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普光

内容提要书话与史料的开掘及新文学史料学的建立关系密切，对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工作有着重要意义。书话的写作本身是文学史料研究发掘工作的一种方式，在版本学、目录等方面对新文学史料学建构有着重要的启示。书话记录着史料搜集、整理、辨析、阐释等方法总结和理论提升，对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方法论探索也很有助益。

凡是对书话有兴趣的人都会发现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专注于文学文献史料者，往往都会涉足书话写作。如周作人、郑振铎、阿英、唐弢，以及黄裳、曹聚仁，还有姜德明、朱金顺、陈子善等人，无不如此。周氏所关注的大多是明清笔记、地方志、乡邦文献；郑振铎对古代戏曲、话本等文学史料兴趣最大；阿英的书话则是对有明以来尤其是晚清以降的文学颇多探究以及为正在进行或刚刚过去的新文学留影；唐弢、黄裳、曹聚仁的书话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作家作品的考素及文人文事的记录；姜德明、朱金顺、陈子善等对新文学史料的爬梳研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借助书话这种写作方式来进行。由此不难看出，文学史料的保存研究与书话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从阿英、唐弢先生“开拓了版本学的天地”，到马良春先生在新时期明确提出建立新文学史料学的呼吁，越来越多的作家、学人用书话形式来进行史料的发掘、保存与研究工作。

书话有着突出的二重性特征，即文学性与学术性的双重功能。关于书话的文学性，亦即书话作为文学文体之一种，我曾撰文专述。书话的学术性，对文学研究似乎更为重要，而其文学史料学意义尤为突出。我们知道，对于现代文学学科来讲，史料学的建构是这个学科得以成熟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备前提。而文学史料学有着基于实践而建立的一套完整系统的方法与理论，正如王瑶明确指出的：“要尊重历史事实，就必须对史料进行严格的鉴别。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罢了……关于史料的整理结集和审定考核的工作，也是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予以必要的重视。”那么，具体到新文学的史料学，书话与它有什么样的关系?对它的建立有何种助益?事实上，书话的写作体例与中国文献学研究传统关系很大。本文认为：书话的写作本身是文学史料研究发掘工作的一种方式，在版本学、目录及方法论等方面对新文学史料学建构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书话的新文学版本意义

现代文学研究的版本问题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尽管曾经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新文学的版本密度大，历史时间短，所以根本就不存在版本等问题。实际上，版本密度大等恰恰反映出了新文学版本的特点，即现代文学史料文献不仅仅像古典文献学那样去考证以求真，同时更应该着力于对比文本差异的产生原因，包括时代、政治意识形态、作者主体、精神气质等等各方面的原因。由于现代出版条件的发展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作家在每次再版时都会主动或被动地改动自己作品的情况十分普遍。而对于现代文学作品来说，每个版本都有着版本价值(对于作家自己的改动，不存在真伪的问题)，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比不同版本的差异，找出这种改动、差异与历史的联系，与创作主体思想联系，与文学现象联系，在联系中探寻出文学规律性的东西，加以阐释，这是现代文学史料学工作的重要任务。

学界对新文学版本研究意义的重视，与书话的倡导和研究颇有关系。关于新文学的版本研究的必要性，书话中谈论最多和提倡最力。阿英早在1935年就在《版本小言》一文中肯定“版本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并提出了“新书”的版本问题。他反复强调说：“旧书固然如此，新书又何独例外?版本对于新书，是一样有道理的”，“无论研究新旧学问，中外学问，对于版本，是应该加以注意的”，“注意版本，是不仅在旧书方面，新文学的研究者，同样的是不应该忽略的。”对于版本的重要性，周越然在书话中曾十分恳切地说：“版本确是学问；不论新旧学者，都应研究。”叶灵凤在书话《读书与版本》中也强调了版本的意义：“要知道藏书家固然应该注重版本，就是仅有一本书的人，只要他是一个懂得爱书，理解书的趣味，能够从书中去获得学问和乐趣的人，他就有注重版本的必要”，“一个错字的改正，多一点补充资料，多一篇序文，都可以使我们对于一本书或一个问题的理解获得若干帮助。这就是注重版本有益和有趣的地方。”

书话写作与版本研究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周越然当论及版本研究时曾说：“初学者又不得不读一种谈论版本的书籍，最简易的，是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实际上，周越然无意中就已告诉人们版本研究与书话的密切联系，也在不经意间泄露了书话重要的版本价值。叶德辉在书话集《书林清话》、《书林又话》中对书籍的版本有着精深的研究，后来30年代周作人的《夜读抄》等自编文集及40年代周越然《书书书》、《版本与书籍》的出版，直到1962年北京出版社印行唐弢的《书话》，这是首部明确以“书话”命名的文集的问世，周作人、唐瞍等书话家继承了叶氏“清话”的传统，无一例外地都对所话之书的版本问题特别关注。叶圣陶评价唐弢的书话是：“谈新书的版本，开拓了版本学的天地。”叶圣陶的评价无疑敏锐地指出了唐弢书话的版本学价值。朱金顺也认为：唐驶先生“写书话，既是他的散文创作，也是他的新文学版本研究。也许后者更被他看重，作为文学史家，他的研究是从原始资料的收集和开掘开始的。研究的笔记，获得新版本的题跋，就变成了一则则的书话”。书话所话的作品，对所话作品的评价、版本的考索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善本的确定和人们对版本的评价与选择。

通过书话，可以了解某部作品的版本情况，可以知道曾经出版、流传过哪些版本，以此为线索，研究者进一步查找出每种版本以做更深入地研究。书话常常述及每种版本的差异，评点各种版本的优劣，了解其写作、成书、编辑、出版、发行流传的相关情况。我们知道，很多编辑家出版人常常是书话的重要作者。在现代，很多名作家都曾从事书籍的编辑出版，而在当代，书话写作者大多出自藏书界和出版编辑界。所以现代当代文学作品的成书、编辑、出版等的源流变迁在他们的书话中多有详细谈论。拙文《论现代书话的概念及文体特征》谈及书话的体式特征时，认为书话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介绍书籍历史变迁，说明版本、装帧兼及必要的考证”。朱金顺先生明确地说：“既然书话是继承了古人题跋、藏书记的传统，那么，我将它定位在版本学研究的范围内，认为书话应该是版本学的一个分支，书话写作则是版本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唐弢的书话几乎每一篇都会涉及到新文学作品书籍的版本。另如赵景深《书呆温梦录》很有版本价值，其中谈及新文学作品或西方文学译著的版本、内容及书籍的变迁流转等等史料。赵家壁的书话曾谈及老舍《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的版本变化情况。

一般意义上讲，书刊的版本包括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而书话与新文学书刊版本的内容和形式都有着密切联系。

就版本的内容而言，书话对于新文学书籍的版本谈论大致分别从正文、目录、序言后记等几个构成要素人手，进行版本的甄别与校订，从而使得新文学版本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唐弢《走向坚实》书话中对许地山的小说集《危巢坠简》(商务印书馆1947年4月版)和此前的《解放者》(北平星云书店1933年4月版)两书的版本作了介绍、对比，指出二书版本上的异同：

商务印书馆于一九四七年四月出版了一册许地山的小说集，书名《危巢坠简》，由郑振铎题封面。这是地山先生逝世后出版的遗稿。……《危巢坠简》虽系新出，其实半数以上还是旧稿。其中第一篇至第八篇，曾以《解放者》为书名，由北平星云书店出版，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发行，道林纸印，留有毛边。并且还附了一个独幕剧：《狐仙》。改版重编时删去了《狐仙》，另收新作六篇，就是第九篇至第十四篇，都为后来陆续写出而未曾收集的作品。卷首《弁言》，也还是在《解放者》一书里用过的，表达了他对艺术的一些见解。

书话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介绍新文学书刊版本的形式。作品版本的鉴定，往往可以根据版本的行款、装帧设计、编排次序等形式上的特点进行，而这些因素在书话中有充分地体现。众所周知，图书的版本形式由文字、材料、形态、制作方式等要素构成。周越然曾言：“吾国线装书与西人之硬面卷书(volume)不同。西书页只有所谓边白(margin)者。吾国书叶则有口有脑，有眼有目，有头有尾，有面有眉，有心有耳，有角并有根，惟无手足，无腿臂，无肝肠，无肺肾，无鼻无腮，无颈无腰。”周越然这里所说的是古书的版本要素，与古书不同的是，新文学书籍大都是采用机器印刷，复制的速度效率大大加快。这种印刷方式则给新书的开本，装订方式、用纸、封面、版面涉及等方面提供更大的方便和自由，也带来了新书版本形式的特点。新文学书籍有线装本、精装本、普通本、毛边本，在用纸上也有很多种类如道林纸、土纸等，封面设计也各式各样。那么，近现代以来的铅印本的新文学书籍有着自己的版本要素，如：封面、封底、扉页、版权页、横排、竖排、简体、繁体、开本、版式、精装、平装/简装、版次、印数、出版标记、版权印花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构成了新文学书话的重要内容。

新文学书话对这些版本形式要素的列举对比，对于认识研究新文学书籍，考察其流变，比较其异同，助益极大，辨彰学术，考索源流的研究目的，自在其中。如唐弢就十分关注新文学线装书的装帧版本等问题，他的书话《线装诗集》中就举出刘半农《扬鞭集》、俞平伯《忆》、《志摩的诗》、于赓虞《晨曦之前》、王统照译诗集《题石集》等均为线装出版。其中还详细地描述了《忆》、《志摩的诗》等集子的装帧形式。这篇书话其实指出了新文学家喜爱线装书，采用线装设计的事实，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文化现象。这种文人积习，不仅透露了新文学家的文人心理，而且提出了诗集、文集内容与装帧形式如何交相辉映相辅相成的课题。就个体而言，鲁迅之爱好毛边书，自称“毛边党”，郑振铎之讲求藏书印，叶灵凤之专注藏书票，这些现象在书话中有集中的体现，耐人寻味，值得研究。

应该提及的是，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书影在书话写作中得以大量的采用。唐瞍出版的《晦庵书话》及此后的很多书话集，或在副刊上发表的书话作品往往都附有精心选择的相关版本书影。读者对新文学书籍的版本形态就能有更为直观的认知，这样更便于研究者甄别与选择最合适的版本，保证研究尽可能地客观准确，意义不可小觑。同时，书影的大量运用，使读者有感性的接触，同时增强新文学的历史现场感，现场感、历史感的获得与增强是新文学研究很重要的因素。

书话从单篇发表到成集出版，也有一个版本变迁的问题，我们可以根据一篇书话(或一部书话集)前后的版本比较，发现不同时期书话对某作家作品、某文学史现象评价的变动，探寻评价变化背后的时代政治与审美倾向的变迁，窥见作品或作家的研究史的线索，进而探究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史面相。比如唐搜的书话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谢其章在其《唐搜早期书话：(新文艺的脚印)》一文中就较详细地比较了唐弢《新文艺的脚印——关于几位先行者的书话》前后版本的差异。《新文艺的脚印》22篇书话最初发表在《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下)》上，后来出版《晦庵书话》时收入了21篇，唯独抽掉了谈王独清的《长安城中的少年》，并且重收的这21篇书话在题目或者行文上作了较大的改动。这为新文学的研究开拓了另一新的途径，同时也提醒研究者在参考与引用时必须注意其前后差异。

这样，就带来了书话的真实性与可信度的问题。现代书话尤其是建国后所写的书话更多时候应作为第二手资料引用与参考，其中难免有些错误和疏漏，这是需要谨慎辨别的。但这并不能抹杀书话的史料意义，同时这也引出了书话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一书话的新文学目录价值。

二书话的新文学目录意义

书话体现出重要的目录学功能。周越然曾经说：“研究版本，与研究其他的学术相同，非有工具书不可。工具者何?就是书目与书影。”可见对书目或曰“目录之学”的了解掌握是我们研究的基本前提。而书话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目录价值。

现代书话源于传统的目录之学，并在以后的发展中一直保留着目录功能。如果溯源书话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传统的“目录之学”。目录学在我国历史悠久，从汉代刘向、刘歆编制《七略》、《别录》始，就开始了目录学的建构。目录学是读书的门径，在中国传统的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提出“篇目”、“叙录”、“小序”为传统目录体制三大要素，据此他将目录学从目录编制上分为三种：“一日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二日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日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而姚名达则认为：“自目录内容之体制分之，则有纯书目、纯解题、兼书目及解题之异。”虽然余姚二人的分类方法不尽相同，但是两种分类中均强调了“书目”与“解题”特征与功能。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即解题目录，在学术上价值很高，历来被学者推重。因为“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这类目录著作如宋晁公武《群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后来出现的书话主要就是继承目录学中解题的形式而成的。在姚氏看来解题的发展有“古代之解题”和“现代之解题”，后者“实即读书指南，非复古意矣”。姚氏所说的“现代之解题”，如吕思勉之《经子解题》、梁任公之《要籍解题及其读书法》、钱基博之《四书解题及其读书法》等等，这些著作实际上可视为现代书话的前身。

中国目录学的学科功用，根据近现代目录学家们的总结，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日指示门径，二为体察流变，三是提供文献。而究其本质，三者皆以完美地体现其学术性为指归，乃是中国目录学的精魂所在。而由传统目录之学

发展演变而来的现代书话在增加了文学兴味的同时，仍然保留着目录的这些方面的功能，或具其一、其二，或者三者均有，体现出重要的史料考索及研究的价值。如阿英的《明人笔记小话》对于后人阅读、研究明人笔记类文字无疑具有较为重要的目录价值。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赵景深在《刘复诗歌三种》中说：“因他的死，我想到他和朋友们所印行的《清平山堂话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以及《金瓶梅词话》，还有以前他在北新所校辑的《何典》、《痴华鬘》、《西游补》、《浑如篇》，《太平天国有趣文件》……这一类有趣的小书。”这是对刘半农所编辑出版的传统俗文学书目的例举，对于考察刘半农后来的研究转向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特别是赵景深的书话《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目》，更是较为详细地列举了在那个时代进行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必备参考书目，不仅对一些重要的书籍做以简要的提示和说明，而且每种书籍的版本信息也给予标出。

就作用与内容言，现代书话保留了书目的许多因素，并有所发展。如周作人书话中关于东西洋书籍的说明，郑振铎、黄裳书话中相关古籍版本例举，唐弢书话中对新文学书刊的介绍等等，起到了“从此问途，能得其门而入”的向导索引作用。具体讲，周作人《我的杂学》、阿英《我涉猎的范围很杂》、汪曾祺《谈读杂书》所例举的众多的书刊典籍，给人提供查询线索，具有重要的目录索引作用。叶灵凤的《香港书录》、孙犁的书话集《书衣文录》所涉及的各个书籍名录，本身就兼具目录功能。

而且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书话所录这些书刊目录，考察新文学家的知识结构，构建出他们的知识地图，进而探寻作家创作的源流。比如从周作人书话，可以大致知道周氏的知识结构。就传统典籍方面，他所读书主要有八类。这八类典籍，周氏自谓：“一是关于《诗经》、《论语》之类。二是小学书，即《说文》《尔雅》《方言》之类。三是文化史料类，非志书的地志，特别是关于岁时风土物产者，如《梦忆》《清嘉录》，又关于乱事如《思痛记》，关于倡优如《板桥杂记》等。四是日记游记家训尺牍类，最著的例如《颜氏家训》《人蜀记》等。五是博物书类，即《农书》《本草》，《诗疏》《尔雅》各本亦与此有关系。六是笔记类，范围甚广，子部杂家大部分在内。七是佛经之一部，特别是旧译《譬喻》《因缘》《本生》各经，大小乘戒律，代表语录。八是乡贤著作。”传统以外，可以知道他对西方基督教经典著作、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著述都有兴趣。如他在1925年2月应《京报副刊》之邀，为青年人开列的书目，十部中有七部为西方论著…。与周氏相比，阿英的阅读范围则有很大差异，似不具备周氏“别择”之眼光。而汪曾祺所涉猎的则是周氏兴趣中的一部分，如《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昆虫记》、《植物名实图考》、《癸巳类稿》等，其阅读选择与创作的趣味倾向的密切关系立判矣。叶灵风的《香港书录》以书话的形式将目录的内容与价值充分体现出来。《香港书录》包括32题，每一题都是一份简明的书目提要，介绍某一部书的主要内容、作者、版本，但是往往会超出这个格式，同时链接、交待相关的同类书籍，所以，涉及书刊的数量惊人。如叶灵风在其中介绍葡萄牙人白乐贾编撰的《香港书目》时指出，截至1964年，有关香港的书籍约有80种，而且还是不完全的统计。

借助书话的目录功能，可以考知文学作品的存佚、出版和流传(递藏)的情况。如周越然书话《许多儿字》就记录了海上警梦痴仙漱石氏(孙家振)著《海上繁华梦》的各种版本；

(一)《海上繁华梦》初集三十回(笑林报馆及商务印书馆版)，二集三十回(笑林及商务版)，后集四十回(笑林及商务版)。

(二)《续海上繁华梦》初集三十回(民权出版部版)，二集三十回(进步书局版)，三集四十回(进步书局版及文明书局版)。

(三)《新海上繁华梦》三十二回(中华图书馆版)。周氏并进而指出：

上述《繁华梦》之版本，与孙氏书目一八一页所载者，略有出入，请阅者注意。

目录学功能还表现为可以根据书话提供的线索对散佚的作品史料进行辑佚。唐弢在他的书话《乡土文学》一文中，详细地记录了王鲁彦的几乎所有短篇小说作品集和散文集，这其实就是书话的目录作用，而且他还补充说王鲁彦：“听说抗战时在内地还出过一本《伤兵旅馆》，我却没有见到。”无疑这对于散佚作品的辑佚工作提供了线索。

正是延续目录之学的形式和功能，现代的一些著作目录往往也不失为一篇书话，而一篇书话也常常具有著作目录的价值。比如北京鲁迅博物馆编印《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一九五九年七月印行，内部资料)其中著录王野秋著《唐代文学史》(上海新亚图书公司1935年初版)。这则著录就详细地记录了作者赠给鲁迅著作的题字，真实了展示了王野秋与鲁迅的关系，有事实，有史料，有版本，不啻为一篇书话，对于了解当时的史实和人事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这些内容其实最爱为书话所记录。

三书话对现代文学史料学方法论的总结

目前，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依然过于沉醉于西方的新锐理论方法的操练，而史料文献意识还很淡漠，现代文学史料学在方法论上的探索和总结更远远不够。将书话纳入新文学史料学进行考察，对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方法论探索是很有益处的。由于现代文学的特殊性，现代文学史料学应该融合中国传统文献学与西方现代文献学的方法与优点，实现考证/实证与阐释的结合。中国古典文献学基本上是着眼于文献史料物质载体的“实证”研究，而西方现代文献学则主要是着眼于文献知识信息的“实用”研究。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是在中西交汇的大时代中进行，是基于传承与开放、动态的现代传播视野中进行的。所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学/文献学的构建，就必须在汲取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优点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文学的特点，构建融版本、目录、校勘、阐释批评于一体的新文学史料学体系。现代书话恰好在这方面体现了考证与阐释的良性结合。

书话不仅记录书刊史料文坛逸事，而且多有书话作者对史料搜集、整理、辨析、阐释的方法总结和理论提升。书话家都是藏书家，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如知堂之于清儒笔记，阿英之于晚清文学，西谛之于古代词曲、话本，唐弢之于新文学书刊，周越然之于西洋性书，黄裳之于古代题跋著述等等。他们对某一类文章资料的搜集，在大量的实践中总结出了许多资料搜集整理辨伪的经验与方法，这些方法在他们的书话中多有谈论和总结。这对于我们的新文学史料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意义显著。

比如，书话中有对史料分类搜集的方法总结。唐瞍在书话《八道六难》中就说：“八求及其补充大部分已经过时，不过作为方法，买书的因类以求、因代以求和因人以求，却可以有新的含义，仍不失为积储资料的一个门径。”这里，所谈的因代以求、因人以求，其实都可以归结为因类以求，就某一类专门搜集资料，更好地达到竭泽而渔的资料搜集目标。

还有双方并求、按图索骥的搜集方法的启示。书话多

谈书事，多涉及所谈文人作家之间的交往轶事。在资料史料的求索过程中，双方并求的方法是常常采用的，而书话给了我们这种可贵的线索。我们可以根据书话所谈及的交往、来往的信函等的记录来查找相关的文献和史实，从而发现有价值的史料。

词学大家唐圭璋在《宋词互见考》中曾提到六种辨伪方法，其中有“察源流”、“考本事”两种方法，我们发现，其实在书话的史料考察上，这两种方法是经常运用的。所谓考源流，即是考作品的写作发表的源头及其以后在不同版本中的流传。而这些书籍的源流变迁在书话中多有提及或论述。而对于第二种方法，则在书话中体现得更充分。书话是文坛中人自说自话的结果。一篇书话就是一段历史。书话的纪实性特征，复活了文学史著或文学批评中无法展现的现代作家文人许多活生生的历史细节。这样就带来书话的史料价值的双重性与相关性——书话中既包含着所述及的他人的著作、生平、本事，也包含着书话作者本人的生平活动，还有书话中所录书话作者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交游。通过一鳞半爪的记述，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实与考察线索。写作书话的新文学家是新文学历史的创造者、参与者或亲历者，熟悉和掌握着这个时期文学的最生动、感性、真实的文献资源，对这个时期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具有最敏感的感应能力，因此，他们书话所记录的文献在内容上历史地具有了后人无法比拟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这使得新文学家当时所写的书话从开始就具备了文学经典的时代特质，并在其后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文化影响力和历史解说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影响着后人对那段文学史的历史记忆。比如周作人、阿英、唐弢在三四十年代新文坛中所写的诸多书话，常为研究者所引用参考。另外，赵景深的《文人剪影》(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版)、《文人印象》(上海北新书局1946年版)、《海上集》(上海北新书局1946年初版)等集子中的书话也同样如此。

书话作为一种广义的读书札记体，是有传统的。这种著述体例在中国具有十分深厚的根基和广泛的实践运用，是传统学者进行学术研究、表达个人观点和志趣的重要选择。书话的写作就是延续了这个著述传统。这种写法给我们积累和分析整理研究史料提供了极好的方式。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介绍清代治学方法的时候说：“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盖清学祖顾炎武，而炎武精神传于后者在其《日知录》。其自述曰：‘所著日知录三十余种，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亭林文集·与友人论门人书》)又曰：‘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觅，仅得十余条。其成之难而视之重也如此。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戒轻率著书，非得有极满意之资料，不肯泐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在预备资料中者。又当时第一流学者所著书，恒不欲有一字余于已所心得之外，著专书或专篇，其范围必较广泛，则不免于所心得外摭拾冗词以相凑附，此非诸师所乐，故宁以札记体存之而已。”。那么继承这种札记体写作和积累资料方式的书话，就给我们在学术研究中积累和分析整理史料提供了有益的方式。

由于现代文学的传播方式、历史政治背景的不同，现代文学史料学具有自己的特点，传统的史料文献研究方式并不能解决新文学研究中的所有问题。相对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新特点，出现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的现代书话也带来了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方式。我们知道，传统朴学的研究方法的提出是根据传统文献的特点而定的。而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根据现代传媒及实物的保存情况，一些考证方法应该有所改进变化，不必拘泥于乾嘉学派的定法。如清考据家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孤证不为定说”，几成不刊之论，这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并不必尽然。因为现代作家的作品大多首先发表在报刊上，又因为时代较近，保存相对容易，如果能找到原刊、原物，作为直接的证据，就可以确定当时的真实状况了。唐弢在《翻版书》一文就指出五四之后出现的“翻版书”的现象及其给研究工作带来的困难。现代文学30年间，因为政治和市场等多方面的原因，一些名作家或当时颇为畅销的作家往往会遭遇到翻版书、盗印书等的困扰，这些现象也给现代文学研究带来很多问题。诸如在给现代作家作品编目著录的工作中，就需要对这些书籍进行甄别分析。唐弢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近来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翻阅了一些现代文学书目，也检查了几家图书馆里以作家为纲的卡片目录，竟发现我们的著名作家还有这许多著译的单行本，为我所不曾见过，甚至也不曾听说过。”接着，唐弢就举了几本冒鲁迅和蒋光慈之名的翻版书，并作了极为详细的版本对比。同样，为了躲避文网的搜查，现代的一些刊物不得不中途更换名称伪装出版，这也给后来的期刊编目带来不小的困难，对此书话中能查到相关的线索。唐弢在书话中就曾专门撰文多篇来谈这个问题。如吴承仕主编的《文史》在出到第六期的时候被查扣，“余下的一部分存书改封面为《文学概论》，继续发行。因此现在也可以发现两种不同封面的第四期”。据笔者所见，目前的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均未录此一变动。唐瞍的书话无疑提示我们，在现代文学书刊的研究发掘和编目的时候，是需要注意这些改头换面的书刊。

书话中往往会根据现代文学的特点，指出一些文献整理、资料研究的问题，提出可行性的建议，值得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充分关注。比如，关于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问题及对作家作品的全面评价，唐弢在他的书话中很早就呼吁，他在对比郑振铎在编辑《新社会》旬刊和《人道》月刊的前后不同时期的思想转变后，发挥道：

现代文学史家应当重视材料，重视论证，给予一切曾经起过作用的作家和作品以实事求是的历史的评价；然而材料和论证又必须和全人联系起来，和全面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决不能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光读《人道》上的文章，固然不足以判断西谛，光读《新社会》上的文章，也同样不足以判断西谛。人是不容许分割的。迷信“孤证”，在个别论点上大做文章，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对于西谛是这样，对于所有文学史上的作家和作品同样是这样。

唐弢对于学术研究的方法的强调，对研究中的不良倾向的警惕，是发人深省的，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另外，现代书话的出现、确立与现代传媒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现代书话往往展现了新文学的传播过程的诸多层面、因素(新文学的写作、编辑、出版、广告、发行等等)，新文学的文化生态状况由书话中得以很好地凸显。所以，书话的文学“文化生态”功能以及书话的新文学文献的交流与传播功能，特别是书话与现代出版传播技术发展的关系等等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例如，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催生了一种新的书话形式——网络书话写作。这种书话的写作者/写手出于一种特殊的爱好或者是出于宝藏和盈利的目的，使得一些稀见的新文学版本在网上得以流传和展出。这对于我们新文学研究者而言应该引起重视，这也不失为一种获得线索和资料的途径。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邢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