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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夷待访录》看中国式民主

2009-06-08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09年4期

辛 颖 施 莎

摘要近日两会的召开使得民主一词又一次成为热门,诚然“民主”是一个舶来词汇,但民主思想却是存在于古老的东方,假使中国不曾在被西方侵略过后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全盘否定,那么中国自身所萌发的民主思想会何去何从?本文就从民主这一词的希腊源头说起,并选择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前,本土中国的政治著作<明夷待访录>来探究中国式民主理念的发展,去试图打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神话,对中西民主观念进行颠覆性的思考。

关键词中国式民主;《明夷待访录》;近代意义

西方世界一直以民主为傲,长期以为民主存在于世界的西方。但是在民主漫长发展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从古希腊到当代,民主被智者和有教养的人们看做是政府和社会可以想象的最坏形式,民主或多或少的成为乌合之众的法则的同义词。或者准确的说,它是对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所以核心价值的一种威胁。C.B麦克佛森说:“民主曾经是一个坏字眼,几乎任何一个人都认为。按照其最初的意义,即人民统治或政府遵从大多数人的意愿,民主社会是一件坏事情,对于个人自由和文明生活的优雅品质都是有致命危害的。”

一、西方民主的发明

民主最初是一个希腊词城邦:平民(demos)和力量(krato)。这两个词都有多个意思,城邦平民可以意指生活在一个特定政体或城邦里的公民整体也可以用来意指乌合之众或下层社会。力量意指权力或是统治。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完全可以想象团体或个人有权力但是在官方,实际上没有在实际统治。因此一个形式上的民主一即人民或人民代表显现的在统治但是可能是实际权力的一个非常不民主的安排。或者相反,一个君主或贵族形式上在统治可是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人民手里。这两个构成部分的模糊性在理解民主的内涵和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这种模糊性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即民主意味着人民统治或是大多数人统治,但是因为大多数人也就是穷人,所以民主又被指为穷人统治或是暴民统治。亚里士多德就说过这一点,他不认为一个富裕的大多数所统治的城邦能正确的称为民主政体:“假设总共有1300人,他们中的1000人是富人。他们对政府的统治权没有和300人穷人分享,这些穷人也是自由人并且在其他方面也和富人一样,没有人会说这1300人生活在一个民主政体下。”因此他认为单纯的数量不是事情的本质。民主应该是大多数穷人的统治。也正是因此大多数最有名的雅典哲学家和作家都是民主的批评者和反对者。

二、近代西方民主的翻身和疑惑

这里所说的翻身可能不太准确,因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民主的基本理念从不曾消亡过,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总是时不时地出现,1381年的英格兰抗税者呼喊的“亚当耕兮,夏娃织兮,谁日士绅”就不禁让我们想起陈涉吴广的那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是参与1549年基德起义的人说的“过去是由士绅统治,现在该有平民了”。荷兰1581年的《脱离诏书》中也说到“上帝不是为了君主才造了人民而是为了人民才造了君主”。在这一点上古老中国的民本思想家们早就意识到民和君的关系如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

与传统印象中近代民主制度是和平演进的这一想法不同,即使是在法国大革命时的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对于人民的定义也足以让我们目瞪口呆,狄德罗认为政治权利属于财产所有者,伏尔泰把中产阶级等同与人民。而霍尔巴赫更是直接“关于人民这个词,我并不是用它来指麻木不仁的老百姓……每一个靠其财产收益过着体面生活的人以及每一个拥有土地的一家之主都应该被视为公民”这也就是说。穷人,流浪汉,暴民,穷渣余孽被排除在外。

探寻民主理论的发展离不开民主的实践。法国大革命使得民主由虚无的理念向现实垮了一大步。但是即使是被认为是民主典范的《独立宣言》的背后依然是问题重重。汉密尔顿说:“将一切权力授予多数人,他们将压迫少数人。将一切权力授予少数人,他们将压迫多数人。”所以“有必要让那些富有,出身好的人在政府中享有独特的,固定的比重”“这样可以制约民主制的轻率”,这里的“轻率”不禁让我们想起的对民主制的古老的苛责中的一条:暴民统治。在以上的民主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民主并不像我们所想的一样一直被西方人崇为圣经并为之流血牺牲,在纵向上他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摸索阶段并且犯过错误,那么横向上在反对民主的柏拉图的时期我们已经有了民本主义的孔子,在《民约论的》早几十年我们已经有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三、古代中国是否存在民主思想

关于古代中国是否存在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赞同的学者可以长篇累牍的来证明: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并把“养民也惠”、“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博施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等,作为仁人君子之道要求统治者遵守。孟子进一步提出了“仁政”学说和“民贵君轻”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荀子则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些观点的提出,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已经趋向成熟。

在这里必须提到的是民本与民主的差别。中国古代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和统治者之所以提出重民,保民,恤民,养民,是因为他们知道民心向背关系着统治者的统治年限。其中自然存在着一些有利于现代民主发展的因素甚至与现代民主相一致的地方。但是,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在本质上将民视为可资利用的工具,而不是在根本价值上肯定民的重要性,它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大多数反对的学者所秉持的观点,但是是否西方的民主就真的是如此的为人民考虑,即使是在今天,政府诉求大众的支持很可能是无根据的甚至是不诚实的。

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拘泥于近现代民主的一些形式但是也不能摒弃民主在历史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即大众权力。这个才是判断民主或是民主思想的准绳。

那么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者合乎民主本质内涵的进步思想呢。笔者认为是有的,只是不明显和系统化,只是闪现与其中的一些火花,而本文要做的就是收集这些火花并且猜想是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为如果说先秦诸子的思想还大部分的停留在民本主义这一领域时,到了与他们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黄宗羲这里就是向民主跨出了一大步。

四、《明夷待访录》中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的发展轨迹

1、《明夷待访录》所承袭的传统民本精华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重民思想

“民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概念,“民本”即“以民为本”,其

词源肇始于《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思想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政权的基础,因而十分重视民的重要性。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重民思想。提出要“取信于民”。更说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均孰与足?”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说,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命题。荀子也深刻认识到民对国家与统治阶级的重要性,提出了著名的“民水君舟”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明夷待访录》直接承袭了传统民本中的重民思想。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君民关系论,倡导“天下本位”政治伦理观,认为人民是天下的主人,君主是人民的公仆,一切都要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与最终归宿。这一点对于民主十分重要,因为在任何合理的民主概念中,人民是一个必要的关键因素,说一个国家或政府是民主的,必须包含有这个国家或政体是服务于或是代表人民的,人民的真正意志通过政府得以表达或是说人民支持政府。为此,他主张建立“天下之法”以维护人民利益,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意在保护一直被忽视的工商业者的物质利益。

(2)天下为公、立君为民的思想

荀子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民不是为君而生,但君是为民而立的。墨子认为,人类刚出现时,曾经有过一个“未有刑政”的时期,“一人一义,十人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上》)。墨子指出:“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天子的职责是一同天下之义,平天下之乱,但仅靠君主一人无法胜任,于是又置三公、封诸侯、立大夫、设正长里长。墨子在这里认为,设立君臣的原因与目的是为了管理天下、服务人民,这是一种立君为公(民)的思想。

《明夷待访录》开篇即说,在人类社会的初始状态中,“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那时没有首领,无人为社会兴利除害。于是“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君主是出于为人民兴利除害的需要而被人们推举出来的。可见。《明夷待访录》认为君主是为民而设的,君主的本质、职责是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为人民兴利释害。

2、吸取前人的“非君”思想

从秦到清,是中国大一统君主专制建立、发展并走向极点的过程,王权主义成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然而,即使在王权主义的镇压下,依然存在着抗议君主专制的“异端”思想,即非议和反叛专制君主的“非君”思想。中国历代主张“非君”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魏晋时期的阮籍、宋元之际的邓牧。他们的“非君”论成为《明夷待访录》政治伦理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魏晋之际的阮籍在《大人先生传》表达了对专制礼法的愤怒和对无君无臣之世的向往:“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以非所以养百姓也。”阮籍认为,历史上曾有过一个无君无臣、自然状态的美好社会,然而随着君主专制的确立,人民处于专制礼法的束缚和统治阶级的欺愚掠夺之中。宋元之际的邓牧在《伯牙琴》中对君主专制及君权神授提出了猛烈的批判。他说:“古之有天下者,以为大不得已……生民之初,固无乐乎为君;不幸为天下所归,不可得拒者,天下有求于我,我无求于天下也。”既是说在远古之世,当君主是一个只能付出不能索取的苦差事,谁也不争着去做,然而在君主专制时代,皇帝享有特权,人人便都想当皇帝,君主深怕皇位被抢,“日夜以盗贼为忧,以甲兵弧矢自卫”,“天下何常之有,败则盗贼,成则帝王!”锋利的指出皇帝之位不过是用武力抢夺过来的。而这些思想都可以在《明夷待访录,原君》里找到他们的痕迹。

五、民夷待访录有近代性意义的创见

1、在对君主专制否定的同时积极制定理想的社会蓝图

《明夷待访录,原君》在揭露三代之后的君主通过暴力夺取和巩固君权的事实之后,得出了结论:“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己矣。”对秦汉以来的所有君主及整个君主专制作出了整体否定。《明夷待访录》的思想与历代“非君”思想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但存在着本质差别。后者没有从理性上提出积极的制度建设与王权主义相抗。而《明夷待访录》在吸收前人“非君”思想的精华的同时,革除了其中反文明的无政府主义。黄宗羲希望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一个以天下为本位的开明君主制度:以天下万民为起见的君主与臣僚,维护人民利益的“天下之法”,君臣之间具有共事天下的平等合作关系,君权受到宰相权力的制约,政府受到“学校议政”制度的监督。

2、黄宗羲所设计的君主,宰相和学校为中心的政治蓝图

黄宗羲否定“君为臣纲”的传统伦理,他以“君与臣,共曳木之人”的比喻来阐述“君臣同事论”,“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夫执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于臣,共曳木之人也。”(《明夷待访录,臣道》这就是实际上就是君臣分治,黄宗羲设想的是分君主之权来制约君权,一方面要讲君主从高高在上的地位上拉下来,另一方面要提高群工百职的地位,尤其是要提高宰相的地位,它在置相篇中说“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实天子之位,去留犹乎宰相也。”并且他还对具体的施行方法作了设想。“凡奏章进呈……宰相以白天子,统一可否,天子披红。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披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明夷待访录,置相》)这样一来,宰相分了天子相当一部分“披红”的权力,并且限制了君主之权。并且为了避免宰相专制,他设置了对宰相进行监督的学校机构,提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并且要公其是非于学校。政府的政务不仅要向学校公开,还要由学校来评定它的正确与否。并且他还因此设计的一套与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机构相并行的各级学校。

这一套蓝图与西方近代号称民主的责任内阁与议会制有着惊人的相似,君子只有部分的决策权但是没有执政权,宰相既有着部分决策权又有执行权,实际上是君权被相权所架空。这种体制近似与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如同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所说的:黄宗羲的意识中有着责任内阁的要素。

3、在民本思想上的民主萌芽

我们现在强调的以人为本需有

两个基本前提,一是以民生为急,倾听老百姓的呼声,关心百姓的疾苦。二是让百姓自己作主,使之获取基本权利。如果说前者是早期儒学所固有的道德传统之一的话,那么后者便是黄宗羲所在意的政治理念。从儒学的传统立场出发,黄宗羲认为:“法天下之大者,莫过于厚民生”,但是他更强调人民:各得其私各得其利的人的要求。并为之呼喊:“岂天地之大,于万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这里就有了民主的本质大众权力的萌芽。并且在他的设想中,祭酒和学官须经推择,特别是公议产生,在这一点上就有了选举的意味。

六、中国式民主

黄俊杰教授在《传统中国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历史回顾与现代启示》一文中对于西方式民主做过中肯的评价。首先:西方式民主的特点是个人与国家基本上被认为是两个互相对抗的敌体。民主政治在维护个人权利的基础上,要求国家权力的运作与政治的转换,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其次:是政治领域被视为是各种社会群体或阶级的各种利益之冲突和协调的场所。而黄宗羲的中国式民主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是侧重于统一的方面。即个人多为国家着想。这一渊源可追溯到孔孟的“克己复礼为仁…舍己从人”,在黄宗羲的蓝图中个人通过学校和国家之间有了润滑,这样两者的对立就不会那么尖锐。可能有些学者会认为这样一来人民的权力会减少,可是极端的对立和个人主义可能会造成民主的现象或者叫假象,民主不是争吵和对立而是在争吵的对立后对人民权益的真正维护。而对人民权益的维护,权力属于人民的最终实现并没有出现在“民主”的西方。这就足够让我们怀疑西方民主的实现手段和内在理念,将目光转回到古老的东方或许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启示。民主的基本内涵是大众权力,但是在此基础之上会有着不同的民主出现,有当今社会奉为神明的西方式民主,那么假使历史允许黄宗羲的设想充分发展的话,也许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式民主出现。

可惜的是《明夷待访录》中所有的这些闪光与火花都在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大潮下被淹没,然而西方强大自有其原因但这不代表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换言之,当时落后的中国也会有先进之处。笔者认为,历史的发展或许并没有有那么多的客观或主观原因,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契机就导致了历史的扭转。而紧随其后是有那么多人为了这个契机寻找它发生的根据。换个思路去想,假如中国依旧强大,民主或许将成为中国的发明和所有。在今天,民主的模式和价值标准,应该从世界范围内来衡量,如果为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认为自己的民主模式才是普世的唯一标准。推行刺刀下的民主,才是对民主最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