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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对话

2009-06-11杨建刚

文学评论 2009年3期
关键词:巴赫金诗学体裁

杨建刚

内容提要巴赫金既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在二者之间持一种中间立场。从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差异中寻求对话,在辩证的综合中追求理论创新是他的方法论。这种对话贯穿于巴赫金学术研究的始终,具体表现在形式批评与社会学方法的对接、语言符号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以及小说形式与社会历史文化的互动三个方面,从而开启了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史上的俄苏传统。

俄国形式主义(下文亦简称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两种完全异质的理论流派,在文学观念、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二者在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处于严重的对抗状态,经过一场长达近十年的论战,俄国形式主义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压迫下最终消亡。巴赫金的学术活动就开始于这场论争,并在生活和学术上与他们都有着重要的联系,以至于很多学者把他归入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阵营。尽管学术界对巴赫金的研究著述已经很多,但把他置入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复杂关系中研究他的学术立场和研究方法的尚不多见。这一问题不仅对理解巴赫金,而且对梳理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史,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巴赫金:形式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

巴赫金与俄国形式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从生平和学术思想两方面来考察。从生平来看,巴赫金同什克洛夫斯基同时就读于圣彼得堡大学。他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形式主义者的学术活动,但对他们却一直保持密切的关注,并在几年后出版了重要的批评著作。在书中他虽对形式主义予以严厉批判,但形式主义者仍对他推崇备至,二十多年后巴赫金的再次被发现就完全得益于俄国形式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雅各布森和什克洛夫斯基的大力推介。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更复杂。由于宗教问题,他受到官方的逮捕并流放多年,在被判流放期间以及成名之后却都受到官方高层某种程度上的保护。然而巴赫金本人却一直试图与官方保持距离,以边缘人的姿态出现在苏联学术界。

要理解巴赫金与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最主要的还要从其学术思想来看。正是在俄国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论争中,巴赫金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而与二者的对话使他的学说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因素,以至于有些学者把巴赫金分别归入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阵营。但是,从巴赫金学说的整体来看,认为巴赫金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形式主义者都过于简单,并不能概括他的思想和学说的全貌,而单方面的定性只会限制其思想的丰富性。巴赫金并没有简单地赞同一方而否定另一方,而是对二者的偏颇和缺陷都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否定,对其合理内核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继承,并在二者之间寻求真正的对话和交流,这种对话和交流也成为巴赫金一生学术努力的方向。从学术立场来看,可以说,巴赫金正好处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中间地带,也正是这种中间立场使他能够冷静地审视二者的理论学说,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话成为可能。

巴赫金认为真正的学术讨论应该是对话性的,因为“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思想的本质是对话性的,思想只有在对话中才能够完善和发展。但是,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之间的这场论争,“看起来是一种论争,但这场争论却不是真正的对话,因为双方都未能倾听对方。双方没有真正彼此理解;他们高谈阔论,却没有针对对方。为了成功地反驳形式主义者,需要一种像形式主义理论一样有效的理论,能够面对具体文本和文学分析的具体问题,但马克思主义者却没有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在“背后打击”形式主义,用政治手段而非学术讨论的方式对形式主义进行批判,却没有与形式主义形成“正面的交锋”。这种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讨论的方式并不能取得有意义的成果,也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吸收形式主义合理内核的机会。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要取得发展和完善就不能简单地否定对方,只有在对话中彼此借鉴,各自才能够取得发展。可见,这种对话要求首先要有开放的胸襟,尊重对方的存在价值,哪怕是负面的价值,一因为“给予好的敌手的评价,应当比给予坏的战友的评价高得多”。形式主义尽管片面,但任何“新的东西在其发展的早期,及最富创造性的阶段上,向来是表现为片面的、极端的形式”。形式主义者也不例外,他们的批评实践就要比他们的宣言温和得多。他们也提出了重要的学术问题,“起过有益的作用”,其历史地位不可抹杀。其次是要真正进入对方的学术论域中去,而不是在外部隔靴搔痒。马克思主义“要超越形式主义就必须通过形式主义”,只有对形式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才能抓住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形成有价值的学术对话。再次,对话不是对相异的理论学说的简单折衷,而应该是一种理论的综合创新。“真理不存在于金色的中间地带,不是正题与反题之间的折衷,而是在它们之外;超出它们,既是对正题,也是对反题的同样否定,也就是一种辩证的综合。”这种“辩证的综合”是一种从差异中寻求对话,在综合中追求创新的全新的学术研究方法。可惜的是这几点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做到,姿态的保守和方法论的偏狭使这场长达近十年的学术讨论沦为政治批判而失去了学术对话的真正意义。正是这种中间立场和对话方法造就了巴赫金不朽的成就,也成为后世学术研究重要的理论指南。

苏联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在这场论争中形成了严重的敌对状态,彼此诋毁,互不理解,从而使文学理论的发展陷入困境之中。因此,打破这种敌对的僵化状态,在二者之间进行对话就成为文学理论和美学取得突破的必然需求,而巴赫金的理论与实践正是应这一历史需求而产生的。巴赫金的学术生涯开始于这场论争,而在二者之间进行对话贯穿于他学术研究的始终。他既反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封闭性,又反对马克思主义庸俗社会学的僵化的研究方法,而是站在马克恩主义的立场上对俄国形式主义予以批判和超越,同时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发展,并把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方法结合起来用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作品的研究。在这一批评实践中巴赫金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足以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话中的重要角色。因此,我们应当研究巴赫金在哪些问题和哪些层面上使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形成对话,这对当代的文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汪正龙指出巴赫金在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是把超语言学方法与社会历史方法相结合。他看到了巴赫金的语言学研究在对话中的重要作用,但没有顾及巴赫金学说的其他方面。从巴赫金学术思想的整体和全部著述来看,这种对话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形式批评与社会学方法的对接、语言符号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以及小说形式与社会历史文化的互动。前两个方面是巴赫金在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话中的理论建构,第三个方面则是这一理

论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具体实践。

二形式批评与社会学方法的对接

巴赫金生活在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苏联社会里,自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但是他在学术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的套用,而更大程度上是方法论的借鉴,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和术语转化成自己的精神财富。因此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倾向,反对文学领域里僵化的庸俗社会学,提倡建立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诗学”。这种诗学具有开放性,它“应当把艺术作品的‘内在性研究也纳人其中,为此可以采用包括所谓形式方法(形态方法)在内的其他方法所提供的一切有益的、有价值的东西,并将它们与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中把形式批评和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或者说用新的社会学诗学来统摄形式批评是巴赫金诗学研究的理论基石。

巴赫金认为,从学术观念来看,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之间的严重分歧是在“确定特点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而“确定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科学,特别是文艺学当前首要的任务。但是我们的形式主义者的区分特点的倾向与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是完全对立的”。这种“确定特点”就是对文学艺术的本质,或者说文学艺术的主要矛盾的理解。形式主义者否定外在的社会历史文化和作者等诸多因素对文学的意义,认为这些外在因素不能成为内在因素,而相反,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社会学则在文学的“鉴别问题和结构意义领域里”避免和形式主义交锋。他们把原本统一的诗学割裂成了相反的两个部分,并且难以兼容,从而给文学理论和美学带来了难以解决的矛盾。文学艺术是一个内外两部分相互作用的整体,受内外两种因素的共同决定。“每一种文学现象(如同任何意识形态现象一样),同时既是从外部也是从内部被决定的。从内部是由文学本身所决定;从外部是由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所决定。不过,文学作品被从内部决定的同时,也被从外部决定,因为决定它的文学本身整个的是由外部决定的。而从被外部决定的同时,它也被从内部决定,因为外在的因素正是把它作为具有独特性和同整个文学情况发生联系(而不是在联系之外)的文学作品来决定的。这样,内在的东西原来是外在的,反之亦然。”内外两部分相互依存并且可以相互转化,“任何影响文学的外在因素都会在文学中产生纯文学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逐渐地变成文学的下一步发展的决定性的内在因素。而这一内在因素本身逐渐变成其他意识形态范围的外在因素,这些意识形态范围将用自己的内部语言对它做出反应,这一反应本身又将变成文学的外在因素”。文学的内在性和外在性的划分只是为了研究方便的一种权宜之计,在实际上二者是不能完全割裂开来的,而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却都偏偏犯了这样的错误,并把这一区分推向了极端。

巴赫金持一种整体性的文学观念,认为文学自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文学研究也应关注文学构成的所有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反对僵化的内外区分。同时,他又把文学艺术同外在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紧密联系起来,认为文学艺术是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受这些外在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文学艺术自身和社会历史环境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因此文学研究需要内外因素并重,把内在的形式分析和外在的社会分析结合起来。巴赫金认为形式主义是一种把文学与社会生活割裂开来的“非社会学的诗学”,庸俗马克思主义则是把文学与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简单等同而忽视文学自身的“非诗学的社会学”,而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理论研究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建立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学的诗学”。尽管在苏联也出现过一个试图把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形式社会学派”,但巴赫金认为他们的结合仅仅是简单的折衷而不是真正的综合,所以并没有产生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巴赫金融汇俄国形式主义合理内核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诗学”是通过对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研究方法和重要概念范畴等的深入分析和批判得以建立的。俄国形式主义者以康德的审美自律性思想为哲学基础,以建立一种真正的“文学科学”为目标。他们认为文学研究必须反对印象式的传记批评而回归文学的本体层面,关注文学的语言、韵律和节奏等形式问题。“艺术即技巧”,文学就是“词语的复活”,“文学性”就在于其陌生化的语言。由于对文学语言的过分关注,文学与语言学的联姻也就成为必然,以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文学遂成为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伊格尔顿认为俄国形式主义开启了文学理论的新时代,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的肇始。巴赫金对形式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也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形式主义总的来说起过有益的作用。它把文学科学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提上日程,而且提得十分尖锐,以至于现在无法回避和忽视它们。尽管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他们的错误本身、这些错误的大胆和始终一贯,要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提出的问题上”。他们尽管片面,但这是一种深刻的片面性,要比平庸的圆滑有价值得多。但是正如詹姆逊所言,“什克洛夫斯基本人的观点既是俄国形式主义的出发点,也是它自身内部矛盾的发源地”。俄国形式主义在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同时,他们理论的封闭性却使自己陷入一种困境之中,以至于要突破它就要否定自己建立起来的体系。这种类似于黑格尔的方法论上的缺陷成为形式主义发展中的—个悖论。

巴赫金认为,形式主义在理论基础上的错误就在于忽视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与文学的内在关联,在“无需认识、无需系统阐明审美在人类文化总体中的特殊性的条件下,觊觎建立起单独一门艺术的科学”。孰不知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重大差异就在于它不能和其存在的环境割裂开来,因此也就不存在绝对的艺术自律。文学艺术仅仅是人类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自主性只能建立在整体性的基础之上,文学研究也必须以普遍的哲学美学为指导,以社会学为基础。形式主义在回归语言的同时却把文学研究束缚在语言学身上而不敢越雷池半步,这成为文学研究发展的桎梏。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是语言学只是辅助性的工具,而形式主义却把它置于本体地位。他们过分关注语言的声音层面而忽视了语言所蕴含的意义和意识形态因素以及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在强调文学的审美效果的同时却抹杀了文学的社会效果。文学艺术是一个完整的“审美客体”,不仅包含了内容和形式,而且还包含了作者,读者和社会等诸多要素,是艺术活动中所有因素所构成的整体艺术世界。

通过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巴赫金初步建立起自己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庸俗社会学的新的社会学诗学。这种诗学结合了形式主义的形式批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批评方法,从而为巴赫金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语言符号与意识形态的关联

在20世纪语言学转向所带来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变革面前,“迄今还没有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论著涉及语言哲学。而且在马克思主义论及别的问题的论著中也未专门和展开来谈语言”。对语言问题的沉默是马克思主义

的一大缺憾,巴赫金的语言哲学就是要填补这一理论空白。如果说通过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巴赫金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批评与形式主义的形式批评结合起来,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学诗学”,那么在语言学方面,巴赫金则试图以这种“社会学诗学”为理论基础,把语言符号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科学之中,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戴维·福加克斯称巴赫金的语言哲学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五种理论模式中的“语言中心模式”,并指出“一种模式既要以语言为中心,而同时又要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那就需要有一种新的概念来说明语言在社会过程中的重要性”。因此要超越传统语言学就必须采用新的提问方式,研究新的语言对象。

巴赫金的学术研究都建立在与前人理论对话的基础之上。当时存在个人主观主义和抽象客观主义两种语言学,前者以洪堡为代表,注重语言的历史形成过程,而后者以索绪尔为代表,把语言看作一个共时性的结构系统。巴赫金认为这两个语言学流派把人类语言活动中的一个整体分割成两个难以融合的部分,以至于“在作为形式体系的语言逻辑与语言的历史形成逻辑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这两个范围内占主导的完全是不同的规律性、不同的因素。语言在其共时性范围内所明了的和连结的,在历时性范围内就被破坏和忽视。语言的现在和语言的历史相互不理解,也不能够理解”。虽然在此巴赫金对索绪尔语言学存在误解,但是批判并不是目的,他只是通过批判来提出自己的问题。通过对二者的批判和继承,巴赫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新的研究对象和概念体系,即“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cs)。超语言学是一种超出常规语言学之外的语言学,它既不研究语言的发展历史,也不关注语言的结构体系,而是把生活中活生生的交际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巴赫金称之为话语(discourse)及其表述(utterance)。话语是言语对话行为中包含一定意识形态的语言,而话语的实际应用即为表述。在巴赫金的实际论述中这两个概念经常被混合使用,我们统称其为话语。

如果说福柯注意到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巴赫金则注重话语的对话性质及其意识形态特征。关于话语的对话性学界已经有很多研究,我们在此不再论述,而主要关注巴赫金语言哲学中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20世纪的符号学研究常常和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索绪尔就认为他的普通语言学其实就是符号学,巴赫金也是如此。符号不是自然的存在物,而是具有丰富意义内涵的社会性的物质存在。任何事物一旦成为符号便具有了社会意义,体现着特定的社会价值。语言是一种符号,并且是意义最丰富的符号。巴赫金认为,语言哲学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科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任何语言和符号中间都包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意识形态不是一种虚空的精神或观念,而是蕴涵于一定的物质载体之中,语言符号则是意识形态的最佳载体。“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语不是作为结构体系,以供案头研究的僵死的语言,而是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交际语言。在实际交际活动中任何语言都表达着一定的意义,并寻求着对方的应答。话语作为一种符号使意识形态无处不在,哪里有符号,哪里就有意识形态。任何意识形态都必须通过符号体现出来,而任何符号也都体现着一定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领域和符号的领域是一致的,二者二位一体,不可分割。话语可以承担科学的,美学的、伦理的,宗教的等各种意识形态功能,而广泛的对话性使话语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晴雨表,最敏感地反映着社会存在的最细微的运动,“能够记录下社会变化的一切转折的最微妙和短暂的阶段”。符号是阶级斗争的舞台,任何意识形态的细微变化都首先通过语言符号的变化体现出来,包括语言符号的意义内涵和声音形式的双重变化。语言符号与意识形态的这种天然联系使语言学成为意识形态科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抽象客观主义语言学的最大错误就在于“语言与其意识形态内容的分离”,只有把语言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才能突破语言学研究的瓶颈,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通过把语言符号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巴赫金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新领域,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一个创举。威廉斯认为这一创举“找到了一条足以超越那些影响巨大但又甚为偏颇的表现论和客观论的途径”,“把整个语言问题放到马克思主义那种总体的理论格局中加以重新考虑”,“这使他能够把‘活动(洪堡之后的唯心主义者所强调的优点)看作是社会活动,又把‘系统(新的客观主义语言学的优点)看作是与这种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而不是像某些一直被人们袭用的观念那样,把二者看得相互分离。……巴赫金由此开辟了一条通往新理论的道路,对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学术来说,这种新理论一直十分必要”。

四小说形式与社会历史文化的互动

如果说前两个方面是巴赫金在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话中的理论建构,那么这一方面则是对话在其小说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的具体实践。

在对形式主义的批判过程中巴赫金就指出俄国形式主义狭隘的方法论把其批评仅仅限于诗歌领域,对更具广阔社会历史内涵的小说体裁无能为力,因此要研究小说体裁就必须打破形式主义的理论框架,建立一种新的体裁诗学。在小说理论方面,巴赫金深受黑格尔和卢卡奇的影响。他们都把小说和史诗作以比较,其不同在于:“黑格尔把小说看作是‘资产阶级的长篇史诗,而卢卡奇则认为史诗是艺术的‘黄金时代,而且还会乌托邦式的翻转成长篇小说的未来。巴赫金却把史诗和小说看成是两个不同的审美世界,不同历史时代的差别产生了这两个世界。”史诗作为一种古典体裁,是古代社会历史的产物,它只能描写已完成的古代的完美世界,而小说则是一种现代文学体裁,是现代社会历史发展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结晶。从语言角度来看,形式主义强调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分,而巴赫金则认为小说语言是一种杂语,它更接近于日常语言。不同在于日常语言是一种自在的杂语,而小说语言是自为的杂语,但是通过艺术结构的浸润和重构,日常生活中的任何意识和语言都可以进入小说的审美世界,转化成艺术语言。可见,小说体裁与现代社会生活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这使它更适合于反映深刻的历史变化,揭示其中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反过来,社会历史文化对小说体裁也具有一种塑造作用,影响了小说的体裁特征及其形成和发展。因此对小说的研究必须和社会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关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以此为基础巴赫金建立了自己的小说理论和文学批评模式。

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的发展是艺术形式不断自我演替,寻求陌生化的表达方式的过程,这个过程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没有多大关系。巴赫金则认为任何文学形式都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的出现和发展受到内在的文学传统和外在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双重影响和制约。前者为文学环

境,后者为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环境。传统诗学认为前者是体裁诗学的任务,而后者是历史诗学的研究对象。在巴赫金看来,体裁诗学和历史诗学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对文学体裁的研究不能脱离历史文化环境。只有把一个体裁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分析它与历史上的传统体裁之间的渊源关系以及社会历史文化的外在影响,才能够真正揭示出一个体裁的特点。可见,巴赫金继承了形式主义者的文学发展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受内在文学传统的影响这一文学史观念,同时又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诗学的观念,增加了社会历史文化这一重要维度。他指出了小说体裁的三大来源:史诗,雄辩体和狂欢节。可以说前二者属于文学的内在传统,而狂欢节则是影响小说产生的外在的社会文化。虽然小说体裁中不同的类型在这两个方面会各有侧重,但是每一方都不可偏废。小说来源于史诗,但是只有近代以来的文化现实才能够促使小说体裁从史诗中蜕变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产生同样是这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从文学传统来看,复调小说直接来源于古代两种文学体裁:苏格拉底对话和梅尼普讽刺。苏格拉底对话为复调小说提供了对话的思想基础,而梅尼普讽刺的诙谐幽默使复调小说具有了狂欢化的特征。这两种体裁的所有变体及其体裁特征都可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找到,并为复调小说的产生提供了艺术与学术上的条件和基本范式,从而成为复调小说产生的不可回避的文学环境和内在动因。同时“复调小说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才能出现。不仅如此,对复调小说最适宜的土壤,恰恰就是俄国”。俄国社会由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代的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多元化状态,反对一元政治和独白型的权威意识形态的文化氛围为复调小说的产生提供了现实条件。在俄国传统文学体裁和现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双重作用下,复调小说的出现就具有了必然性。

在小说理论的建构方面,巴赫金试图把体裁诗学和历史诗学结合起来,即把对文学的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结合起来,而在批评实践方面,则试图把形式主义的文本分析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旨在揭示出文学形式与文化环境的内在关联及相互影响。这一问题具有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文学反映了怎样的文化现实及其精神内涵,而另一方面则相反,研究它是如何反映的以及外在文化现实如何反过来影响文学的发展并塑造了特定的文学体裁和样式。可以说前者侧重于内容问题,而后者则更侧重于形式问题。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作品中狂欢化问题的研究就是以这一问题为主要对象的。他深入分析了作品中的狂欢文化的特征,更重要的是揭示出了狂欢节文化对狂欢式文学的体裁特征的影响。拉伯雷的作品多描写小丑、傻瓜和骗子以及大量的与吃、喝、吸纳和排泄相关的筵席形象和与生育相关的物质一肉体下部形象,充斥着粗鄙的嬉笑、骂人话、诅咒、广场式的吆喝等杂语,而故事情节则多在广场、客厅等空间内展开。拉伯雷作品中这些诸如主题选择、形象塑造、语言特征和情节结构的安排等诸多因素的特征都是由狂欢节民间文化及其包蕴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这一精神和文化内涵所决定的。这种在文学和文化的内在关联与相互影响中研究小说的体裁特征成为巴赫金文学批评的主要特色。

五结语

形式主义(包括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持续时间最久、影响力最大的两个理论流派。经过了20年代苏联的对抗阶段之后,在二者之间寻求对话成为20世纪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我们可以宏观上把这一对话区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和三大理论传统,即二三十年代以巴赫金开端的俄苏传统、四五十年代以法兰克福学派等为代表的欧陆传统和六七十年代之后以伊格尔顿和詹姆逊等为代表的英美传统。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文化环境使这种对话在不同的问题层面上展开,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理论特征。巴赫金是在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展开真正对话的第一人。他开启了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话的俄苏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60年代以洛特曼等人为代表的塔尔图学派的文化符号学的产生,从而使对话不断走向深入,并对欧陆和英美两大对话传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苏联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巴赫金以独立的学术人格、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兼容并蓄的学术胸怀出现在苏联文坛。他始终与官方保持距离,以学术为安身立命之本,用理论学说表达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理念。在俄国形式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激烈论争中巴赫金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与二者的对话奠定了他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并成为他一生学术努力的方向。他独立思考而不盲从,尊重对方而不迷信。他持一种独立的中间立场,以旁观者的姿态审视这场论争,从差异中寻求对话,在辩证的综合中追求理论创新,从而把二者的合理内核转化为自己的精神财富,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批评模式。尽管巴赫金的对话还存在很多缺陷,但是他的方法比他的成果更重要。他的学术立场和研究方法对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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