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渝华　唐　亮　樊　力　蒋晓宇

“危中寻机,险中求胜。”这八个字如今已经成为广大中小企业“过冬”的共识。然而, 面对呼啸而来的“金融海啸”,在国家及地方政府不断出台新政拉动内需的背景下,企业应该如何寻找机会?

站在开放的节点

三十年前，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有力地挥舞着他坚定的右手，而后，一项关乎国家命运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由此出台。在当时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险象环生下，这一而后被国际社会认为促使中国走上大国之路的决策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尘埃落定。

30年后，中国在世人的惊叹中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经济奇迹。对内不断深化的体制改革、对外大量外资的涌入以及境外市场的拉动，促进了这个一度在计划经济僵化体制中畏首畏尾的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三十年后，站在全球经济前沿的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风向标，整个世界格局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发生改变。

不可否认，当中国因为改革开放而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硬币的另一面是与改革开放伴生而至的各种问题。各种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而越加凸显，中国经济也开始面临着难以想象的障碍。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当许多人为“中国奇迹”赞叹的同时，各种怀疑、质疑、抵触也相应而生，以致决策者们放低了姿态，以一种理性务实的方式规划中国经济的下一步——“用改革解决改革的问题”。

改革又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关口。一方面，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让全球经济受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架马车遭遇挫折；另一方面，国民的居民储蓄居高不下，内需不足的“顽症”依旧根深蒂固；与此同时，大量的中小企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下，中国经济依旧在高增长低就业的轨道上滑行。198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点，可以创造近两百万个就业机会，而到了现在，只有60万个。越来越多的失业大军开始为生计问题而奔走。另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却是，2008年，国有企业的利润再创新高，达到了7000亿元。电信、石油、金融、保险等高利润领域牢牢把控在国有资本手里。众多民营企业望而却步，经济活力下滑，反垄断以及要求放开市场准入的呼声言犹在耳。

而纵观中国经济近30年尤其是近15年的发展模式，经济的发展过多地依赖了外部力量的拉动，过度地依赖了资源的投入。这种模式可用如下模型来描述：制度红利+人口红利+要素红利（刻意压低的劳动力、土地、资金、环境成本）+全球化红利=GDP高增长。这种被外界认为是用环境赤字、社会赤字和产业结构赤字为代价的“代工模式”，保持了中国经济30年的高增长。但在全球经济遇冷的不利局面下，决策者不得不用“科学发展观”来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当下缺乏效率和活力的客观现实。

关于经济衰退和经济复苏，第一是，经济衰退的本质是经济活动的减少，一旦经济活动增加，经济就会进入复苏的过程；第二，刺激生产应当着重刺激那些创造就业岗位能力较强的产业，因为经济衰退最大的威胁是严重失业。中国经济一直存在这样一个此消彼长的现象：经济衰退时，国有企业表现乏力，民间资本逐渐活跃，并进入一些被国资垄断的行业，经济开始复苏；一旦经济进入繁荣期，国有资本又重振旗鼓，民间资本被挤出垄断行业，渐渐失去活力，经济则慢慢进入衰退期。

而在外贸遇阻、民企生存艰难、国有资本以垄断的姿态创造庞大的财富却不能创造同等就业机会的当下，对内开放成了因势利导并复苏中国经济的重要决策。

对内开放，就意味着要打破垄断，把创造财富的权利和便利更多更好地赋予人民，把享受精神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权利和便利更多更好地赋予人民；

对内开放，就意味着加快建设公共财政的速度，意味着一个更便宜更高效的政府，意味着把人民创造出来的财富更多更好地用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

对内开放，就意味着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成本，企业的发展空间扩大、政策阻碍减少，经济活力的增加，就业人数的增长，内需的扩大；

对内开放，还意味着，改革更高层次的深入，政治文明的凸显，大国风范的成熟。

格局：开放之急

2008年7月，因为遭受到中石油的“断供”，民营的兴达加油站被迫歇业。而后，兴达加油站借力《反垄断法》，一纸诉状将中石油甘肃兰州销售分公司告上法庭。甘肃民营企业反垄断第一案一时沸沸扬扬，引起了强烈关注。不过，针对倒闭民营油企的诉请，被告中石油甘肃兰州公司从容不迫，对兴达加油站的诉请事项和理由，以“虚构事实、误读法律”作出抗辩。庭上，中石油的代理律师还指出该民营油企在歇业期间有违规的行为，已恶意侵犯了中石油的权利，下一步就此将提出反诉讼。

在中石油强大的反攻下，兴达加油站最终放弃了索赔要求并只求解除合同，一出小鱼告大鱼的纷争偃旗息鼓。

《反垄断法》在万众瞩目下出台，本以为民企可以找到发展的突破口，然而相反，一直在夹缝中生存的民企们通过不同渠道表达隐隐的担忧，他们认为虽然从法规上找到了立足的依据，但现实中，因为垄断企业与政策制定者之间微妙的关系，民企想要轻易扳倒“潜规则”并获得发展空间谈何容易？！

——这的确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长久以来，我们以对外开放的政策支撑着改革进程，在追求速度而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特定条件下的汇率机制、不合理的出口退税政策，形成了用廉价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大量补贴非本土消费者的情况。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开放的进程不断深入，另一方面，作为决策者的政府不得不顾虑到，过度的开放会使外资乘虚而入。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即便是在加入WTO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部分产业和企业被置于政策的保护之下。

30年改革开放过后，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却呈现出了与巨大成就不相匹配的另一种格局：

大量外资通过资本、知识与技术、品牌、贸易渠道等多种因素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加上土地、环境、资源、税收等对他们的一再优惠，使只占资本总额30%的外资，拥有了50%的股份，拿走了70%的利润，并牢牢占据了中国本土市场的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在政策的保护下，国有资本在保值增值方面也获得了超常的国民待遇，并逐渐构筑起了外资和民营企业难以进入的防火墙。这些国字号的企业牢牢控制着利润丰厚的领域，逐步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地位。

作为这种增长的结果，一是中国的本土投资基本被外资和国有资本所把持，挤占了本土民营资本的应有机会；二是国有企业及政府财政在此中也获得了垄断性的壮大，民营资本根本无法进入。随着各类支持国有企业和政府甩包袱的改革，陡增了大众的负担。分配的不平等日益严重，由此造成了本土高储蓄率、低消费能力的局面。

这种舍本逐末的格局在改革初阶段保增长的指导思想下，未曾体现出对整个经济格局的消极影响。而当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来临、世界经济低迷时，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国企和外企却未能表现出同等地位的拉动内需、促进就业、增进经济活力的带头作用来。

相反，这些利益集团更希望维持既有的利益格局，改革的受益者逐渐便成了改革的阻碍者。虽然国民收入增长、GDP增长、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普通的居民却难以享受到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

由此，破除行政垄断、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增强经济活力就成了当下维系中国经济继续高增长的必由之路。

——“对内开放”迫在眉睫。

一是打破行政垄断，向民营经济开放现在受到进入管制的经济领域。通过打破行政垄断、开放经济领域，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促进经济活力；

其次，解除各种经济管制措施，提高我国经济系统的自由度，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第三，推动政府的同步转型。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再是责任型，最后是法治型政府。

大国策：曲径通幽

事实上，作为一项解决中国内需不足、经济活动乏力的重要决策，“对内开放”一直为高层决策者所重视，也曾在各个时期不断地向前推进。

2005年2月24日，国务院出台《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就民营企业的平等准入、公平待遇问题第一次出台系统性的文件，史称“非公36条”。政策中明文规定：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规定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并放宽股权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条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社会事业领域、金融服务业。

这一“对内开放”痕迹严重的政策一度极大地调动起了民营企业的积极性，被认为是民企迎来了新一轮投资的春天。

不过两年过后，经人总结，“非公36条”在实际执行中却并不理想。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在调研后指出，“25个部委做了一些姿态，另外12个部委连姿态都没做。”难以落实的原因是有人认为政策很难以真正落地。比如，条文中明确规定，“深化电信、铁路、民航等服务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但现实中，谁来深化？谁来落实？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另外，政策还体现了决策者的犹豫，担忧由此引来对国有资本强烈的冲击。其后不久，针对民营资本的大举投资，国家果断地采取了宏观调控。颇具对比的是，2005年，江苏铁本的戴国芳在宏观调控下，违规进入钢铁行业，而最终获刑；反观这年的宝钢，提出了一个宏大的投资计划，却很快得以批准。

但传达出的可喜的讯息是，对内开放之门已经引起了高层决策者的重视，开始悄然开启。

2007年3月19日，国务院又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意见”中再度明确规定：凡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禁入的服务领域，都要向社会资本开放；凡是向外资开放的领域，都要向内资开放。

此“意见”而后被人解析为，国家再度表明“对内开放”的态度。一方面，原有的高能耗发展模式对环境、资源带来极大的压力，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恰恰聚集着众多为民众诟病的垄断行业。因此通过产业机构的调整来谋求中国经济的转型尤为重要。

对内开放在决策者的规划下开始加速。

2008年7月，国家《反垄断法》正式施行。尽管这部颇具争议的法律比西方国家晚了100年左右，在某些方面还保留着欲说还羞、谨慎地维护国企利益的色彩，但无可否认的是，《反垄断法》的出台，标志着国家以立法的方式，在更高层面来维护对内开放的格局。

2009年2月，当全球经济依旧持续低迷的时候，国务院推出了一个庞大的产业振兴计划。此计划甚为详尽，对具体产业的扶持规划及开放措施，均有提及。对规划内的产业，包括更多先前被公认为“被保护起来”的行业，政策都一视同仁，鼓励民资大胆进入。振兴计划掀起了关注民企、关注民生、关注垄断行业改革的热潮，对内开放首次以高层首要大事的地位提上议事议程。

可喜的是，计划中还首次运用了减税的杠杆，而众多经济学家认为，减税措施就是为了更好地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增强民企及民营资本的活力。

若比较宝钢与印度塔塔钢铁的成长之路，也许就不难理解对内开放之路已不可逆转。

宝钢依靠国家投资和扶持，在十年中成为了“全运会冠军”。正在其洋洋得意的时候，曾经被它看成没有前途的塔塔，却通过国际化之路，成长为世界钢铁业第一巨头。

其实在国内，类似宝钢的“全运会冠军”有很多，它们的特征是，得到国家倾斜性的支持，或是依靠行政力量垄断经营，成为典型的“一股独大者”，近年来，中国有多家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但是，回过头看看这个企业名单，无论中石油，还是中石化，或者中移动，无一不是依靠国家力量垄断市场，它们离真正市场化的企业尚有距离。反过来，因为他们的过于强大，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受到不断地压制，难以释放。国内一度涌现出了662家民营成品油批发企业，时至今日，无一家企业活得光鲜，大多艰难求存。

由此，在当前急需“扩大内需”度过本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关口，国家政策的指导思想应尽可能对本土民营资本开放，因为他们提供了中国80%以上的就业机会。如果这次危机过后，中国仍未能充分开启对内开放的大门，则新一轮经济增长仍将是低效率和脆弱的，难言持续和健康。

从以下的几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因为非市场的因素，垄断力量以及过高的制度成本带给民营企业的，是一种怎样的无可奈何的伤 痛。

阜宁机场：先行之痛

这是一个以一己之力挑战行政垄断的典型案例。

从千万富翁到债台高筑，从豪气冲天到浑身是病，东北人王学文，用13年的时间做了一场“机场梦”。在黑龙江省的绥芬河市，59岁的王学文是老百姓熟知的名人，而他的成名作是“个人投资建机场”。

1992年，东北汉子王学文辞掉工作从事对俄贸易，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他的资产积累就达到了1000万元，成为当地人口中的“大款”。

边境贸易越来越红火，人越来越多，很快交通配套的先天不足就显示出来。当时的绥芬河边境，只有一条公路和铁路，而过往车辆太多，倒爷们不得不为运输大伤脑筋。很多中国倒爷到了俄罗斯后往往“有去无回”，耗上几天后甚至不惜踩着人头挤上火车“挣扎”回国。王学文决定建一条空中航线。

1993年8月，王学文几经辗转拿到俄罗斯民航总局局长的亲笔信，找到中国航空总局申请航线，结果却遭到拒绝。理由是，他没有固定的机场，并且涉及国防安全，不可能给他单独开出一条航线。

几经努力之后，1994年6月，开通俄罗斯至绥芬河航线的申请终于得到民航总局默认。1996年6月11日，管理部门多次考察和论证，对他的航线特事特办，准许开通航线。

不过问题又来了。为了与航线配套，他还必须建一个机场。最初的王学文根本不懂机场，他以为直升机的起落，只需要找一块平地，用压路机压平就可以飞行了。“一步步审批走下来，才知道事情有多复杂。”王学文回忆说，为了拿到国际航线和机场立项的批文，他平均两天就要到省里跑一趟，至今盖了多少个章都数不过来。

1996年11月26日，黑龙江省政府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函，请示新建绥芬河民用机场。仅这一道关，王学文就用了将近两年。这期间，“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住在北京战友的家里，靠看电视打发日子。”

2001年，王学文终于有权投资6000多万元，在黑龙江省建成被认为是“国内第一家民营机场”的阜宁机场。机场直线距离中俄边境5.5公里，一期工程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然而机场建成后，除了做过几次实验外，从没有飞机在那降落过。

原因在于王学文申请的是国际机场，机场运营还需要海关总署的批示。为了这一纸批文，王学文又开始穿梭在绥芬河到哈尔滨再到北京的列车上，但审批过程一直不畅，希望极其渺茫。

期间，也有国字号的航空公司找过他，声称只要他同意合作，前提是放弃控股权，他所修建的机场就能飞起来。王学文没有同意，机场的最后一道批文也就再无下文。

如今，王学文那个13万平方米的阜宁机场，已经被改成了一个学校园区。那套花了上千万元买的导航通讯设备已经被移出，地上长出了荒草，只有王学文亲自设计的航站楼还孤单地伫立着——那曾经是王学文梦想中的塔台指挥室。

事实上，机场作为特殊的公用交通设施，民营资本能不能进入这个领域？从“非公36条”中可以发现，国家并没有明确禁止。但事实是，众多民企都试图进入这个领域，大多铩羽而归。不是没有政策的支持，而是在进入的过程中，过高的制度成本和行政垄断的阻碍，使得他们根本无法获得应有的“尊重”。即便王学文执拗地闯到了最后一道关口，照样倒在了黎明前。

以备受各界争议的“机场建设费”为例，从我国反垄断法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向乘客收取机场建设费有行政垄断牟利之嫌。向乘客收取机场建设费，实质是行政机关设立行政性公司，权力与利益的变相结合。民航既是公用企业，又是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向乘客收取机场建设费正是这一垄断性的表现。

至于为什么要连续多年征收机场建设费，原因很简单，现阶段机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很大，机场建设仍然需要大力投入。那么，既然资金缺口大，为何不向民资敞开门槛？太多的利益纠葛以及行业垄断惯性无不表明，对内开放，依然任重而道远。

衢常铁路：破冰之艰

很长一段时间，衢常铁路是作为民资闯入垄断领域的成功样本而闻名的。

常山是浙江省最西面的一个县，县内石灰石、石煤等矿产资源储量居全省首位，是浙江省内三大建材基地之一。基于该县的资源优势，绍兴民营建材企业光宇集团决定投资22亿元，在常山兴建日产3万吨水泥项目。但前提是必须有铁路运输，为此，常山县成立了衢常铁路筹建办公室，着手筹建衢州至常山铁路项目，光宇集团也从中参股。

——这开创了民资进入铁道领域的先例，无论从宣传还是示范，都有着比较积极的意义。衢常铁路筹建过程中，铁道部副部长王兆成曾专门赴衢州考察工作，并表示，铁道部希望该铁路为国内民营资本参与铁路建设“创造好的经验”。

2007年9月28日，连接浙江衢州和常山的衢常铁路正式开通。作为铁道部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试点，衢（州）常（山）铁路的民资光环备受关注。很多媒体用“破冰”来形容衢常铁路修建的意义。

可是，令铁道部始料不及的是，就在衢常铁路接近完工之际，光宇集团却于2007年6月将旗下的常山水泥连同衢常铁路的股份一同转给了中国建材集团。随着光宇在衢常铁路的股份转让后，中国历史上首条由民资参建的铁路又重新回到了国资的怀抱。

“严格地说，现在衢常铁路已经没有民资成分了。”2009年3月，浙江省常山县政府对外宣传办主任郭永平表示。

其间的过程耐人寻味。

2005年该项目启动之初，光宇持股32.5%；为争夺话语权，光宇集团一度据理力争，股权升至34%，赢得宝贵的“一票否决权”；上海铁路局、常山县国资公司分别持股35%、31%。但2006年8月，光宇集团出资5000多万元后，项目增加了浙江铁路集团入股。股权变更后，上海铁路局持股42.56%，常山县为31%，常山水泥为18.88%，浙江铁路集团为7.56%，不再追加投资的光宇集团又失去了话语权。

知情人士透露，财大气粗的光宇集团之所以不再追加投资，主要是由于铁路利益分配体制坚冰未破，民企投资铁路的回报前景不明。而鲜为人知的是，铁道部在与常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的合资协议中还规定，一旦铁道部认为需要将民营资本手中的衢常铁路股权购回，常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应配合收购。

而民间资本参建铁路，最关注的还是回报。在目前的铁路运营体系下，怎样获得回报成了一个问题。以目前投资铁路建设的价格计算，新建1公里铁路在一般路段需上千万元人民币，在特殊路段则高达上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即便是几百公里的铁路线，投资也要几百亿元人民币。从我国民营资本发展的实际状况看，还鲜有具备如此规模的民营企业。即使有民营资本进入铁路，也会淹没在该行业巨大的资本存量和增量中。

另外，铁路目前实行的是一种中央政府周期性审批的运输价格，即铁道部代表铁路运输企业在某一时点集中向中央政府申请调整价格，而且无论铁路运输企业经营状况如何，均采用统一的价格。

“这种价格既不反映运输企业的成本，也不能反映铁路运输市场的供求关系，更不能通过价格的变动来调节铁路运输市场的供求关系。这种价格机制意味着铁路运输企业缺乏必要的经营权利和职能，进而难于通过价格获取正常回报。”

“中国的铁路基础建设对民资敞开大门容易，进入大门后在大门里面的世界发展生存却充满了挑战。”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王小广认为，铁道部和民资的矛盾体现了改革主体的逻辑不一致。王小广说，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资铁路、民航等行业，关键取决于两条：一是要有好的投资回报率；二是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能得到保障。事实上，这两条，在现有的格局下，对民资都无法保障。“没进去的想进去，进去的却不好玩。”

一条民企牵头建设的铁路开通了，但是民资光环却黯淡了，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在失去样本的同时确实需要反思。

民生：国家出路

这不得不提到一个民生经济的问题。1993年，比尔•克林顿先后调整税收、就业等国家政策，一场影响美国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刺激内需运动拉开帷幕；1998年，小渊惠三连续签署数十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项目，试图为内需扫路，阻止日本经济的衰退……

2009年，中国走到了改革开放30年的节点，刺激内需、经济转型已成为国家出路。

消费、投资、进出口，被称为国民经济三驾马车。对一个大国而言，消费是国民经济重中之重，体现一个国家真实的经济水平。

在美国，消费支出占GDP总额的70%，在法国和日本，这一比例分别为60%和55%。从全球范围分析，消费支出占全球GDP总额的比重也超过了60%。

然而，内需不振长期困扰中国，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不足40%。相比而言，投资是中国经济最强原动力，占GDP比例高达55%。

这样的结构造成一种怪圈，民众缺乏经济活力，国家发展难以惠及国民。在有“中国窗口”之称的广东省，就有很多这样鲜活的例子：一些购物中心动辄占地几百亩，店铺数量数以千计。但是，这类足可容纳10万人购物的商场如同一座座空城，单日客流量超过1万人已纯属不易。毕竟，大多数广东人月收入仅仅在1500～3000元，撬动他们的腰包远比打开一个平均月收入超过3000美元的日本人艰难。

这是一个尴尬的对比。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GDP达到日本的50%，人均收入却不到对方的10%。国富民弱犹如一把锋利的刺刀，深深扎进了中国经济马车的内胎。

但中国比它们更为幸运。中国背靠的，是13亿人构成的全球独一无二的庞大市场，超过20万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等待发掘。

中国人需要做的，只是借鉴历史，盛装出镜。

经济转型，刺激内需总是发生在大规模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这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国家工程，历史上不乏“经典名作”。

1991年后，日本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先后9次降息，至1995年9月再贴现率仅为0.5%；1999年2月，日本为刺激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的日本经济，其央行诱导短期利率也从0.25%降到0.02%，超低利率成为日本标志。

不过，利率政策往往失效。危机之年人们的悲观情绪直接影响他们将储蓄拿出来的信心。因此，提高就业率和居民购买力，成为各国刺激内需最为有效的手段。

提高就业率意味着加大扶持中小企业的力度，因为他们是提供社会就业岗位的主体；提高居民购买力意味着改善民生，通过刺激消费信心来拉动内需。而这些，都是“对内开放”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之一。

1993年，克林顿以“灵活性”为纲调整美国就业政策，增加1800万个就业机会，将美国失业率从1992年的7.5%下降至1998年的4.5%，美国该轮繁荣期长达10年之久。

在提高居民购买力方面，美国多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目前已达到7美元/小时左右；日本采取消费券精确投放，发放对象以15周岁以下的少年及领取福利养老金的老年人为主，限于生活消费。

聪明的政府明白，要让国民慷慨解囊，必须使他们无后顾之忧。1998～1999年，日本小渊惠三政府连续出台价值32万亿日元的投资计划，全面用于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目前，日本所有国民均参加国民健康保险，仅需负担10%～20%医疗费，严重病患可申请费用减免。同时，从幼儿园到初中的教育在日本视为“福利”，日本人年教育花费控制在3～30天工资。

企业关怀更是随处可见，为企业减税成为各国“时尚”。英国政府近年出台了针对信息、生物科技领域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直接插手经济升级；法国则鼓励商业类、服务业类创业，创业门槛近乎为零，并免费提供创业培训；日本坚持扶持高科技企业研发，扶持力度之大甚至让人产生了“经济危机促进科技进步”的错觉。

很明显，国家经济腾飞的前提，是居民与企业生存质量的提高，这也是内需之源。

从以上各国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改善民生、鼓励创新正是内需提振的核心内容，这也是一个大国不断走到时代前列的力量之源。

我们所倡导的“对内开放”由此可以理解为：降低行政的制度成本，通过多项惠及民生的措施拉动内需，政府主导并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体制环境，促进经济活力和经济转型。而这个过程，需要打破垄断，改进政府职能等多项措施支撑，总之，对内开放实则便是大力发展“民生经济”。

转型中国局

可喜的是，这种“对内开放”的积极姿态自2008年来，正在全面而深刻地发生着变化。

2008年11月，国务院推出了一个宏大的4万亿投资计划。史无前例的投资计划涵盖民生、铁路、公路、电力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旨在“解决就业，促进收入增长，保持社会稳定”。与此同时，国务院还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措施中更多地加入了民生色彩：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的投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等。

世华财讯首席分析师骆小明也强调了“民生经济”的概念。他表示，中国要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必须要发展民生经济。民生经济在经济学上没有具体的概念，可以理解为能够促进就业、促进解决民生问题、提高民众收入，比如说非公经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大力发展，这样中国的内需才会真正启动起来，经济活力会大大提高。

回过头来看行至2009年的国家政策，那些被我们认为垄断或拉动内需作用明显的领域的“对内开放”，也有了细化的明确的时间表和指导意见：

1.金融业

2003年，政府明确提出“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在加强监管和保持资本金充足的前提下，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在这一年，温州出现了合作银行，江浙民营资本率先涌入金融业。

2006年底，银监会放宽农村地区金融业准入门槛；2007年3月，四川仪陇诞生了第一家小额贷款村镇银行；2009年3月，金融业反垄断申报门槛细则出台，提高了对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特殊行业反垄断审查的可操作性和透明度。

2.传媒业

2009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决定开放资本进入，做大做强传媒企业。《意见》明确支持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企业，特别是跨地区的出版传媒企业上市融资，并鼓励非公资本进入新闻出版业，客观上为PE进入行业作出政策许诺。

3.民航业

2005年8月15日，《国内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试行）》出台，明确规定除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外的所有民用航空领域，民企均可进入，并鼓励国内投资主体投资航油企业。此后奥凯、春秋、东星等民营航空公司相继获批成立。

在“4万亿”投资计划中，民航等交通基础产业占有巨大份额。2009年，国家将重点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明后两年，民航建设项目投资规模合计将达到5000亿元。

4.石化业

2004年，成品油国营贸易进口取消配额管理，改为自动许可管理，逐步开放由国家控制的石油进口贸易市场。这年8月，15家非国有贸易企业取得原油成品油进口资格。民营石油企业可直接在国外进口原油和成品油，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三大集团进口的垄断特权。

2009年，石化产业进入国家十大行业调整振兴计划，国家将采取措施控制总量、淘汰落后产能，完善税收政策，进一步加大对石化企业的信贷支持。

5.纺织业

为扭转高度依赖出口、民营资本积聚的纺织业近来所面临的困局，国家通过增值税转型改革、提高出口退税率、加强金融信贷规模等措施对纺织业进行全面扶持，对就业保障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

6.家电业

在出口受阻情况下，国家积极启动农村家电消费市场来拉动内需，实施了“家电下乡”政策。

“家电下乡”的主要措施是：在全国12个省市区试点范围内，由中央和地方财政以直补方式对农民购买的试点产品给予销售价格13%的补贴，以激活农民购买能力，加快农村消费升级，扩大农村消费，促进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

7.汽车业

2004年6月，国家出台《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允许社会各类资本投资汽车零部件、汽车服务领域，并全面与国际模式接轨。目前，汽车行业呈现合资、国资、民资群立的局面，行业行政垄断基本被打破，吉利、奇瑞等民营汽车企业在2009年均逆市扩张。

目前，国务院连续出台车辆购置税减征及50亿元农民购车补贴政策，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需求，并计划3年内投入1000亿元支持行业自主创新，推进汽车产业重组。

8.电力行业

2009年上半年，电力体制综合改革将启动，南方电力市场被初步定为试点。据悉，此次改革将继续推动“大用户直购电”等深层次电力改革措施。

目前我国已经分别在吉林和广东台山地区试行大用户直购电，鼓励发电企业和大企业直接见面，电价方面拥有更大的灵活度。此项措施将不再把电网公司作为唯一的售电渠道，“发电企业可以自己架电线，也可以上公共电网……”这被外界看成打破电网垄断的重要标志。

家电下乡：杠杆之力

长虹无疑是这次“民生政策”的受惠者之一，“家电下乡”也为人们提供了如何拉动内需、实施“对内开放”的良好模式。

在四川许多城镇乡村公路旁，建筑物外墙上都涂满了醒目的墙体广告。“长虹美菱家电下乡”的标识硕大显眼，红底白字的宣传横幅随处可见，对这些地区的老百姓来说，“家电下乡”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彩电、冰箱、手机、洗衣机……最普通的村民家中，也随处可见家电下乡的产品。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家电生产国和出口国，但是近年来，家电行业正面临产能过剩、出口受阻、贸易摩擦频发的严峻形势。而广大的农村消费市场，对家电还有着巨大的需求。在此之下，由政府主导，启动国内市场并兼顾惠及民生的一项“家电下乡”工程展开。

这项工程由政府主导，并对购买家电的农民采取贴现的政策，即购买一台家电，政府补贴价格的13%。同时，对上游的厂家，政府实行大宗采购，免去了企业下乡过程的各种营销和运营费用。低廉的价格撬动了农民的购买欲望，保障利润又无需太多投入的条件又吸引了家电企业的参与，政府的杠杆作用得以充分展现。

据测算，连续4年实施“家电下乡”政策，平均每年可拉动农村家电销售超过1500亿元，带动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约2.5个百分点，可实现“家电下乡”产品销售近4.8亿台，累积拉动消费9200亿元。农村消费市场开始成为了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

以长虹为例。早在2007年12月，长虹就已经成为“家电下乡”活动的首批试点企业。在第一阶段“家电下乡”中，长虹彩电、手机销量全国占比均约35%，在四川省的占有率更是高达50%，其控股的美菱冰箱的份额也超过40%。2008年长虹全年的销售额中，有近1/3的销售是通过家电下乡实现的。

事实上，除开国家的价格补贴以外，“家电下乡”这一杠杆面向企业层面真正的施力点，正是在于引导生产企业设计和生产适合农民消费特点、适应农村消费环境和条件的家电产品，引导流通企业建立和完善面向农村的流通和售后服务网络，改变长期形成的以单一供给结构面向差别很大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从而统一市场，增强企业竞争力。

新政策引发新调整，新调整带来新契机。借助“家电下乡”的杠杆，长虹所在的家电行业不仅撬起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行业内部调整和优化升级，有利于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成为增强行业抗风险和竞争能力的一股“生命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