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扬

摘要: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战争是失败的战争,革命者血的教训,使我们党懂得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关键词:战争 军事教条主义 武装斗争极端重要 人民战争

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其特殊的地方在于它的手段特殊而已,可以说,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不可想象的。列宁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是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可以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武装斗争极端重要。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毛选》第2版,第2卷,645页)。”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特征。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无民族独立,内无民主权利,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这是中国特殊国情和革命经验使然。

回顾历史,可谓吃一堑,长一智。

北伐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有叶挺独立团了,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是还未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发动的“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715”反革命政变等。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对共产党及革命人民残酷镇压,革命者的鲜血,使共产党人懂得了军队及其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最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忽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放弃对于农民群众的领导权,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幻想以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让步政策来维持国共合作局面。当然,大革命的失败,正如陈独秀同好友王独清说:“斯大林派本身在中国革命方面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所以,把过错推到我和中国党身上是不公平的”。1927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八一”南昌起义,人民军队光荣诞生了,也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接着,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之后又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班设小组,连设支部,营团设党委,在部队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1929年,古田会议中,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军事领导政治”和“司令部对外”的错误观点,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各项措施和制度。长征途中,发生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右倾退却逃跑主义错误,性质极其恶劣,且教训深刻。1938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时强调:“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选》,第2卷,547页。)

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王明、博古的军事教条主义错误非常严重。他们否认红军的游击性,提倡所谓的“红军的正规化”,在1931年~1933年是打大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到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转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防御路线和拼命主义,在1934年冬后的长征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

1934年,蒋介石吸取了前几次轻敌冒进的教训,接受了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实行稳扎稳打,碉堡推进,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面对敌情,中共军事顾问李德肩负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完整的重任,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寸土必争,分兵把守,处处设防,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积小胜为大胜。他的论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30多个县,10多万军队,是一个国家呀!作为国家的军队就是正规军,就该打正规战。例如,在广昌和高虎垴,摆开架势,指挥数万将士要与国民党军“决战”。李德对付不了碉堡政策,节节败退,最后幻想以死拼来保卫红都瑞金,仅这两仗损失红军近万人。博古和李德看到难以坚守,报请莫斯科实行战略转移。可他们再度犯了兵家大忌,竟然搞成了集体大搬家。1934年10月中旬,红军从瑞金等地出发后,李德等人强令部队采取“甬道式”搬家方式,一、三军团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两翼掩护,五军团后卫压阵,中间是军委总部和中央纵队,其间还有各种“坛坛罐罐”,负担笨重,行动迟缓,加之敌人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只能消极避战,好不容易突破敌人的四道防线,部队处处挨打,损失惨重。特别是湘江一役,战斗十分惨烈,损失过半,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八万多人马,所剩三万多人。李德指挥打仗的错误是全凭地图,至于地图准确否,部队吃上饭不,休息充足否,他全不考虑这些。这种纸上谈兵、军事教条主义的打仗,焉能不败。

周恩来后来慨括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中明确指出:“战略上分兵以便敌人消耗,集中以便敌人消灭,短促突击以逼敌人碉堡靠近,堡垒防御以暴露自己的兵力”。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在危难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生死攸关的会议。四渡赤水之战堪称毛泽东同志得意之作。一渡赤水,土城之战,毛果断决定改变原行动方向,轻装渡水西进。二渡赤水,歼灭与击溃薛岳、王家烈的四个多师,俘虏三千余人。三渡、四渡赤水,跳出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是红军在战略转移中从被动转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红军忽南忽北,忽东忽西,这种“示形”战法,毛泽东用之真如神,堪称长征史上运动战之典范。这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可以说在实践上和“左”倾军事教条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还可以这么说从实践上批驳了左倾军事机械论,揭示了战争的真谛。

王明在抗战初期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方针。尤其军事上反对洛川会议通过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武汉期间,使武汉长江局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反对延安用书记处名义,对延安和华北下命令,形成“独立自主局面”。王明不懂得游击战争除了有战术性外还具有战略性。

周恩来同志后来回顾了党的历史说:中国党的教条宗派最早是彭述之的洋教条和陈独秀的土教条。王明教条,马列主义外衣更完备,加之“国际”帽子,又有米夫为后台,就这样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他对王明路线的本质的分析是这样的: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对形势估计上,是速胜论、外援论;战略思想是外援论、唯武器论;统战工作上是投降主义,中心是放弃领导权,取消阶级教育和党的独立宣言;在党的关系上,把党作为私人的工具,取消党的领导,与延安中央闹独立性,准备使“武汉中央化”。概括起来就是:“抗战中的机会主义,统战中的投降主义,党的问题上的取消主义,故本质上是较老陈独秀主义坏得多了”。

朱德总司令总结了二十多年来党领导革命的历程,指出王明路线错误的实质是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细说是不要政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我们的力量;对党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来指挥中央,党内关系采取一打一拉手段,形成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的特点。朱德同志还指出了王明与陈独秀路线的相同点。第一,都不要革命的领导权,甘愿让给资产阶级;第二,不要武装力量,幻想革命成功,是空想;第三,看不起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认为资产阶级力量强大;第四,忽视游击战争,陈独秀还骂红军是土匪;第五,怕统一战线破裂,打烂家当。其实资产阶级有家当,而无产阶级没有,怕打烂就会产生投降心里。其不同点,朱德同志认为,王明打着国际招牌,穿着马列主义外衣,把人吓着了,而陈独秀主义是反共产国际的。

归结起来,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我军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军队,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积极防御,把阵地战、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把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先打弱敌、连续作战、有备而战相结合。总之,只有实行一系列的人民战争路线,才能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无敌于天下。

参考文献:

《毛泽东选集》

《周恩来选集》

《朱德选集》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王稼祥选集》