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胜

“分层”原为地质学家分析地质结构时使用的名词,是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社会学家发现社会存在着不平等,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也像地层构造那样分成高低有序的若干等级层次,因而借用地质学上的概念来分析社会结构,形成了“社会分层”这一社会学范畴。社会分层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将人们区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序列。目前社会分层理论分为两大派。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学派,一个是韦伯学派。二者都是古典经济学家,他们都进行宏观的定性的理论分析。马克思主要是根据对生产资料占有来划分社会阶层,韦伯则采用多指标体系来划分;马克思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结构决定人们的社会行为,韦伯的出发点则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行为是构成社会结构的一种主动的生成力量,这是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在方法论上的不同。韦伯提出划分社会层次结构的三重标准,即财富──经济标准,威望──社会标准,权力──政治标准。韦伯认为,财富指社会成员在经济市场中的生活机遇,这就是个人用其经济收入来交换商品与劳务的能力,即把收入作为划分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经济标准。社会标准指个人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所获得的声誉与尊敬。在西方分层理论中,常常按照这个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成不同的社会身份群体。所谓社会身份群体是指那些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生活方式,并能从他人那里得到等量的身份尊敬的人所组成的群体。政治标准指权力。韦伯认为,权力就是“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者即使在遇到反对的情况下也能实现自己的意志的可能性”。权力不仅取决于个人或群体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也取决于个人或群体在科层制度中的地位。以上三条标准既是互相联系的,又可以独立作为划分社会层次的标准。

中国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差异观念甚强的国度,从古至今,向来如此。中国是世界上 “城墙” 建设得最多的国家。众多“城墙”的建立主要是用来区分人群的,例如将城里人同乡下人区分开来。早在古代中国就将人区分为“国人”、“布衣”之分,“国人”指在城市里面居住的人,“布衣”指在城外、乡下居住的人。过去我们一直认为,社会差距拉大是近年来才出来的新现象,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只是由于人们对差距的认识,切入的角度不同而已。比如,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明显拉大。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其他方面的社会差距同样是比较大的,只是没有像经济差距那样显现出来而已,或者说是“经济分层”从“政治分层”中凸现出来而已。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经济上的差异不是很大,但是,政治上的差异十分突出,有所谓“红五类”、“黑五类”的说法,出现了政治歧视,人格上的差异绝对不比经济差异对人的影响小。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创造了两大世界罕见的奇迹。一个是经济奇迹,连续30年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另一个是政治奇迹,连续30年保持政治上的稳定,且政治关系不断融洽。中国整体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高,但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个人收入的两极分化,因有机构成提高而引起的隐性失业显性化,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等等。社会分层研究对于制定有效的政策,解决改革中出现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推动改革的发展是有着现实意义的。

研究社会分层的目的,从经济学界的角度看,就是为政治经济决策服务,毛泽东当年搞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明义,就是要弄清楚“团结谁,依靠谁,打击谁”。再如收入分配的分层研究,其目的就是调节收入差距和社会差异,缓和社会矛盾。社会学的研究表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是紧密相联的,一般搞社会分层,最终都要归结到社会流动问题上,通过社会流动掌握社会结构的发展规律。布迪厄的消费理论,对社会流动作了很强的假设,这个假设认为,社会是一个再生产的机器,社会结构决定了社会的再生产,父亲原来是哪个阶级,到了儿子,甚至孙子辈,大多还在哪个阶级。资本主义进入成熟阶段后,社会结构处在比较稳定的状态,所以社会再生产的功能是很强的,表面上,大家是通过教育之类的东西进行自由竞争,但布迪厄认为,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的再生产机器,你是什么阶层,就决定了你进什么样的大学,在欧洲,这个特点比美国明显得多。比如,在法国,政界人士都出自高等行政学院、巴黎政治大学;企业界都出自一些工商管理大学,社会学研究社会分层,就是要掌握分层的规律。

社会分工是产生社会分层的基本原因。只要存在社会分工,就必然会出现社会分层现象。过去一谈到社会分层,人们常常以为它仅仅是社会的负面因素,近一段时期也有人提出警告:中国的社会分层出现了问题。比如财富集中化的程度比以前有了较大的上升,城乡分化和区域之间的分化问题增多,低收入群体和社会保障体系有脱节现象。甚至有人据此认为社会分层弊大于利。其实分层也有积极的方面,社会从传统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过渡就是从分层开始的。水如果没有落差就不会流动,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在改革初期,为什么邓小平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分层究竟如何认识,我们不要仅仅看到消极的因素,也应该看到积极因素,要辩证地看待新其时出现的社会分层,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解释社会发展的动因。

在引起社会分层的原因中,或者说具体影响人们地位的上升、下降或收入上升、下降的因素,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一个人后天努力的因素,或者说是凭个人本领的因素。另一类,是非个人努力的因素或先天的因素,比如,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再比如一个人的出生户籍也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对于我国最近的一些数据的分析发现,在影响地位和收入变化的因素中,个人本领的作用明显上升了,非个人努力的因素作用下降了,这是非常重要的积极因素。因为,后天努力的作用大了,会引导人们增强个人本领或重视个人的实干,这显然会促进经济效率和社会活力。但是,由于特殊的国情,目前对个人努力有重要影响的诸多因素仍无法得以根本改变。比方说,遗产的继承问题。财富通过几代的积累以后,将呈几何级数递增,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原因。遗产税的征收有利于缩小个人收入差距,防止贫富两极分化。中国仍无法征收遗产税,而西方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征收遗产税,最高可达90%。松夏幸之助是日本经营之神,27亿美元遗产到他儿子那里被拿走90%,到他孙子再拿走90%,最后只剩下8000多万。国家拿走这么多钱,用于社会保障,这不仅限制了继承遗产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扩大,而且有利于鼓励个人努力,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社会分层把社会分成各个利益群体,正确地处理各利益群体的关系,对推动改革是很有意义的,一项政策出台之前,先要分析一下,这个政策是对哪个群体有利的,对哪个群体不利,应选择对多数人有利的政策。改革之所以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给大多数人带来了利益。在制定政策时,如果能考虑到人群是利益群体,让他们在政策引导下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改革的进程。比如,政府机构改革中,要考虑到政府工作人员也是利益群体,如果让他们离开政府机关能获得更大利益,他们就容易离开,政府机构的调整就容易进行下去。

社会分层还有另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分层和流动,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同时,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社会分层的体制有着不同的开放程度,开放程度大的,流动率就高。流动对于分层结构是很有意义的。人群占有资源不同导致了分层,有适当的分层和差距,才能促进效率的提高,但差距过大,造成两极分化,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竞争的公平,因此,就要强调社会流动,以流动保证公平。美国是世界上流动率比较高的国家,社会给人造成的流动余地是比较大的,一个人可以从大学生一下子变成亿万富翁,象比尔·盖茨,高流动率促进了公平的竞争,在全社会提高了效率。中国在古代搞科举制度,是把教育作为流动渠道,这是很优秀的制度,因而中国当时能超过其它国家。近儿百年,中国社会的流动率仍非常高,但这是阶级被打碎的流动率,而不是规范制度下的流动率。我们的社会没有制度化的分层体系,没有规则化的公平竞争,因而高流动率没有带来高效率。近几个来,制度化的流动有点规范化了,我们还应努力建立规范的流动制度,这个流动制度可以选择教育作为流动的渠道,教育的普及是保证社会公平的重要措施。布迪厄做的市场研究指出,欧洲的教育制度乃是社会再生产的机器,上层家庭的子女比较容易地受到好的教育,而好的教育又能使人获得比较好的地位,教育的差异与社会阶层的差异有相关性,在我国要保证教育的普及,第一要扩大对教育的投资,取消对教育的限制;第二要降低教育费用,使全社会都能机会均等地通过教育实现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