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艳梅

摘要：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变革，民众的价值取向、社会道德观念等精神文化因素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目的价值观基本稳定，另一方面是工具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追求个人成功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俄罗斯人一向追求的精神满足遭渐为金钱所代替，这无疑是市场经济文化冲击的结果。民众对政权的不信任以及法律意识的淡漠程度有增无减，犯罪率持续攀升，社会稳定丧失，道德沦丧被视为改革的最为巨大的社会成本。要消除社会的消极心理，恢复民众对未来的信心。俄罗斯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

关键词：社会转型；俄罗斯；价值观；社会道德

中图分类号：G4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9)02-0041-05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社会转型，使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私有制以法律形式得以确定，建立了民主的国家机构，消除了意识形态的垄断状态，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了多党制；另一方面是严重的经济衰退，大多数居民生活贫困化，贫富两极严重分化，人口状况急剧恶化，社会福利大幅降低，民族冲突日益加剧，痛失强国地位，社会情绪消极紧张，建立法制国家成了一种美好的愿望。毫无疑问，这一切对俄罗斯的社会道德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课题组2005年进行的民意调查中，社会稳定丧失、道德沦丧、没有安全感和对未来生活失去信心被排到了改革最大损失的头几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只排到第八位，可见，使俄罗斯人感到切肤之痛的不是物质文化中经济的衰退。而是精神文化中的道德沦丧和人心涣散。那么，与传统道德观相比，社会转型过程中俄罗斯人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呢?社会道德风尚如何?本文选用著名机构和专家的调查材料，对俄罗斯社会转型期最有代表性的前十年的社会道德问题进行阐述分析。

一、俄罗斯人价值取向的变化

俄罗斯学者和专家对过渡时期居民的价值观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其中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H.H.拉宾于1989-1998年间所做的跟踪调查结果表明，俄罗斯人的基本价值观，如人生观、自由观、家庭观、职业观、幸福观等比较稳定，而工具价值(指实现基本价值的手段)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专家们将价值观分为两组，即基本价值观和工具价值观，也称目的价值观和手段价值观)。1990年的答卷入认为最重要的是国家秩序和做人问心无愧，而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受到比较一致的否定。1994年多数答卷人则选择了追求个人成功和进取心，俄罗斯人传统价值观中对此持否定的态度，但市场经济环境却使该价值观发生了反向的转变。1998年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人们的工具价值取向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企业界更加强调生活初始条件的平等。同时，社会上流行“只要有钱赚，什么工作都可干”的观点。传统价值观中所强调的精神满足被金钱所代替。专家们认为，虽然以前也有一些人抱此类想法，但如此露骨的表白不曾有过。

从1992年开始，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对全俄居民价值观进行了定期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种变化趋势(见表1)。

表中第一个问题答案虽然比率有变化，但还是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肯定，这恰恰说明俄罗斯人传统的基本价值观具有稳定性，与拉宾的结论是一致的。因为传统上“对于俄罗斯人来说，问心无愧是幸福的首要条件。当他们成功地抵制了某种诱惑没做蠢事，却感到有所失时，就会对自己说：‘良心没有牙，却能噬咬人心，‘宁可钱袋空，不能昧良心，以此慰藉自己”。

第二个问题是对于权力的态度。调查结果表明，权力对于俄罗斯民众来说没有很大的吸引力，这大概缘于政权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不佳。从俄罗斯的历史来看，国家政权与民众之间的对立时期远远多于和谐时期，尤其是知识分子与政权的“声音”总是不同。“没有人喜欢这个政权，人们像躲避妖孽一样，躲避这个政权”，这是别尔嘉耶夫对俄罗斯政权的评价。

第三个问题的答案说明俄罗斯人开始有了公平竞争的意识。机会均等在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失为一条重要原则，对于长期遵循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传统的俄罗斯人来说，重视该原则无疑是受到了新经济体制的影响。

第四和第五个问题实质上一样，调查的是入们对物质和自由的取舍。答案告诉我们，大多数俄罗斯人一如既往地渴望自由。传统的俄罗斯人向来轻物质重精神，热爱自由是俄罗斯人的天性，别尔嘉耶夫曾称之为“不拜金的灵魂”。

对最后一个问题，平均有52％的俄罗斯人给出了肯定答案，说明传统观念占了上风。多数人既不想当寡头，也不愿做乞丐，而是希望进入中产阶级行列。“所有社会等级和阶层——贵族、商人、农民、僧侣、官吏——全都不喜欢向上攀登；大家都宁愿停留在低洼地和平原上。做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

著名院士B.H.库德里亚夫采夫在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的报告中总结道：“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价值取向的变化过程还没有完结。可喜的是，尽管经历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但人的基本价值观保持了稳定性，而该稳定性正是一个社会道德健康的基础。”诚然，人的价值取向并不能反映社会道德特别是个性特点的全貌，此间道德规范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二、俄罗斯青年人的道德观念

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状况是当代社会道德水准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道德发展趋势的决定力量。因此，在研究道德规范问题时，我们选用俄罗斯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于1996-1997年间对大学生和高中生进行的调查材料如下：

问题：“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是正派人?”

答案：1助人为乐；2可以信任；3善良；4诚实；5聪明；6善于自持；7勤劳；8信守诺言；9有同情心；10有责任心。

这个调查结果，可以说完全符合传统的道德规范。遗憾的是，在后来的调查中有两种品质——勤劳和责任心——没再被提及，代之以个人主义情绪的加重和追求个人成就。这种变化的发生并非无缘无故。经济改革造成勤劳的居民贫困化，而当权者和新贵们靠私有化和“休克疗法”一夜暴富，这一切似乎在告诉人们“勤劳不能致富”。而“新执政阶层的道德心理特征是集团利己主义，……他们把集团利益公开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也就是置于居民和国家利益之上”。正如俄教育学院院长H.II，尼康德洛夫指出的，“生活是养成道德最好的教科书”。

2000年库德里亚夫采夫院士对莫斯科两所文科大学的200多名学生做了道德标准的调查，请他们列出优秀和恶劣的道德品质，结果如表2所示(每列项不少于5人)：

上述两项调查结果显示，最受推崇的优秀品质是善良和诚实。是对他人的友善态度；自私凶蛮、无故挑衅、虚伪欺骗最为人所不齿。以上结果基本也符合俄罗斯人的传统道德观。

道德有别于法律等外在规范，它主要是靠精神力量去支撑的。在人的精神中支撑道德的最深沉的力量是人格的尊严，故本文下面选取了俄罗斯专家对人格方面的调查材料。

人格指人的一贯行为模式，即个性特征。个性总是和个人对待事物的反应的特殊定势有关，反应定势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个性特征。人格所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惯常行为模式，是他人和社会了解、判断一个人的根据。

人格的调查对象与表2的调查对象相同。他们被要求将心目中高尚人格和卑鄙人格进行列项，结果如表3所示(各取前五项)。

通过调查，库德里亚夫采夫认为，问卷答案基本与俄罗斯人传统的人格定位相符。但应注意的是，大学生的答案只涉及个人之间的关系，没涉及对国家和社会的态度。

在回答“你是否经常遇到人格卑鄙者”这个问题时，结果如下：

经常遇见——33％(男性占38％，女性占28％)；很少遇见——49％。

在回答“我们这个社会里坏人平均占多大比例”时，大学生给出的答案是居民的1/3。同样的问题中老年人的答案却不同，他们认为好人占45％～50％，坏人只占10％～15％，其余人属于中性，视国家的社会政治状况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中老年答卷入主要是专家、高学位高职称的人、院士和教授”。

青年人和中老年人判断人的标准出现差异是很正常的。因为道德价值具有时效性和主体性。任何道德观念、体系、规范、意识等有无道德价值，有什么样的道德价值，总是随着主体的发展而发展。当人们的社会存在、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活动内容等存在差别和对立的时候，人们的道德评价就会出现差异。中老年人所经历的大部分时间是苏联时期，社会政治环境和道德评价标准与今天不尽相同；年轻人经历的是受西方文化冲击的社会转型时期，道德文化处在新旧交替中，表现出极度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在对待“人格低下”者时，青年人总体还是抱着忍耐和宽容的态度。50％的被调查者是断绝同其交往；30％的人是同自己不喜欢的人继续保持交往，但不再“信任”他们；还有20％的人则试图影响“坏人”，使其改邪归正。

应该注意的是，那些“坏人”正是犯罪世界所需求的。谋求私利和暴力犯罪的人无疑具有不诚实、野蛮、记仇、疑心重、自私、攻击性强、复仇心理强、无原则性以及残忍的个性。而中性人具有矛盾的个性，以其行为的不可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而更具危险性。

三、俄罗斯民众对国家的态度

20世纪末，俄罗斯的国力日益衰弱，政府曾采取措施试图加以阻止，但最终未果。这主要是经济原因所致。几乎所有资产都转到个人手中，国家产权份额太小，无力获得可观的收入达到自强的目的，致使国家在民众中的威望不断降低。国家威信降低的原因还有：政府无力克服一系列消极的社会现象，如官员腐败，人口减少，意识形态混乱状态，国家法令轻诺寡信，无政府主义盛行等。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造成这一切的恰恰是政权的代表，他们无视法律的尊严，即便是高层领导的指示也不过偶尔引起他们的重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的国家观念减弱了。联邦中央力量减弱，家长制被解除，国家对人的要求降低等，明显改变了居民对国家的态度。这一点在HO.A.列瓦达(著名的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主任)十年的研究中有明显的反映(见表4)。

可见，十年间俄罗斯人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第一个结论中还含有苏联时代典型的依赖心理(“国家应该养活我们”)的话，那么第二个结论所描述的则是独立自主的形象。这种独立倾向始于1989年，当时建立民主的公民社会的呼声很高。列瓦达指出，对第一个结论的赞同，成了人们拒绝履行公民义务的理由。

四、俄罗斯民众对法律的态度

关于俄罗斯民众法律意识的调查，本文选用的是1998年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资料。

141％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从未违法”。有趣的是这个比例保持了60～70年，出现这种现象原因不明，可能确实有部分民众始终如一地守法，但也不排出部分居民只是喜欢给出千第一律的标准答案。

25.9％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守法是“为避免受惩罚”。应注意的是，该指标(这项调查经常进行)从未低于20％，在城市居民中该项平均比例为19％，农村在25％左右。

研究表明，民众对法律保护体系的不信任感加强。

除此之外，还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答案——“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就是说我想怎样就怎样，于我有利我就守法，于我不利就不守法。另有5％的被调查者不愿回答这个问题。

俄罗斯隐形犯罪数量和官方统计数字的比例为4:1，即平均4/5的违法者不惧怕法律的惩罚，对他们来说，钱的诱惑远远大于监狱的威胁，况且许多罪犯也没受到法律的惩罚。

可见，俄罗斯居民的法律意识淡漠的传统依然未变。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于2000年也对该问题作了调查研究。

问：法律是为了保护谁的利益而制定的?

答：1富人——20％；2新的当权者——31％；3黑手党团伙——20.5％；4全体人民——2.9％。

显然，民众对法律活动的客观性和原则性持明显的不信任态度。“如果你自己不能保护自己，那谁也保护不了你；我的安全就在我的拳头上”；“没有一种力量是为了保护公民安全的”；类似的表述充分体现了居民对法律和执法机构的不信任。

II.A.斯科博利科夫就类似的问题于2000年向执法机关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

这项调查结果表明，俄罗斯执法机关对社会的影响力远不如有组织犯罪团伙的影响力。可见，俄罗斯的法制建设任重而道远。

法制威信的低下无疑会导致犯罪率上升(见图1)。

由图可见，1992-2000年的犯罪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同时，图2显示，犯罪性质也有了较大的变化：1978年财产侵害案件占犯罪总数的40％，1998年达到了65％。

犯罪的另一特点是答案、要来数量逐年递增(判5～10年为大案，判10年以上或更严厉的惩罚为要案)：1993年占18％，1994年上升到37％，1995年占59％，1996年占59％，1997年占59％，1998年占60％(出处同上)。

犯罪率上升、社会秩序混乱，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国家的正常建设。而要改善这种状况，除了加强物质文明的建设外，还必须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尤其是社会道德建设，它直接关乎改革的成效，甚至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正如冯绍雷先生在《强国之道有赖于思想的健全》的演讲中开篇论道，“在百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强国之道的探讨中，有相当部分的注意力集中于强国堀起的思想和文化背景”，健全的思想之三“是指精神与思想文化传统”。历史也无数次证明，一个国家的威信和力量不是取决于弹头和寡头资本的数量，而是取决于民众的文化建设和道德状况，取决于人民的团结和统一。俄罗斯转型时期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犯罪率升高，这对于一向追求精神生活的俄罗斯人来说无疑是切肤之痛。被视为改革最为巨大的社会成本。要消除社会的消极心理，恢复民众对未来的信心，俄罗斯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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