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伟　文　龙

为了保证全运会的可持续发展，使全运会走出“暗箱操作”，应该从制度上制止忽视成本的现象，改变现有的体育行政官员以金牌定终身、定官位的政绩评定体系。

2009年是中国体育的全运年，在提前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速度滑冰比赛中，代表黑龙江队出战的国家队新星宋兴宇，因无法忍受“超级冰迷”的辱骂，朝看台竖起中指，舆论一片哗然。

一根小小的中指，再次揭开了全运会某些“不干净”的内幕，“中指门”事件绝非偶然。

谁导演了“中指门”？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速滑赛场，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架势！”在发生了“中指事件”后，国家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兰立感慨地说。令他如此感慨的是速滑全运赛场的新现象——极度嚣张、现场挑衅队员的数十位“冰迷”，其架势與其说是为运动员加油，还不如说是在“砸场子”！

比赛的第一天，现场就出现了四十几个“特殊”的观众，说他们特殊，是因为就速滑项目而言，别说全国赛，就连世界杯赛、世锦赛，中国都极少有观众，稀稀拉拉坐在观众席上的，多是各个参赛队的队员们。而全运会赛场的这四十几个观众却穿着统一的服装，喊着统一的口号，行动整齐划一，并携带着锣鼓、喇叭等工具。而且这些观众的指向性非常明确，只要是黑龙江选手，尤其是只要实力出众、夺金呼声最高的王霏(解放军和黑龙江的双积分选手)和宋兴宇一出场，他们便会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干扰。

“王霏！注意点脚底下！”经过这些“冰迷”身边时，他们发出了这样的喊声，正在比赛的王霏愣了一下，但仍然继续向前滑着……“太缺德了！要知道，我们在比赛中高速滑行时，哪怕脚底下有一个小塑料片，都有可能让我们摔出去，甚至戳着脖子。”拿到冠军后，王霏仍有点恼火，她还透露说，在住宿的酒店里她都要拔掉电话线，防止深夜打来的骚扰电话。“可紧张了，我们都不敢出门，还特别嘱咐服务员，我们的房间谁来都不能给开。”据说，以前在十运会的赛场上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某项目有望夺金的运动员竟然在半夜时分接到了骚扰电话，那位运动员当时就曾向媒体公开，并怀疑那个骚扰电话正是其竞争对手“精心安排”的。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十运会的前车之鉴，现在的运动员“成熟”了很多。

可是千算万算，宋兴宇还是没有逃过对手的“暗算”。由于实力高出一筹，宋兴宇从首日比赛时起就成为这些“冰迷”重点攻击的目标，只他一上场，现场就伴随着“宋兴宇，摔一个！”的口号，在弯道加速时，懂行的观众会发出有节奏的“一二”“一二”为运动员加速，可是这些冰迷却会用锣、鼓敲出凌乱的节奏，有时候在发令员发出“各就各位”的指令后，还会不管不顾地猛吹喇叭，让一些运动员抢跑。结果，不但宋兴宇的节奏完全滑乱了，其他几个队员也向组织方反映，说观众的鼓点扰乱了自己的比赛节奏，不但动作变形，甚至出现了滑“顺拐”的现象。

当时记者在比赛现场采访，速滑队一位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这些“冰迷”是一支“雇佣军”，其主要“任务”是在黑龙江选手比赛时进行干扰，在对手表现出色时不惜使出“问候”人家父母的“致命武器”。甚至现场还响起“赵英刚下课”之声，矛头直指这位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要知道，就算是一些专门采访冰雪项目的记者都对“赵英刚”的名字有些陌生（他上任时间比较短），什么观众会如此专业？

在进一步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黑龙江和吉林是我国仅有的两个冬季运动大省，也是多年的竞争对手，“中指门”并非偶然，而且一切已经不难判断，“中指门”的主角并不是脾气火爆的宋兴宇和吉林观众，而是隐藏在幕后的“高明导演”。

“黑幕”只是冰山一角

北京奥运会后，在2009年中国体坛最具影响力的赛事就是全国运动会了，而对各省市的地方政府来说，对全运会的重视程度与奥运会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重视比赛没有错，如果为了取得好成绩而不择手段的话，那么十一运会必然还会延续以往的“传统”：幕后交易，黑幕不断！

这不，2009年全运会比赛的序幕刚刚拉开，就曝出了这个“中指门”事件，更加离奇的是，当事人宋兴宇不但卷入“中指门”，而且因比赛发挥失常，被卷入了“受贿门”。几天前，黑龙江方面怀疑宋兴宇与吉林方面有着某种幕后交易，故意让吉林选手夺金，因此借“中指门”事件，不但作出了对宋兴宇停赛停训一年的严重处罚，而且一度还打算把他告上法庭（后因没有证据只好作罢）。宋兴宇真有这么大能量？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绝对没受贿”，但是这样的故事似曾相识，每到全运会就发生一些怪事，比如女子马拉松名将孙英杰竟然能在北京的公共厕所里捡到“大力丸”，马术比赛中马腿会莫名其妙地受伤，帆板比赛中帆板器材也会在关键的当口非正常损坏等。这是正常压力下的不正当竞争，受害的多数是运动员，而这一次，年轻的宋兴宇算不算金牌斗争的牺牲品？

曾几何时，八运会、九运会、十运会恍如昨日。三届全运会，三个东道主“雄居”金牌榜头把交椅，2009年全运会的东道主是山东省，金牌状元自然也可能是山东的了。可以肯定地说，“东道主现象”与某些幕后交易有着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想当年，比赛中某省水球队的泳裤都被东道主队的队员扯烂了几乎无法出水见人了，可是裁判却认为东道主队就是没有犯规，直到如今还有不少观众对当场的情景记忆犹新；九运会时，罗雪娟一语惊人：“从这个池子中走出来的人，谁敢保证自己是清白的？”她这句话恰恰诠释了很多中国游泳健儿总是在全运会上大放异彩，一到国际大赛就销声匿迹。更有甚者，九运会时一位拳击裁判被观众追打，被打得满身是血，而且还不敢张扬，不敢索赔；十运会时，广西艺术体操名将钟玲炮轰“冠军内定”、奥运会冠军孙福明“含泪让金”、湖北队教练兼队员王心军无法忍受裁判判罚，冲上比赛台，手握记分牌追打裁判……

其实，以上所述，仅仅是全运会黑幕的“冰山一角”。

这些年来，各地方体育局官员为了决定自己前程和命运的全运会金牌，可谓用足心思、精心设计；表面上风光无限的运动员，不知又有谁会成为他们手中的道具。为此，全运会的公信力也正在逐渐丧失。很多喜欢体育的人心里也都明白了，对于在全运会上出现的种种光怪陆离的“奇闻轶事”早已司空见惯，全运会“分金牌”、“内定金牌”、“买通裁判”、“钻规则空子”早已是多年来公开的秘密。

全运会是某些人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为了这一工程，许多省市竞相重奖金牌运动员，据说有的财力雄厚的省市向全运会获奖队员发放的奖金已超出国际比赛。利益博弈，各方都会使出浑身解数：请客送礼、推杯换盏、电话说情、同门示亲、领导指示……如此轮番进攻，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再到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大多数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一定是会被统一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的。

当体现公平公正的体育运动成为了一种政绩分配和利益分配时，体育比赛就背离了最根本的体育精神。从这种意义上讲，全运会的“幕后交易”远比赛场上的“中指事件”更加丑陋和可怕。

暗箱操作何时休？

全运会举办了十届，今年已经是第十一届了，记者在12年间分别代表上海和辽宁的媒体，现场采访了三届全运会，有关人士早就提出，究竟在什么时候才能杜绝全运会上种种愈演愈烈的带有“地方主义”色彩的小动作呢？

早在10多年前，就有专业人士提出，国家体委搞的全运会存在很大弊端，建议停办。然而，着眼于“奥运争光计划”，停办全运会肯定不是一个办法，那么全运会究竟应该如何存在、发展下去？这些年来，国家体育总局一直在改革探索，可是种种不正之风并未绝迹。

说到底，如今的全运会打上了太深的政绩烙印，为此政府和商家的投入越来越大。有专家建议，为了保证全运会的可持续发展，使全运会走出“暗箱操作”，应该从制度上制止忽视成本的现象，改变现有的体育行政官员以金牌定终身、定官位的政绩评定体系。

据统计，全運会的承办成本增长惊人，九运会的承办成本还在30亿元左右，四年后在江苏举办的十运会已经猛增到60亿元左右，而承办城市用于场馆建设、道路扩建维修的投入资金更加惊人。2001年广东省承办第九届全国运动会，投入到场馆扩建改造的专项资金据说高达43.4亿元人民币，而承办第十届全运会的江苏省仅耗费于主赛场——南京奥体中心的单项投资就突破22亿元人民币大关。时任江苏省体育局局长李一宁认为，在筹备十运会的4年间，全省各地投入100亿元资金新建或改建了132个体育场馆。而取得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承办权的山东省，也斥资80亿至90亿元人民币用于场馆扩建和市容改造。

相比之下，金牌战略的成本更是高得令人咋舌，从奖励几万、十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包括奖房、奖车、编制转正、级别提干等诸多追加悬赏，呈几何比例递增的全运犒赏已严重超值。这种攀比奖励居高不下，并演化为全运成本有增无减的难愈痼疾。一位参加过两届全运会的运动员说，一名全运金牌运动员的培养要1000万元的惊人投入！六运会时，因经济大环境所限，一块全运金牌的平均价码不超过8万元人民币，但经济状况较沿海省市远逊的贵州省却开出一块全运金牌几十万元人民币的惊人价码。重奖全运金牌选手的举措随后被体育基础薄弱的内地、边远省份争先仿效：陕西省为刺激本省自行车、中长跑等项目的优先发展，曾开出此领域全运金牌重奖百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某个并不富裕的农业大省为获得一枚全运会金牌，竟然需要投入2800万元。所有这些都是经不起成本核算的，也是难以持续的。

有法学专家认为，要想杜绝某些比赛背后的暗箱操作，除了在制度上要有所改进外，国家体育总局及相关方面还必须让司法介入全运会。法律是保证体育公平竞赛的强制武器，中国体育法律意识比较淡薄，而且和其他领域一样，我们最为缺乏的还是执法的良好机制和环境，对权力的充分制衡与阳光监督是一切丑行最忌讳的利器，全运会如此，所有体育竞赛亦然。

不管怎么说，我们期待着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全运会赛事能保持强大的生命力，我们期待着能够看到真正的竞技体育，只有公平、公正的高水平对抗，才能让人们感受到体育所带给我们的力与美。而要想在未来的全运会赛场上实现这一切，需要治标，更需要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