡涕泪双雄表，杜甫乾坤一腐儒。尔去成都兼两杰，为携三十万言书。”高荒是胡风的笔名。聂绀弩在诗中把戴罪西行的胡风比作诸葛孔明和杜甫，这两人在历史上都是以忠君闻名的，他们都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十分推崇的人格楷模。聂绀弩把胡风1954年上“三十万言书”之举比为蜀相诸葛亮上《出师表》，这就点出了胡风对新中国的一片忠诚，又把胡风此举说成是腐儒杜甫之所为，意谓当时的胡风不识时务，说了不合时宜的话，而没有选择明哲保身，独善其身的退路。在聂绀弩的眼中，胡风从京城流放成都，可谓冥冥中的安排，使他和两位成都的前贤孔明和杜甫正好在精神上相遇了。聂绀弩的历史眼光是犀利的，他意识到了胡风这一代左翼知识分子身上的儒家政治文化潜影。

《怀春室杂诗》是胡风突遭政治大变故后，身居囚室，最早写成的一组诗。其中，《一九五五年旧历除夕》又是胡风现存最早的一首狱中诗。这首七律很能说明狱中胡风的儒家政治情怀。诗云：“竟在囚房度岁时，奇冤如梦命如丝；空中悉索听归鸟，眼里朦胧望圣旗；昨友今仇何取证?倾家负党忍吟诗!廿年点滴成灰烬，俯首无言见黑衣。”虽然昨友今仇，身罹奇冤，但胡风并未绝望，他仍然期待贤明的圣主为他主持公道，还他政治清白。“空中悉索听归鸟，眼里朦胧望圣旗”，那种真实得刻骨的唯圣心理，没有切肤之痛是不能轻易道出的。在《一九五六年春某日》(三首)中，胡风的儒家政治情怀体现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离骚”情绪。囚房难耐，胡风回顾自己的身世不禁郁愤难平。他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自己长期致力于批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为射骄阳曾铸剑”)，建国后叉写长篇政治抒情诗《为了朝鲜，为了人类》打击美帝纸老虎(“因攻纸虎又摇旗”)，如此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立场，却受到了政治构陷，沦为革命阵营的阶下囚。他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自已长期追随党的红色道路，对党的信仰坚信不疑(“一从涉海采珠时，惯信姻缘系赤丝”)，在革命年代“斫地曾挥七尺剑”，建国后又“开天初颂五星旗”，写长篇政治抒情诗《时间开始了》，如此赤胆忠心，竟沦为了难堪进出的政治犯。无论是“廿载心花成镜影”还是“廿载心香成废气”，都是胡风的牢骚愤懑之语，无奈之余，他还必须接受“舂光荡漾上囚衣”的苦涩现实境遇。第三首写的是建国后的政治漩涡，流露了胡风横遭播弄的尴尬心情。1954年，《文艺报》因为压制“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受

到批评，胡风当时误以为是自己向党中央上的“三十万言书”起了作用，所以在批判《文艺报》编辑部的会上表现很积极，他没有料到，这场会议最终却引火烧身，批判的矛头居然转向了自己。所谓“愁思结阱捕狼时，错把陈麻当铁丝”，首联写的应是这种尴尬的政治境遇。中间两联表白自己的心迹，为自己光荣的革命历史而申辩。胡风自认为敢于追求真理、(“惯向清泉求祸水”)，敢于在逆境中战斗(“敢将敝帚当征旗”)，经受过革命的洗礼(“曾经沧海曾经火”)，毕生追求革命的文艺事业(“只为香花只为诗”)，然而，“十载痴情成噩梦”，他只能独自品尝“春光荡漾上囚衣”的苦涩心情。此时狱中的胡风，与两千年前行吟泽畔，惨遭放逐的乡贤屈原之间，他们的忠愤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拥有亘古相通的儒家政治情怀。

自1955年5月被捕之后，到1956年5月刚好满一年，一年的囚徒生涯让胡风感慨不已。他在狱中吟成了七律《一九五六年五一节》三首，表达了他渴望回归外面的世界，渴望重新被主流社会秩序所接纳的政治心理。第一首是回忆，回忆去年的幸福时光，这种幸福不仅仅是“去年此日赏春时，伴妇携儿见柳丝”的家庭天伦之乐，更是指置身于革命社会秩序中的自豪感和满足感，那种“游目蓝天迎白日，扬头黑发映红旗”的翻身当家做主人的喜悦，以及“眼中彩色心中笑”、“如潮队列似花衣”的政治归属感，是足以让狱中的胡风充满怀念的。这不仅仅是怀念自由，怀念春天，更主要的是怀念失去的在革命阵营中的日子。对于胡风来说，自由虽然重要，但比自由更重要的是政治归属感。他无法承受被主流革命阵营所放逐的政治现实。他渴望早日归队。所以第二首写的就是想象中回归革命秩序的情景。他的眼前出现了“白翅翩翩飞白鸽，红潮滚滚走红旗；声声口号声声誓，串串花环串串诗”的政治场景，他多么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员，然而，“回首忽惊身在锁，怎禁泪滴洒囚衣”，胡风痛苦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囚徒身份，原来自己已经被革命阵营放逐了，所有的光荣与梦想都离自己远去。但胡风并不甘心就此被放逐，他仍然渴望回归革命秩序，所以他在第三首中表达了自己“牢里无花献大旗”的政治遗憾，“是真是假何须问”，他仍然相信自己是清白的，此身虽在囹圄，但心存魏阙，他的心和狱外的革命秩序和政治主潮其实是相通的。

在大型组诗《怀春室感怀》里，胡风的政治认同心理同样表现得十分强烈，追溯起来，这也是胡风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儒家政治情怀的产物。这组诗里，题名《记往事》的多达十五首，主要是狱中胡风对自己革命生涯的一个回顾，回顾的目的，自然是为自己的革命身份辩护，同时也表白了自己的政治归属感，申明自己应是革命阵营中的一员。与《记往事》写建国前的经历不同，《记憾事》、《记刑事》、《记蠢事》等写的是建国后的经历，前者重在申辩，后者重在忏悔，为自己建国后所犯的政治错误而忏悔。政治忏悔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知识分子改造，以便重新回归主流政治秩序之中。胡风在《记蠢事》这首诗的题记星写道：“列宁说：在革命时期，更会做出蠢事来。为了使自己能够活下去，在相信党的前提之下，我只好冒昧地用一个‘蠢字来说明我的‘无知和‘不悟了。”又给这首诗加注说：“心安了，就能够在对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类解放事业一定胜利的信仰和对自己的某些因蠢而错的言行的悔恨里面过下去了。”这意味着，胡风的政治忏悔其实是他在狱中的一种心理调适，通过否定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达到向主流政治话语认同的目的。在“工农事业通千绪”的新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先做群众的学生，“有志先该当小卒”，只有把自己改造好了，“无私始可做高官”，再来做群众的先生。因此，胡风为自己斗胆上“三十万言书”而懊悔不已，“深妨党德心都悔，大背文才齿也寒”这一联，是很能够说明胡风的政治忏悔心态的。尾联“皓月潜窥泥户壁，冷风频扫铁栏杆”，以景语作结，铁窗阴冷，沉郁顿挫，颇有老杜风范。

再如《记刑事》和《记憾事》，也都是写的胡风身陷囹圄后的政治懊悔心情，但程度有别。从《记刑事》到《记憾事》，再到《记蠢事》，同是写的上“三十万言书”而获罪这件事，但这三首诗体现了胡风在狱中的政治忏悔心情逐步加深的心灵轨迹。在《记刑事》中，胡风虽然检讨了自己多年来的自由主义倾向，但他其实并没有彻底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而主要是流露了一种出于政治上的“无知”和“不悟”而产生的懊恼和悔恨。首句“敢抡石斧掀同轨”，据胡风自注，“石斧”指他自己比较“原始”的，从“对文艺的一些读书印象和创作经验出发”的想法和做法；他原以为“可以甚至应该提出供参考，绝对没有想到对共同道路(‘同轨)会产生危害影响”。所以他为自己“理性的无知和感性上的不悟”而懊悔。“理醉无知当笨伯，情痴不悟责明官”，颔联正是表现了胡风的这种政治懊恼，他责怪自己当初不该认死理，居然敢上书指责周扬等“明官”对新中国文坛的领导和管理。然而，紧接着的颈联却又宣称“无知气壮心无愧，不悟声诚胆不寒”，这说明此时的胡风并未真正的服罪，他还在为自己“竟捧丹心做异端”的行为辩护。只有尾联的景语写得悲怆动人，“举眼灰灰灰户壁，抬头冷冷冷栏杆”，叠字的使用令人心颤，流露了狱中胡风的无限悲伤和哀怨的心境。到了《记憾事》中，胡风的心情显然发生了变化，辩护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了悔恨甚至恐惧。他在首联中便埋怨自己不该在“欣逢旧史临终点”的时候不识时务，居然上“三十万言书”，这种“喜展新图走极端”的行为终于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政治灾难。颔联“革旧心烦当畏友，更新性急责明官”，他一再责备自己“心烦”和“性急”，终于导致了颈联中所写的“群情抱憾红心悸，众意含愁赤胆寒”的政治困境。从《记刑事》中的“心无愧”和“胆不寒”，到《记憾事》中的“红心悸”和“赤胆寒”，说明胡风的精神在受到巨大的政治挤压后开始变得有些脆弱和惊惧。尾联“小梦惊回空院落，终宵，怅望黑栏杆”，泄露了胡风内心开始有崩溃的迹象。

三

除却建基于现代自由人格的启蒙反抗精神和建基于传统儒家文化人格的政治认同意识之外，狱中的胡风也存有一定的退隐思想，它建基于传统道家文化之上，在胡风的旧体诗词创作中也有多方面的流露。当然，由于已是刑余之人，胡风的退隐思想只能停留在心理的层面上，几乎无法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但我们依然不能忽视这种文化心理的存在，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现代启蒙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这三种文化形态在胡风心中构成的交响和碰撞，导致了狱中胡风的巨大的文化心理冲突。有时候现代启蒙文化占据主动，胡风的自由人格的战斗力量便表现了出来，他的诗就有了金刚怒目的一面，正所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颇有鲁迅先生的斗士风范；有时候是传统儒家政治文化占了上风，此时胡风的屈从型人格便格外明显，诗中充满了那种古代忠臣被放逐的失落、牢骚和愤懑，以及重新被接纳的渴望，这样的胡风便与鲁迅

先生的人格相去甚远，更像是一个贤士而不是斗士。必须补充的是，有时候传统的道家文化也会在胡风的心中盘旋，他也会闪念出传统士人的隐逸思想，因为，做斗士太苦，做贤士太累，与其心神苦累，不如干脆做隐士来得洒脱。然而，想做隐士而不可得，现实中的胡风显然无法挣脱政治羁绊，他无法置身于艰难的政治时世之外，留给他的便只有三种文化与三种人格的痛苦交锋了。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长达二十余年的心理战争中，狱中的胡风自然无法始终保持文化心理平衡，难免会在特定的时刻陷入精神的崩溃状态。据说，1971年8月，胡风在大竹县四川省第三监狱中用大石头击自己的脑部，随后他的精神陷入混乱，自我恐怖严重。为此，领导决定把梅志从苗溪劳改农场调到胡风身边，二人另住小院，内有两三分地，二人锄草，开荒，种了多种蔬菜及玉米等，胡风的身心这才渐趋正常。在艰难的斗士与屈辱的贤士之间，胡风陷入了人格错乱，只有做回归自然的隐士，才能平复胡风精神分裂症的心理创伤。

胡风回归田园的隐逸思想，在他的许多旧体诗作中有着明显的流露。这在创作于1956-1957年间的《怀春室杂诗》中有集中体现。如七律《一九五六年冬某日》之二，后两联一反前两联的政治认同意识，抒写了胡风内心萌生的退隐思想。对于他这样一位“已投有茨无花笔”的罪囚来说，狱外的文坛热闹与他无关。既然学书不能，学剑不成，那就只有学稼了。正所谓“学剑不成当学稼，铁衣脱却换牛衣”，如果有朝一日能脱离苦监，胡风宁愿做一介农夫，以彻底规避文坛和政坛的是非恩怨。又如《一九五七年春某日》，抒写胡风的隐逸思想，异曲而同工。前两联写到“苦待飞传赦令时”，“莫向文场讨纸旗”，这似乎表现了胡风的孤忠和孤傲。然而在这种孤忠孤傲里，胡风要表达的并不是鲁迅式的现代反抗精神，而是想做道家式的世外高人的心迹。与儒家的理想人格推崇“贤人”不同，道家的理想人格推崇“真人”，所以胡风在诗中勾画了自己出狱后的人生理想，即“明朝还我归真路，一顶芒冠一布衣”。胡风还在诗中表达了他对司马相如和李白的钦敬，因为“避贵相如宁买酒”，他钦佩司马相如不向卓王孙等达官贵人摇尾乞怜，宁愿与卓文君当垆卖酒，自力更生的勇气；他也仰慕李太白“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坦率和真诚，所谓“让才李白不题诗”，他更羡慕苏东坡在贬谪中“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放达、洒脱和自由自在。可惜如今身陷囹圄的他只能苦苦等待出狱的那一天了。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年。有意味的是，1957年春天的某日，在反右运动之前的“百花时代”里，胡风曾作有两首七律《拟出狱志感》，他在诗中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渴望归隐田园，远离尘嚣的心境。虽然胡风当年“惊闻赦令双行泪”的泪是白流了，虽然他“感恩重获自由时”不过是南柯一梦，空欢喜一场，但惟其如此，我们才更能从这两首诗中窥见胡风当时的真实心境。从诤中可以看出，狱中胡风对政治和文学同时感到厌倦和失望，他只想“牢房文苑同时别，脱却囚衣换故衣”，同时告别政治和文坛，回归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所谓“拾得余生还素我”，此之谓也。胡风还想象了出狱后的日常生活状态，尽管物质贫寒，“桶底幸存三斗米”，但对妇偎儿，一家老少团聚，日子毕竟是安定的，“墙头重挂万年旗”就是证明。从此“远离禁苑”，与文学和政治无涉，“学种番茄当写诗”，虽然老迈，但“负荷尚堪糊数口”，这不禁让人想起陶渊明归田园居的旷达来。尾句“晴穿破衲雨蓑衣”，苏东坡的隐逸风神依稀可辨。

在胡风的另一大型组诗《流囚答赠》里，虽然以反抗意识居多，但也有表现他的疏离意识或避世心理的诗词作品。如《鹧鸪天》这首词，是胡风赠给老友熊子民的，题下有小序：“步陆放翁原韵，但反其意而用之，寄呈子民兄以博一笑。”陆游原词的上阙中虽然也有“丝毫尘事不相关”，“倦罢黄庭卧看山”这样的淡泊出世之语，但下阙中情绪激昂，“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有强作欢颜，也有英雄迟暮的愤懑。而胡风的《鹧鸪天》词，所谓“反其意而用之”，正是消解了陆游词中的英雄情绪和人世情怀。当时胡风以戴罪之身解达成都，虽监外执行，但毕竟属刑余之人，‘因此“谪住偏街闹市间，有门无客昼常关。”但“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胡风已经能安于冷寂了，“除却昆仑懒访山”，他已经没有了当年的人世豪情。“由暮落，任宵残，笑搔自首当童颜。十年已醒痴情梦，扫地栽花好赋闲。”词的下阙已经把胡风流放成都时的心境和盘托出了，早年的理想梦彻底破碎，如今的他打心底只想做一个隐士，扫地栽花，闲看花开花落，静观云卷云舒，遁迹于尘嚣之外。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不过是胡风的奢望。

与《鹧鸪天》同样表达了胡风避世倾向的还有七律《次原韵报阿度兄》之二，是赠聂绀弩的。成都是西汉文豪司马相如和扬雄的故乡，胡风流放至此，自然免不了在心里有一番比较，这一比较，不禁悲从中来，徒添绝望。扬雄青年时期写了大量辞赋，驰名文坛，但后来他视辞赋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可笑扬雄贱两都，虚文枉负鬓毛乌”，胡风这样看待扬雄，显然隐含了他对自己早年热衷文名的自嘲和无奈。由扬雄而司马相如，胡风更是感慨万端。十年前上“三十万言书”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输他司马留情史，累我降龙闯祸书”，这又是无奈的自嘲，当初自己的一腔热血，竟然还比不上司马相如的一场风流韵事J痛定思痛，胡风自然滋生了消极避世的思想。这首七律的后两联正是他这种避世思想的直接表白。“享我清茶而浊酒，管他帝也与王乎!”颈联的遁世情绪相当激烈。尾联写出了胡风当时的渴望，他只想过一种闲居生活，栽花种草(“分香润色怜花草”)，好好研究一下《红楼梦》(“善与通灵木石居”)，其他世事也就不想再管，也无力去管了。

四

胡风是现代中国最有个性的文艺理论家之一。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一看便知是出自他的手笔。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确实是不多见的。胡风的旧体诗词也形成了比较鲜明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是多样化的艺术统一，是他熔铸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不同的诗风而进行创造性转化的产物。

这首先表现为道劲拙重。七月派诗人绿原说：“从他的整个文学生涯来看，胡风真是一个中流砥柱式的强者。这个强者的性格表现在文字上，包括他所独创的格律诗，处处显示出道劲而拙重的风骨。”绿原对胡风一直以师礼相待，他的判断可谓知音之论，肯綮之言。不过还有比绿原说得更绝的，这就是聂绀弩。聂绀弩是胡风的乡党故交，他晚年曾对牛汉讲过自己对胡风文风的独特理解，他说：“胡风是真正的大手笔，写惊世骇俗的大文章的人。他的文章有令人胆寒的风骨。”“他那文章，他那诗，连他那拙重的字，都没有一点媚的味道。因为他和他的文章都不附属于谁，是他自己的。他的文章，他的诗，不是掌握了什么词藻，音韵，章法，典故以及经典里能够查找到的知识可以写得出来。他不是文字的奴隶，他的文字是他自己创造出

来的，只属于他，或者说只属于他的理论和他的诗。”聂绀弩和绿原都很看重胡风诗的风骨。对于胡风来说，他的旧体诗词也许比新诗更能体现出道劲而拙重的风骨来。胡风大写旧体诗词，肇始于建国后的一场文字冤狱，他是在沉重的政治苦难中写旧体诗词的，所以，他的旧体诗词没有歌舞升平的轻浮，没有彩丽竞繁的柔媚，也没有所谓行云流水的飘逸，一泻千里的豪放，而是无论遣词用字，结构章法，全给人一种凝重沉滞、庄严悲凉的印象。从中国诗歌源流考索，胡风的狱中诗草，明显具有建安文学的风神气格。诚如刘勰所言：“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胡风横遭厄运，故其诗“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不以绮丽柔婉见长，而以道劲拙重的风骨取胜。

其次是沉郁顿挫。这倒不见得是学的老杜，而是学的鲁迅先生。胡风的旧体诗，其七律明显受了鲁迅先生的七律的影响。胡风现存的几组大型组诗，如《怀春室杂诗》21首，形式上便是步的鲁迅先生《惯于长夜过春时》的原韵；《怀春室感怀》24首，也是步的鲁迅先生《亥年残秋偶作》原韵，鲁迅旧体诗对胡风的影响当然不止于这种形式层面，还深深地渗透到了胡风旧体诗词的内蕴之中。谈到鲁迅旧体诗的风格，周振甫先生指出：“总的说来，鲁迅的旧体诗，反映出深广的忧愤和高度的思想性，构成他的诗歌的主要风格，即‘沉郁顿挫。沉郁指内容的深沉说，顿挫同感情激越有关。深厚的内容和激越的感情构成鲁迅诗的特色。”鲁迅旧体诗的这种沉郁顿挫风格对胡风的旧体诗，尤其是其七律有着深刻的影响。胡风的旧体诗词同样充满了深广的忧愤，他并没有停留在个人遭际的轻薄感喟上，而是上升到了对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深沉关注。这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忧患意识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宝贵的精神传统，胡风身处囹圄，依旧充满了忧患意识乃至反抗精神，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胡风善写组诗，他的七律组诗《怀春室感怀》和《怀春室杂诗》感情激越丰沛，生气灌注，既有慷慨激昂的浩然正气，也有低回往复的抑郁牢骚不平之气，气骨端翔，感慨万端，既道劲拙重又沉郁顿挫。

最后一点，就是胡风的旧体诗词还具有刚健清新的民歌风格。总体上看，虽然胡风做的是旧体诗词，但他并不爱用典使事，掉书袋，而是大体上秉承了“我手写我口”(黄遵宪语)的近代“诗界革命”传统。尽管胡风有强烈的学者气质，但胡风的旧体诗词是诗人之诗，而不是学人之诗。作为学者，胡风基本上没有倚才使气，“以学问为诗”，这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胡风的五言诗，通过他自创的“连环对”诗体，把十首左右的五律或五言排律连缀起来，这不仅构成了大型组诗，便于抒发内心的复杂情思，而且通过这种形式把中国古典民歌，尤其是汉魏乐府和南北朝民歌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接续了下来。这在胡风的大型组诗《怀春曲》中有着鲜明的体现。《怀春曲》中的优秀诗章，在结构章法上有古典民歌的素朴回旋之美，在情感风格上又有古典民歌的刚健清新之美。当然，也许胡风毕竟是以思辨著称于世的学者，所以他的旧体诗词，尤其是五言诗有时也会犯下理过于情、质胜于文的毛病。胡风在1977年致牛汉的信中把自己的旧体诗词说成是“韵语杂文”，这不光是自谦，恐怕连胡风自己也意识到了他的旧体诗词的艺术缺憾。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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