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怀谦

物以稀为贵。精神也是如此。人身上可企羡的品质，像忠诚、正直、善良等，与风流、俊逸、潇洒、从容等相比，前者似乎更像大路货(这并不是说容易达到)，所以在文人齿间流芳的往往是后者。

是真名士自风流，惟大英雄真本色。风流也罢，从容也好，表面看来，是一种外在的言谈举止，其实是需要有很深的内在涵养做根基的。就拿从容来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惊”“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视死如归，那都不是一般的修炼功夫。

单说视死如归。这词造得多好。把死看得跟回家似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自古至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谭嗣同赴刑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刘胡兰面对敌人的铡刀，大义凛然，刚烈如火，“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是一种从容，一种为了使命或者信仰无私无畏的从容。还有一种从容，更加了得。

大家都知道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壮语，佩服他身处囚室，心系南宋的浩然正气，却很难遥想这位状元宰相的从容风度。《宋稗类钞》记载了文天祥与同僚在都城陷落时的一段对话，饶有趣味：

文天祥：“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大家看怎么办呢?”

同僚：“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一团血嘛。”

文天祥：“怎么解释?”

同僚：“您死的话，我们跟着一块死。”

文天祥笑着说：“你们知道有关刘玉川的一则轶事吗?当年刘玉川和一个妓女交好，情深意切，难舍难分。后来刘玉川考中进士，要赴外地做官，妓女哭着嚷着要跟他一块去。刘玉川怕有后患，就骗她说：‘按照朝廷惯例，官员到外地赴任不能携带家眷，所以我愿意和你死在一起，也不愿去做这个官。说罢，就端来一杯毒酒，让妓女先喝，妓女仰头喝下，留半杯递到刘玉川的手上，刘玉川却把杯子扔到了一边。妓女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负情郎，在撕心裂肺的折磨中死去。这样刘玉川就可以轻松地一个人去外地赴任了。今天各位嘴上说跟着我一块死，是不是也想像当年的刘玉川那样骗我一把呀!”

同僚皆大笑。

大难临头还有心情说笑话，这份从容，一般人学得来吗?光有不怕死的倔强不行，光有深厚的涵养也不行，必须两者都达到十分充盈的程度，而且和谐地统一起来，才能有如此自然的流露。

还有一例堪与之媲美。《清稗类钞》记载：“金人瑞以哭庙案被诛。当弃市日作家书，付狱卒寄妻子。狱卒疑有谤语，呈之官。官开缄视之，则见其上书曰：‘字付大儿看：咸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吾无遗恨矣。”这金人瑞就是批点过水浒、西厢的大才子金圣叹。顺治年间，新任吴县县令任维初，私取公粮三千余石，留下亏空让老百姓填补，交不出粮食的即遭逮捕。当时皇上刚刚驾崩，在府衙设有灵场让人举哀痛哭。以金圣叹为首的众多秀才，因同情农民的遭遇，就写了“揭帖”到哭灵的场所控告县官，这就是所谓的“哭庙案”。结果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十八人被捕并判了死罪。他在死前还要向儿子传授美食秘方，还要高呼“绝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的确不是一般的洒脱。

老报人成舍我的两段经历也令人称奇：

1934年，由成舍我担任社长的《民生报》登文揭发汪精卫的亲信彭学沛在建筑工程中贪污受贿的丑事。该文被南京的新闻检查机构删扣，成舍我不为所动，照旧刊出，结果引来彭学沛向江宁地方法院控告《民生报》“妨害名誉”。成舍我亲撰万言答辩书。不少新闻界名流出面调停，成舍我回答说：对不起，事实俱在，不能接受。6月18日，成舍我锦衣华服地出庭答辩，滔滔不绝达两小时之久，法官被驳得哑口无言。最后，彭学沛自行撤回诉讼中的妨害名誉部分，但因为是行政院长汪精卫交办，遂判成舍我短期徒刑，“缓期执行”。

我们多听说张季鸾、邓拓等新闻界前辈如何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这边写一页，那边排字房里排一页，他们刚搁下笔一小会儿，那边报纸的大样就已经出来了；但像成舍我这样，不仅办报是行家里手，而且打官司也头头是道的人与事，真可以拍案称奇了!

更奇的是，成舍我于当年七月底被诱捕时，早有预料，已提前把常用衣物、洗漱用品收拾好。第二天早上，同时被捕的新闻界同行陈云阁等三人来到成舍我家时，见成社长正衣着光鲜整齐地在天井里刷牙。

这份从容，比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更多了一份飘逸、一份优雅，让后人只有企羡的份儿。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也是我对于从容的态度。

摘自《大同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