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萍 孙丹平

评审过程中张冠李戴

1930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研究生的赵忠尧(后来成为新中国高能物理所奠基人之一),是世界物理学界第一个观测到正反物质湮灭和第一个发现反物质的科学家。赵忠尧发表了《硬γ射线在物质中的吸收系数》和《硬γ射线的散射理论》等论文。

继赵忠尧之后,又有两位科学家重复做了同样的实验。可惜一位因为操作步骤错了,另一位因为使用的测量仪器灵敏度不够,实验均未能成功。可当时与赵忠尧相邻实验室的一位同学安德逊从赵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启示,他1932年在宇宙线的云雾室照片上观察到了正电子的踪迹,并因此获得了193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第一个发现者没有获奖,反而是第二名获奖的怪事呢?从50年后解密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审资料中我们发现,原来在当年的评审过程中,两位当时颇具影响力的物理学家,竟然把那两篇没有能重复出同样结果的论文当成了赵本人的文章,张冠李戴,影响了科学界对这一研究的正确评价。1997年,前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在他撰写的一篇书评中坦诚地写道:是中国的物理学家赵忠尧首先独自发现了后来被确认为正负电子对湮灭所产生的辐射即正电子。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安德逊在1983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也承认:当赵忠尧的实验结果出来的时候,他正在赵的隔壁实验室,当时他就意识到,赵的实验结果已经表明有一种人们尚未知的新物质存在。他的实验是受到赵忠尧实验结果的启发并直接在此基础上做出来的。

条件限制无法进行实验

如果说赵忠尧没有获奖,毕竟历史最后还是还给他一个公道,而物理学大师王淦昌的经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933年奥地利科学家提出:在原子核的β衰变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一种人们尚未发现的物质,这就是当时被称为“粒子—中微子的假设”学说,但一直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人们将这一难题称为“中微子假设”难题。1941年王淦昌设想出用观察原子K俘获过程中的核反冲方法来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但是由于旧中国当时的环境、条件限制,王淦昌无法将自己所设想的实验付诸于行动,他只好把自己的设想写成论文,投寄到美国的《物理学评论》杂志,于1942年1月发表。同年美国科学家艾伦根据王淦昌的设想,在实验室里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所以这一实验又被称为“王淦昌—艾伦实验”。后来美国科学家莱恩斯在王淦昌设想的启发下,用核反应堆做实验,终于比较精确地测定出中微子物质的存在,并因此于1995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实验的最初设计者王淦昌却被抛在一边。

1960年王淦昌领导的一个以中国物理学家为主的小组,在前苏联杜布拉国家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时候,他从研究成果4万张照片中发现了一个新的带负电超子,即人们所称的“反西格马负超子”。当时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实验室发现的带负电的超子,它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反粒子物质的认识,这一发现至今仍被列为杜布拉国家原子能研究所建所以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可惜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王淦昌再次失去了一次冲击诺贝尔奖的机会。

“集体成果”无法参与评奖

胰岛素这种物质是诺贝尔科学奖中,惟一使科学家获得两项诺贝尔科学奖的同一物质。加拿大科学家班廷和麦克德因为在世界上第一个发现胰岛素的存在,获得了1923年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化学家桑格在世界上第一个阐明了胰岛素的化学结构,从而荣获1958年诺贝尔化学奖。

中国科学家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用化学方法合成了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标志着人类在探索生命奥秘的征途上向前跨进了重要的一步。当时这项世界第一的科学成果受到了世界科学界的高度重视,著名的《科学》杂志专门报道了这一成果。1966年底,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访问中国,对这项成果评价甚高,并希望中国推荐参加这项研究的科学家角逐诺贝尔奖。但“文化大革命”让知识分子身价一落千丈,中国没有参加诺贝尔奖的角逐。197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向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再次推荐了这一研究成果,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愿意考虑杨振宁博士的提议,但由于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是“集体”研究成果,参加的主要科学家有10余人,最后平衡的结果,国内方面推荐了4位获奖候选人,而诺贝尔科学奖评选规则上明确规定,每项奖一次最多只能推荐3人。诺贝尔科学奖再次与中国科学家擦肩而过。

(原载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