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慧　肖　斌

摘要：1968—1972年荚苏缓和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缓和期间，面对危机双方能通过对话合作解决，彼此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缓和进程中，勃列日涅夫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通过制定和实施缓和外交政策，给荚苏缓和带来积极影响。

关键词：缓和政策；美苏关系；勃列日涅夫

中图分类号：K512.5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9)02-0073-05

1972年美苏缓和达到高潮，5月29日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一系列双边文件。这些文件的签署标志着美国对苏联超级大国地位的承认，美苏缓和的成果使勃列日涅夫在国内外的政治威望达到了顶峰。在缓和进程中，勃列日涅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苏联的缓和政策深深刻有勃列日涅夫的印记。

一、勃列日涅夫的权力斗争与对美缓和政策

赫鲁晓夫下台后，在苏联高层中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暗流涌动。勃列日涅夫最强劲的对手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年轻的新秀谢列平。柯西金被认为是苏联领导人中最有才智、最有能力和最有礼貌的人，但是他即没有政治实力，或许也没有同勃列日涅夫争夺最高权力的雄心壮志。谢列平在处理国家安全和外交问题上都有出色表现，因为当时在苏联领导人中只有少数人了解国际事务和熟悉国家安全问题。于是对外政策方面成为勃列日涅夫及其竞争对手们想要抢占上风的领域，他们认为取得外交成果是迅速提升自己国内政治威望的良策。谢列平主张对美国采取强硬的政策，柯西金支持他的观点。1965年1月，在政治局会议上谢列平攻击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提交的草案缺乏“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主张要把同中国的睦邻友好优先于同西方的关系。此外，越南战争的扩大导致苏美关系严重恶化，在上下齐声谴责越南战争升级的情况下，莫斯科那些认为不值得为越南而和美国发生冲突的人不得不低头。于是谢列平的观点在新的领导班子中得到支持，继而所有主张改善同美国关系的建议都遭到否决。除柯西金和谢列平之外，政治局中还有不少人希望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中国和苏联)能通过越南这个平台和解。政治局中的大多数人都对与约翰逊政府就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进行接触反应冷淡。但事与愿违，中苏关系继续恶化，双方为缓解紧张局势的磋商成效甚微，这使得谢列平等人希望加强苏中关系的想法难以付诸实施。

勃列日涅夫参与了苏联领导层关于国际事务的所有早期争论，但是没有表达任何强有力的观点。勃列日涅夫知道自己的短处，他曾向自己的顾问抱怨说：“我从来没有制定过对外政策，而且对它一无所知。”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勃列日涅夫对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相对无知的劣势后来反而成了他的优势。他在对外政策中很注重实际，从而能克服意识形态的干扰，这对美苏缓和的顺利发展是有利的。整个50年代，勃列日涅夫管理着苏联最重要的军备计划，因此他认为军事实力是最重要的，是东西方冷战的核心。正如后来勃列日涅夫与西方领导人接触中表现的那样，他相信作为一个政治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减少引发核战争的潜在危险。当然，勃列日涅夫对于国际事务这种简单的认识，也导致70年代美苏缓和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勃列日涅夫的个人魅力是被人低估了的，而他一直在不断提高自己的魅力。他曾坦白地说，“魅力可以延长你的政治生命”。他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的工作中就学会了如何取悦那些权力与自己相当或权力比自己大的人。在1964年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之后，勃列日涅夫就努力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利用高超的手腕笼络人心。到1968年，勃列日涅夫已经成为党内不容置疑的领袖了。然后，他逐步把自己的政治对手排挤出去。事实上，勃列日涅夫支持缓和政策与铲除异己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登上苏联政治权力的顶峰。

把谢列平踢出政治局之后，勃列日涅夫开始对付柯西金。他意识到在内政方面自己与柯西金存在竞争，于是他想通过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成就，迅速获得超越柯西金的政治威望。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是勃列日涅夫对外政策最重要的指导者，他为勃列日涅夫推行缓和政策出谋划策。在1967年1月呈交政治局的备忘录中，葛罗米柯公开为实用主义的国家利益要高于意识形态辩护说：“我们不应该因为老是对帝国主义抱有片面的观点而排除有利于我们自己的、与单个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联系的外交可能性。”葛罗米柯认为：“总的看来，国际局势紧张不符合苏联及其盟国的国家利益。在缓和的条件下更易于巩固和提高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全球性的核战争是否会爆发，其答案无疑只能取决于苏美关系的发展情况。”葛罗米柯、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认为，尽管发生了越南战争，约翰逊政府仍是最可能成为谈判合作者的。勃列日涅夫似乎很喜欢这些争论，但是并未立即表达自己的立场。随着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勃列日涅夫发现实施缓和政策可能是他登上苏联权力顶峰的捷径。

二、勃列日涅夫的对外政策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促使苏联社会各个方面，从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力量配置和改变对外政策，到经济、文化和社会政治运动发展，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显然捷克的改革威胁着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生命，他承担不起“丢掉捷克”的责任，因为这不只涉及一个国家的问题。苏联领导人把捷克看作是苏联安全缓冲带的重要环节，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认为丢失捷克会使华沙条约组织面临“多米诺骨牌”的威胁。葛罗米柯打消了勃列日涅夫对因镇压捷克而激怒西方的担忧。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在目前的国际关系中极端措施(入侵捷克)不会使国际形势恶化。不会发生大战……如果我们保护捷克，它将使我们更强大。”这次危机使勃列日涅夫直接接触到国际关系和危机的管理，处理捷克危机的实践为勃列日涅夫继续推行缓和政策提供了经验，增加了其处理国际事务的信心。1969年，勃列日涅夫为摆脱“布拉格之春”事件给苏联外交带来的困境，初步提出了关于“欧洲缓和”的设想和主张。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召开时，勃列日涅夫正式提出六点“和平纲领”，并宣布要“把缓和摆在巩固和加强苏联‘和平共处外交的首位”。1972年在党的全体会议上勃列日涅夫讲话说：“没有捷克事件，就不会有德国的勃兰特、不会有尼克松来莫斯科，也不会有缓和。”

中苏分裂是促使勃列日涅夫克服国内障碍采取缓和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严重军事冲突，两国之间迫在眉睫的危机给勃列日涅夫执政带来极大压力。勃列日涅夫于8月28日秘密命令多勃雷宁，向基辛格通报苏联政府准备对中国军事目标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并解释说这次行动只会攻击军事目标，不会伤及无辜，而且会将核打击释放的当量控制在一定限度内，这无疑是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持。

与此同时，苏联方面还对美国做出一系列友好姿态。在此前的7月10日，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第六次大会上提交了一份外交政策报告，强调苏联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报告称，苏联方面注意到尼克松在竞选时提出的一个口号，即要求从“对抗的时代”过渡到“谈判的时代”；美国总统宣布赞成举行一次经过好好准备的美苏最高级会议，苏联方面注意到这一点。报告建议举行一次“经过好好准备的”最高级会议。西方媒体在评价葛罗米柯报告时指出，对尼克松政府关于放弃对抗以进入谈判的新时代的建议，克里姆林宫是在等待了六个多月后才作出的反应，部分原因就是中苏边境状况的不断恶化。

勃列日涅夫采取缓和政策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与西德新领导人的会晤。50年代后期西欧逐步与莫斯科接触。威廉·勃兰特和他的顾问埃根，巴哈尔对西方大国与苏联分割柏林的举动倍感屈辱，于是他们开始制定新政策——新东方政策，谋求同苏联和解。1968年初，安德罗波夫在勃列日涅夫的首肯下建立了联络巴哈尔的秘密渠道。这种绕开外交部门的秘密外交模式要比尼克松一基辛格秘密外交早一年。1969年4月，安德罗波夫与总书记讨论了自己的构想，并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苏联改善同联邦德国的关系，勃列日涅夫非常支持。1969年9月勃兰特当选之后，勃列日涅夫指示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寻找“接触德国的钥匙”。埃根·巴哈尔在莫斯科和波恩之间进行穿梭外交后，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得到飞速发展。很快，两国就于1970年8月签订了《莫斯科条约》，这个条约几乎就是一个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和平条约。按照这个条约，联邦德国确认德意志民族分裂为两个国家的现状，正式接受战前德国东部土地已划归波兰和苏联的现实。这一条约是勃列日涅夫的胜利，因为苏联在德国的地位得到了西方的承认，从而开创了一个欧洲缓和的时代。

对外政策的胜利提高了苏联实施缓和政策的声誉，缓和政策在苏联外交政策中更具权威性。最重要的是，乘着缓和的东风，勃列日涅夫作为东西方调解者的威望也青云直上。在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等人的帮助下，勃列日涅夫开始明确表达自己的对外政策主张，即在欧洲构建和平、向西方开放的设想，设想的重点是建立欧洲安全合作会议。外交政策取得的成果，使勃列日涅夫在苏联人民中拥有崇高威望，使其政治局中的所有竞争对手望尘莫及。在第二十四届苏共代表大会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确立了其在政治局中外交事务的领导地位”。

三、勃列日涅夫与最高级会谈

勃列日涅夫过去一直把美国看作是主要的敌人，这种观点是他在苏联军事部门工作中形成的，他的这种心态其实不利于美苏军控谈判和磋商。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将领们为军控谈判的立场制定了原则。其一，同美国谈判的首要目标是获得与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的“同等安全”。其二，尽可能保持苏联的战略优势并防止未来苏联军事力量在数量和质量上次于美国。这样的原则导致美苏于1969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成果甚微。

1971年秋之前，勃列日涅夫并不想与尼克松举行会晤，而两件大事促使他改变了态度：一是尼克松突然宣布访华，美国的大三角外交使苏联不得不尽可能迅速地行动，以不被中国以策略制胜；--是与巴哈尔和勃兰特的成功会晤使勃列日涅夫信心倍增。

1971年8月5日，勃列日涅夫首次收到尼克松的私人信件。在信中，尼克松呼吁苏共总书记成为讨论“重大问题”的合作伙伴。苏共总书记回应——建议在1972年5月至6月举行苏美莫斯科会议。但是，通往莫斯科会议的道路上布满荆棘，其中之一就是西德政府是否能够批准莫斯科条约。幸运的是，1972年5月17日西德联邦议会批准了莫斯科条约。1971年11月巴印之间爆发战争，也为苏美缓和布下了障碍。之前，苏印在8月签订了《和平、友好和合作条约》，苏联意欲通过印度牵制中国，向印度提供了大量武器。美国人要求勃列日涅夫保证印度不再攻击巴基斯坦，甚至试图把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为同未来的莫斯科会议挂钩。此外，莫斯科会议最大的障碍就是苏联对越南的政策。1972年4月美国空军(为了报复越共的攻击)在轰炸中摧毁了四艘苏联停泊在海防港的商船，造成几名苏联水兵死亡。由于美国对越轰炸的升级，柯西金、维克多·波德戈尔内、彼得·谢列斯特等政治局委员提出取消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的会议。面对强大的反对意见，勃列日涅夫最初动摇了，最终勃列日涅夫对美国妥协了，决定采取措施迫使北越停止军事活动。在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的努力调停下，基辛格与河内代表进行了接触。勃列日涅夫也很快同意基辛格秘密访问莫斯科，就苏美争议问题进行会晤。基辛格于4月21—22日访问莫斯科。

虽然基辛格访苏取得了成功，但是政治局内关于越南问题的争论依然在持续，一些委员坚决主张取消邀请尼克松访问莫斯科，要求加强对北越盟友的支持，恢复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威信。这些委员中有波德戈尔内、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等等。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真正的危险是关于越南问题的争论可能会在中央委员和人民中形成可怕的共振”。谢列斯特坚信缓和只是幻想而已，不会给苏联带来真正的安全，其代价将会是在国外苏联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削弱。勃列日涅夫坚持主张与尼克松会晤，柯西金和葛罗米柯对此表示支持。他们认为如果取消会议，可能会导致苏德关系恶化，莫斯科协议难以得到批准，进而影响美苏无法就反弹道导弹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协议，促成新一轮军备竞赛。政治局最后得出结论，支持举行美苏最高首脑会议，然而苏联领导层和军队中仍存在反面意见。在1972年5月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失去了耐心，问密友、坚决反对缓和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如果我们不让步，核竞赛就只能继续。总司令，你能给我一个坚定的保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将能获得超越美国的优势，力量变化会更有利于我们吗?”当格列奇科不能明确回答时，勃列日涅夫说：“那么到底哪里错了?为什么我们要继续耗费我们的经济，增加军费呢?”

勃列日涅夫决心召集中央委员会的秘密全体会议，从中获得对他与尼克松会晤的充分支持。在全体会议上，柯西金、葛罗米柯、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发言坚决支持与美国缓和的外交政策，这次会议是勃列日涅夫国内政策的重大胜利。当尼克松5月22日到达克里姆林宫后，勃列日涅夫突然把他带人自己的办公室谈了四个小时。在谈话中，勃列日涅夫提出美国和苏联是否能够达成双方都不使用核武器协定的问题，在勃列日涅夫看来，这个协定是构建世界和平的可靠基础。这个问题显示出勃列日涅夫的老练、其战略观点的局限性以及对缓和的自信。这次谈话的关键是，勃列日涅夫建议同美国总统确立“特殊的私人关系”、互通私人信件。同美国总

统之间的“友谊”，使勃列日涅夫超越他的同僚和对手，缓和政策逐步被勃列日涅夫个人包揽，勃列日涅夫尽力促使缓和顺利发展。

四、勃列日涅夫在缓和中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国内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平衡武器和黄油，恢复经济、促使经济继续发展，是摆在苏联领导人面前的两道难题。6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由于种种原因嘎然而止。尼·伊·雷日科夫回忆说：“改革真诚地开始了，而在60年代末，却突然草草收场了。……那些认为经济变革将对政治稳定构成威胁的人，只是在等待扼杀这场改革的理由。而这种理由，到底还是让他们等到了。1968年春，布拉格之春，可把教条主义思想的中坚人物和维护者吓坏了。”苏共中央十二月(1969年)全会决定，放弃进行经济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缓和则成为走出困境最容易的一条出路，但是在苏联实施缓和政策的政治阻力很大。政治局中大部分苏联各共和国的书记们和实权部长们，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对与美国人搞缓和很有成见，其中有柯西金、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谢列斯特、乌斯季诺夫、格列奇科等。相对于势力强大的反缓和派，支持缓和的一方——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影响力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正是由于勃列日涅夫的个性、影响力和在国内斗争中的高超政治才能，使苏联的缓和政策在1968—1972年得到顺利执行。

外交部和克格勃提交的报告称，缓和是发展苏联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苏联影响的最有效途径。但此报告在政治局中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缺乏基本的外交知识，不清楚怎样利用苏联正在增长的军事力量，甚至不知道怎样利用美国深陷越南泥潭的机会。每当苏联对外政策开始转变时，苏联国内政治都会对对外政策产生深刻影响。外交政策的实施，需要领导者认真地说服、宣传甚至采取政治高压手段。1968-1972年在苏联领导层中最终就缓和达成一致，这其中难以抹煞勃列日涅夫的突出贡献。

缓和掩盖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在经济、技术、科技乃至意识形态等领域的下滑和衰落。与列宁、斯大林甚至赫鲁晓夫的成就相比，勃列日涅夫相形见绌。到1972年，勃列日涅夫已经在位八年，接近赫鲁晓夫的任期，他需要一次大胜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60年代末国际局势的发展、美苏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为缓和创造了契机，勃列日涅夫没有错过这个好时机，在国内外阻力重重的情况下积极推动了1968—1972年美苏缓和进程的顺利发展。勃列日涅夫主持签订了苏联历史上最有价值和最有影响的军备条约，为此勃列日涅夫笼络他的老朋友乌斯季诺夫、格列奇科和其他军事和军工部门的领导们。勃列日涅夫不仅在国际关系上非常现实，在国内政治上也是如此。他在追求同德国和美国的缓和过程中，发现了迅速提高政治威望的资源。1973年4月的全体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及其“和平共处”政策获得压倒性的支持，这一时刻大概是勃列日涅夫政治生涯的顶峰。

在1974年之后，缓和逐渐困难起来，缓和进程的日益复杂化使勃列日涅夫最终丧失了对对外政策的兴趣。勃兰特的辞职，1974年尼克松的下台，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都是打击。但是勃列日涅夫仍然努力与尼克松的继任者杰兰德，福特继续进行谈判，最终克服障碍签订了全面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1974年11月23—24日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议，是勃列日涅夫最后一次主动行为，在打破两年的僵局之后，通往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道路似乎打开了。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由于苏美两国国内支持缓和力量的削弱，缓和还是不断走向衰落。

总而言之，在缓和期间，面对一些危机美苏之间能够通过对话合作解决，双方都保持克制，彼此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虽然勃列日涅夫支持缓和的动机跟他利用缓和来提高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争夺最高权力的私心密不可分，但是不能由此就全盘否定和无视其对1968—1972年缓和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所作的努力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没有勃列日涅夫，美苏缓和之路可能会更为艰难，并且难以达到后来的成就。

及《美苏关系基本原则》等一系列协议。(2)见安德烈·葛罗米柯1967年1月13日提交的外交政策备忘录。

(3)1968年7月19日政治局会议的会议记录，转引于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中译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

(4)在此之前美国联络的是柯西金，尼克松写信给勃列日涅夫体现出美国对勃列日涅夫苏联领袖地位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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